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国共内战-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
——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的交往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标志着抗战期间美国政府与中共之间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观察组派驻延安期间，中共高层领导人与观察组成员频繁接触，就双方如何发展关系尤其是如何开展军事合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中共方面还尽最大可能为观察组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观察组成员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真诚的友谊。这本应成为双方全面合作的开端。可是，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对中国形势发展的误判，美国政府对中共领导人表达的合作愿望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与积极回应，特别是赫尔利在调处国共矛盾时从偏袒国民党发展到公开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走向对立。
一、架起沟通的桥梁
对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共方面给予极大的重视。还在1944年3月初，也就是罗斯福总统正在为派遣军事观察组与蒋介石进行紧张交涉的时候，毛泽东已经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得到了有关的消息。6月28日，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电告毛泽东，美国军事人员赴延安一事已经确定，不久即可启程。并说：“美国之积极要求派人常驻延安与华北，不仅是为了今天轰炸的需要，必然还另有目的”，就是要“详细了解我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1]毛泽东当即复电：“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2]次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对接待观察组的工作做了周到的安排。会议决定：对美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专门作出安排，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因观察组名义上是由史迪威的中缅印战区美军总部派出的，所以由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对口接洽。具体的接待工作由新成立的军委外事组负责，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兼任外事组组长，王世英、金城为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还有马海德医生。杨尚昆向外事组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第一，我们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友关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积极帮助他们，又要坚持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凡属于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要坦率地正面解答，不要回避，要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不亢不卑。第二，生活上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但也要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第三，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观察组不是短期的，必然要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交往，广泛接触。要掌握好分寸，教育干部和群众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又应当提醒对方尊重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3]
7月15日，董必武再电中央，报告了美军观察组的组成人员和主要任务：“美观察组头一批九人，定于二十日飞延。包瑞德武官率领医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美军司令部的谢伟思、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及四名军事人员。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他们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希望每月通航一次。”[4]为了保证美军观察组的安全抵达，毛泽东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延安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和各种标记。7月4日美国国庆日那天，《解放日报》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特意发表了社论，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贺。
美军观察组成员是分两批前往延安的。7月22日，由包瑞德上校率领的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共九人乘坐美国空军飞机抵达延安。8月7日，第二批观察组成员卢登等九人飞抵延安。观察组的十八名成员中，谢伟思和卢登直接隶属于中缅印战区美军总部，其他人分别来自美国陆军的步兵部队、航空兵部队、通讯兵部队和医务部队和美国海军，一些人还同时具有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身份。美军观察组名称的由来，也是几经变化。最早提议派遣观察组的戴维斯，有把共产党控制区称之为“迪克西”[5]的想法。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数月来，我的同事和我一直光明正大地把共产党统治区叫作迪克西……一个反叛地区……所以美国人中也把美国军事观察组叫作迪克西使团。”[6]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与蒋介石讨论到这个问题时，蒋介石认为，使用“使团”这个称呼标志着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的承认，因而表示坚决反对，应当降低规格，叫作“美军视察组”。与中共方面协调时，中共提出，“视察”一词不妥，因为美国不是中共的上级。最后，经过三方协商，正式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但美国人一直习惯地把观察组称作“迪克西使团”。
观察组到达延安后受到隆重热情的接待。包瑞德等第一批人员到达时，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到机场欢迎。尽管延安的物质条件较差，仍为观察组提供了清洁舒适的工作和居住场所与丰富可口的饮食，配备了服务人员，并迅速修复了延安机场被损坏的跑道，帮助观察组架设了与重庆美军总部通讯的电台天线。包瑞德由衷地称赞说：你们的工作效率真高，这是重庆没有法子比的。在欢迎宴会上，朱德总司令向观察组成员亲切致意，周恩来对飞机着陆时发生的意外事故表示慰问。接着，周恩来、叶剑英会见包瑞德和谢伟思，讨论了观察组的工作任务。8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王炳南，兴奋地说：“这一回打通了，以后将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7]当时正在延安访问的一位外国记者冈瑟·斯坦记述了当时的观感：“延安人民也沉浸在极度的欢乐之中。两个月之内，他们被封锁被严禁的地区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延安尽管对我们那么尊敬，但这些客人显然比世界上最重要的报纸的代表重要得多。美军虽然认识到，中共在对日作战中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政府的宾馆里，插着在重庆飘扬的中华民国国旗，迎来了第一批访问延安的盟国军官……这一切似乎有点空幻，好得几乎不象是真的。”[8]
观察组第二批人员抵延后，《解放日报》于8月15日正式公布了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的消息，并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改定的，标题上“战友们”几个字也是他加上的。[9]社论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观察组“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掰划”，将“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10]8月18日，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文件对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对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同外国交往的具体政策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文件特别说明，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边区访问和考察，是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文件还表达了对与美国实现全面合作的期望，“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11]
初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立刻感受到这个敌后抗日中心洋溢的活力。谢伟思在他到达延安后的第一份报告中感慨地写道：“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变化。正像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军官所写的：‘我发现我自己在不断尝试去找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12]随着尔后与中共领导人的频繁接触，观察组对这些陌生而又神秘的人物的认识不断加深。
从8月3日起，中共军队领导人分别向观察组介绍敌后战场的情况。叶剑英参谋长从总体上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十五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彭德怀副总司令分三次讲述了华北战场的情况。林彪、陈毅、聂荣臻、贺龙等也分别介绍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和晋察冀、晋绥根据地的历史和概况，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毛泽东、周恩来与观察组成员的谈话。7月26日，毛泽东出席了八路军总部为观察组举办的欢迎宴会，谢伟思就坐在他身边。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毛泽东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刻。[13]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交谈，谢伟思对毛泽东的初步印象是：“从总的说来，同他欠佳的照片上所能够想像的相比，毛显得更热情和更具有吸引力。”[14] 7月27日，谢伟思应邀与周恩来进行了约三小时的谈话，内容涉及到正在进行中的国共谈判、中日战争形势和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当谢伟思询问在中国设立盟军最高统帅的可能性时，周恩来的答复是，这种时机尚未到来。谈到美军观察组扩大活动范围的问题时，周恩来表示，为走向积极合作而实行的扩大，自然会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但必定会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对。现在门开了一条缝，只要遵循渐进的、谨慎的方针走下去，向着有限的合作前进还是有可能的。[15]
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将近八个小时的长谈。谈话围绕如何避免国共之间的内战展开，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谈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向谢伟思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说来，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
对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提出美国承认中共的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但是如果国民党不实行改造，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美国已经插手了它的军队和供应所到的每个国家。美国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样作不是干涉。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会是干涉，因为它将使国民党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愿。
当谈到双方的军事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你们美国人和我们共产党的任何一次接触都是愉快的。当然，我们高兴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因为它会帮助打败日本。美军必须在中国登陆，自然，它取决于日军的力量和战争的发展。如果实行登陆，美军就必须和中国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合作。我们的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我们是内线，而国民党在更远的后方。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16]周恩来补充说，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是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17]
谢伟思为毛泽东在谈话中表达出的希望美国与中共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和对中共政治前途的高度自信而“感到惊讶”[18]。他于8月27日发出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9月28日这个报告才从重庆发往华盛顿，而华盛顿直到10月24日才收到。用戴维斯后来的话说，“这次谈话……较诸罗斯福以及华莱士和蒋介石的所有谈话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毛泽东为了和美国达成一项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议，被美国政府忽视了。且不说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连华盛顿也极少注意到毛的主动的表示。于是中美关系中富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就这样未受注意而被忽略过去了。”[19]直到1969年中美两国为关系正常化开始试探性接触的时候，谢伟思关于毛泽东谈话的报告才首次公开发表。
二、卓有成效的合作
美军观察组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目标很大，极易引起日军的注意，招来敌人更加密集的进攻和“扫荡”。针对这种担心和顾虑，毛泽东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作了解释，他说：与美军开展合作，从全局上看，利多害少。“一则美我配合侦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20]因此，各地应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欢迎。1944年8、9月间，毛泽东指示山东根据地迅速提供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地日本海军的各种情报；指示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各开辟一个机场，并说明这一工程必须由首长负责专门指导；批准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新四军五师所辖范围内设立无线电通讯网。9月9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新四军负责人，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21] 10月，中央又复电批准华南的东江纵队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22]1944年夏秋，除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外，在华北的各主要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五师的控制地区，华南的东江纵队，都留下了美军人员活动的踪迹。中共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与美军观察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搜集军事情报。中共方面把自己搜集到日军情报提供给观察组，并为观察组收集美国空军和海军所需要的气象情报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在延安和根据地的边缘地区设立了气象站和小型电台，配备了气象观测人员。据后来美军总部评价，延安气象站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十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八路军总部与观察组共同组成空军小组，负责处理有关空军的情报。观察组的日语专家埃默深还访问了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搜集关于日军的各种情报。埃默深与日军战俘接触后认为，八路军改造日俘的经验对美军也是十分有用的。到抗战结束，中共方面提供给观察组的情报书面报告多达120多份。[23]包瑞德对此有过公正的评价：“他们热情地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做一切事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各种有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正是我们希望得到的。”[24]
考察敌后根据地。观察组到延安后，曾提出要在各根据地设置观察组。叶剑英和杨尚昆答复说：你们要到前方了解我敌后战场的实际情况，我们是欢迎的。但前方是战争环境，没有延安这样安定。你们认为需要去前方，可随时派人去，我们会给予积极的协助和热情的欢迎。[25]随后中共方面为观察组安排了一系列考察活动。8月24日，包瑞德一行到南泥湾观看八路军359旅的军事训练，内容有步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瞄准射击，以及投手榴弹的表演。随后又观看359旅718团的实地演习，参观位于绥德的抗大二分校。10月2日，卢登、彼得金、惠特尔西等五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为期四个月、行程两千多公里的考察，沿途由八路军与地方部队护送。他们参观了根据地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于1945年1月23日返回延安。不幸的是，惠特尔西在太行山的榆社县堡下村与日军的遭遇战中牺牲。为了抢回惠特尔西的遗体，八路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朱德总司令亲自到美军观察组慰问，并亲自题写了匾额，将观察组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9月14日，科林、约翰、希契三人前往晋绥根据地，毛泽东亲自致电当地要求妥为安排。10月9日，观察组医生卡斯伯格与三名美英记者前往晋北，考察当地部队和地方的医疗状况，亲睹了八路军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1945年1月，杜伦上尉前往冀中考察平原游击战的情况，在任丘县的皮里村，负责护送的八路军官兵与前来围捕的日军周旋，杜伦对地道战也有了切身体验。此外，包瑞德和谢伟思还曾计划通过空降访问苏北根据地，但因困难太大未能成行。
营救美军飞行员。当时正值豫湘桂战役期间，美军战机加强了对日本占领的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的轰炸，飞机坠毁事件时常发生，营救飞行员成为观察组的重要工作之一。延安专门成立了由各根据地代表组成的空地救援委员会，负责协调坠落飞行员的营救工作。美国飞行员巴格利的战机在山西太原附近被击落，跳伞后得到当地民兵搭救，由地方党组织先送至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于1944年9月初被送到延安。9月，7名美空军人员在河北省的昌黎获救。12月，美空军第二十轰炸大队3363号飞机在执行轰炸沈阳任务的归途中被击落，11名机组人员跳伞降落在晋东南山区，驻潞城的日伪军千余人前来搜捕，八路军部队全力阻击，地方政府组织大量人员搜寻，机组人员全部得救。1945年2月，第二十轰炸大队的汉姆比机组在飞往朝鲜执行侦察照相任务的归途中发生事故，机组人员得到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的救助，顺利抵达延安。新四军和东江纵队也营救了多名美国飞行员。到日本投降时，根据地军民共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102人，并为此牺牲了110多人。[26]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都曾致函朱德和彭德怀，对中共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
美军观察组也为八路军的军事训练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如包瑞德、彼得金曾给八路军总部的干部讲授美军的训练方法，科林上尉做了美国爆破器材使用方法的演示。观察组出于工作的需要，还为八路军培训了一批气象、雷达、通讯方面的技术人才。观察组的外界渠道畅通，把他们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等大后方的报纸和一些外国出版物提供给中共方面，对拓宽中共的信息来源很有帮助。
美军观察组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他们深感振奋和鼓舞。根据自己的观察，观察组成员向重庆美军总部和华盛顿发回大量报告，到9月27日止，两个月中就发出各类报告112份。[27]作为观察组中的外交官，谢伟思撰写的政治性报告数量最多，如1944年7月至11月有51份，1945年2月到4月有26份。[28]包瑞德、卢登、戴维斯也写了不少政治性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们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作了极其生动的描述，也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一系列重要判断和认识。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的重要政治力量，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士气旺盛的高素质军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牵制和打击日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二)中共得到了根据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其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这是中共能在敌后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共将成为最强有力和最有建设性的统一中国的力量，中国之命运不属于蒋介石而属于它们。(三)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的民族要求和社会矛盾的产物，对内政策以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为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论苏联支持与否，中共将坚持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四)美国政府不应该实行片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那样只会加速中国内战的爆发，而这对中国，对美国在华利益，对远东的和平都将是灾难性的。美国对中共以适当援助将使国民党不可能发动内战，能够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着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五) 美国应加强与中共的军事合作。包瑞德、谢伟思、戴维斯、卢登等人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如向中共军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制定军事合作的计划等。
观察组的报告不仅得到史迪威将军的肯定和赞许，在华盛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罗斯福总统的助手霍普金斯在读到谢伟思的有关报告后给总统写信说：谢伟思的观察“肯定是值得注意的”，“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可以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经过一个私营企业阶段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而不必采取造成剧烈的社会动乱和开展革命的手段。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他至少承认对此是可以争论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方面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29]然而，观察组在根据地的活动却令蒋介石大为光火，他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埋怨说，美国观察组在延安的出现，使得中共更加狂妄起来，他们目前正在提出等于要政府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尽管延安的生活十分俭朴，中共方面还是尽可能地给观察组以照顾。他们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专门腾出来的窑洞里，生活上有专人料理。曾经担任观察组后勤管理员的李耀宇回忆说：为了给美国人改善伙食，我们“把一只汽油桶改造成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延安无鸭，我们就用烤鸭和脆皮鸡的混合工艺，烤出皮脆肉嫩、纯香四溢的‘延安鸡’。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美军官兵吃得一干二净。”[30]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在家中招待包瑞德等人，朱德也曾到观察组住处同他们一起就餐。观察组成员还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联欢会和舞会，观看鲁艺学生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日出》等剧目和群众表演的秧歌舞。观察组也用重庆送来的美国电影招待延安军民。朱德、叶剑英、杨尚昆还时常陪着观察组的人到延安周围的山上打猎，打回来的野鸡被用来改善生活。1944年10月25日，包瑞德因工作成绩显着被中缅印美军总部授予军功章。当天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毛泽东、朱德等出席，朱德夫人康克清给包瑞德献花，叶剑英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包瑞德和美军观察组的工作。《解放日报》也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
总的说来，在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前八个月里，中共方面与观察组已经建立起了“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的关系。杨尚昆在晚年回忆美军观察组时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两年多的时间，应当说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双方的合作是比较顺利的。” [31] 谢伟思也曾感慨地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32]然而，这一良好的势头并未能够长期保持下去。
三、赫尔利毁了观察组
自从1944年9月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华并介入国共矛盾的调停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亦随之发生变化。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的本意，是让他调解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劝说蒋介石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可是赫尔利却暗中帮助蒋介石，迫使罗斯福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10月19日，史迪威奉召回国，魏德迈接任驻华美军总司令。此后，赫尔利开始在国共之间的斡旋和调停。
赫尔利初到中国时，中共曾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在赫尔利抵达重庆的第三天，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要他代表中共及军队表示欢迎赫尔利来延安。9月11日，朱德又以中共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邀请赫尔利赴延安访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林伯渠、董必武于10月17日、18日、23日与赫尔利举行三次会谈。中共代表向赫尔利提出，帮助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来治理中国，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在与国民党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国民政府；设立一个由共产党充分参加的“联合最高指挥部”以统辖一切武装部队；最后，应当平均分配美国的军援物资。[33]赫尔利则表示，第一，对中共欢迎他去延安表示感谢。第二，中共应得到合法地位，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第三，他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援华物资也决不偏重某一方。第四，他准备在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之间撮合，得出合作的初步结果再与蒋介石商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与毛主席商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由蒋介石与毛泽东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34]
11月7日，赫尔利突然造访延安。行前，赫尔利准备了一个协议草案，其核心是要实现所谓的“政令军令统一”。在11月8日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赫尔利首先抛出了这个草案。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中共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实行民主改革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35]，并对赫尔利的协议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形成了中共的协定方案。11月10日，按照赫尔利的提议，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最后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36]上签字。双方对于第一次接触和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出乎赫尔利意料的是，蒋介石断然拒绝了他带回重庆的五点协议草案，另外提出旨在迫使中共交出军队的三条反建议。此时的赫尔利一改原先的态度，背弃在延安与中共签订的协定，反过来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三条反建议，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的拒绝。赫尔利于11月1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正像包瑞德注意到的那样，“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37]赫尔利派包瑞德与周恩来同机返延，继续劝说中共领导人。在12月8日与包瑞德的会谈中，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也对赫尔利的出尔反尔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点是建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这些显然是公平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提出来的。委员长已经拒绝了这些建议，现在美国又来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38]当包瑞德劝中共领导人不要顶撞赫尔利时，毛泽东很气愤地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39]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不象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象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的行走。”[40]对于同美国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向包瑞德表示：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将万分的遗憾，但是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在美国将军指挥下尽心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海岸登陆，我们将在那里同你们会合，并且将听从你们的指挥。他们甚至预见到了美军观察组可能的命运，“如果这个观察组继续留在延安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它撤离，我们将感到遗憾。如果它撤离以后又回来，我们将再度表示欢迎。”[41]尽管赫尔利再次邀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因蒋介石无意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国共谈判再次陷入破裂。
赫尔利在调解过程中把美国与蒋介石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他在12月24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将其在华使命归纳为防止蒋介石政府的崩溃和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国的领袖和军队的最高统帅。在1945年1月31日的电报又说：“在我与共产党的所有谈判中，我都坚持，美国不愿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或反对国民政府的叛乱者而向它提供物资供应或给予其他援助。美国对共产党的任何援助都必须通过中国国民政府给予该党。”[42]甚至还在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期间，赫尔利便让蒋放心，“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43]赫尔利的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与以往实行的有条件支持的政策相抵触，因而遭到了大多数美国驻华人员的强烈质疑。刚愎自用的赫尔利，把和谈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归咎于对与其意见相左的美国在华人员特别是延安观察组成员，开始无情地排斥和打击他们。
最先受到排挤的是包瑞德和戴维斯，起因则是他们12月下旬的两次延安之行。12月15日，包瑞德、戴维斯、伯德三人前往延安。伯德带有战略情报局的在山东沿海地区与中共合作的计划，如派遣战略情报局部队进行破坏性和牵制性进攻，与八路军合作建立无线电通讯网，向游击队和民兵提供轻武器等。他们就这些计划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进行了磋商。戴维斯在返回重庆后写下了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中国的战略地位，深入到日本的腹心地区；共产党人现在实行的温和的社会经济纲领，他们得到群众的支持，具有突出的活力；共产党人需要外国资本，但苏联在一段时期内还无力满足其需要；共产党人渴望并有能力与美国合作；共产党人现有的民族主义感情，在美国人实际的鼓励下，可能会成为共产党人主宰一切的动力；但是，在美国坚持不理会延安的情况下，这种感情将会被一种受伤、孤立和依赖苏联的感情所取代。他建议美国政府利用这些情况，“来谋取自己的巨大利益”。[44]此时，驻华美军总部得到消息，在欧洲作战的一个美军空降师，有可能在欧战胜利后派到中国，参与对日本本土的攻击。如果美军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必须得到实际控制这些地区的中共军队与游击队的配合。驻华美军参谋长麦克鲁尔根据魏德迈的指示，拟订了一套与中共合作的应急计划。包瑞德受麦克鲁尔的委派于12月27日再赴延安，就这一问题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进行沟通。中共方面对包瑞德带来的计划表明了积极合作的态度，答应向这个师提供物资供应和其它帮助。
美国与中共进行直接的军事合作，是蒋介石也是赫尔利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赫尔利得知正在酝酿之中的合作计划后非常恼怒，认为“存在着一个‘由史迪威将军、高斯大使以及他们的特工人员和官员酝酿的’中共──美国阴谋，其矛头是针对蒋介石和他本人的”[45]。如果说早先赫尔利对观察组的态度是冷淡的话，这时已经变成了公开的仇视。1944年底，包瑞德被免去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职务派往昆明任职，赫尔利还设法阻止了陆军部对包瑞德晋升准将的批准。戴维斯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赫尔利指责他的延安之行是对谈判搞破坏，说戴维斯是共产党，扬言要把他“踢出国务院”。1945年1月，戴维斯被迫离开中国，到美国驻苏使馆工作。周恩来请包瑞德带信给戴维斯，对他的离职表示惋惜，期望与他保持联系。随后，赫尔利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强对美国在华人员的控制。1月16日，赫尔利向使馆工作人员宣布，美国人呆在中国是为了确保一切军事和政治派别都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他说：今后美国的政策由他说了算，而他的原则是不准发送任何有损美国政策的函电。除非经过他签字，否则任何材料不得上报。[46]结束休假回到重庆的谢伟思也受到赫尔利的威胁：要是他只是准确地报告情况，那便罢了；但是他要是想作什么手脚来妨碍赫尔利，那么就要叫他倒霉。[47]赫尔利还亲自审查所谓的“意识形态记者”，对他们的采访和写作设置限制。他要求驻华美军总部同意，没有他的同意，不运送非美国陆军成员去延安。屈从于赫尔利的魏德迈，也在2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驻华美军的任务是“在国外继续进行战争，……只是偶然与政治有关”。他的政策是“只援助中央政府”，而“不向任何人、任何活动或任何组织提供援助”。[48]
赫尔利的专横跋扈激起了美国驻华人员的愤慨，引发了“2月28日长电事件”。观察组成员卢登结束在敌后根据地的长途旅行后，于2月14日写出报告，提出：“美国的远东政策只能有一个直接目标：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少的美国人生命为代价击败日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其它考虑都必须从属于它。”“现在我们应该确信，运用外交手段努力解决国共分歧已遭失败。”“支持委员长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支持委员长自身并不是目的，但是现在的政策声明表明我们显示了一种把目标和手段混淆起来的倾向。为了在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方面重新采取灵活的作法，应该立即调整我们的立场。”[49]报告阐述的观点在美国驻华使馆内得到普遍的认同。赫尔利已于2月19日回国，主持使馆工作的代办艾奇逊提议草拟一封关于中国形势的电报，实事求是地反映大多数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的意见。谢伟思是电报的主要起草人，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前后几稿的讨论、审议和修改，艾奇逊最后审定并报魏德迈的参谋长格罗斯批准。2月28日，电报发往美国国务院。在分析了中国国内日益混乱的形势和内战迫近的危险后，电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应该明确告诉蒋介石，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我们将与共产党以及其他能够在对日作战中提供帮助的合适的集团合作，并给他们以物资供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正采取直接步骤。电报还提议，应由蒋介石提出组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战时内阁”，将中共军队改编为政府军，由蒋介石任命魏德迈推荐的美国军官指挥的建议。“这样的办法将有助于克服目前中国的僵局，并成为彻底解决最后全面统一问题的开端。”“我们可以指望在战争中得到所有中国军队的合作，使共产党站在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使国民党明白，它目前明显的准备最终进行内战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并能指望在中国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当前并不完整，也可以为将来和平地发展到充分的民主奠定基础。”[50]
赫尔利在国务院看到这个电报后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我知道是谁起草的，是谢伟思!我豁出命来也要干掉这个狗娘养的!”[51]28日长电的建议并未得到白宫的采纳。与国务院远东司官员激烈争论一番后，赫尔利与魏德迈两次造访白宫，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努力维持和改造蒋介石政府；除非经蒋介石认可，不给共产党援助。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也不援助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势力。[52]回到中国后，赫尔利对驻华人员进行了清洗，凡是与28日长电有关的官员都被调离岗位，谢伟思也不得不离开了中国。
四、中共调整对美政策
赫尔利大半年的所作所为使他信誉扫地，中共领导人对赫尔利本人不再抱任何希望。194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美国目前政策，偏以扶蒋，这更易以助长蒋之独裁气焰和内战危机。”[53]在赫尔利发表4月2日讲话后，《新华日报》立即发表评论予以驳斥，称他完全误解和歪曲了共产党人真诚地争取和美国合作以抗击日本这一事实，他所奉行的政策只会“加重混乱，推动内战，延缓胜利”。[54]毛泽东在这篇评论上批道：“重庆此件很好。延安暂取不理态度。”[55]同时，中共试图过美军观察组另外寻找与美国最高决策层直接沟通的渠道。
1944年1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约见美军观察组的海军中尉希契，请他回国送一封由朱德签署的信件给美国军方要人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希契与戴维斯一同返回重庆向魏德迈请示，后者表示同意。希契在重庆所写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将来仍会是中国国内政治架构的潜在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解救数以百计的美国人的性命。未来的美中关系也许取决于目前美国政府同他们打交道时所采取的路线，或许会因为没有将他们考虑在内而受影响。”[56]希契返回延安后，从毛泽东那儿拿到了要他带的信件。信的内容是，如果美军将在中国采取任何战略行动的话，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将尽最大努力进行配合。信中还说，有关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和具体方针将由希契上尉当面告诉美方。
12月23日，希契抵达华盛顿，向海军部长佛列斯特尔转交信件并作了汇报。1945年1月6日，希契列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出席会议的二三十位美国高级将领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形势。希契说：“长远看来，我不相信国民政府的任何一支部队无论有无我们的帮助都有实际作战能力。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共产党，其实我并不喜欢。在我到那儿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共产党人，但无论他们是什么，他们一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迄今这种关系进展得还不错，因为无论我们花多少钱来帮助蒋介石的政权，最终中国共产党都会取得全中国的。”[57]美国军方对此反应冷淡，并且把这封信交给了蒋介石的武官。尽管事后希契本人非常想重回中国，却被打发到海军情报局的菲律宾处工作。[58]
经希契送出的信迟迟没有回音，中共方面在1945年1月又交给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直接转送给华盛顿。信中说，中共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平民和官员陈述和解释”中国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罗斯福把他们看作“中国一个主要党的领袖”而愿意接待他们，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决定访问华盛顿。[59]1月9日，克罗姆利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给魏德迈总部。11日，美军总部收到观察组另一份注明“魏德迈亲启”的电报，其中引用周恩来的话说：“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60]这一次延安的信件仍未能送达“美国最高领导”，而是落到了赫尔利手中。他只是在1月14日致罗斯福的电报中用不屑的语气提及中共的这一建议，其结果可想而知。
1945年3月，谢伟思经魏德迈批准再一次来到延安，准备考察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中共领导人对这位观察组中最重要的成员重回延安感到高兴。3月13日，毛泽东约谢伟思谈话。谢伟思对这次谈话的印象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美国官方和美国舆论对远东战争，对中国的总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毛泽东说：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经济，但它缺少单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基础。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补充，他们将不会发生竞争。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由于这些原因，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决不应有也不会有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61]3月30日，谢伟思突然接到回国的命令，中共领导人以为这可能是美国决策层重新研究中国问题的迹象。4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谢伟思进行了告别谈话。毛泽东说：共产党对美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旧是寻求美国友好地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和合作抗日。但是，不管美国怎样做，不管是否能得到美国的一枪一弹，共产党都将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向美国提供和实行合作，比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营救飞行员。美国人登陆或进入共产党地区，他们将会发现共产党军队和人民组织严密、热心抗敌。“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当然，美国是否同共产党合作完全是一件要由美国决定的事。但是，共产党认为这种合作对美国有利无害。”[62]他还特别强调说，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63]其实，谢伟思回国是赫尔利在背后捣鬼，他向国务院告状说谢伟思去延安是把美军在中国登陆的秘密计划交给中共，迫使国务院下令召回了谢伟思。谢伟思的离去，切断了美国与中共之间仅剩的一点联系。
没有了谢伟思和戴维斯，没有了包瑞德，观察组顿时失去了原先的朝气和活力，无论是在重庆的美军总部还是在延安，都变得无足轻重。被魏德迈选中接替包瑞德职务的耶顿上校曾在美国驻苏使馆工作，对共产党人怀有强烈的敌意。观察组的地位从此急剧下降，只负责向重庆美军总部提供一些日常敌情和气象报告，以往宾客盈门的观察组驻地冷清了许多。双方的关系冷淡到这种程度，观察组成员甚至受到警告，连象征性的礼物也不许送给共产党人。
美苏英三国首脑1945年2月在雅尔塔达成牺牲中国权益的秘密协定，斯大林向罗斯福作出只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中共的承诺，这让已被国共和谈弄得一筹莫展的赫尔利重新变得趾高气扬。罗斯福去世和杜鲁门上台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对华政策决策上的主导权。他在4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目前三大国已经就对华政策取得一致意见。[64]6月底中苏条约谈判开始。他一厢情愿地以为，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中共只能乖乖地就范，走进他设计好的轨道里去，但事态并未朝着赫尔利预期的方向发展。
4月下旬，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对对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重点从争取美国合作变为揭露和反对美国扶蒋限共、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告诫美国政府说：“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65]6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他郑重提醒全党，要注意斯科比式的外来干涉的危险。中国有可能变成以美国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66]他在七大闭幕词中还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67]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美国直接插手中国内战，从而同中共走向全面对抗的思想准备。
与新的对美政策相适应，中共方面采取了限制美军包括观察组在解放区活动的措施。中共中央指示有关部队：美国已经决心全力扶蒋。它暂时不愿贸然断绝与中共的关系，是企图借这种关系了解中共的政策。因此，对美军可表示愿意合作，但是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及地上救护，其它问题应向中央请示。如有未经许可的事件发生，中共有全权禁止。中共方面通知仍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在美国未与中共确定军事合作以前，不许他们派人到前方去，特别不准在敌后根据地建立通讯机关。并拒绝了美军在灵丘、阜平、沂水等地建设机场、在各军区、分区增建通讯网等要求。中央军委也通知各解放区，对留在晋绥、太行的个别美军人员，停止供给机密性的情报，对擅自空降到解放区的美军人员，应“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并监视其行动”，以“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68]
随后发生的“六人被捕案”，更令已经降至冰点的美国与中共关系雪上加霜。6月6日，谢伟思因“亚美杂志事件”与贾菲等5人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中共方面决定，改变4月初“暂时不理”的策略，对赫尔利进行公开批判。6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美政府目前政策，确是扶蒋抗日反共。”“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批评美国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反对美国专门援蒋助长内战的危险。”[69]6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时评《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就此事发表社论，公开点名批判“赫尔利之流”的对华政策。指出：“六人被捕案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什么泄露‘秘密’，而在于六位友华人士剧烈反对在国务院里面部分统治人物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政策。”他们“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领袖和暴君蒋介石”。“主张这条路线的有美国的反动势力——绥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赫尔利之流，是其代表者。”[70]7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访问延安的美国民主联盟的两位代表时，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71]7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接连为新华社撰写了两篇评论，猛烈抨击赫尔利4月2日讲话所反映的美国对华政策，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72]
仍留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战略情报局的斯特尔在发回的报告中称：4月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讲话中仍然力图把美国政策中的友好倾向与敌对倾向区别开来。中共对他本人和其他“友好”美国人的态度仍然是热情的。最使共产党人感到不愉快的是罗斯福明显地和赫尔利一鼻孔出气。然而，共产党人仍将力图和美国合作。到6月初斯特尔报告说，延安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共产党官员毫不掩饰他们对美国的担心和忧虑。斯特尔提出，为挽救美国和中共的关系，应由魏德迈本人或他委派一位高级代表访问延安，但魏德迈没有理会斯特尔的请求。[73]
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加速了日本的失败。在国共围绕受降权展开的斗争中，杜鲁门政府公开站在蒋介石一边，宣布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都只能向蒋介石投降。美国还派出海军陆战队在华北地区登陆，大规模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到华东、华北、东北，同时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租借物资，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准备。11月26日，焦头烂额的赫尔利迫于各方压力向杜鲁门提出辞职，杜鲁门当即接受，并任命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冲突。1946年 6月，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1月，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马歇尔调停期间，延安观察组更名为延安联络组，改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基本上处于无所事事的境地，人手最少时只有两三个人维持。1947年3月11日，塞尔斯上校等最后几个联络组成员撤出延安飞往南京。中美关系史上曾给人带来希望的一页就此掀过去了。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谢伟思对美国政府错失历史的机遇深感痛心，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心声：“赫尔利的愚蠢和顽固使我们和中国失去了时间和机会。失去的时间是，战争的最后也是最关键时期处于僵局的那十个月。失去的机会是，寻求更现实的方法防止或延缓内战，并保持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即使不能象我们曾希望的那样成为亲密朋友和盟友，至少也不成为死敌。”[74]谢伟思完全是站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可是美国最高决策层又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
作者：于化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06
电话：01082271920 13661169206
电子信箱：YUHM@CASS.ORG.CN
[1] 胡乔木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337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522页。
[3] 杨尚昆着：《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226页。金城着：《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192～193页。
[4] 金城着：《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192页。
[5] 迪克西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对南方各州的称呼。
[6]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着，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286页。
[7] 王炳南着：《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出版，36～37页。
[8] [美]赫伯特·菲斯着，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82～183页。
[9] 杨尚昆着：《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226页。
[10]《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1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314页。
[12]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着，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181页。
[13]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着，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243页。杨尚昆着：《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227页。
[14]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着，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184页。
[15]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着，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214页。
[16] 谢伟思对这次谈话的详细记录见[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着，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246～261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594页。
[18] [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着，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233页。
[19]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着，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288页、292页。
[20] 胡乔木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339～340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544页。
[22]《访东江纵队老战士袁庚》，《深圳商报》，2003年11月28日。
[23] 胡乔木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361页。
[24] [美]D·包瑞德着，万高潮、卫大匡译：《美国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41页。
[25] 金城着：《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194～195页。
[26] 胡乔木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361页。
[27] 陶文钊着：《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237页。
[28] 报告目录见[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着，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附录一《发自延安和重庆的报告的一览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255～263页。
[29] [美]伊·卡恩着，陈亮、隋丽君、林楚平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出版，149页。
[30] 李耀宇口述：《我所知道的延安美军观察组》，《南方周末》，2004年2月19日。
[31] 杨尚昆着：《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227页、226页。
[32] [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着，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217页。
[33] [美]迈克尔·沙勒着，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190页。
[34] 胡乔木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343页。
[35] 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的记录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220～225页。
[36] 协定的具体内容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393～394页。
[37] [美]D·包瑞德着，万高潮、卫大匡译：《美国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88页。
[38] [美]D·包瑞德着，万高潮、卫大匡译：《美国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93页。
[39] 胡乔木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80页。
[40] [美]D·包瑞德着，万高潮、卫大匡译：《美国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95页。
[41] [美]D·包瑞德着，万高潮、卫大匡译：《美国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96几天之后，页。
[42] [美]赫伯特·菲斯着，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297页。
[43] [美]迈克尔·沙勒着，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208页。
[44]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着，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380页。
[45] [美]迈克尔·沙勒着，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205页。
[46] [美]迈克尔·沙勒着，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206、207页。
[47] [美]伊·卡恩着，陈亮、隋丽君、林楚平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出版，186页、193页。
[48] [美]赫伯特·菲斯着，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297页。
[49]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着，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310～312页。
[50] [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着，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35～141页。
[51] [美]伊·卡恩着，陈亮、隋丽君、林楚平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出版，197页。
[52] [美]孔华润着，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153～154页。
[5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62页。
[54] 《新华日报》，1945年4月5日。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589页。
[56] [美]卡萝尔·卡特着，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美国观察组延安963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出版，187页
[57] [美]卡萝尔·卡特着，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美国观察组延安963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出版，190～191页。
[58] [美]约翰·高林着，孙振皋译：《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华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129页。
[59] [美]迈克尔·沙勒着，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204页。
[60] 陶文钊着：《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264页。
[61] [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着，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230～231页。
[62] [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着，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232～233页。
[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589页。
[64] 牛军着：《内战前夕：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台湾巴比伦出版社1993年出版，132页。
[6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1085页。
[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195页。
[6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1103页。
[6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179～180页。
[69] 刘德喜着：《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出版，224页。
[70] 《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
[71] [美]施图尔特·施拉姆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出版，200页。
[7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1115页。
[73] [美]迈克尔·沙勒着，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219页。
[74] [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着，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