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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闵杰：学术批评之中国近代社会史

学术批评难，难在作者自己是学界一分子，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批评他人之时，多少也连带着自己。学界固有的毛病和当下的时尚病，自己身上也不难见到。
批评之难，也在治学既久，学界多熟人，批评举例之际，难免“沾亲带故”，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以上顾虑，写此文便不免踌躇。而必欲作此文者，非有迎难而上之气概，乃因鄙人过去之综述，多述其观点而少评论，即便评论，也多看成绩而少谈缺欠。看成绩易，谈缺欠难，但不能总“述”而不论，满目尽花而无斑点。治社会史既久，有不得不欲言者数语，故作此文。
中国近代社会史近三十年的成就，稍微关心学界者，无不知其大概。要而言之，可借用鄙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所作统计：目前一年发表的论着数量，相当于前三十年（1949至1979年）的总和。论成绩，还可以再加上一条，过去研究社会史，主要运用的是历史学理论，而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种理论尽相运用，使社会史真正体现一门交叉学科的特点。再者，过去的社会史研究，基本是政治史的延伸，例如妇女研究的主要内容多为妇女运动或女英雄，会党的研究从属于辛亥革命史等等，现在真正独立出来了，社会史的一些主要范畴，如阶级、宗族、家庭、民族、人口、娱乐、社交、社会群体、社会心理、时令风俗、社会生活等，都有颇有见地的论着发表。当然，研究的程度有深有浅，但已初步体现了社会史作为一门内容丰富的独立学科的特点。如此等等，三十年来的成绩可以一直数说下去。一言以蔽之，现今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其成绩足与近代史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相媲美，甚或超过之。
论到缺欠，首先是浅薄之作多。毋庸讳言，在中国近代史各个领域中，论文和专着的粗制滥造，屡见不鲜，但社会史更为突出。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史写作既不难，也易发表。社会史是个新兴的学科，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即便有过研究，也多粗略之作。因此，今人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可视为或大或小新领域的开辟。在社会史这块处女地上，种花种草，都有收获。因此，学者更应该注意，多培植花朵，少种杂草。社会史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领域，近代史上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放在社会史这个框架内论上一论，即便平庸之作，因为前无古人，读来也略有新意。而且社会史作为一个近20年来崛起的一个热门课题，刊物乐于发表，所有这一切，都为政治史、经济史等老课题望尘莫及，是新兴课题的优势。也正因为此，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硕果累累，但平庸之作比比皆是。拉杂成篇随意发表者触目皆是，或题目吸引人，实则不过找一些外文资料或地方志材料，连缀成篇，立意平平，内容单薄，言之无物，经不起推敲。一个人写几篇这样的文章在所难免，例如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应急之作，一个刊物偶尔发表这样的文章也可理解。但一个人不可以一辈子写这样的文章，刊物也不可长此以往自降身格。
平庸和浅薄，在选题方面，表现为亦步亦趋跟随别人。常常是，某一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学界反响很好，于是便有多人同作此一课题。王笛关于成都茶馆研究（《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的学界跟风就是一例。一个学者引领一个课题，是学术的正常现象，问题在于，后起者要有自己的研究，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可鹦鹉学舌，制作一批可有可无的作品。王笛之文，其值得喝彩之处，不在于开创了茶馆的研究，而在于，其借茶馆一地，透析了成都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其立意在表现茶馆既是休闲逸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它是市民的“会客室”、“自由世界”和公共空间。而跟风者不察，与王文的区别仅在于城市的不同。举茶馆这个极端的例子，是便于说明，摹仿之作，是近代社会史很多研究领域的共性，尤其是一些热门课题，如婚姻、风俗，文章甚多，读来未免有“千人一面”之慨。大约二十年前，胡绳武、程为坤发表了论民国初年风俗变革的一篇有影响的文章，至今许多研究风俗变迁的文章，所使用的概念甚至语言还是当年胡、程的。模仿的根源在于自己没有深入研究。甲作者讲甲地的风俗和婚姻，乙作者讲乙地的婚姻和风俗，它们之间除了地区名词的区别外，在内容上无甚差别。可以想见，有大批作者，他们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文章，不是自己研究的心得，而是捕捉社会史研究热点，拼凑资料，勉强成文。近代中国可以研究的社会现象很多，大可不必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在选题上，需要稍微“纠偏”的，是从总体上看，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新”因素、“新”现象多了些，而讲“旧”因素、“旧”现象的比较少。近代中国是个新旧冲突、弃旧趋新的社会，新因素、新现象是发展的主流，但旧的东西毕竟是现实存在的汪洋大海，对此研究者不多，研究的水平也不很高，原因在于关于新现象，过去研究的不多，出成果比较容易；而对于旧现象，前人在早些年已经有所研究，欲更上层楼，难度较大。与此有关的是，讲城市的现象多，讲农村的少。这些现象，在前十年非常突出，随着研究的进展，近十年逐渐好转，但总体倾向不变。此外，在社会生活、风俗、市民文化等方面，有关上海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后起的研究者，在研究其它地区的同类问题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上海为参照物，有对比当然可以使所要说明的问题更简单明了，但形成惯例就落入了俗套。上海有最鲜明的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其它地区也有自己独立的特点，需要总结出这些特点，并且尽可能在思路上跳出目前关于上海研究的既有框框。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有关上海的研究成果，是以上海的史学工作者为主的国内外学术界多年研究的结果，研究其它地区的学者，要想真正有建树，同样是要花大力气的，说到底，依然是个扎实详尽占有资料的问题。论从史出，这是基本的道理。
社会史研究是个特别需要理论引导的课题，所以30年来，各种外来理论在这个领域中争奇斗艳。窃以为，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引入，中国近代社会史，不是一块孤芳自赏的领地，所有的外来理论，都可以拿来试一试，没有什么可怕的，横竖挑毛病，左右看不惯，是故步自封的表现，学术进步之大敌。一种理论，试了不行，会自行退出，不必硬行干预。此外，新理论大多来自欧美学界，也不必动辄批评，声称中国社会与欧美不同，责怪引用者生搬硬套。欧美和中国本来就不同，难道因此就不能用欧美的理论来思考问题吗。倘若此，一切外来理论在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中都没有立足之地了。
同样不足称道的是追新逐异，不暇深思。正如社会史研究可以选择的课题很多，可以借用的理论也五花八门，某种理论，至少引用者自己要深刻了解它，第一次使用时，也要清楚地解释给学界，说清其含义，必须对这个理论是什么，适用范围有个说明。否则说了半天，大多数人都不懂，有何意义？
理论的重要性对于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也许比其他学科更重要。例如，对于过去的老课题，用新的理论或新的视角进行再探讨，可以获得新的认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一个自建国以来人们就熟悉的课题。早先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反帝爱国的意义，80年代以来侧重于从资产阶级的成长的角度考察参加运动各阶层的作用和态度，近年运用西方市民社会的理论分析运动中民众活动的近代性，及其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成长关系。历史现象是个多面体，应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问题，可以挖掘出它自身所蕴涵的的丰富层面。
史料准备的不足，是社会史研究突出的问题。表现为资料贫乏，论述概念化，或简单地从学理出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些现象进行定性。30年来发表的论文，至少有一半是没有多少史料根底的文章。历史学以史料为基础，离开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上的对历史真实性的理解，任何新理论的引入都只能是贴标签，盖橡皮图章。因此许多文章的结论看上去很新，也很吸引人，但让人感到作者理不直，气不壮。有理论又有充足的史料，是史学的基本要求，说教容易，行之甚难，愿与学界同仁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