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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俊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漫谈

主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梁景和教授
时间：2011年5月24日下午
地点：近代史所学术报告厅
引子
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新兴史学领域，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交叉学科。近20年来，大陆地区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发展情况如何？其具有什么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的发展有何特色？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会有怎样的未来？
一、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
梁景和教授认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的文化史、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是一根藤上的三个瓜。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大陆出现了“文化热”，复兴了文化史研究。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反映出的社会问题的增多，又复兴了社会史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刘志琴先生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开始探讨、使用“社会文化史”这一概念。从通史的角度来说，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的中国近现代部分，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一条重要链条中的三个密切关联的具体领域。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定位是什么？梁景和教授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回顾了学界对社会史的不同看法。比如，冯尔康、乔志强等认为社会史是一个新兴的史学领域，陈旭麓、张静如等认为，社会史是通史，龚书铎、戴逸等认为社会史是一门交叉学科，赵世瑜等认为社会史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等。那么，社会文化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史学研究呢？是新领域？是通史？是交叉学科？还是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梁景和教授认为，对于社会文化史学者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没有也很难有一致认同的看法，关键是要按照自己的看法去实践，去建设。比如，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一种交叉学科，那就按交叉学科去建设，建设到人们认为不将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就很难说清楚的程度时，社会文化史也就成了交叉学科。当然按什么样的理念去建设又是有条件和规律的，不是随意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该如何看待近20年来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呢？梁景和教授认为，大陆地区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的开始以刘志琴研究员在1988年发表论文《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为标志。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问题的是刘志琴研究员，她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和《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 1990年李长莉研究员发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梁景和教授于1991年开始在学术领域运用“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并于1994年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提要中说明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属性，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
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会议集中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 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和贵阳召开了三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也有关于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文章。2009年6月和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两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也是首次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2010年4月梁景和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总结了二十年来中国大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文化史第一阶段的结束。
第二阶段的开始以2010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为标志。当年8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一文，介绍了刘志琴、梁景和与李长莉三位学者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上的对话。9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共同举办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新成果不断出现。
梁景和教授分析说，大陆地区近20年来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具有以下3个特征：其一，社会文化史萌发的本土性特征。其二，社会文化史理论探索的自觉。其三，展现出绚丽多彩的研究成果。
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建设
在考察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程及其特征后，梁景和教授系统总结了目前大陆学者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及其成果。
其一，刘志琴研究员的社会文化史理论探索。刘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表了《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青史有待垦天荒——兼论社会文化史的崛起 》等文章，拓荒性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起因、环境、指向与功能等理论问题。其主要内容大体有四点：其一，起因：传统史学的饥饿，导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其二，环境：改革开放引发史学发展的一条新线索。其三，指向：世俗生活的理性化。其四，功能：贴近社会下层，求索历史真相。
其二，梁景和教授的社会文化史理论探索。其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论述了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及研究对象，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同时还讨论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与史料问题。在《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一文中主要提出了如下观点：1.首先对社会生活进行概念上的界定，认为“社会生活是指人们在以生产为前提而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为了维系生命和不断改善提高生存质量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2.认为社会生活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社会生活具有三个层面：人类的整体、群体和个体。3.贯穿于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恒常内容，这些恒常内容在任何时代都要围绕着人类的生活，都要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它们呈现着人类社会不同时代的最基本的生活样式，因而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内容。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4.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是不同的。不同时代人们生活观念不同，并不否认有着普世的贯穿于始终不变的生活观念，这种始终不变的生活观念一般是处于宏观层面上的。5.在同一时代，不同人群的微观生活观念是有差异的。同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个体的生活观念是有变化的。 6.社会生活的目标是要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其三，李长莉研究员的社会文化史理论探索。其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提出，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下面的三个层次之一，即物质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和精神文化史中的一个层次。而社会文化史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即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制度、道德、风俗习惯、娱乐方式、传播方式、语言文字等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大家可以关注几本相关着作，比如杨念群、孙江、黄兴涛等主编的《新史学》论丛（中华书局），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主编的《新社会史》论丛（浙江人民出版社）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等。
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的发展
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成立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该中心主要关注近代以来的婚姻、家庭、性别、性伦、娱乐、礼仪等社会文化问题，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梁景和教授出版了《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中国陋俗批判》等专着；主编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生活探索》、《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沙龙辑录》以及大型丛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等。余华林副教授主持了教育部基金项目《妇女解放与民国女性的社会生活》与市教委项目《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等，出版了专着《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另外，梁景和教授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合作研究的博士后在选题上多以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为主攻方向，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该中心在社会文化史研究方面具有5个突出的特色。
其一，以婚姻、家庭、性别、性伦、娱乐、礼仪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梁景和教授指导的部分研究生做了如下论文选题《现代中国婚姻文化嬗变研究》（黄东）、《现代中国家庭文化嬗变研究》（余华林）、《现代中国娱乐文化研究》（李志成）、《礼仪制度与近代中国政治》（李俊领）等。
其二，关注北京社会文化史问题。在梁景和教授的指导下，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选了如下学位论文题目：《新中国初期北京婚姻文化研究》（李慧波）、《新中国初期北京家庭文化研究》（姜虹）、《北京十七年娱乐生活研究（1949-1966）》（周静）、《新中国初期北京女工研究》（孟丽媛）、《北京十七年性伦文化研究（1949-1966）》（廖熹晨）等。
其三：关注文革时期社会文化史问题。梁景和教授指导的几位博士后与博士研究生选了如下题目：《文革时期娱乐生活研究》（黄延敏）、《文革时期青年婚姻研究》（李秉奎）、《文革时期家庭政治化研究》（王宇英）、《文革时期女性形象研究》（黄巍）等。
其四，注重交叉学科建设。从2008年开始，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着手建设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交叉学科。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与沙龙活动，其中历史学讲座12场，文学讲座8场，社会学讲座3场，经济学讲座2场，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艺术学讲座各1场，诸如高永平教授的《关于性别差异研究的几个理论判断》，刁永祚教授的《消费与生活》，刘志琴研究员的《当代史学思潮》，李长莉研究员的《清末变局与公共生活》，左玉河研究员的《理论的本土化：突破制约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杜芳琴教授的《中国妇女学研究》，李银河研究员的《女性主义性政治》，着名作家葛水平的《乡村女性的生存现状与文化诉求》等等。
其五：注重理论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举行了4次专家研讨会，邀请了刘志琴、虞和平、姜涛、朱汉国、李长莉、刘一皋、迟云飞、何平、张鸣、孙燕京、徐思彦、黄兴涛、夏明方等数十位国内知名学者共同进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索。
四、几点建议
当前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未来任重而道远。如何促进社会文化史的进一步发展呢？梁景和教授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镇。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兴起与发展，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需要有若干个重镇的支撑。当前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重镇不算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文化史研究室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在努力地工作。另外，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课程。我们也期待着国内能有更多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关注和参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和建设。
第二，抓基本生活内容和独特生活内容的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既要关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基本的生活内容，也要关注独特的生活内容，诸如重大事件或突出事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第三，研究应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研究以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与叙事史方法为主，同时也应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会发现不同的历史景象与历史问题。
第四，要关重1949年以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当前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共和国时期社会文化史的探索还比较少，这是一片值得开垦的新园地。
第五，需要培养年轻一代学者。在社会文化史学界，我们这一代是在刘志琴老师的号召下摇旗呐喊的一代。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应该做出更有典范意义的工作成绩。现在中西社会文化史的交流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学者应当参与国际对话，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五、现场发言与讨论
1.某与会者：请解释一下陋俗与陋俗文化的区别。
梁景和教授：陋俗，是指始终未被文化认同的对人的身心有害的习俗。比如抽大烟。陋俗文化是指曾经被文化认同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又被文化否定的社会习俗。比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刘静：医疗史是社会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区域。因为家中有亲人做医生，我对医疗社会史特别有感触。现在人们对医生的印象普遍不好，好像医生就是唯利是图、不顾病人死活的商人。实际上，医生在某些制度的约束下不得不开一些可以提成的药品，但这些药品的大部分利润并没有到医生手中。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还在当前的医疗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医生与患者互不信任，均受体制之害。医生宁愿选择对病人进行保守治疗，以免激化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结果是不能进行积极的治疗，因而会耽误患者的康复。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王勇博士：我在协和医学院从事中国近现代医学史的教学工作，感觉中国近现代的医疗史的研究还很不够，请问梁老师这方面的研究有些着作可以学习。
梁景和教授：我同意你的看法。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政治空间（1832～1985）》、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都是可以参考的着作。医疗卫生史具有明显的现实生活的观照性。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曾搜集了很多近现代卫生史的资料，曾在论文框架中设计了卫生卷，但因当时的时间太紧，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研究。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刘春强：请梁老师再解释一下中国社会文化史的本土性特征。
梁景和教授：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80年代末在中国本土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自发产生的，当时还没有太多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我在90年代初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学界在关注西方新文化史。西方新文化史大约在90年代末开始影响中国。当然，这是一般情况并非绝对的。新文化史注重文化作用、跨学科、微观研究、雅俗共赏等特点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有很多相通之处。
4.某与会者：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与政治史有什么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员：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与政治史分不开，也不可能分开，因为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古代“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政治覆盖了社会。
梁景和教授：社会文化史也是从一个角度研究政治史。比如文革时期家庭史的研究，就是从家庭的生活看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往的中国历史受政治的影响太大，研究社会文化史是绕不开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