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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的名字是和中华民国紧紧关联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国的艰辛缔造者，又是民国的忠诚捍卫者。孙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感召力，因此使不少学者潜心于对他的研究，成为民国时期学者以至政治家所关注的热门课题。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通过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的系统回顾，对加深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的了解，以及使今日研究者从该时期研究中的经验教训里取得借鉴，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课题研究的基本状况
对一代伟人孙中山的研究，民国建立之前就已启动，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孙中山研究着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的荡虏丛书之一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注：此书1906年易名为《孙文历史》，由国民书局出版。），开孙中山研究之先河。这本书，是黄中黄（即章士钊）从日人白浪庵滔天（即宫崎寅藏）所着《三十三之梦》一书中（注：此书又译名《三十三年落花梦》，由金一（金松岑）译，上海国学社1903年出版。日文本由日本国光书房远藤荣治印行。），摘录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之内容译编而成的60页小册子。书中简要介绍孙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义的历史，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注：《〈大革命家孙逸仙〉自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它出版后，不胫而走，广为传诵，使国内不少人读后有了清楚的认识，“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注：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载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台北文星出版社1965年版，第224页。），于是推崇、归心孙中山者日众，“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3页。）从而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发动和传播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产生过颇大的积极影响。有一学者为文，甚至认为该书的“刊行，终于完成了建立民国之大业。”（注：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载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第235页。）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该书有着巨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当时，此书一出即被清政府查禁，与同年出版的邹容的《革命军》一起列为禁书。
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建，为孙中山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孙中山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被加以研究和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1949年的38年民国史中，出版的孙中山研究着作和资料图书共1780余种，其中孙中山的着作（包括全集、文集、选集等）有242种，阐释孙中山着作的书籍有287种，研究专着（包括生平、事业及经济、政治、哲学、社会、军事、法律、文教等思想）1150余种，传记、简史72种，年谱15种，墨迹、画册12种，还有文学作品3种。此外，在报刊发表的论文、文章860多篇（注：此项统计，系根据《孙中山研究总目》（团结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孙中山着作及研究书目资料索引》（中山大学图书馆等1979年编印）。凡一书数版者，均不重复计算。）。
当时的孙中山研究，大体可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16年为初始阶段，后段22年为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互有异同，先后相继。
在初期阶段，通过1912年民国建立，特别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促使孙中山研究和出版有了较快发展，初步形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在此期间，所出版的一批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各种文集、资料之类的书籍，如高尔柏、高尔松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出版）、陈安仁的《三民主义的连环作用》（中国国民党西澳普扶分部1922年出版）、甘乃光的《职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出版）、范体仁的《中山先生之生与死》（上海光明书局1927年出版）和伍达光的《孙中山先生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1925年出版），以及多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等等，都是一些孙中山本人的着作和有关孙中山的小册子，整体研究呈现粗线条、轮廓式的特色。书中论述比较简单，多为节录报刊摘编而成，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比较粗疏浅薄，并且基本上还是从政治上纪念和评价孙中山，属于介绍性的通俗简易读物，仅有个别着作渐有学术性。也有少量由于作者政见不同，出现党同伐异，甚至歪曲历史，如《孙文小史》（1913年环筒页版）和《孙逸仙及国民党之来历》（新中国社1938年出版）的字里行间充满对孙中山的攻讦和诋伤，明显地带有敌意和偏见。尽管如此，但这阶段的工作却具有开拓的性质，为以后的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
到第二阶段，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此后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国父活动的推动，孙中山研究走上快速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显示出三个特点：其一，除有更多的个人写书外，一些机关团体和官员也加入这一行列，从民修书发展到官修书。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41年编写了《孙中山先生年谱》，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于1941年编写了《三民主义问题》等。这些官修着作编写内容一般，质量不如民修着作。此外，还先后创办一些有关孙中山的学术刊物，如孙科于1934年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用很厚篇幅刊登研究孙中山的文章；陈布雷于1940年创办《三民主义半月刊》（1942-1948年间由杨玉清接任主编），刊载李宗黄、邓慕韩、冯自由、邹鲁、戴季陶、梁寒操、张其昀、张继、钱穆、朱学范、钱端升、贺麟、谭平山等人许多论文，其中有不少是与孙中山研究相关的论着，都直接、间接地对孙中山进行了研究。其二，在征集、整理和出版孙中山着述的文献资料方面，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在先后出版的近200种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孙中山全集、文集和选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拯寰的《孙中山全集》四册（三民公司1929年出版）、胡汉民的《总理全集》五册（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和黄季陆的《总理全集》三卷（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出版）等。这一工作为研究孙中山思想和革命活动提供了依据，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三，研究领域的明显拓展，各种形式的孙中山研究着作纷纷印行，较前一阶段有大幅度的增长，并陆续呈现出若干较有分量、具有学术价值的巨幅专着。诸如罗香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陈安仁的《孙先生之思想及其主义》（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出版）、许师慎编着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正中书局1947年出版）和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着、徐植仁译的《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出版）等书，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当时以至今日历史学者所重视。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孙中山研究已有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课题研究体系。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哀败，孙中山的研究和出版日趋于寥落。
在民国时期为数达千余种的众多论着中，参差不齐，其中写得比较认真，内容较为充实，具有较多参考价值者，简述若干种如次：
(1)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是较好的着作之一。全书把孙中山历史分为10个部分，共34节。作者曾追随孙中山左右多年，他为撰写该书还和孙中山在上海等地“同居一室”，共同“费了许多日子搜集资料”（注：［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序》，载《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2-3页。）。由于得到孙中山及其家属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帮助，使用大量的口碑资料，引述许多“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时代的故事和所经过的重大政治事件”（注：［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序》，载《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2-3页。），尤其是对孙中山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叙述颇详，很有价值；并且文字生动，描写细腻，引人入胜。特别是对孙中山联俄、容共一事，议论亦尚平允。所以，该书1926年出版后曾不断再版。它的最大缺点是，在分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时，往往荒谬地归之于宗教神学的启示，力图把孙中山塑造成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充满唯心史观。
(2)罗香林着的《国父之大学时代》，以博引繁征，资料搜罗丰富取胜。书中使用了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许多原始资料，如西医书院学生注册簿、学生成绩簿，同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妇产学、外科学、医学等门考试成绩单与第一学年各科分数表，以及当时香港《德臣西报》、《南华邮报》等的报道，并经过认真地排比、考证。它写得相当扎实，对研究孙中山的早期活动、医术和反清革命思想，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但该书在某些史事的叙述上，如对孙中山的学位说法不一等，不够缜密；某些问题如对孙中山入香港西医书院的时间及修业年限等，论证失当；并存在有像当时其他孙中山着作一样的无限拔高孙中山思想的通病。
(3)高良佐所着《孙中山先生传》，注重整体，叙事比较确切扼要，剪裁适当，条理明晰。作者不专宥于局部的材料，广事搜集中外大量的资料，并经过认真考订，在完成孙中山世系、兴中会等专题研究后成书，基础较为深厚。不足之处是，引用资料多未加标注，难以稽考；下限写至1912年，未能续完全书。
(4)胡去非编的《总理事略》（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1937年出版）和许师慎编着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也写得比较严谨。作者长期致力于史事的考订，用力颇勤。它们的特点，都是以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有志竟成》（即《革命缘起》）一书为纲，以史事为纬编织成书。这两本书，是民国时期我国史学者写孙中山传时共同奉行的注经式传记写法的代表作。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孙中山的着作。当时，延安和大后方的一些认真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为当时种种客观条件和不良环境的限制，还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各个角度对孙中山进行专题研究，并作出了一定成绩。如胡绳的《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出版）、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新中出版社1940年出版）和侯外庐的《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长风书屋1946年出版）等书，都曾程度不等的对后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孙中山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篇幅仅72页的小书《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着眼于中国革命的整体，把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放在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分析考察。指出其一生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其中所包含着的弱点，写出了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转变阶段不断奋斗前进的可贵精神。该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写作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最初尝试，属于开创性成果，曾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孙中山研究起了启发作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综观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者的着述，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及学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亦可谓不少。主要表现在下述诸方面：
首先，由于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指导，把孙中山神化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似乎孙中山的伟大气质和革命思想与生俱来，且一直没有发展变化。
在一些学者、特别是官方或带有官方色彩的研究者的论着中，几乎都把孙中山个人作为中心，充满英雄史观和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气息，不能从孙中山活动中看到历史的要求，看到一个时代，体察不出时代跳动的脉搏，缺乏历史感和时代感。造成了孙中山的活动与时代脱节，同政党、群众分离，其思想发展也毫无规律可寻。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一些学者出于辛亥后政潮迭起、派系纷争的变化，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意抬高孙中山的地位，于是不顾历史真相给以许多溢美、拔高之词。如把孙中山描述为从小就是一个具有伟人气质的神童，指出孙中山“幼时，体欣貌端，气度温和，有若书生。而魁梧英武，使人见之生畏。”（注：胡去非：《孙中山先生传》，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2页。）认为：孙中山“先生之生也，体欣貌端，绝似杨太夫人；气度温和崇厚，对人慈悦若亲，勇于作事，无不良嗜好，又极类道川公。”因此，他“貌像娘，贵极品；性如爷，位极顶”，是位天生的伟人（注：胡去非：《总理事略》，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丛书1937年版，第3页。）。并明确指出：孙中山“幼时所为，多令父老咋舌，盖具革命性早已显露矣。”（注：甘乃光：《孙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版，第45页。）还有从翠亨村周围的地理环境和“风水”，来解释孙中山这一历史伟大人物的所以能够产生等，刻意把孙中山神化起来，树为偶像。无怪乎多年之后还有人为文慨叹地说：在国民党统治下，对于孙中山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我们所知道的多只是止于宣传的一些神化，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读到一本生动的完整的而百读不厌的”孙中山传记着作（注：台湾传记文学社：《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
孙中山确是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的一代伟人，但他也和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都是现实社会和时代的产儿。因为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就把他神化，甚至奉为神圣的偶像，加以膜拜讴歌，这和离开历史实际和时代条件，贬低乃至忽视、否认他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中国人民所作的伟大贡献一样，都是非科学的，也是远离历史实际的表现。史学的生命和力量所在是翔实可靠，远离真实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有价值的。
其次，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掩盖或歪曲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发展，曲解三民主义学说，无限夸大“革命程序论”和“权能区分论”。
从国民党“一大”到孙中山逝世，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孙中山革命思想有重大发展，他主张“联俄、容共、扶助农工”，首创国共合作，呕心沥血于国家的统一大业，伟绩烜赫，利国利民。然而，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对立，以及国民党建立的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俄、中共抱敌视态度，使孙中山晚年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成为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党史研究中的一个忌讳的话题，成为“禁区”。在很长时期内，在孙中山研究的大量论着中，对孙中山晚年的辉煌史不仅罕有专门的论着，而且对这段历史或语焉不详，或只字不提，甚至肆意歪曲事实。如提出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能积极活动，若使之游闲党外，恐有碍于国民党之工作，乃允许而容纳之。”（注：胡去非：《总理事略》，第260页。）又说孙中山因为共产党人“声明服膺国民党的主义，所以很宽大的容纳了他们”（注：蒋星德：《国父的一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0年印，第348-349页。），等等。并且，对于与此有关的资料，如孙中山的宣言、函电等亦极少披露，在颇有分量和影响的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中，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样重要的文件都没有收录。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揭橥的政治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并且它在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研究孙中山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在民国时期，很多学人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的论着。其中最突出的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兴学会1935年出版）、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出版）、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上海新生命月刊1928年出版）、叶青的《三民主义与民主政治》（重庆青年出版社1945年出版）、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刘炳藜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重庆中央周刊社1940年出版）和杨幻炯的《三民主义概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出版）等等。这些着述，各人研讨的角度虽有不同，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也各异，见仁见智，互有分歧，但几乎都把孙中山打扮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继承者，其为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服务的意图则是一致的，因而在中国思想界曾产生过消极的不良影响。学术研究旨在探求真理，为了政治目的而不面对现实，面对真理，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只能是歪曲和谬误，这是为识者所不取的。
“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设计的方法和步骤，将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循序以进。“权能区分论”，是孙中山把人类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学、不知不觉三种人，“权”与“能”因人的不同而“区分”，是对待人民群众的偏见。它在理论上的主要错误是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把权与能机械地加以分割（所谓有权无能和有能无权），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林桂园的《国父政治思想体系》（重庆现实出版社1945年出版）、何会源的《孙宪精义》（原名《论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央政治制度之设计》，出版年份不详）、黄旭初的《民权主义概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张铁君的《民权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出版）等书，以及相当多的论文中，在此“两论”问题上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毛病。它们甚至利用和夸大“两论”中消极因素及理论弊病，为蒋介石强化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政权寻找理论根据，使之能打着“万能政府”的旗帜，将全国人民置于“阿斗”的无权地位，借以剥夺人民应享有的权利。这种研究方法，全在迎合政治形势，论述畸轻畸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对孙中山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第三，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论探求。
几乎所有的论着，特别是在孙中山的传记和生平着述中，多属于史事的概述，以传录孙中山的事迹为主，很少涉及当时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没有把孙中山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体例也几乎是各家一致，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仅摆出一大堆历史现象，流于资料罗列，类如长编记事，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未能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更有不少是国民党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和历史偏见的应景、应时之作，其内容乃至文字颇多雷同，缺少创见和新意。就是在具有较多参考价值的着作中，也由于作者仍不免囿于党派见解，甚至带有某种官方色彩，从而局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绝大多数着作都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已注明者也明显地看出史源不足。所以，它们虽保存和整理了某些方面多少有用的史料，却很难说是科学和严谨的学术着作。
回顾民国时期对孙中山的探索和研究，38年间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出版物中，种类最多的还是介绍孙中山事业、思想和活动的各种传记、生平，以及三民主义等类书籍。从学术内容而言，基本上还是处于初阶，较为单薄，并且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它为时人与今人乃至后人提供了某些借鉴和参考。例如在处理现实性与科学性的问题上，就有颇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我们从当时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时代范畴来说，孙中山研究是属于当代革命领袖人物的研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全国统治后，孙中山研究基本上又被纳入国民党党史的范畴，为蒋介石集团宣扬其正统观念服务。不少史书削足适履，掩饰涂改，以致往事面目皆非，背离历史真实。在研究目的上，较多的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在研究内容上，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甚至把历史与现实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更有甚者，为着现实政治的需要，突出现实性，只注意适合需要的材料，不是全面地占有和研究材料，却忽略乃至违背科学性。正由于孙中山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政治性的特点，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蒋介石集团的巩固起了作用。毫无疑义，学术研究当然要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努力发挥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一取向是没有问题的，值得肯定的。但如何把现实性与科学性正确的统一起来，从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的现象观察，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很值得从凸显出的经验教训中引以为鉴。
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研究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它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目前的孙中山研究，已有雄厚的基础与很高的起点，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正在向进一步深化拓展的方面发展。回顾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给予重新审视和思考，对今天的孙中山研究者来说，“温故而知新”，也是不无意义的。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