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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史所2011年博士后报告题目与中文摘要(1):何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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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所网站编辑部
五四后政治乱局中的北京高等教育界(1919——1927)
——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为中心的研究
作者:何树远合作导师:耿云志研究员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政府控制能力的降低,社会势力崛起,教育界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种力量。沿袭晚清以来的教育格局,教育部掌控的教育经费本就相当有限,权力难以延伸到全国教育的各个领域,现在则连这少得可怜的中央教育经费也难以维持,经常拖欠北京国立各校的经费,逐步丧失了对各校的行政人事权。主导北京政府的各系军阀口头上多宣称维持教育,其实不然。在此特殊形势下,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组织了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向政府索要经费,以维持各校的生存。联席会议的兴衰,是国家与社会势力互为消长的一种体现。由此可以考察在这一特殊的政治、社会关系格局下,国家、教育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以及19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存在的种种问题。
联席会议以八校代表自居,参与教育改革、政治革新、庚款退还,将势力从教育扩展到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与政府、其他教育团体发生种种联系。联席会议首要职能是向政府索要经费,经常与负责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部、交通部、财政部等进行交涉,双方既有合作,也有矛盾。除此之外,联席会议还与可能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政治势力展开合作,是1922年好人政府的重要支持者。联席会议参与教育改革,充当各校风潮的仲裁者,维持各校的稳定,不可避免地卷入各校风潮之中。在处理庚款的过程中,联席会议与各国交涉,反对庚款筑路的主张,逐步在法、俄、美庚款的退还中取得了主动地位,但也因此与京外各校、地方教育势力产生了种种矛盾。
联席会议能够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在于国家势力的衰退,另一方面在于北京大学的支持。北京大学是联席会议的核心,北大教职员内部派系的分化组合及其不同的政治、教育倾向都影响到联席会议的活动,浙籍教职员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席会议内部各校大体能够保持一致,但涉及具体的教育改革方向、经费分配方法,也存在分歧,因此联席会议曾多次改组。随着1927年张作霖采用强力政策压制教育界,合并国立各校为京师大学校,紧接着国民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社会力量相对衰减,联席会议逐步丧失了活动空间,从而走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