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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善后
二二八事件是横亘在台湾官与民、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一道心结。六十年来，由于复杂的因素，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摆脱不了现实政治的影响。论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大量的学术着作及文章往往只强调军事镇压的一面，而政治安抚的一面却视而不见。事实上，白崇禧为妥善处理二二八事件，化解省籍冲突，做出了重要努力，台湾有学者曾专文探讨，惜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迄今，国民党政权处置二二八事件的档案已基本公开。由此，笔者根据大量档案资料，探讨白崇禧处理二二八事件的经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解决做一述评。
一、受命赴台宣慰
陈仪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拟定接管计划，培训人才。限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国民政府对台湾接收十分仓促，陈仪勉为其难，力图使被战争破坏了的台湾起死回生。他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推行统制经济，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其种种举措与台籍精英发生矛盾，引起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不满。在直选县市长、发展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与台籍精英冲突迭起。各种社会矛盾未能调解，反而扩大，台湾社会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加上军警力量薄弱，通货膨胀，人民燥动不安。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警员在台北市取缔小贩，引发冲突。次日，民众请愿示威，发展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
二二七缉私血案不过是偶发的官民冲突事件，引爆了台湾战后接收与重建的种种矛盾。台籍精英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大纲三十二条，要求改革省政，立即直选县市长，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二二八事件的中心是台北市，波及全台各县市，民众广泛参与。领导阶层是各地的士绅。在台北市，斗争以官民协商谈判为主。台中、嘉义等市的民众，为声援台北民众的抗争，攻打军政机关。青年学生、闲散人员参加了这些战斗，其中混杂了一些台籍日军退伍兵。陈仪认为，二二八事件不是省政改革，完全是一场有组织的暴动，意在推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悉二二八事件，蒋介石知事态严重。虽不清楚事件原委，蒋介石凭经验，即判定其为暴乱，要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台湾局势突然失控，陈仪把责任推给台籍士绅和奸党煽动。中统局、军统局、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看法较为客观，向蒋介石痛陈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深层原因，请求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善后办法，派大员赴台，宣布德意，化解民怨。
3月6日，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密电蒋介石，指出“台北民众暴动，实缘省署施政有失，民心积怨所致”，恳求“速决治台方针，简派大员来台处理，以免事件扩大，贻笑外人。”[2]7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飞赴南京。晚6时，蒋介石在官邸召见李翼中。李翼中详析二二八事件原委，直陈长官公署体制的病症及大陆公务员低劣的政治，引起台胞痛恨。8日12时，李翼中见蒋介石，交上草拟报告，留用中餐，询问台事。9日，蒋介石接见国防部长白崇禧，派他赴台湾宣慰，令其依照昨日国务会议议决“对台湾事件之处理原则”，研拟具体办法呈核。[3]白崇禧随即于官邸接见李翼中，询问台情。
李翼中留在南京，草拟办法，白崇禧、陈立夫核议并补充，拟定《处理台湾事件办法》，基本原则是：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类似之组织，应即自行宣告结束；地方政治常态应立即恢复，其参与此项事件有关之人员，除共党煽动暴动者外，概不追究。办法要点是：1、改台湾省长官公署制度为省政府制度，其组织与各省同，但得依实际需要，增设厅处或局。2、台湾警备总司令以不由省政府主席兼任为原则。3、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局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4、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4]
白崇禧、陈立夫、李翼中反对武力镇压，应由中央大员宣慰。处理办法的内容与台胞省政改革的主旨相近，完全可以满足台籍精英的基本要求。“台湾省主席人选，请主席先行决定”的建议，暗示蒋介石先撤换陈仪。如果照此办理，二二八事件完全可以和平收场，皆大欢喜。蒋介石批示：“交行政院，照此原则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可也并报告国防会议。”[5]
蒋介石对这种和平宽大的处置方式不置可否，关键在于先派兵镇压还是先派大员宣慰。台籍精英请求直选县市长，告诫蒋介石不可对台用兵，以免引起国际干涉。美国驻华大使旁敲侧击。关于台湾地位，美英等国坚持要等到对日和会的总解决。蒋介石以其几十年的军政生涯，坚信只有先弥平台变，稳固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政权，然后答应台籍士绅改革省政的要求，方是上策。如果现在立即撤换陈仪，蒋介石觉得不妥。
10日，蒋介石在中枢纪念周宣布处置方针。蒋介石明知台胞的省政改革诉求，却据陈仪密函，称台籍日本兵中有共产党。派兵镇压二二八事件，并非因台籍精英的撤销警总等要求，但是，台籍精英的这些要求，增强了蒋介石派兵的念头，并以此为口实。台籍退伍兵等攻打军政机关，动摇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这才是蒋介石调兵镇压的根本原因。同时，他准备派大员宣慰，采取宽大方针，使台籍士绅对中央抱有期待。蒋介石对二二八事件采取了先军事镇压、后政治安抚的两手策略。派兵赴台是“维持当地治安”，要求“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但既然决定以武力来平息事态，是用军事解决，而非政治解决、司法解决，流血不可避免。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负有决策错误的责任。
陈仪的缓兵之计争取了充足的时间，控制港口、机场、铁路、公路，稳住台北、高雄，形成南北夹击之势。9日，国军21师陆续在基隆登陆，立即大开杀戒，将各地处委会的一些领导人物秘密处死，使得民众群龙无首。参加抗争的台籍日军退伍兵无明确政治目标，不过是发泄私愤，面对大兵压境，一哄而散。台湾无战略纵深，退往山地的民军很决便被各个击破。
二、允诺改革省政
光复一年半来，岛内外台胞多次呼吁改革台湾省政，蒋介石未予认真考虑，倚重陈仪治台。直到二二八事件突然爆发，广大台胞自发起来，要求省政改革，长官公署统治几乎不保，蒋介石才高度重视。这是中央集权政府对下层民意的惯常反应方式。
3月11日，国民政府宣布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宣慰。陈仪悉此事，不赞同白崇禧立即赴台，当夜致函白崇禧：“关于改组省政府及民选县市长等问题，原宣布须请示中央核定，一俟廿一师全师到达，秩序大致恢复，随即电请大驾莅临，宣达德意。”[6]12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致函白崇禧，分析事件原因：“（一）奸党阴谋策动。（二）日地下人员之从中动员。（三）日人时代御用绅士乘机争权夺利。（四）流氓浪人乘火打劫。（五）由内地遣回之浪人及士兵寻仇报复。”[7]陈仪、柯远芬强调奸党、民意代表、社会闲散人员等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用，反对白崇禧立即赴台宣慰。如果白崇禧于3月11日赴台，一大批台籍精英本可以获救。
国军迅速控制台湾全境，蒋介石才让白崇禧动身。17日，他向台胞广播，宣示处理台变方针：“为免事态扩大，致为野心者所乘，兹特派国防部白部长崇禧代表来台，妥善处理，期于确保国家立场，及采纳台胞真正民意原则下，谋合理之解决，爰将中央处理台省事件之方案，向我全台胞揭橥数端。”[8]
随后，国防部发布文告，照录了蒋介石的处理原则，要点是：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为台湾省政府制度，其组织与各省同，并得依实际需要，增设厅处或局等机构；台省各县市长提前民选；台湾警备司令以不由省主席兼任为原则；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局长，以尽先选用本省人士为原则；民营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现行之经济制度及一般政策，其与国民政府颁行之法令相抵触者，应予分别修正或废止；台省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类似之不合法组织，应立即自行宣告结束；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煽惑暴动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9]表示“上面这些原则，是经过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的”。该处理原则取材于李翼中等人草拟的《处理台湾事件办法》，尽量满足台籍精英提出的省政改革要求，争取他们的内向。此时，许多处委会的领导人已被杀，何来“一律从宽免究”？该文告没有表明要撤换陈仪。
蒋介石派国防部长而非内政部长或其他部会的首长任大员，赴台宣慰，着眼于台湾为交战区域，白崇禧以其国防部长身份，可以指挥驻台三军。白崇禧宣慰首求安定，次谋善后。17日，白崇禧一行飞抵台北。
为了让台胞尽快了解中央政府处置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方针，17日晚6时30分，白崇禧向台胞广播，“在政治制度上，决将现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各县市长可以定期民选，各级政府人员以先选用台省贤能为原则。在人事上不分畛域，一律平等待遇。在经济上极力奖励民营企业，发展国民经济，至于此次与事变有关之人民，除共党分子煽惑暴动，图谋不轨者，决予惩办外，其余一律从宽免究。”[10]夜，白崇禧电告蒋介石：“职筱午抵台北，已与陈长官公侠先生晤谈，藉悉全台秩序大致恢复，尚有少数奸党与武装暴徒合流，刻正追剿。”[11]
训导赴台部队乃白崇禧的权责。18日10时30分，白崇禧赴台湾警备总部，对该部暨驻台陆海空军官兵训话，表示“此次台湾发生不幸事变，赖陈长官迅速处置，在台陆、海、空军以少数兵力，对机场勤务、要塞、仓库之守护、治安之维持，确已尽忠职。待增调国军抵台，始于短期内，将变乱大致平定。”他“对此次事变伤亡官兵及深明大义、富于国家、民族观念之台胞”，予以赞赏，勉励他们“应发扬民族精神，为台胞前导，使实现国父民族主义”，“四万万五千万中华民族团结一致。”要求“官兵应严守纪律”，不得滋事扰民。[12]白崇禧肯定了陈仪等人守台保台的作用，嘉慰驻台官兵。鉴于台湾局势趋稳，白崇禧致电蒋介石，“台湾暴徒及少数奸匪，现约二千人左右，散往各处，刘师及宪兵并要塞守兵已足用，二零五师可免调，以便应付他方缓急。”[13]
19日中午，白崇禧的随员马崇六、何孝元、安舜等7人，乘国防部专机飞抵台北，带有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10万份，用飞机散发全岛，使台胞了解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原则。
二二八事件不是台胞要自外于祖国，不是要反对南京国民政府，而是要实现省政改革，是反对陈仪在台湾的劣政。中央政府对妥善处理二二八事件负有责任。台籍精英期待中央大员到来，为他们伸张正义，答应他们的要求。蒋介石在派兵镇压的同时，对广大台胞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注重安抚。对白崇禧宣慰，民意代表多表感谢。20日，台湾省参议员黄朝琴、殷占魁、李崇礼、黄纯青、李友三、刘阔才、林为恭，国民参政员林献堂、罗万伡、林忠、吴鸿森，国大代表黄国书、连震东、李万居、纪秋水、洪火炼、吴国信等人致电蒋介石：“此次台北缉私事件原可早日解决，讵料少数奸党乘机煽惑，致暴徒越轨范围扩大，全省善良同胞莫不引为遗憾。同人等身为人民代表，领导无方，抱愧尤深，幸蒙钧座垂念台湾初复，民心未定，简派白部长莅台宣慰，并昭示处理此次事件之基本原则，仰见德威昭着，全省台胞同深感激，除已将详情面呈白部长外，特代表六百五十万台胞谨电致谢。”[14]
三、视察全岛治安
自二二八事件爆发以来，海内外舆论密集报道。上海、南京等地的传媒纷纷谴责陈仪，国民党一些高层官员主张要对陈仪绳之以法，甚至有人建议枪毙陈仪，以谢天下。要正确处理二二八事件，必须了解实际情况，而不能轻信报刊舆论、一面之词。白崇禧第一次踏上宝岛，当务之急是体察下情。
3月19日9时半，白崇禧由柯远芬及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陪同，赴基隆视察，10时抵基隆要塞司令部。白崇禧听取史宏熹、石延汉市长的报告，视察要塞及基隆市政府，接见基隆市参议会议长黄树水、参议员叶松涛及国大代表纪秋水。黄树水表示：“此次不幸事件发生，多谢蒋主席之关切及白部长之辛劳来台宣叱，基隆方面，以史司令、石市长之处置得法，幸无大乱，公务人员亦未有致死者。”
下午2时，白崇禧向基隆要塞司令部全体官兵训话，对全体士兵临危不惧，“尽忠职守，深以为慰。”他勉励官兵严守纪律，彻底与民合作，努力充实自身的学术及修养，使民间了解军队为人民的武力、国家的威权，认识中国军人的人格。他最后以岳飞的“饿掳冻，死不折”赠官兵，叮咛切不可以怨报怨，否则怨怨相报，将终无宁日。[15]
返回台北，20日下午3时，白崇禧对台北市各机关人员训话，指出“‘二二八’事件，系受共党及少数本省暴徒乘国军他调煽动暴发，幸经陈长官敏捷及镇静处理，社会秩序即告恢复。关于此次事件主动之共党及暴徒决从严惩办。”强调“台湾为我国国防重镇，中国不能分离台湾，台湾更不能离开中国。”[16]
21日，白崇禧一行30余人乘国防部专机飞屏东。自高雄到台中，沿途经过台南、嘉义等县市，接见各地方机关首长、民意代表、各界人士，听取报告，并代表蒋介石面达宣慰。白崇禧对郑成功的史迹极感兴趣，在台北博物馆参观了很久，到台南谒郑成功祠，撰联留赠：“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17]表达了对郑成功的敬仰之情。
几日行程，白崇禧有了切身感受。关于台湾善后的具体举措，白崇禧电告蒋介石，认为“此次台变内容并不单纯，共党暴徒操纵煽动，蔓延既广，被害复大。目下对被劫之多数械弹，与共党凶犯之窜匿，正待加紧追缴，清剿一切，善后尚须审慎处理。”建议“对台事决定最好待职宣慰工作整个完成，报请钧裁较为适当。”“近阅报载国内台籍各团体、人民代表，仅凭风说，提出种种要求，尚恳钧座勿轻许诺，以免增加善后困难。”[18]蒋介石批示：“复准待宣慰工作完成，报告到后，再定办法。现并未有任何之许诺，陈长官查办案亦已打消，勿念。”[19]
24日，白崇禧由台电公司协理柳德玉陪同，游览日月潭。白崇禧关心原住民的生活，要求台电为该地装置电灯，嘱台中县政府尽力改善山地教育与卫生设备。中午，他在涵碧楼接见台中县新高区信义乡长柯桂枝，及高山同胞代表全万盛等50余人，表示“此次台湾事件，高山同胞深明大义，大部份均未参加，台东高山同胞且能协助政府维持治安，至表欣慰。中央对高山同胞极为重视，此后，盼加紧学习国文，广求知识，共同努力建设新台湾。”白崇禧以他们远道前来，发台币5万元作为餐车费。[20]日月潭的“大观”和“钜工”两发电所，乃台湾工业动力的中心。台籍员工在事件期间，深明大义，保护发电工程设备，照常发电，全省电灯未停。白崇禧至“大观”发电所巡视，与员工合影，题赠“认识宇宙，主宰宇宙，研究自然，利用自然”，以志纪念。[21]
25日上午，白崇禧一行离开日月潭，车抵水里坑，台中县参议员蔡铁农率民众、学生到站欢送。下午2时，抵新竹市宣慰，白崇禧听取陈贞彬市长的报告，与各团体、民意代表谈话，勉励他们协助军队绥靖地方，恢复社会安宁。4时，至桃园，视察新竹县城。5时继续北行，6时返抵台北。
白崇禧视察基隆、高雄、屏东、台南、台中、彰化、新竹各县市，前后5天，与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交换意见，获取对二二八事件的感性认识，研拟善后具体方针。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详陈事件原委：“密查此次台湾事变之远因，乃由台胞青年过去受日本五十余年狭隘偏激教育影响，致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薄弱。其近因即抗战胜利后，中共假言论自由之名，恣意诋毁本党及政府军队，台省一般不正确之报章舆论，亦同出一辙，酝酿既久，台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机操纵，伺机爆发，故最近以台专卖局缉私事件，藉题发挥，因少数共党份子及日军投降后，自海南岛遣回之台籍退伍军人与地方莠民勾结，煽惑叛乱，台省青年学生妄动盲从。……台湾事变系野心者有计划的暴动，希图夺取政权，非少数奸党所能全面鼓惑，不过利用台人排外心理，推波助澜而已。今后治台方针与职在京所拟者确有修改之必要，请俟视察完毕，与陈长官详商再提具体方案，以供采纳。”[22]
白崇禧强调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在日本的反动教育、中共的宣传、台省的舆论、民意代表的介入，显然受到陈仪等人的影响。但他不认为共产党发挥了主要作用，对自己在南京拟定的处理方针，深感有修改的必要。
26日上午，白崇禧在台北宾馆接见省参议会黄朝琴等5人，听取意见，接见国大代表郑品聪、南志信及台东高山胞总头目马智礼。下午2时，召集冷欣、吴石、马崇六、何孝元、赵援等随员开会；4时，与陈仪举行会议，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及各处长参加。[23]
四、晓谕台胞善后措施
通过实地调查探访，白崇禧对二二八事件有了初步认识，对个别台胞盲目排外的行为不能认可。27日上午10时，白崇禧由教育处长范寿康、台大校长陆志鸿陪同，前往台大法商学院广场，对台北各校教职员、学生约6000人训话，对事件中附从的青年学生不予追究，指责“殴打公教人员及眷属，种种残忍行为，惨不忍闻，此实有过于满清义和团盲目打外国人不智行为。”为陈仪的人事政策辩解，因日据50年，“致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都交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校长都是日本人，各军政要职中本省人并不在少数。”他认为，“即如‘二二八’处委会中均系无政治眼光无智无能力的一群，其中实无一人可以办领导政治工作的，即中央要派来台之公务人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委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对于参加事件的青年学生，白崇禧保证政府不究既往，“惟各家长今后应严加管束，各青年学生希望迅速复课读书，各宪兵当不再逮捕学生。”[24]
台大学生叶嘉猷及台北女子师范学生郭月蟾等，向白崇禧致答辞，“希望政府设法打破这些隔阂，尽速实现政治改革方案，并请政府保送大批学生前往内地读书，俾使文化及感情迅速沟通。”“中央之宽大政策，极为感激！只须不予追究，现尚逃匿山野之青年学生，即可迅速返校。”[25]
中午，白崇禧与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及监察委员何汉文共进午餐，交换意见。双方对二二八事件的观察及善后意见颇近。[26]
下午3时，白崇禧、冷欣、吴石等，由民政处长周一鹗陪同，往圆山祭忠烈祠。赴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省立医院、铁路医院及陆军医院慰问受伤的官兵、公教人员及台北市民。白崇禧发给官兵犒赏费，官台币1万元、兵5000元，赠送罐头给公教人员及市民。他嘱周一鹗，尽快拨款救济罹难的公教人员及市民。[27]
经过一番南北视察及宣慰，白崇禧成竹在胸。晚8时，白崇禧在台湾广播电台，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报告事件真相，“此乃由于台胞受了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日人施行偏狭的恶性教育，歪曲宣传中国政府、人民及军队的不良，使台胞轻视祖国和祖国的人民及军队，发生深刻恶感。”“台湾少数共产党及野心家，亦同时在台造谣惑众，利用缉私案件，掀起二二八事变的暴动大风潮。”“其企图，直欲推翻政府，夺取政权；而其行动，亦极偏狭残忍，内地来台帮助台湾建设，及教育台湾子弟的公教人员及其眷属，被暴徒击毙、击伤者，在千人以上。”“至于，中央政府今后治台方针，正在拟定合于台湾民众的要求的妥善方案。大致在政治方面，拟将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改为省政府制度，惟为配合实际需要起见，将增设若干厅、处，省政府各厅、处人员，并将尽先选用当地合格优秀之人士；在经济方面，拟积极整顿公营事业，扶助民营事业；在教育方面，当加强国语、国文，积极传播祖国传统的道德和文化，一面更彻底铲除日本教育之余毒，务使台湾与祖国密切连结，增进台胞与全国同胞的情感。”[28]
28日上午10时，白崇禧在中山堂召集省参议员、台北市、县参议员、市政府职员等地方干部1000余人训话，阐述二二八事件善后的具体办法，“对于一般被胁迫盲从的青年学生，希望从速觉悟，回校上课，由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当不究既往。”“按照军法，对此暴动内乱分子，本当处以极刑，但中央为宽大处理，即予严正审讯，除首要主犯以惩办，以振纲纪外，其情节较轻者，即准具保开释。”他认为，“如二二八事变处理委员会所提三十二条，要军队、要塞缴械，更要接收政府机关”，“充分表现幼稚、无常识、不度德、不量力。”他相信，台湾大多数父老同胞都是深明大义的，“这种罪恶，绝不能加在整个六百多万台胞身上。”他判定，“此次事变，就是少数共党野心家，妄想夺取政权，绝不是单纯的不满现状而采取暴动。”
今后治理台湾的措施，兹再说明几点：
一、尽量培植、登用台省人才。台湾在过去日本统治五十多年中，台胞青年受高等教育的，只占十分之一，并只准学习农科、医科，不准学政治，更不准养成高级统治人才。大家知道，台湾以往在日本高压下，无论大、中、小学校长都由日人充任，凡是有一个‘长’字的单位首长，绝无台湾人充任的。光复后，中央和台湾行政当局，无不选贤任能，尽量扶植台湾人才，进一步希望由台湾人，自己来治理台湾的事。
二、经济政策。自日本投降后，中央接收日本在台湾一切重工业，规定应归国营，其他轻工业当尽量由台胞接办，但应顾及多数台胞利益，不许少数资本家所操纵为原则。
三、贸易局、专卖局存废问题。台省行政经费预算总数为四十亿，专卖及贸易局收入约占二分之一，如废除此项制度后，势必另须增税，当广泛征集台胞意见，顾及台胞利益及事实原则下，审慎决定办法。
四、台湾土地问题，亦为经济上之一重要问题。台省公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七十，公有土地可耕种者占三分之一，按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公有土地放租办法，尽量分配有耕种能力者耕种，以救济失业台胞而增加自耕农利益，减轻地主剥削。
五、教育问题。台胞过去受日本五十多年狭隘、偏激教育，积重难改。现在要改变为祖国的教育，必须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发展中等与高等教育，至少必须五年始可得到转变。当向中央建议，多选派内地师资来台担任教育，同时，选送台胞学生赴国内求学，促进文化交流。不过，此次事变中，内地来台教职员有受暴徒横加侮辱，饱受威胁，因此，多不能安心，希望台省父老应予以安慰及保障。
白崇禧劝告台籍精英，“应有远大的眼光有胸襟。尤其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众多人口、一千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广大土地、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实具有立国的优越条件，希望大家协力同心，来共同建设新台湾、建设新中国。”[29]
白崇禧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向台籍精英宣示改革台湾省政的具体政策，对被捕人犯采取宽大方针，把极少数主事者与六百多万台胞分开来。他改变了过去的一些看法，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反政府活动，一些民意代表头脑发热。改革省政，他显得较为务实，特别是专卖局、贸易局的处置，不再强调废除，而是集思广议，找出稳妥之策。台籍青年的教育问题，他特别强调，以增强他们对内地的了解。
台湾的防务仍显空虚。白崇禧电告蒋介石，“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等，镇压最为得力。”他强调，“惟要塞编制一再缩小，难达任务。经职视察，认为必须将要塞编制调整，充实兵力，应以维持基隆、高雄官兵各六千人，马公三千八百人为标准，其中须有守备一总队（步兵三大队），工兵一营（马公可仅设一连），侦测一队（雷达为主）。如是加强国防实力，以应不时之急。”蒋介石批示，“似可照准”。[30]
白崇禧宣慰期间，仍有一些台胞被杀。叶秀峰密报蒋介石：“自白部长莅台宣慰，并揭示处理事变四原则后，台民极为感戴。惟陈长官善后处置仍采高压政策，几稍涉事变嫌疑者每加毒杀，被害者已有四五十人，对青年学生妄杀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会益形不安。因之奸党暴徒裹胁青年学生逃避山间蕃地，聚集武器粮食，伺机蠢动，隐忧堪虞。”[31]
传闻台胞被杀数以万计，为制止滥杀无辜，28日下午3时，白崇禧召集柯远芬、张慕陶等开会，指示：“（一）现所拘捕关于‘二二八’事件之人犯，从速依法审判；（二）今后拘捕人犯，必须公开依照规定手续为之；（三）除台省警备总部以外，其他机关一律不得发令逮捕人犯；（四）凡曾参加暴动之青年学生，准予复学，并准免缴特别保证书及照片，只须由其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即予免究。”[32]
31日，何孝元、彭孟缉、林秀栾、张慕陶等研拟实施白崇禧指示的具体办法，决议在押人犯依四种情形处理：（一）暴动首要分子从严处置，附和者斟酌从宽处理；（二）共产分子愿自新者可施予感化教育；（三）流氓如未参加暴动，可施予感化教育；（四）学生予以减刑，盲从附和者一律予以保释。警总通令各部队机关，非有其命令不得逮捕人犯；有须紧急逮捕者，应随时呈报。[33]经白崇禧的阻拦，台湾的暗杀之风渐渐止住，人犯依司法审讯，一大批民众得以保全生命。
经白崇禧的宣慰，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对参加二二八事件的青年学生一律免于追究，对在押的约4000名参与暴动人员全部释放，对在押或遭通缉的领导人物免于刑事处罚或减刑，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总计在二二八事件中，台胞死伤约2400人，大陆军公教人员死伤约1400人。
4月2日，白崇禧飞返南京，7日在中枢纪念周报告二二八事件经过及善后措施。
五、提出治标治本之策
二二八事件不同于对异族的反抗，不是阶级革命，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的一种宣泄。不满和失望的累积，就是怨尤，怨尤到了一定程度，就象水库的储水过量时，必须泄洪，镇压等于临时筑堤，虽可治标于一时，却非治本之道。如果以此治水，必将穷于应付，有违祖先“堵不如疏”的遗训。二二八属爆发性、冲动性的社会事件，与内地的大小民变相互激荡，构成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巨大压力。一道海峡，将台湾与内地的战乱隔开。对于广大台胞的怒吼，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反躬自省，从死难者的血迹里，寻找疗伤止痛的良方。
白崇禧回南京后，整理各方意见，4月14日，送蒋介石台政改进意见。行政方面，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可即改组为省政府，并增加省委名额（拟增为十五人），并酌增必要厅处；二、各厅处可增设副主官，选用台省人士，培养其行政能力，各县市亦可同样办理；各县市长民选于暴徒尚未肃清、地方秩序未完全恢复前，可暂缓议。
经济方面，于三年内在经济上中央似应扶助台湾，而不取给台湾，方可收揽人心；从速将台省公有土地放租，又不必保留之飞机场二十五处，亦可同时放租；专卖制度过去经理欠善，可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拟即撤消，改为类似物资供应局机构，仅统一管理省营工业成品外销或机器原料之采购；调整台币与法币之比率；极力减少公营企业之范围（省营公司共有二十二所），轻工业尽量开放，奖励民营，规定台人有优先承购或承租权，以裕民生。
教育方面，积极推进“台胞祖国化”之教育；应请由教育部拟定培养台湾师资之计划，奖励内地师资赴台任教；大量选派台湾高中毕业生入国立各专科及大学，以吸收祖国文化；普及国语运动。
军宪警方面，从速确定台湾军民分治，驻台国军经常以一个整编师为宜；台湾省可成立保安团一至二团，各县市则按需要分别成立保安警察队；驻台宪兵须经常保持一至两个团，并充实其武器。
还有，台湾党团组织训练应力谋加强；台湾之铁路（糖厂、矿厂之铁道线除外）、港湾（高雄、基隆等处通国际航线之港湾）及通信等应即一律改由国营；台省敌糖十五万吨，似可将未售出之半数，约值国币壹千亿元拨给台糖公司，俾能安定台省金融；奖励台民与其他各省人民通婚，以融合民族之大一统，并随时组织参观团，互相观摩，以消释一切隔阂。[34]蒋介石批示“所拟皆可。”[35]
白崇禧等人坚决主张撤废长官公署，建立与内地各省相似的省政府，吸纳台籍精英，扩大执政基础，并提出具体操作方案。主张撤除专卖局、贸易局，发展民营经济，给台籍资本家以出路。土地问题关系到能否稳固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白崇禧等人建议从速将台省公有土地放租，获取广大农民支持。台湾既然回到祖国，台胞是中国人，就应该会说国语，会写汉字，接受中华的传统文化。白崇禧等人在加速台湾中国化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为了让台胞了解祖国，他们主张应加强台湾与内地的联系。为了确保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白崇禧等人敦促蒋介石，改善台湾防卫，驻扎重兵，加强训练。县市长直选一项，白崇禧等人则认为，应予缓行，待台湾安定，条件成熟后，方可实行。这与先前的宣示不同。
白崇禧的治标治本之策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台湾人民的要求，认为长官公署制度和统制经济有改变必要，可见国民党高层已认识到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与其对台政策失当相关，必须加以调整改进。总之，要想挽回人心，必须在政治上依靠广大台胞，在经济上尊重台胞的利益，文化教育上加强双方的沟通，在军事上巩固台湾的国防力量。
对于二二八事件处理过程中，部分国军士兵滥杀无辜的行为，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查现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份处事操切，滥用职权，对此次事变举措尤多失当，且赋性刚愎，不知悛改，拟请予以撤职处分，以示惩戒，而平民忿。”蒋介石批示：“应先调回候审”。[36]柯远芬被押解回南京，承担镇压台胞的责任。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在光复初期追求省政改革的运动，受到全国高涨的民主运动影响，主要诉求是早日落实台湾地方自治，直选县市长，改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建设自己的家乡。斗争方式主要是协商谈判，要求当局接受，宪警民共同维持地方治安，在中南部一些地区出现武装抗争。从全国范围看，它是战后全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台湾独特的发展历史看，它是日据时期台籍精英要求地方自治的沿续。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自发的爱土爱乡运动，是官民冲突、阶级对立，而非省籍冲突、族群对立。陈仪夸大二二八事件中武装抗争的一面，将其定性为“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陈仪、柯远芬等人不经司法程序，滥捕滥杀，虽可立即平息事态，却给台湾人民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反思其治台政策，答应广大台胞的部分诉求，迫使陈仪引咎辞职，查办镇压台胞的柯远芬，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军政分治，吸纳台籍精英，撤除专卖局、贸易局，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公有土地放租。通过军事上的镇压和政治上的安抚，南京国民政府初步稳住了台湾的局势。但是，国民党政权并没有彻查二二八事件真相，没有给死难者家属一个明确的交待，其缓和民怨的举措十分有限。在高压政治下，广大台胞归于沉默。因台湾再次与大陆疏离，白崇禧等人草拟的许多善后具体措施无法落实，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创伤非但未能抚平，反而进一步扩大，创伤至巨。
白崇禧属桂系人物，与政学系并无大的矛盾冲突。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白崇禧参与拟定善后方略。他临危受命，代表中央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宣慰的任务包括宣示南京国民政府德意、嘉勉大陆军公教人员、安抚广大台胞、查明事件真相、做出权宜处理、提出治台措施。半个月的行程中，白崇禧走遍全台，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宣示宽大为怀的方针，稳定人心，在中央政府与台籍士绅间，加以沟通，对于化解误会、淡化省籍隔阂，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经他的“严禁报复”、“依法审判”、“没有警总命令，不得任意逮捕人犯”，约束军警宪的滥捕滥杀，对人犯的处置由交战区域的任意枪杀改为和平时期的司法解决，许多台胞获救。白崇禧不断提出改革省政意见，关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有独到的见解。虽奉蒋介石之命，可以“全权处理”，白崇禧仍然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不敢擅越职守，多作主张。对陈仪，白崇禧表面尊重，维持行事上的和谐。经白崇禧的宣慰，台胞的损失得以减少。二二八事件不致继续扩大，与白崇禧的努力不可分开。
台籍精英所期盼的中央大员是来查办陈仪，满足他们省政改革的诉求。白崇禧未查办陈仪，对二二八事件的责任，他反而转向接近陈仪的看法。在蒋介石对二二八事件做出基本判断后，作为统治阶级的高层官员，白崇禧不可能站在广大台胞的立场看待二二八事件。他贬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台籍精英的所作所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1]参见陈三井撰《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一届讨论会秘书处编辑《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一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1992年。
[2]《黄朝琴呈蒋主席三月鱼电（大溪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台北，1992年，第89页。
[3]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下），1978年10月，第400页。
[4]《处理台湾事件办法（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30—132页。
[5]《白崇禧呈蒋主席三月十日（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29页。
[6]《陈仪致白崇禧函（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54—155页。
[7]《柯远芬致白崇禧函（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51页。
[8]《蒋主席对台湾民众广播词（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81页。
[9]《国防部布告（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85—188页。
[10]《白崇禧对台湾全省广播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下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676页。
[11]《白崇禧呈蒋主席三月筱电（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92页。
[12]《和平日报》1947年3月20日，林德龙编《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第164—165页。
[13]《白崇禧呈蒋主席三月筱电（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94页。
[14]《台湾省参议会代电》，侯坤宏主编《“国史馆”藏二二八档案史料》（上册），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58页。
[15]《和平日报》1947年3月20日，《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63—164页。
[16]《白崇禧对台北市各机关人员训词》，《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下册），第677—678页。
[17]白克撰：《随白部长宣慰》，王晓波编《二二八事件——台湾人的噩梦》，约1987年，第65页。
[18]《白崇禧呈蒋主席三月二十三日电（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219页。
[19]《蒋介石批示（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219页。
[20]《中央社日月潭二十四日电》，《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75页。
[21]《中央社三月二十六日讯》，《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83页。
[22]《白崇禧呈蒋主席三月养电（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214—218页。
[23]《中央社台北三月二十六日电》，《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85页。
[24]《白崇禧对台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训词》，《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下册），第682页。
[25]《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电》，《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85—186页。
[26]《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电》，《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90页。
[27]《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电》，《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90—191页。
[28]《白崇禧对全国同胞广播词》，《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91—192页。
[29]《白崇禧对台湾省参议员等训词》，《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95—199页。
[30]《白崇禧呈蒋主席三月有电（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220页。
[31]《叶秀峰呈蒋主席三月二十七日情报（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230页。
[32]《中央社台北三月二十八日电》，《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200页。
[33]《处理二二八事件拘捕人犯小组会讨论记录》，《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395—397页。
[34]《白崇禧呈蒋主席四月十四日签呈（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238—244页。
[35]《蒋介石批示（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244页。
[36]《白崇禧呈蒋主席四月十七日签呈（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