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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洁：《万历十五年》的中文之旅

一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出版界和阅读圈的影响无需赘言，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对很多人影响至深。但也正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不仅至今仍有毁誉，而且当初出版的过程也经历了漫长的阵痛。
《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书名叫《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1587年，不重要的一年），早在1976年就完成书稿了，可之后的出版却屡屡碰壁，一直搁浅。在图书出版的商业和学术之间，美国出版界有严格区分的鸿沟，而《万历十五年》因为学术专着和历史通俗读物“两不像”，一直找不到归属。
直到1979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确定接收书稿，并且迟至1981年才正式出版，因为没有及时出版专着，根据美国publishorperish（不出版就灭亡）的学术圈生存游戏规则，再加上所开课程学生选课率低等原因，黄仁宇于1979年接到纽约州立纽普兹（NewPaltz）大学的辞退通知，于第二年夏天离开他供职十年的纽普兹大学。那段时间是黄仁宇的人生低谷期，也可见他当时迫切需要《万》一书的出版。
二
在这期间，黄仁宇也想该书能在中国面世，可巧1978年夏天，他的一个校友要到访中国，他便将部分书稿翻译成中文，托这个朋友带来内地，谋求出版。
这位朋友将书稿托付给亲戚黄苗子。黄苗子先问了金尧如和陈翰伯的意见，金尧如是老革命，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78年底调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1989年移居美国。他对黄苗子说，稿子能用尽可能用，尽快出版，“这样做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陈翰伯也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当时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代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人之一，他的意见也跟金尧如一样。他们的意见让黄苗子心里有底了，当初的基本意向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书稿是分三次寄来的，稿件1979年到齐的时候，金尧如已经去香港工作了。
当时黄苗子住在南小街，中华书局在王府井的灯市西口，相距不远，黄苗子和古代史编辑室的副主任傅璇琮交往频繁，便于1979年5月23日写信给他说：“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将他的着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并附上了金尧如和陈翰伯的意见，以及全部稿件，希望局里研究一下，尽快给个消息。
傅璇琮很快通读了稿件，并于6月16日写了份审稿意见，对书稿整体给予了肯定。但在刚刚拨乱反正的中国，出版《唐代诗人丛考》，前言里引用法国学者丹纳《艺术哲学》里的一段关于文艺理论的讨论，尚且一定要加一句批评，说他没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而出版外国的新着，还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这是破天荒的，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更何况黄仁宇还有“国民党军人”的历史污点。
所以傅璇琮事后回忆：“说老实话，我还有一定的顾虑，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所以在基本肯定的同时，多少提了几点意见，一是“作者因为长期居住国外，受外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因此写作的布局与文字，和国内现在的写法很不一样”，第二点也差不多，说“作者先是用英文写成，后来作者自己又译成中文，但看来作者现代汉语的修养不行”，有些地方“辞不达意”。第三就是“序言的后半部分涉及我国现在搞现代化建设的，不好。”最后说“鉴于作者系美籍学者，出不出此稿，可能有政治影响，因此要慎重考虑”，因此建议别的编辑“再审阅一遍，共同商量一下”。
当时古代史编辑室没有主任，于是，书稿交给另一位副主任魏连科审读。9月22日，魏连科拟好审稿意见，和傅璇琮共同签名上报，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在一些提法和文字上做编辑加工。
当时书局还是有领导认为不宜出版外国新着，“何必出外国人的书”，建议“婉拒”。但书局的副总编辑赵守俨在两天后的9月24日即明确表示同意出版，而且提出文字上的润饰，仅“限于非改不可的地方，不必改变原来写法和风格”。这个让其他领导“尽速阅示”的批示意见，最终决定了《万》书的出版。
中华书局版《万历十五年》后来的编辑徐卫东感慨说，上世纪70年代，“中国才从十年内乱里走出来，那时候的眼光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而且此书的作者又是外籍华人，所以在当时出版这本书真是比较大胆的举动了。”
三
图书正式进入编辑状态，新的问题产生了。黄仁宇离国已逾三十年，汉语不仅生疏艰涩，而且不乏陈旧过时、不合语法的表达。在征求黄苗子的同意后，傅璇琮请古典文学专家沈玉成帮忙给稿子做文字加工。沈玉成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傅璇琮的大学同窗好友，1958年因为“右派”政治问题调到中华书局，又和傅璇琮成了难友，一起下过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当时他已经从《文物》编辑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傅璇琮说，“他头脑灵敏、文笔快、有文采，确是修改、润色书稿的合适人选。”
1980年1月，沈玉成将第一章修改完毕，傅璇琮复阅后，以编辑部的名义寄给黄仁宇，附信说明改稿的几条原则：“一，保持原作的论点和材料；二，尽可能保持您原有的文字风格，即文言白话交融，具有某些幽默感的语言，同时又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有译文的意味。三、对某些语意不甚明了的，或并非必要的词句稍作删节。四，个别段落稍作调整。”信末提出“润色稿如您认为有不妥之处，请径加改正。”
黄仁宇回信，对第一章的改动表示满意。傅璇琮便于1980年3月22日回信说“沈君之润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则当照此进行。”于是沈玉成每改定一章，便寄往美国，如此往复多次，而且每次傅璇琮去信，都先经赵守俨副总编阅改，可见当时的认真和谨慎。
虽然当时润色稿件的基本态度是“尽量地按照作者的行文规则进行润色，不进行较大删改”，但现在看起来，沈玉成的润色的成分其实是很多的，即以第一章一开篇为例，黄仁宇的原稿是：
1587年，为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国无大事可堪铺叙。
当年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疫气流行。山东亦有旱灾。南直隶则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地震。但是这种种小灾小患，因我国幅员之大，在所不免。只要小事不酿成大难，也就无关要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事既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即将这一年剔除于历史记载之外呢？
此又不可。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之前一年。当年中国之小波折，实为以前大事之症结，也即是以后各项波澜之序幕。其间关系因果，即为历史。有时表面不重要，而实际重要。并且若干历史家忽视之末端小节，恰为我国特征之所在。
因此我们无妨小事小纪，看他如何开展。首先先看当年阳历三月。而沈玉成的润色稿、即出版的成稿是这样的：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着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着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两相对比，读者很容易看到文字表达上和阅读的流畅程度上的差异。《万历十五年》后来在中国的影响那么大，沈玉成的润色是功不可没的。黄仁宇就在该书序言中提到：“幸经……沈玉成先生……做了文字上的润色修改，又承……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1997年三联书店版《万历十五年》的责任编辑潘振平也说：“仔细比较黄仁宇先生的着作可以发现，《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很典雅，与黄仁宇先生其他着作的文字很不一样。沈玉成先生早年被誉为‘才子’，他后来跟我谈起过在本书文字上所下的工夫。中华书局确实在这本书的编辑上下了很大工夫。”
改稿期间，双方都很认真，比如信函往来详细讨论明代“杖刑”和“笞刑”的区别，书局在1980年6月提出“第七章有一段对马克思的评论，我们认为以删去为宜”，黄仁宇即“遵命删去”，他甚至能发现参考书目中的英文Ricciane校样排错了的一个字母。
就这样反复的邮寄传递，一章一章地润色、修改、定稿，直到1981年6月才基本定稿、发排。当时中华书局考虑到印刷厂日期的限制，和海外邮件往来的时间过长，准备请沈玉成或黄苗子阅定校样，但黄仁宇主动要求看校样，这样，直到1982年3月，最后一部分校样才阅毕寄回，后来又来信修改几个数字。结果，这本18万字的“小书”，经两国作者编辑反复审阅打磨，历时两年半才定稿。其时傅璇琮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正式发稿由北大中文系新来古代史编辑室的王瑞来编辑担任。这样的慢工出细活，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四
1982年，《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黄仁宇原本是想请老朋友廖沫沙写序言，后来廖沫沙因为健康原因，只题写了封面书名。初版印数27500册，很快销售一空。至于后来在中外学界的巨大影响，也都在作者和编者的意料之外。
新书出版之际，黄仁宇便提出“杀青之日，仍遵原议，着者不受金钱报酬。”只提出希望出版社寄些样书给他，“可以送给海外的学者和留学生朋友。”但样书数量也不必过多，怕“印数不敷分配”。于是编辑部将部分稿费折成230多本样书寄给他，还剩下的780多元稿费，黄仁宇坚持不要。他提出将稿费的三分之一交给沈玉成，但沈玉成执意不收。另一部分给黄苗子和廖沫沙，作为联系玉成此事的“车马费”，黄苗子也没有接受。当时，黄仁宇有个妹妹在广西桂林橡胶设计院工作，黄苗子便问是否能给她一部分稿费，黄仁宇说可以考虑，但在信中说：“如贵局愿付与少量报酬，笔者亦不阻挡，只是人民币三十元、五十元之间则已至矣尽矣，再多一分即与鄙意相违，亦陷笔者于不诚。”当年的君子之谊，竟让稿费领取成了难事。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因为当年中国出版界的版权意识淡薄，这本书在1982年出版时，并没有签署出版合同，纯粹是君子一言为定。直到十多年后的1995年，双方才补签了一份为期10年的出版协议，当时该书已有日、韩、德、法等多个译本，中华书局起草的出版合同草稿还说：中华书局享有该书的“全世界”版权。黄仁宇对此表示了异议，中华书局从善如流，很快重印了合同，事情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