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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景超和他的工业发展观

吴景超生于1901年，1916至1923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7年，受到良好的英文训练，系统学习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从1917年起参与《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前后共有6年，1922至1923学年担任总编辑。在编辑和撰稿过程中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我做七年的学生，当了六年的编辑。这种写作的训练，对于我是很有益的。快毕业的一年，周刊有社论一栏，我们几个写社论的，总是在发稿的前一晚，大家想好题目，奋笔疾书，不起稿子，不计文章的工拙，只求清楚明白，辞能达意，写完之后就送到印刷所去付印。我们几个受过这种训练的人，都把写文章看作说话一样。话说出口之后，并不时加修改，我们对于作文，也养成这种习惯。这种办法，替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 另外，从他在《清华周刊》上所发表的部分文章，如《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人生蠡测》《清华学生安身立命之路》等来看，他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强烈的学术进取精神和改造社会的愿望，迥异于平庸之辈。1923年，他在出国前的学科选择上填上了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
1923至1928年，吴景超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5年间，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正是以派克（Robert.E.Park）为首的社会学者致力于都市社会学研究取得重要成就，形成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时期，吴景超浸润其中，一生的学术路向深受影响。
1928年9月，吴景超学成回国。这时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制化建设进入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和其他20年代中后期陆续回国的同道们一起，在这个学术阵地上开辟草莱，参与并推动了社会学学科化的历史进程。当时的中国社会学者中，年龄长他10岁上下的有陶孟和、陈达、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和他年龄相仿的有潘光旦、吴泽霖、吴文藻、杨堃等人。前一批人基本上在40岁上下，后一批人基本上在30岁左右，正是可以奋发有为的年龄。他们参与一些重要大学（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它的前身社会调查所）的创建与发展过程，先后成立专业性的社会学学会组织——东南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学社，出版专业性的学术刊物《社会学刊》《社会学界》等。在研究旨趣上，他们不满足于引介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现成知识，而是试图综合各家之长，参以已意，提出一套独立的解释系统。在研究课题上，他们比较注重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经世致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学理上的解释和可以付诸实践的具体方案。可以说，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是和时代赋予它的为中国寻找出路的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28年9月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吴景超参与东南社会学会和后来的中国社会学社的创建工作，编辑《社会学刊》并撰写大量论文和书评，在金陵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出版《都市社会学》《社会组织》《社会的生物基础》等着作，为推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这时“社会学中国化”已经成为站在学术前沿的若干学者的共同追求。但是各个学者之间的学术路径仍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比如陈达搜集丰富的材料专门研究人口和劳工问题，李景汉致力于深入实际做社会调查，吴文藻希望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开展社区研究，潘光旦侧重于优生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吴景超的研究是宏观的，他特别熟悉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注重搜集世界各国的统计材料，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各位学者在学术上的差异并没有对他们之间的欣赏与合作造成多大的障碍，学术上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造就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辉煌。
在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中，吴景超关注的面比较宽，但将焦点放在经济问题上。这可能与他在留学时期受芝加哥学派注重都市研究的影响有关。都市研究固然包含许多社会问题的层面，但都市社会与乡村社会比较起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无疑是它所具有的发达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以及都市与乡村之间在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吴景超留学时期曾熟读格来斯（N.S.B.Gras）教授的《经济史入门》一书，他称此书是研究都市与附庸之间关系的必读书，作者“对于经济发展史，别有见地；对于都市经济的解释，尤为清晰周密”，所以，“数年来所读的名着，令我反复数次而不厌的，这要算是一部”。在《都市社会学》《社会组织》两本早期着作中，他都给予经济问题以相当的篇幅。但这时他的关注面还比较宽泛，经济焦点并不突出。甚至在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同时，他还钻进故纸堆，写了若干篇历史社会学论文。大约在30年代中期积极参与《独立评论》社的撰稿乃至编辑工作以后，他的研究成果的现实感越来越强，最后聚焦在都市化和工业化上。那时，吴景超针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各种农村运动，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在他看来，这些从事于农村运动的志士仁人在各地的努力，不能说对于农民的生计改善毫无影响，但是，“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理由很简单：运动所涉及的农民相对于农民全体，不过九牛一毛；最重要的是农民生计问题的性质太过复杂，涉及方面太多，不是几个私人团体所能解决的。他认为，中国问题最迫切的是统一完成，在此之后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所谓农民的生计问题，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他不能单独的解决，他只能与工业、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吴景超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发展都市，尤其是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以都市来带动农村的发展。他认为，都市工业的发展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乡下争食者略为渐少从而提高生活水平；发展交通可以使都市和附庸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农产品得到善价；扩充金融机关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做生产事业，另一方面可以使高利贷者无所施其技。吴景超这种注重城乡共同发展的思路早在写作《都市社会学》时就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那本书特别重视都市与附庸的关系，而不是就都市论都市。“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种主张里的城乡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互助的。换句话说，吴景超虽重视都市，但他所关心的是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全局问题。
吴景超对农村经济问题也下了不少功夫研究，他关注农场的大小与农民生计的关系；关注农业技术与农民生计的关系；关注佃农如何转变为自耕农，实现“耕者有其田”；关注农村的劳务输出和物资输出。但是，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农业的现代化也有赖于工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所以，吴景超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上是有所偏重的，并不是将两者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等量齐观。在30年代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中，吴景超始终坚定地站在发展都市、发展工业一边，对二三十年代“以农立国”论的各种论调都做了批判。《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所收的《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和《我们没有歧路》两文里便有最集中的论述。
30年代中期以前，吴景超在批判当时颇有声势的各种农村运动和“以农立国”论的各种论调中，确立了自己作为工业化、都市化的代表人物的地位。
30年代中期以后，论证工业化的必要性已经不是吴景超的论述重点，主要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吴景超确实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没有工业化，一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工业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吴景超此后要研究的是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需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1936年吴景超有机会参观常州、无锡、上海等处的30多个工厂，并且与多年从事工业的人士就工业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多次讨论，于12月写成《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一文，发表在次年春天。在这篇文章里，他所讨论的问题是资本、技术、管理、外货竞争、政府与工业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发表的《同业公会与统制经济》一文也是对工业化中一个具体问题的探讨。这种对工业化中具体问题的独立探讨一直贯穿到40年代末期的主要论述里。40年代吴景超就美苏经济制度的比较写了大量文章，其主要目的在于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以及若干具体问题提供借鉴。
1937年上半年，吴景超随翁文灏在欧洲考察了半年，走了许多地方，其中德国和苏联给了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研究这两个国家工业化的工作，“发现他们想由工业化所达到的目标，并非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而为国防力量的增进。因而回顾中国目前的处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虽然是重要的，但增进国防的力量，则尤为迫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使得他对发展工业目标的这种新认识更加明确，即“中国需要工业化，还是不易的真理，但我们目前所急待建设的工业，应为国防工业及与国防工业有直接关系之重工业。民生工业的建设，应居于次要的地位”。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的途径》一书里，他在明确了这一前提之后，重点探讨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在资本、人才和组织方面做哪些努力。
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吴景超力倡工业化，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而此时他的思想转变为节衣缩食，再过几十年苦日子，尽一切努力把重工业、国防工业建立起来。因为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其他工业成就很容易被敌国摧毁。这是社会实践中血的教训所换来的认识。这个认识虽然因特殊的战争环境而引发，但并不是时过境迁就失去意义的问题。战后中国仍然面临如何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如何发展重工业为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创造条件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可以说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的。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吴景超始终密切联系实际，把他对现实社会需求的观察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并以研究的结果来参与历史的进程。他不愧是一个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潮头的先进人物。
1948年，孙本文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的各家各派时指出：“国内社会学者之注重经济因素者，以吴景超、乔启明二氏为最着。吴氏倡等[导]工业化运动，以为惟有工业化，始可提高人民的生活。”孙本文指出吴景超是国内社会学者中最注重经济因素的学者之一，是有见地的；可惜的是孙只看到了吴景超截至《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时所提出的思想，没有看到他对工业化中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没有看到他1937年后对工业化的两个目标之间关系的认识，因而还不是全面的认识。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吴景超尽管对中国经济问题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的根底还是社会学，他是以社会学家的眼光来研究经济问题的。
他很重视人口问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30年出版的《社会的生物基础》其实就是一本研究人口问题的书，而且是一本全面讨论人口问题的书。他在自序中说：“这本书虽名为《社会的生物基础》，但也可以把它当作一本讨论人口问题的书看。除却第一章导言不算，第二章是讨论人口问题中的两性分配问题的，第三章讨论量的问题，其余的讨论质的问题。” 30年代初他曾应某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人口问题的书，后来因出版社倒闭，书未能出版，只有少数章节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人口政策”尽管篇幅不大，但确实在他的心目中是作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出现的，所以才单列一章。1948年他在《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一文的“总答复”里，曾自我表白：“我在没有写这篇文章以前，脑海里原来另有一个题目，名为‘三管齐下的经济建设’，说明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及节制人口，应当同时办理，才可以收提高生活程度之效。后来觉得人口问题牵涉太广，有另外写文章说明之必要，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便没有提。”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在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还讨论了分配问题。这一章充分体现了吴景超的社会关怀和社会理想。他所赞成的是用渐进的、和平的手段实现社会平等，不赞成用“急进、暴动、杀人流血等手段”，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基于这样的改良主义的立场，他寄希望于调整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税率来实现经济平等。关于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前途，他也有独到的思考。他不赞成马克思等所主张的二分法，主张三分法，“就是除资本阶级，劳动阶级之外，还添一个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所包括的人，有小店主、小厂主，中上级的官吏，公司及工厂中的经理及重要职员，大部分在自由职业中谋生的人，如教员、医生、牧师、工程师、音乐家等等。这些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有随事业发展而加增的趋势。”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介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他主张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来缩小阶级之间的距离，实现社会的公平。在他眼里，阶级在未来是不可能被消灭的，“社会上有组织的生活，以及人类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阶级社会的最后堡垒，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炮，也是毁灭不了的。”总体上看，吴景超的社会理想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与马克思主义颇有差距，未必为今人所认同，但他提出的思考多多少少总有些事实和学理的依据，对于我们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在今天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保持社会和谐发展，也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价值。
吴景超一生勤于笔耕，着述涉及面很宽，数量也很可观。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这本《第四种国家的出路》。这本书对于中国问题提出了一种总体上的分析框架。他以人口密度和职业分派为标准，将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中国属于第四种类型，即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百分数也比较高，“所以中国人的问题最为艰难，而中国人对于改良的工作，也应当特别努力”。中国人要提高生活程度就必须开发资源，实现工业化，公平分配，控制人口数量。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已在第一章导言有充分的揭示，以下几章不过是具体的展开。吴景超也有其他有份量的着述，但因多为某一个方面的研究，没有对中国问题做出总体上的论断，所以影响力都不及这本书。“第四种国家”已经成为对时代课题做出有力回应的标志性论断，《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也因之成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水准的经典着作。
20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一书。该书除收录《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全书以外，还以“社会与制度评论补编”作为下篇，增收吴景超的15篇文章，试图比较全面展现他的学术思想风貌。2010年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总结百年中国学术成就的“中华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仍将《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列入书目。这次我们对《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在2008年版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校订，并补充了相关的论文5篇，小册子1种。下编选文突出论题的相关性和学术性，希望能够增加读者对吴景超学术思想的认识。
本文为吕文浩选编、校订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华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一）所撰写的导言节本，刊于《团结报》“史学版”2010年11月14日。此书将于2010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