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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日根：晚清民国会馆的信息汇聚与传播

会馆这一起自明初的寓外同乡组织，经历了同乡官员俱乐部、科举考试服务处到晚清民国同乡会的形态转变①，“崇尚人文”到“参与治安”的功能蜕化②，作为慈善类组织到申请官府立案的归属变迁③。晚清民初，正当新旧变更、传统帝制向现代民主政体转换之时，西方电信技术的传入使会馆走出了一地一馆“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自我运行故辙，扩大了联系面，构建了跨区域的网络体系，成为信息汇聚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平台，对当时政治变革、地方发展与社会思潮流向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会馆仍是传统的口耳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平台
会馆最初建立时就具有相互雅集、相互砥砺的功能，“祀神、合乐、义举、公约”逐渐形成为会馆的基本功能。在合乐方面，戏曲表演是基本环节。在晚清时期，会馆本身举行堂会，戏曲表演，许多社会名流都会到场，大家交流信息。彭晓丰、舒建华说：“会馆是乡土中国最为典型的一种文化植被，无论何种程度的城市化都拔不尽滞重的土性所培育的这些庄稼。当每个中国人走向高一级的文明生态圈时，他们都忘不了用胸口揣着的那把泥土，在都市里建造一个只有一所房子的村庄，他们清早上街区耕种，傍晚收工回来，在亲切的乡音中歇憩，抗拒一切可能有的水土不服，分享一切可能来的官运财气，分担一切可能来的欺生凌辱。县是会馆最基本的单位，方言则是会馆的真实姓名。会馆每天吐纳着涌动的乡音从而凝聚成一个巨大能量的区域文化场。会馆的都市建置使它成为每个区域文化的精英的容器，并由低级向高级进行能量传递(县—省城—京城)，因而，北京的会馆，不论它操何方口音，就有可能聚集这个区域最大能量的灵杰之气。”④
会馆演戏。遇到考试及第了，同乡们聚集在一起相互庆祝。譬如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中提到，进士及第，有胪唱。胪凡五唱：第一甲第一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甲第一名某等，其声凝劲以长。是日，榜眼、探花送状元归第，探花送榜眼归第，探花自归第，无人送。然名曰归第，实归其本省之会馆，虽有私第，必先至会馆而后归也。其会馆中人，先已召集名伶演剧，张盛筵，待贺客，历科鼎甲之在京者毕至⑤。“都中江苏会馆团拜，名伶麇集，谭独抗传不到。时吴江殷李尧方掌山东道御史，拘谭至，絷诸厅事以辱之，待演剧既毕，方释之去。后此逢会馆戏，闻命即赴，不敢或违矣。”⑥作为同乡，出席会馆活动变成了情理上推脱不掉的一种义务。
遇到节日，同乡们也在吃过家乡菜、聊着家乡话时观看戏剧表演。譬如清·曾朴《孽海花》第二十四回，《愤舆论学士修文救藩邦名流主战》⑦中说：“彩云恰从城外湖南会馆看了堂会戏回来，卸了浓妆，脱了艳服，正在梳妆台上支起了金粉镜，重添眉翠，再整鬟云，听见雯青掀帘跨进房来，手里只管调匀脂粉，要往脸上扑。”参与会馆的同乡聚会活动，往往需要端正衣装，展现自己最光彩的一面，会馆中同乡人的相互见面，一定程度上成为自我发展状态的一次展示。
会馆为官员们相互过从的场所。譬如《糊涂世界》第十回所述：“如今单表这位杨愕，是四川省里第一个猾吏。不论什么上司，没有一个敷衍不好。自到省第二年之后，一连十二年，没有空过。眼眶子虽然极大，心眼子却是极小。就有一班不要脸的去讨他的教。他先前也不肯说，后来，就有些拜门的。杨愕却是最喜此道的，并不推辞，从此便狐群狗党，愈引愈多，居然是一个大老前辈了。此次挂了牌，这些门生便想了一个法子，大家凑了份子，在湖北会馆里叫了一班戏子，替他饯行，又好顺便叨叨他的教。头一天便发了帖子过去，到得次日巳刻光景，又用大众的手本去请。不多一刻，早有人来送信，说是来了。大家连忙抢到门口去站班恭候。”⑧无论正当与否，会馆同乡聚集之中，有些人投机钻研，勾结势要，为自己谋求升转。
有人将会馆当成了寄放行李的场所。譬如《恨海》第八回所述：“葬事已毕，便打算逃避。可奈金银细软，多被义和团劫去。笨重家伙，此时要卖，也没有人承受。翻遍了各箱笼，搜刮起来，只剩了十来两银子，思量不能远去。听得安肃县没有拳匪，那县官李灼然是父亲同年榜下知县，向来相得，不如投奔他去。定了主意，便开发了老妈子，弃了一切家具，把所有字画衣服之类，都送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中寄放。然后出了彰仪门，赁了牲口，取道芦沟桥、长辛店，投安肃县来。”⑨有人贪念会馆提供的免费服务，不仅将行李寄放其中，而且住在会馆里享受会馆的保护，获得同乡间的丰富信息。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一回所述：
忽然一日，自己决绝起来，定下一个计策，暗地里安排妥当。只说家中老鼠多，损伤了书籍字画，把一切书画都归了箱，送到会馆里存放，一共运去了十多箱书画，暗中打发一个家人，到会馆里取了，运回家乡去。等到了满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这一次回门，照例要娘家住几天。这位周太史等他夫人走了，便写了个名条，到清秘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资的假，雇了长车，带了小孩子，收拾了细软，竟长行回籍去了。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给了他一个月的工钱，叫他好好看守门户，诳他说到天津，去去就来的⑩。
这些记录会馆中负面行为的资料，在会馆志、地方志书中较难看到。
寓居会馆准备应试是会馆的传统功能，能减缓应试举子的寓居负担，时常还能得到同乡官员的辅导乃至打通关节。“这里江氏弟兄带了一个暂充跟班的村童，回到江苏会馆。二人因为试期已近，到了会馆还在灯下狠狠念了几篇《东莱博议》方才安寝。一宵无话。”(11)应试士子将会馆当“异地乡井”，减轻了身居京师的不适应感。
会馆也是讨论学问的好地方。譬如《孽海花》第二十七回说：“门生听说江苏同乡今天在江苏会馆公宴威毅伯的参赞马美菽、乌赤云，老师是不是主人？”唐卿道：“我也是主人，正待要去！美菽本是熟人，他的《文通》一书也曾读过。乌君听说是粤中的名士，不但是外交能手，而且深通西方理学，倒不可不去谈谈，看他们对于时局有什么意见？”(12)会馆这个平台能让不同需求的人们在不同时段得到有效的利用。
小说里的生动描述让我们体会到：会馆成为传统的口耳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平台。尽管其中包含若干虚构成分，但作为社会客观存在的一般历史现象，一定有其现实根基。
二　近代通讯技术和传媒给会馆增益了新功能
通讯设施的改进缩短了空间距离，开埠通商后，近代邮政渐次展开。1878年3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李鸿章商妥，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和上海5处海关，仿欧洲办法，设立华洋书信馆，纠集股份，试办邮政。直到1890年，中国海关邮政才在各通商口岸普设邮政机构。1899年，北京海关邮政局正式改称北京邮政总局，下设4个分局。宣统年间，北京设邮政总局一处，下设17个信筒。邮政支局共计19处(13)。
在开办邮政事业的同时，中国的电报业也开始创设。19世纪60年代后期，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海域敷设海底电报线，但规定线段不准上岸。1877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试设由天津机器局到北洋大臣衙署的电报线。津沪电报线于1881年竣工通报。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民用电报事业。津沪的官绅商人可以利用电报传递商情信息，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电报通讯时代的到来。1890年，电报线可谓四通八达了。1882年10月，上海的《申报》用电报传送顺天府乡试的榜文，次日即见报，引起轰动(14)。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第一次办报高潮后，报纸上刊载的“专电”日多，北洋时期，各个报纸上的来电更有铺天盖地之势。电报一般只需一日即可送达，保证了消息的迅速传递。
有了报纸之后，会馆活动常以广告刊登于报纸，如1918年12月2日，报纸刊登“二十六夜江西会馆之雅集”的消息，报道“温白社在此演昆剧”的事(15)。1918年12月7日，报载“江西馆在袁寒云所组织之延云社借台开演”(16)。1918年12月24日和25日，报纸有关于“全浙会馆之堂会戏”的连续报道(17)。
报纸成为会馆表达政治态度的阵地。通过媒体刊载通电，会馆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舆论。北京钦廉会馆通过集议在广东新馆召开旅京全省同乡大会，通电全国请各地军政绅商报学各界团体，协同力争，有效地达到组织舆论、形成舆论的目的。1919年4月“急电两粤当局暨省议会请顺民意，取消该案(指钦廉割隶桂省)”，5月又由叶恭绰、王宠惠等同乡“列名电至两粤当局，请即撤销原议以顺舆情”(18)，以通电的方式向当局反映舆论，施加舆论压力。
由于会馆自称是公民的代表和代言人，常通过同乡中的名流领衔向政府表达诉求。面对舆论压力，政府对其请求往往不得不受理。
电报等现代通讯工具让异地同乡会馆间有了联系通道，京师会馆最受外地同乡会馆的推崇。北洋时期地方势力坐大，地方政局混乱，各地大小军阀混战不止，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众渴望安定的政治环境，期望在京同乡会馆制止各地的内战与纷争。1916年前后，众多广东公团向北京的广东会馆发来电报信函，揭露龙济光祸粤事实，要求龙济光交缺离省，请“陆督军朱省长协力绥靖地方，”(19)。北伐前期，卢宗缙等发快邮代电，要求驱逐孙中山，请陈炯明“迅统粤军”(20)。
1914年7月，广州湾全体华民就法国在湾内收人身税并勒令华民领取来往护照，勒交照费等横征暴敛之事，寄函给北京广州会馆请其主持公道。1925年广州各界人士关于英帝国主义残杀同胞，制造广州惨案及沙基惨案给北京广东会馆等同乡团体的代电，详细说明事件的缘由，并请联合行动维护主权。
1919年广州市政公所修马路与各机关团体保学宫发生冲突，广东民间团体纷纷向北京的广东会馆和各地的同乡请求，希望共同出面阻止因修马路而毁坏学宫。护法战争后，旅沪广东同乡会筹商广东善后事宜，一致主张在沪设立广东善后协会，以便随时与和平会议南北代表接洽。广东善后协会发电报给北京的粤东新馆：“此次和会期间，急速希即详加指示，俾可备交和会请愿期于有成。”(21)在激烈的革命浪潮面前，会馆被推到了维持正义、主持公道的前台。
1921年，上海南海邑馆从报纸得知广东九龙租借地有推广至石龙之说，即向北京的广东会馆等发出通电：“查石龙为粤东要塞，领土主权关系至巨，果报载非虚，我国民万难承认，务恳顾全民意，以固藩篱，而维国本，不胜迫切待命之至。”(22)南北两地的广东会馆联合起来，坚定表达自己抵制外国侵略者扩张的决心。
上海是近代国际商业大都会，依托会馆支持的广东商人创办娱乐休闲的画报和杂志。广东台山人伍连德(1900-1972)是一重要人物，他到上海先是就职于商务印书馆，担任美术编辑，同时兼任广东人开办的郇光小学的美术教员。1925年，武氏在北四川路鸿庆坊创建良友印刷厂，第二年出版《良友》杂志，上海先施公司经理欧彬夫人谭惠然女士给予担保，伍连德的广东同学余汉生配合创业，该刊与市民的生活习惯、都市文化的消费时尚十分贴近，第1期销量就达7000份。1927年以后，伍连德陆续创办《中国学生》、《当代妇女》、《银星》、《体育世界》等杂志。伍连德这种“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的旨趣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大众画报》、《文化》、《小说》、《时事旬报》、《新世界》、《图画剧报》等，成为传递文化信息的舞台。
早在1898年，康有为女儿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就在上海创办《女学报》，“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争取妇女参政，主张男女平等”(23)。康有为1913年又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发表其游历欧洲后对政治、法律的主张。梁启超在上海除创办《时务报》外，还创办过《时报》、《强学报》、《国风报》、《时事新报》和《大中华》月刊等。《国风报》创立于1904年，旨在“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24)。
顺德人邓实和黄节长期追随孙中山，1901年两人在上海创办神州国光社，出版《神州国光集》、《国光画刊》、《美术丛书》等，并开办国光书局(25)。1905年成立“国学保全会”，主编《国粹学报》，编辑《国粹丛书》。1906年黄节捐书4000册，与章太炎等开办国人第一家面向全社会的公共阅览室——国学保存会藏书楼。这对全社会的知识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2年，孙中山直接领导创办西文报纸《民国西报》，创办《建设》杂志，朱执信则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等，这些报刊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对唤起市民之觉醒、倡导实业救国、革除积弊等均具有积极意义。
各旅居外地的同乡会或者有名望之士还办有各种宣传本省意识的刊物，刊登激发人们乡土情怀和省区认同的文章。如旅京旅沪的浙江人创办了《新浙江》，宣传对浙江的热爱和激发人们对省区的认同意识。他们认为，省意识的树立是走向国家意识的前提。如《新浙江》发刊词说：
浙江之为省也，襟山带海，连皖抚闽，铁轨交通杭沪辰发午至；海泊来往，浙闽则筋贯脉通；钱塘为钱镠之故乡，会稽乃勾践之古国，英雄遗风，志士余烈，尤有存者。而且土地肥饶，物产殷富，纵横七百里，赋税千万余，人文荟萃，为东南文明之区。美哉浙江！是谁之浙江耶？曰是浙江人之浙江者也。此言也，夫人人而知之矣，然吾则曰是全浙江人之浙江……是故爱浙江者以浙江人为第一职志(26)。
当时的日本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会馆是其活动的主要场所。浙江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建立了同乡会，且出版《浙江潮》一刊，该刊《发刊词》希望由此“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27)。鲁迅先生描述，绍兴会馆里有些热血青年听到杀身成仁的消息，不免一番激昂，或发通电斥鞑虏，或为拟通电而拍案争吵(28)。亲身体验了日本社会现象的中国青年对祖国积弱表达了极大的不满。
在日本，四川同乡会曾举行欢迎吴玉章兄弟的活动，江苏人认为同乡会“是为了联情谊和立自治之本”(29)。省籍意识的强化实际上是谋自治和求宪政的要求所致。湖北留学生创办《湖北学生界》，云南留学生创办《云南》，江苏留学生创办《江苏》，都具有凝聚乡土情感继而开展政治活动的追求。《江苏》发刊词说：“美哉我江苏之人民，美哉我江苏之土地！”(30)《云南》发刊词说：“天何独厚滇人而得此大好江山，极乐世界，以生以长，以歌以舞，以养其父母，以育其妻子，以托祖宗之坟墓，以营个人之产业？”(31)
1903年的《新广东》曾说：“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非满人之广东也，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则广东之政权、财权、兵权、教育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权、海权，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以健全中国自立之起点。”(32)“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亲戚之急；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如何也。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33)
《新湖南》也表达了相同的情绪：“取我湖南之地图而一染焉，再染焉，三四染焉，如何以湖南人之血染我湖南之地为庄严而美丽乎？进而上之，以我湖南人之血，染我中国之地，是以中国染中国也。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自我湖南始。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熏白人之脑，请自我湖南始。”(34)
这些留日学生利用会馆，先培养省籍意识，再扩大为国家意识，对于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自强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会馆创办刊物宣扬爱乡爱国情怀，鼓励同乡利用会馆这个平台凝聚力量，亦顺应了当时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潮流。
三　在京同乡会馆功能的凸显
晚清民国时期，京师会馆逐渐由过去为同乡仕宦和举子联谊住宿的所在演变为同乡在京聚会、串联、发表政见、传播信息的场所。会馆与政治结缘越来越深厚。“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漫无限制者，损益相去，不啻倍蓰矣。”(35)其中表明，凡在京同乡会馆受到追捧者，是因为无论就会馆所联络的同乡，还是会馆的管理人，都身居显要位置，其中上层同乡京官对地方事务有显着的影响作用。在戊戌变法前夕，广东会馆适应了“广开风气，联络同志之需要”，变法者将翻译好的西方图书“颁发各省会馆”，因为“各会馆皆为京官会集，欲因而导之”(36)。康有为“始来京师，居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十一月先生初上变法书，即草创于是……明年南行，自是每入京率寓是馆”(37)。1895年5月，康有为再次进京，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发动公车上书。是年8月，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多次和其他维新人士集议，决定成立强学会。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又在南海会馆自己出资创办《中外纪闻》(初名为《万国公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编。1898年1月，康有为约广东在京人士20余人，在南海会馆成立粤学会，倡导变法图强，随即又成立了经济学会和知耻会。是年4月，由康有为发起，在粤学会基础上，联合各省学会，在粤东新馆成立了着名的保国会，并举行第一次大会，“集各省计偕诸人开保国会于南横街粤东会馆，到者数百人，公举先生敷讲政论，先生痛斥时弊与外人之毒蛰，听者泣下”(38)。
民国以后，广东会馆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京，“歇息于珠巢街香山会馆，乡人乃就宣外南横街粤东新馆开会欢迎”。1914年，广东各社团公民代表大会联合团就推举伍廷芳任广东省长，专函北京粤东会馆、汉口广东会馆、上海广肇公所等，寻求他们的支持：“诸公关怀桑梓，具有同情，请速通电主张，庶足救粤人于水火”(39)。1921年8月29日，上海广肇公所粤侨商业联合会致函北京粤东会馆，要求联合给广东陈省长一电：“其文曰：广州陈省长钧鉴，陈独秀邪说惑民，甚于洪水猛兽，迭电吁请驱逐。”(40)1924年，广东商团为了自卫自购置枪械，被当局扣留，为此，商团向旅外同乡发还枪械快信，其中就有“北京广东会馆同乡诸公钧鉴”一函(41)。1925年6月，英国在广东残杀我同胞，制造广州惨案及沙基惨案，广东各界人士致函北京等地广东会馆，要求北京广东会馆诸公，转送同乡京官钧鉴，“力抗强蛮”(42)。
浙江省在京会馆中，鲁迅住过绍兴会馆，徐锡麟也住过绍兴会馆，并为修缮此馆捐过钱，盆儿胡同的鄞县会馆曾被用来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会和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我们还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是通过浙江会馆才得以昭雪的。另外，早在咸同时期，绍兴会馆举办过幕师和差役培训班。幕师班招生对象必须是在府州县已考中的“秀才”，经面试、口试、笔试选优录取，差役班招生对象必须是在故乡私塾已读“四书”、“五经”，体格健壮、举止大方、五官端正、谈吐清脆、未婚的青年人(43)。也许还包含了挽救政治腐败、规范政治行为的内在追求。
湖南省的在京会馆，谭嗣同曾住浏阳会馆，毛泽东曾住湘乡会馆，沈从文、丁玲、吴奔星等文坛名将亦住过湖南会馆。其后，这里甚至成为现代新诗刊《小雅》的社址。
安徽省的在京会馆，李鸿章曾积极扶助安徽会馆，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曾为《每周评论》的编辑部，现代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在北京时住在潜山会馆。
下表反映民初广东会馆倚重的同乡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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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梁士诒等对在京广东会馆有决定性影响，信函和电报往往直陈给梁士诒，梁时为总统府秘书长，被称为“梁财神”，拥有“综握机要，左右袁氏，支配群僚”的政治力量。“凡入谒项城禀商事件者，辄曰‘问梁秘书去！’”(45)有梁士诒等同乡京官为后盾，无疑增大了会馆实力和面子。
其次，会馆作为民间机构，更容易灵活地解决政府所无法正常运行的事务。譬如，1919年采米事件，最初广东地方政府提出的采米要求，遭到江苏省的拒绝，中央和安徽省则打了折扣，只解决5万石。后来在各地会馆和同乡的努力下，才运回了50万石，而且还有种种的优惠。
1916年，滇、桂军进攻龙济光，直逼广州，广东各界人士群议调停，共决筹款，令龙济光率领所部退驻琼州。于是各军纷纷入据，谋戴其主。梁启超谋拥陆荣廷为傀儡，梁士诒阳推李耀汉，阴实联梁启超，谋戴陆荣廷。唐绍仪主张陈炯明、莫擎宇，商之梁启超，自允联名电保。哪知道第二天就发现梁保陆氏之电于报章。不久北洋政府以命令发表任命陆氏。梁士诒、梁启超、唐绍仪等京官对广东地方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1914年，广东省港澳官绅善商会办救灾公所，向北京的广东会馆报告水灾情况及成立疏河筹办处经过，他们不仅请旅京同乡捐款，而且还派谭学衡为治河督办。1919年3月广东粮食救济会请求同乡列先生“广劝捐输，慨助巨款”(46)。
会馆时常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桥梁，地方与中央都依赖于它。方兆鳌说自己在司福建省馆时，“维时国事草创，地方与中央多有联系，事未易决者，大之如外交财政及地方政治，小之如商贾行旅，凡吾乡人有所愿望，而必经中央准驳者，皆以余为枢毂，而地方当路，亦群就余”(47)。像方兆鳌这样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左右逢源，恰是许多会馆的写照。
北京福建会馆(今为春明女子中学)坐落宣武门大街南头，大门临街，后门临车子营，门牌刻“福建会馆”四字，与临街之前门匾额同为陈宝琛于宣统元年应召来京时所书。司馆事者，民国初沿清例，有直年，有干事，直年公推乡老充任，干事由值年公推，以福州及上下府各一二人充之。民国26年改理监制，报明社会局立案。理事11人，监事7人，候补者各3人。
民国11年8月间，因制宪及改组同乡会并福建善后三事，新旧两派颇生齮龁，旧派以乡之耆宿为代表，新派以学生为代表，旧派谓官绅不宜干涉地方之事，新派谓宜自定本省宪法，公选省长；旧派谓会馆仍旧维持，新派谓宜改组同乡会，接收会馆财产，不宜听一二人把持。若福建善后之事，则发生于王徐之驱李，盖其时黎黄陂当局李鼎新承梅为海军总长，闽之乡人也。李培之督军兼省长厚基，为王永泉许崇智所不容，王徐合力驱李，而徐树铮乘机加入，建国延平，通电全国，斥现政府为非法，自称统领，率师南下，省城岌岌可危，旧派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请政府任命萨鼎铭镇冰为福建善后督办，以陈兆锵、黄培松会办军务，此李承梅意，而同乡旧派所赞同者。新派主军民分治，应由同乡公举省长，卒于10月7日，阁议以萨镇冰会办福建军务，16日又命萨为福建省长，11月9日李厚基电告二师兵变，已退居鼓浪屿，俟漳厦肃清后，再图恢复省城，政府乃命刘冠雄字子英为福建镇抚使，此皆旧派之规划，为新派所不容也。
至民国14年元旦，复在福建会馆，讨议省长人选，同时并讨论本省赈灾办法，先是福建沿海一带，台风为灾，船舶漂流，无数渔民生计断绝，而长江一带有患水灾者，北京乃有华洋赈灾委员会之设，由海关附加税款，按各省灾情轻重，酌量分配，闽省约可得20万金，然须以灾情之照片为凭，而风灾一过，渺无踪迹，且被灾当时，虽有拔木翻船之惨，事隔数月，追摄何从，卒以同乡会议之请求，及列席委员会同乡黄漪午之谅解，免提证明，如数助赈，最后赈款寄交民政厅长蔡凤禨查收，酌量配给，是为福建会馆对于乡闾最努力之一事(48)。
一些团体直接设在会馆中，如“四川叙属留京学会”以敦笃乡谊、砥砺学行为宗旨，由富顺县人陈鸿发起创办。1918年8月成立，8月23日批准备案。主任陈鸿，会员18人(49)。
旅京山西旱灾筹赈会设在三晋会馆内，它以赈济山西旱灾为宗旨，由田应璜发起创办。1922年11月26日成立，董事长田应璜，副董事长温寿泉、刘文炳，会员220人(50)。

中国近代史-王日根：晚清民国会馆的信息汇聚与传播
安徽会馆内成立有同乡自治促进会、旅京安徽废督裁兵促进会、旅京安徽废督裁兵协会等，显示了安徽自治运动的炽烈。会馆借用合法性平台，极大地推进了当时政治运动的开展。
前文述及，孙中山先生等政治家时常到京城寻求同乡会馆的政治、财力乃至舆论的支持，京城的同乡会馆还可通电全国各地的同乡会馆，征得更广泛的支持与声援。京师同乡会馆还可以发动各地同乡会馆举行联合行动，敦促地方政府在清除政治积弊、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有所作为。北洋时期许多省的会馆直接成为政治活动的集会地和演说地，如“1912年8月25日，借湖广会馆欢迎孙中山，紧接是合并政党的大会，国民党在此举行了成立大会”(52)。广东同乡还联合起来抵制政府扣留商团用于自卫的枪械行动，致电致函京城广东会馆，要求政府对英国擅杀我同胞，制造广州惨案及沙基惨案等表达强烈抗议，维护民族尊严。会馆作为表达民意的社会组织，其积极作为在体现民族气节方面给殖民者以高压的态势，这对抑制西方侵略势力肆意践踏中国主权产生了积极意义。
由于京师会馆地处政治中心，京官较易影响地方政治，会馆这一中央与地方的联络站，时常做出令政府感到尴尬的事来，于是，《内城巡警厅设官治事章程》、《警察总厅公布有关管理会馆规则》、《北平市公安局管理会馆规则》纷纷出台，但事实表明，会馆的活动仍在进行。
京师会馆因为离政治核心最近，且地处京师的同乡会馆的领袖们多属于政治地位较为崇高之人，汇集地方意见，由他们转达至政治核心，多少能影响到中央和地方政治的走向。地处上海的同乡会馆虽然在政治活动中也较为活跃，但主导者往往多是商人，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经济支持，政治影响力则相对较弱。
美国学者顾德曼的研究显示：民国初年，上海的同乡会馆顺应时势变化，改变过去有中央祭坛、戏台和庭院的传统建筑风格，选择世俗的多层的西式建筑样式，有演讲厅、产品陈列室、报纸阅览室、娱乐场所和办公室，下面是拱道走廊的购物场所(53)。在会馆内，过去的精英主义被近代民主色彩所取代，《上海指南》中显示：1910年有同乡会馆26个，1914年有34个，1916年有44个，1922年有53个，1930年有62个，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显示他们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与现代精神相结合，获得了无穷的生机。
民国初期，广东自然灾害频仍，上海的广东人会馆时常能伸出援手。譬如，1915年广东三条大河同时发生洪灾，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立即采取协调行动，有时还与香港的潮商团体(香港潮州八邑商会)联合进行援助。1918年1月潮州府和梅县发生地震，潮州会馆提供主要的救济，还得到了广肇公所的帮助。两位潮州会馆的董事专程从上海赶到汕头，与汕头商会一起调查灾情，会馆还募集捐款修缮堤岸以防春洪肆虐。1922年8月，洪灾再起，潮州会馆的调查显示：澄海、饶平和潮阳县至少死亡10万人，会馆董事迅速募集7.5万元，会馆还向广州军政府报告灾情，请求给予减税。他们还指导汕头的一个慈善团体——存心堂调查孤儿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经费，制作死者入殓衣装。上海潮州会馆还为重修当地堤坝再捐5.1万元，并派出一名视察员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考察了当地的堤防，撰写了一份有关堤岸损失及重建的调查报告。由上所见，上海潮州会馆帮助政府处理了一些本该由政府出面完成的事务，并收到了切实的效果。同时，尽管同业团体纷纷出现，但潮州会馆在为旅居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同乡进行贸易纠纷和商业谈判的调停方面仍多有作为。
1917年12月，段祺瑞政府所代表的安福系和南方联军剑拔弩张之际，上海潮州会馆和广肇公所、嘉应同乡会以及大埔同乡会联名分别通电双方，呼吁避免战争。虽然效果不显，但会馆对政治事务的关切已经彰显。
注释：
①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
②王日根：《论近代社会转型与京师会馆角色的演替》，《文化学刊》2008年第6期。
③唐仕春：《清朝基层社会法秩序的构建：会馆禀请与衙门给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年卷，第1～23页。
④彭晓丰、舒建华着：《“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⑤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0页。
⑥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年版，《优伶类》，第5119页。
⑦清·曾朴：《孽海花》第二十四回，《愤舆论学士修文救藩邦名流主战》。
⑧清·吴趼人：《糊涂世界》第十回，《老吏着书官场尽相高明骂座奴子羞颜》。
⑨清·吴趼人：《恨海》第八回,《论用情正言砭恶俗归大限慈母撒娇娃》。
⑩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一回，《周太史出都逃妇难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11)清·欧阳钜源：《负曝闲谈》第三十回，《割靴腰置酒天禄堂栽筋斗复试保和殿》。
(12)清·曾朴：《孽海花》第二十七回，《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春帆开协议黑眚临头》。
(13)丁进军：《宣统年间北京邮政概略》，《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1期。
(14)方汉奇主编：《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15)(16)《晨报》，1918年12月2日、7日。
(17)《晨报》，1918年12月24、25日。
(18)《民国日报》，1919年5月11日。
(19)(20)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19—1—331。
(21)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19—1—326。
(22)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Q118—9—63。
(2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24)《申报》，1910年2月21日。
(2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454页。
(26)(27)张静庐：《发刊辞》，《新浙江》第1期，1921年2月。
(28)《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9)《江苏同乡会韧事记事》，《江苏》第1期，1903年4月。
(30)《江苏》第1期《发刊词》1903年4月。
(31)《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1906年10月。
(32)欧榘甲：《新广东》，转引自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第21页。
(33)欧榘甲：《新广东》，转引自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第2页。
(34)杨守仁：《新湖南》，转引自张玉法编《晚清文学革命》第73页。
(35)清·刘体仁：《异辞录》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影印，第20页。
(36)白思奇：《北京会馆与戊戌维新》，《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37)《北京岭南文物志》，第51页，1954年北京广东会馆刊印。
(38)参见刘正刚：《广东会馆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39)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19—275。
(40)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19—276。
(41)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19—279。
(42)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19—282。
(43)郝树权：《驻京同乡会馆是纯商业性质的》，《商业研究》1990年第1期。
(44)唐仕春：《试论北洋时期在京同乡会馆中的请托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5)《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页。
(46)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19—1—275。
(47)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卷首《方兆鳌序》。
(48)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卷一《福建会馆》，民国32年铅印本。
(49)(50)(51)于彤、袁凤华：《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社团一览》，《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2，3，2、3期。
(52)杨妍：《地域主义与政治认同——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12页。引《群强报》1912年8月27日。
(53)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