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增长与公平：梁启超与孙中山社会经济理念之比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梁启超-增长与公平：梁启超与孙中山社会经济理念之比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增长与公平：梁启超与孙中山社会经济理念之比较
引 言
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陆经济崛起，连年保持高速增长，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强国梦”似乎正在实现之中。然而人们在兴奋之余，发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加剧，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增多，社会道德恶化，社会心理失衡等等。这些现象反映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资源短缺、人口过多、相当多的人仍然处于生存经济状态下的当今中国，怎样求得社会与经济的平衡发展？整个社会体制应当建立在怎样的社会经济理念之上？是应当偏重增长发展还是偏重公正平等？这些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紧迫问题，近年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论争。学者们谈论这一问题所凭借的主要知识资源，是近二百年来西方围绕发展与公平的各种学说。但人们也发现，中国的这一问题并不只是简单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是怎样的理念才更适宜由历史积淀演变而来的中国现实社会的问题。要认识这一问题，还必须从生活于本土的我们的先人，特别是近一百年来思考和处理这一问题的先驱留下的知识遗产中，寻找本土产生出来的知识资源。
回首百年，20世纪早期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堪称是近代思考这一问题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两人沿着不同理路提出的社会经济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近代社会经济理念的早期思考和选择。同时，他们学说中的诸多思想元素，曾经对中国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甚至已经成为深植于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文化积淀。因此，回顾并反省他们的社会经济理念，应当是我们今天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个起点。
近百年前的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方生方死、前途未卜的剧变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国家贫弱、人民贫困。这种普遍的贫困化，是导致中国内忧外患加剧的一大根源，而且在列强环伺之下，成为关系民族存亡的关键问题。如何解决贫弱问题？如何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幸福之路？这是摆在当时立志救国的仁人志士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关系到建立何种新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梁启超和孙中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自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社会经济理念，作为改造中国、建设新制度的立国方针。梁启超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他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系列评论，包括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论战中，集中阐述了他的社会经济理念，与他当时的其他新说一起曾风靡一时。孙中山则是在20世纪初革命派创办的《民报》上首先提出他的民生学说，经过不断阐发，最后在1924年发表“民生主义演讲”中作了完整阐述，并作为国民党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核心内容之一，他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和孙中山的社会经济学说虽然面对的是同一命题，也几乎酝酿于同一时期，且都是吸收西方学说、融合中西思想资源而建构的，但他们各自提出的理念却截然不同。对于他们二人的这种不同，以往史家曾有诸多解说。就大陆学界而言，以往主要是以两种范畴来予以评判的。第一种是革命史观下“两条道路”的范畴，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利益的民主主义道路，虽然有“唯心主义”缺陷，但总体是革命的、进步的，是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而梁启超的社会经济观则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革命，因而是反动的、落后的，也是不合乎中国发展方向的。在这种范畴中二者的关系是对立的，而且在价值评判上明确肯定孙而否定梁。这种评判框架在1950-1980年代大陆学界一直是主流，几乎所有的史学论着都循是说。1980年代以后此说受到一些质疑，或有所修正，影响趋减。第二种范畴是1980年代以后兴起的现代化史观，以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主线对前一范畴进行了修正。对孙中山的民生学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利益，代表现代化的方向依然肯定，但指出其理想化——即主观社会主义的缺陷；对梁启超的学说虽仍批评其缺乏阶级基础而无实行的可能性，但对其发展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理念的正面价值予以一定的肯定。[1]“现代化史观”的解说对二者的对立评价有所消解，对二者的相对价值有所肯定，但由于仍以最后中国大陆社会的实际走向结果为标准，因而使二者作为知识资源的价值有所遮蔽。有鉴于此，本文拟超越上述两种范畴所带有的线性观和目的论的唯一性思维方式，以“知识资源”这一更具相对性的范畴，对于二人社会经济学说的一些基本理念重新作一比较解析，以期为今天关于增长主义与公平主义的讨论，挖掘一些可资参考的本土知识资源。
本文将以梁启超和孙中山阐述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文本为依据，以其中所表述的理念取向与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的联系为坐标，从二人社会经济理念的立场、价值观、实践规则等方面作一梳理和分析，看看他们分别代表的不同理念有怎样的社会历史内涵，有何种不同的结构与价值取向，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具有何种意义。
一、应对内外生存危机的两种立场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贫困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索取战争赔款、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外国资本势力控制着刚刚出现的近代工商业命脉，并依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中国进行经济榨取，形成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外部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土地资源短缺与人口过多的矛盾日益尖锐，广大民众处于难得温饱、甚至艰于生存的普遍贫困状态，形成内部的生存危机[2]。因此，寻求如何解决对内与对外的双重生存危机，在世界发展大势中确立怎样的立国方针，是梁启超和孙中山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由于他们对世界大势有不同的认识，所关注的问题点各有偏重，因而，他们建构社会经济学说的立场也各有不同。
首先来看梁启超对世界大势、中国所处境遇及应采取的立场有何种认识。
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世界大势，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经济实力为主要依托的国际经济竞争。他认为，西方诸国经过工业革命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并向世界范围扩张，由此使人类进入了各民族国家以经济实力激烈竞争的时代。他屡屡疾呼，反复提醒国人经济竞争时代的到来：“世界生计竞争之风潮席卷而来，而今乃始发韧也。”[3] “二十世纪生计竞争之世界”。[4]在梁启超看来，这一潮流是人类进化的必然趋势，不仅来势迅猛，而且势不可挡：“呜呼，世界竞争之运，至今日而极矣！其原动力发始于欧洲，转战突进，盘若旋风，疾若掣电，倏忽叱咤，而遍于全球。”[5] “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6]他还曾径用“国民竞争之大势”、“民族竞争之大势”为题展开论说，呼吁国人要清醒地认识这一时代潮流。他认为，在这种时代大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成为决定该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优胜劣败，难逃其运。如他所说：“今日生计竞争之世界，一国之荣瘁升沉，皆系于是”[7]。民族国家间的经济竞争，确实是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扩张给世界带来的突出特征，特别是在梁启超提出这一问题的19-20世纪之交，中国适撄其锋，正面临被列强猖狂掠夺及瓜分之危，以民族救亡为志业的梁启超自然更痛感其来势之猛之烈。
基于对世界大势的这种认识，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所处境遇，就是以贫弱之国而处于国际经济竞争的潮流之中，面临被西方富强之国鲸吞蚕食的危险。因而他认为中国应对之策，就是激发全体国民的竞争之心和竞争之力，统合国民，以全体国民争生存的联合之力求得国家的富强，与他国展开经济竞争。他认为首先要激发全体国民为求自己生存的竞争之心，目标则是要联合全体国民的竞争之力而与他国国民展开竞争，因而他提出“国民竞争”的口号，指出：“国民竞争者，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也”，“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8]依梁启超之见，在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首先面临的是民族整体生存问题，必须整合全体国民的力量，起而与外国展开生存竞争，才是求得民族生存的道路。他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国家，只有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富强了，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争得民族的生存，而只有民族整体的生存，才谈得到国民个人生存问题的解决。因此他标举国家主义理念，批评孙中山“以排斥资本家为务”的民生主义社会革命论，是“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的”，是“不适于国家生存”的。他针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主张而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9]这种基于民族整体生存意识的国家主义，成为他建构社会经济学说的基本立场。
再来看孙中山对世界潮流、中国境遇及应对方策有怎样的认识。
孙中山也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经济生产的巨大发展，如他所说：“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10]但他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关注于由此形成的国际竞争，而是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后果。他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以机器代替人工，使人民的生计被机器所夺，资本主义私有化造成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因而造成了许多人失业、贫困、难于生存等社会问题。他指出：“机器发明了之后，世界的生产力便生出一个大变动，这个大变动，就是机器占了人工，……便有许多人一时失业，没有工做，没有饭吃。……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11]“机器发明以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机器夺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够生存，便发生社会问题。”[12] 他更多地接受了西方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贫富分化及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造成了工人生活痛苦的严重社会问题，现在的世界大势，就是要解决这种社会问题，解除人民生活的困苦，也就是民生问题。如他所说：“因为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近几十年来，便发生社会问题”。[13]他在1905年最早提出三民主义时，就指出民生问题是20世纪的潮流。他在《〈民报〉发刊词》中说：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4]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孙中山更坚定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阶级冲突和多数人的痛苦，这是对人民生活和人类生存的威胁。当今世界大势，就是要消除这种威胁，解决社会问题，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这种潮流的体现。他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来看待时代趋势，因而得出结论说：“欧战发生了之后，社会的进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经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时期。”“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15]因此在他看来，如何解决贫富分化和保证多数人生存的民生问题，而不是梁启超所说的国际竞争问题，已经成为当时的世界潮流。应该说，资本主义发展带来贫富分化、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冲突，也确实是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在日益高涨，特别是一战以后更成为热潮，这一时代潮流自然也为正在构思新中国蓝图的孙中山所关注。
在这样对世界大势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中国所处境遇就是，一方面固然是贫穷，一方面也由于资本主义还未充分发展，故还未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弊端，因而应当一方面致力于消除贫穷，一方面还要防患于未然，避免使多数人遭受像西方那样的痛苦。因此，要建立避免贫富分化、保障人人享有衣食和生存保证的社会经济制度。他关注的重心，始终在广大人民的生存。他认为人类求自身的生存，是古往今来永恒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和重心问题。他认同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的观点，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16]因而他认为，一切社会制度的重心，应当是解决广大人民的生存问题，只有解决好了民生问题，才能使社会文明发达。他指出：“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甚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17]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重心就是解决民生问题，他的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个人人有饭吃、有工做，人人丰衣足食，全民均足的理想社会。他说：“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来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指民生的衣食住行四种需要——引者注），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我们研究民生主义，就要解决这四种需要的问题。”[18]就是使人民“丰衣足食，家给人足”。[19]孙中山这种以求全民均足为目标，以人人生存为本位的认识，表现出鲜明的民本主义立场[20]。
由上可见，梁启超思考解决社会经济贫困问题，是基于对国民竞争为世界大势的认识之上，以富强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立场；而孙中山则是基于对社会问题为世界大势的认识之上，以均足社会为目标的民本主义立场。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立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生存危机，主张以国民整体而与他国竞争，谋求民族的生存；而孙中山的民本主义立场，主要针对的则是中国的内部生存危机，即全体人民的生活生存问题，谋求的是人人生活的均足。他们二人可以说分别对应了中国当时所面对的内部和外部的生存危机，因而都有合理性。但是，这两种立场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基础却有相当的差异。
从应对外部生存危机的角度看，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国家主义立场，在理论上应是符合当时国际情势的。但是，它却缺乏内部支撑的资源。首先，国际竞争中的民族国家意识，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经济的国际化而造成的国际新关系的产物，由此形成了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这一新格局，这是中国以往从未遇到过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使民族国家成为组成世界和展开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这与中国历来以自己为天下的格局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中国人缺乏这种国家意识的认同。梁启超正是明了这一点，因而他这一时期强调树立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其同时期发表的着名系列评论《新民说》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文字。但是，人民的国家意识这种新观念并不会凭空产生，只有凭借现实的制度实施才可能逐渐培养而成，当时的国家政权却不可能担当这一任务，所以梁启超的民族国家竞争意识缺乏本土的社会文化基础。其次，他提出的“国民竞争”理论和富强国家的目标，由于不能直接与民众的个人生活相连，而难以得到广大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认同和拥护。所以说，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立场，在当时无论是政府方面还是民众方面，均缺乏社会基础，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应对外部生存危机的一种立场，却是理性而明智的。
孙中山的民本主义立场，主要面对内部的生存危机，实际上面对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老问题，因而具有较多的内部资源。首先，他的均平观念，就是千百年来下层民众平均要求和儒家民本观念、传统大同理想的沿续，他自己就明确指出民生主义与太平天国理想有直接承继关系，因此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易于得到下层人民的认同。其次，他立足于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提出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均足社会的理想，与处于生存艰难中的广大人民的急迫需要直接相连，容易得到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具有更为深厚和广阔的社会基础。但是，这种理想有一定的空想性，尤其难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中实现，历史经验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孙中山的民本主义，作为分别对应中国内外生存危机的两种立场，都有其合理性，如果将二者予以适当协调，或以阶段性的调节来使二者互救其偏，应是更为合理的一条思路。但他们二人都将二者对立起来，只执一端而欲同时以一主义而解决内外两方面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他们各自大不相同的两套社会经济观念。
二、偏重功利与偏重公平的两种价值观
价值观念是社会经济理念的主干，以怎样的价值观来解决贫困、发展经济、建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关系到确立怎样的基本伦理来引领整个社会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和孙中山也有明显分歧，这种分歧主要反映在他们二人关于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认识，他们二人提出的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原则，构成了他们各自社会经济理念的价值取向。
首先来看梁启超的价值观念，主要反映为以下三个倾向：
第一， 个人利益原则。
梁启超强调以利益为重心的原则，这是以他对人的利己心的认识为基点的。对于人的利己心，中国主流传统一直视为人性之恶，倾向于抑之。但梁启超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人首先求一己生存的利己之心、自谋其利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存竞争，都是人类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本性，他说：人们“时时为其性命财产而争，终古无已时焉。”[21]正是这种人争其利的本性欲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22]这种人争自存的欲求，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基础的动力。他说：“盖人道之所以进步，皆起于有所欲望，而汲汲设法贯达之。”[23]而作为人最急迫和最基本的欲望，就是维持生存的物质需求，“衣食住，最急者也，无之则一日不能自存”的经济生存欲望，是人生存所必需的“下级直接之欲望”[24]，是进而能够追求政治和道德文明等一切上级欲望的基础。他认为正是这种利己心，推动着人追求物质利益，推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以获取更大利益，人同此心，概莫能外。这种人人自争其利的本性欲求，能够汇聚成巨大的力量，“人人为其性命财产而争，万众如一心焉。”[25]因此，中国要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应当顺应和利用人的这种利己心，以个人利益的原则来激发人的经济活动能力，这样就会使人人为求个人利益而争，同时也使得整体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也会因此而得到长久保证。他说：“吾非敢望我同胞将所怀抱之利己主义划除净尽，吾惟望其扩充此主义，巩固此主义，求如何而后能真利己，如何而后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26]
在梁启超看来，人谋其利是人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而且还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动力，所以私有制度便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制度，“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27]因此，他主张中国应当实行私有制度，鼓励资本家为求个人利益而进行经济活动，提倡人们竞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抵抗外国资本的竞争。他说：“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爱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集，从各方面以抵当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他承认这样的发展必然会造成资本的集中，“我国今后不能不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势所然也。既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则必须结合大资本，而小资本必被侵蚀，而经济社会组织不得不缘此而一变，又势使然也。”但他又不赞成西方大资本的垄断而造成贫富过于分化，希望尽量避免“欧人工业革命所生之恶结果”。他认为，中国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西国在工业革命之前贫富分化就已经比较严重，所以工业革命后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公司股份为少数人所占，则多数人遂不得不食贫以终古也。”而中国由于至今贫富分化尚不严重，因而可以通过股份分散化的形式，避免这一弊病。他说当时中国人开的公司，就多为小资本合股而成，“股东之人数既繁，大股少而小股多，则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将来风气大开，人人知非资本结合不足以获利，举国中产以下之家，悉举其所贮蓄以投于公司”。这样，既能使资本集中而适应大生产的需要，又能避免资本为少数私人垄断的弊病。他认为，只要这样一方面鼓励大资本，一方面又鼓励发展中小私人资本，使大小资本共同发展，就能达到既发展经济又能避免垄断之弊的良好状态。他说：“以我国现在之社会组织，既已小资本家多而大资本家少，将来生产方法一变以后，大资本家之资本，与小资本家之资本，其量同时并进，固已不至奔轶太远，造成如欧美今日积重难返之势。”如此一来，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而竞争的同时，总和起来的整体利益也随之增大，从而达到了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个人之富，就是国民之富，国民之富就是国家之富，国家富强由此而达成。如他所说：“苟能结合资本，假泰西文明利器，……则国富可以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矣。”[28]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的这种个人利益原则，与西方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同时由他主张小私有化，主张资本的分散占有以避免贫富过于分化，又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均平观念的影子。
第二， 效率优先原则。
在追求生产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与保持社会公平之间，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应当以发展生产、增加国民财富，即提高生产效率为先。首先，他注重提高国民生产力。他认为，中国经济贫困的一大症结就是国民生产力低下，因此提高国民生产力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首要任务。而国民生产力低下的原因就是生利者少而分利者多，他经过对各行业人员的分析估算，指出全体国民有一半强的人属于分利者，而其中大多数又是本应可以生利的，因而他提出，应当采取措施使分利者转化为生利者，使生利者多而分利者少，国民生产力便会大为提高。[29]其次，他认为为了提高效率可以牺牲一些公平。在他看来，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是最大利益，应当高于国民的个人利益，因而应鼓励发展私人资本，提高生产效率，即便为此牺牲一部分人的个人利益，也是值得的。他说：为了刺激资本家的积极性，“作始数年间，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所以，在提高效率而鼓励资本家，与维持公平而保护劳动者之间，他认为应当以前者为先：“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30]
第三， 生产优先原则。
梁启超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要提高国民的整体竞存能力，以应对国际经济竞争，作为这种竞存能力的具体指标是什么呢？他提出了“国财”——即国民总财富的概念。这种国民总财富，包括农业产品，工业产品，以及可以增殖财富的“母财”——资本。他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出国财的多少标志着“国民富力”的程度，即国民人均占有财富数量的多少[31]。国民总财富的数量越多，就意味着“国民富力”程度越高，国民人均占有财富越多，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实力就越强。他认为在国际经济竞争的大势下，追求国民总财富的增长，是关系民族存亡的首要问题，因而是社会经济的中心。中国最急迫的是如何提高生产力、增加国民总财富的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在他看来，分配问题只是关系财富在国内人民之中的分享问题，应放在次要考虑的地位。他说：“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何则？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因此，他反对孙中山以平均分配为首义的民生主义主张，认为这不适合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竞存这一首要任务，他说：“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之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32]他认为，在对外竞存这一中国首要急迫的任务面前，应当首重生产，以增长国财、提高竞存力而争民族生存为首义，至于国内人民分配方面，只有先解决了国财增长和整体生存问题才谈得到，如果为了分配的平均而抑制了生产的发展，则是得不偿失的。这种思想反映出鲜明的以增长优先的倾向。
孙中山的价值观念与梁启超截然不同，有以下三个与梁启超相反的倾向：
第一， 利益均平原则。
与梁启超强调个人利益相反，孙中山则强调利益分配的均平原则。他虽然也承认求生存是人的本性，并认为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心，但与梁启超肯定个人利益原则不同，他则强调人人都有求生存的平等权利，人人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利益，不能使少数人得到很多利益，而使其他多数人只得到很少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均衡就是公平，中国应当建立能够保障这种利益均平的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他的利益均平原则有一些特有的内涵。
首先，他的这种利益均平原则，偏重于对居弱势和多数的下层人民的同情，他所关注的是处于弱势的下层人民的平等利益。他以博爱的胸怀，浓浓的道德情感，关注人民的生存命运，特别对于广大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下层人民的贫困痛苦感到激愤，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是违背人类道德良心的。他说：“到了工商时代，遇事都是用机器，不用人力，人类虽然有力，也没有用处，想去卖工，找不到雇主。在这个时候，便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尽。……人类受了痛苦，反不容易得衣食，这是很可悯的”。[33]在他看来，这种状况由于违背了人类的良知，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长久发展下去：“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其“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盖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34]他指出，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人类良知矫正这种不公正状况的体现：“一般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不忍见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来解除这种战争，减少工人的痛苦”，[35]“令人人都可以得衣食，便发明了社会主义的学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前一般讲社会主义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赞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只有在经济上已经成功自私自利不顾群众生活的资本家，才去反对，才不理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既然是为世界大多数谋生活的问题，先知先觉的人，发明这个道理之后，自然可以得多数人的同情心来表示赞成。”[36]所以，他认为中国如果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也会陷入这种不公平的罪恶境地，这是违背我们良知的：“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37]他站在下层人民立场上，提出“民生主义就是平民反对资本家”。[38]他提出民生问题首先是要消灭大贫，即解决受贫穷痛苦最深最重的下层人民的生存问题。他说：“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弄到大家平均，都没有大贫。”[39]
其次，他认为这种利益均平不能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而应当对个人的利己欲望加以抑制，否则如任其自由发展的话，有资源优势的人就会得到多于他人的利益。如任由大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就会造成少数人的垄断，而损害多数人的利益，造成利益不均：“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的，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是很痛苦的。”[40]因此他主张限制个人追求私利，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以防止出现贫富不均。他说：“民生主义的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41]“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42]孙中山以公平为最高原则，主张以公平来协调利益的均平，防止因个人利益的放任发展而导致利益的不均，导致人与人的争斗。他认为西方工业化发展便造成了这样的状况：“那些极聪明的人把世界物质，都垄断起来，图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争极剧烈时代。”“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甚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只有以公平为原则，使“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利益均享，才会使人们“不至于争”，“可以免去人与人争”。[43]这就是他以公平为原则的社会经济理想。可见，他所主张的社会经济原则，与梁启超的个人利益原则相反，而强调人人利益均平的原则。
第二， 公平优先原则。
与梁启超强调增加国民财富为目标的增长效率优先原则不同，孙中山的重心则在于人民享有利益的公平。在他看来，社会经济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生存问题，首先是要使人人有饭吃，能生存，若只求国家富强，而只是少数资本家富了，多数人却受到失业、没饭吃之苦，这是不合理的。从他的民生主义演说可以看到，他通篇讲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一味只重经济发展，造成贫富不均和多数人贫穷失业的痛苦，多次明确强调民生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44]“要全国人民都有饭吃”，“要中国四万万人都是足食”。[45]无论是他提出的“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理想，还是他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兴办福利事业、利益人民共享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主张，都反映出鲜明的以公平为重，公平优先的倾向。
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之下，孙中山不主张放任人们为私利竞争而求得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主张以公共权力来保证公平。在孙中山看来，由于个人有求私利的本性，所以要保障人人利益的均平，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只有借助于超于个人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才能实现。国家作为全体人民公共利益的代理者，通过实行国有制度以发展国家资本，实行利益的平均分配，使人民共享。因而，他主张垄断性行业要国有，用国家的力量直接控制经济命脉，从而消灭私人垄断的可能，同时用国家的权力来进行分配，从而杜绝分配的不公平，避免形成贫富不均和阶级差别。他说：“我们主张解决民生的方法，……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他提出：“制造国家资本，……发展国家实业，……把大实业和工厂都收归国有，……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46]这就是他的“民享”原则。可见，他把保证利益的公平，放在显然比资本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优先考虑的位置。
第三，分配优先原则。
孙中山提出民生学说的起点，是要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首先是人们的吃饭问题。而吃饭问题，也就是基本生产物的分配问题。因此，他的民生学说与梁启超以增长国财的生产优先不同，而是首先以分配为着眼点的。他的民生学说，就是要使人人有饭吃，也就是基本生存必需品的平均分配问题。他说：“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全国人口现在都是不够饭吃。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过千万。”“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吃。要全国的个个人都有便宜饭吃，那才算是解决了民生问题。”[47]正是基于此，他在讲吃饭问题的时候，为了使人人吃饭有保障而提出了“耕者有其田”[48]的主张，田地就是饭碗，有田即有吃饭的保障，因而这是饭碗的平均分配，是基本生存资源的平均分配。所以，他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以赚钱为目标的市场化分配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会造成下层人民因买不起粮食而挨饿的惨况，他主张实行以“养民”为宗旨的平均分配方法。他说：“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还要注重分配问题，我们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标。……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49]所谓养民，也就是均平地分配生活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生存的需要。可见，分配的平均而非生产的发展，居于其民生主义的中心地位。
从上述对梁启超和孙中山价值观念的比较来看，梁启超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而孙中山则有明显的公平主义倾向，二者的分歧是相当明显的。对于中国的贫困问题，从尽快有效地提高国民生产力，使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是更为有效的，也更符合近代工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规律，并有西方成功的经验为证。以发展为先的原则，也应该是摆脱贫困的首要原则。但是，在当时中国处于资源短缺、人口过多，广大中下层人民衣食不得温饱，难以维持生存的普遍贫困状态下，梁启超的功利主义原则必然会导致有限利益的分布又严重不均衡，势将引起社会冲突，而他没有对此指出合理的出路，也没有提出解决人民普遍温饱的问题，没有提出能够有效地防止生产发展引起贫富分化的措施，这些都使他的构想离广大民众解决温饱的迫切愿望之间有较大的距离，因而也就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并推向社会实践。
孙中山的公平为先原则，从“人人有饭吃”的普遍生存着眼，可以说是贴近了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直接提出了解决资源短缺与人口过多矛盾的途径，是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和长远理想的，从这点来说，他的公平原则对于普遍贫困的中国人民，是最接近生存保障的原则，因而也是最能够得到人民拥护的原则。但是，他的这种比较彻底的公平原则，在中国和西方都没有经验的佐证，他也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能够尽快增加财富以使人们的生活走向富裕的途径，这就使他解决贫困问题的构想具有较强的空想色彩，也难于为人们所认同而推向实践。总之，在当时中国状况下，是增长为先，还是公平为先，确实是一种两难选择，从价值理念上来讲，二者都须兼顾，从实践构想来讲，唯有适当地调节二者，有阶段性的偏重使之利弊相济，才能比较合理地解决贫困问题。至于二者究当如何调节，则又是一个需要因时因势而酌处的问题。
三、有限竞争与均平调和的两种实践规则
社会经济的目标和价值原则，需要通过一定的具体规则来付诸实行。梁启超和孙中山在建构自己的社会经济学说过程中，也都涉及了实现自己目标和价值原则所应循的规则，他们的规则认识也有不同的取向。
梁启超倾向于竞争规则，是一种有限性的竞争规则。
首先，梁启超认同竞争规则，认为这是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永恒规则。这种认识的基础是进化论，梁启超认同社会进化论，承认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原则是合理的，是人类进化的公例。他认为，生存竞争起于人之争自存的本性，是人类社会的通则，是顺乎自然的公理。“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50]“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 [51]他认为，这种国民争自存的进化公例，在今日工业革命生产力发达之时，演化为各民族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这也是进化公例的必然结果，他说：“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52]因此，生存竞争是人经济活动的自然规则，也是民族国家经济活动的必然规则。他认为当今中国只有顺应这种竞争公理，依照这种竞争规则，主动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与他国展开竞争，才有可能争得生存和优胜。在他看来，竞争规则不是中国可以自行选择要还是不要的问题，而是当今世界民族生存的通则，任何国家概莫能外。遵者则可能胜，不遵则必定败。我国现在处于弱势，如果我国不遵行这种竞争规则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外国仍会以竞争规则待我，那么我国就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下被外国所打败。所以，他主张鼓励中国发展大资本家，目的不是与国内竞争，而是在国内竞争中增强竞争力，使他们能与外国大资本家竞争，否则中国自己没有大资本家，外国大资本家就会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是说，经济竞争而形成垄断大资本家，这是必然的结果，这种垄断位置如果中国人不去占领，就会被外国人占领。他说：“今日乃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一大关头，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之资本家将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所以他认为，中国现在“第一义所最急者，则有大资本家以为之盾也。”他认为孙中山革命派为避免贫富分化之弊而反对竞争，主张抑制资本家，这是看不到大害而只看到小害的短视之见，他批评道：如果“惟资本家独占利益是惧，鳃鳃然思所以遏抑之，其结果也，能遏抑国内之资本家使不起，不能遏抑国外之资本家使不来。无贫无富，同即憔悴。”“我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瘐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之一日。……但使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马牛以终古之日。”他明确提出自己的经济主张：“吾之经济政策以奖励保护资本家并力外竞为主，而其余皆为辅。”他批评孙中山的国有主张是国家垄断，认为这样会使国民无竞争之地：“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国家自为地主自为资本家，而国民皆为劳动者而已，即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为竞也。”这样会造成国民不能竞争，经济失去发展动力的问题，违背了人争自存的进化公理。他援引欧美有人责难国有化会产生的问题：“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有因技能而异报酬或平均报酬孰为适当之问题，有报酬平等遏绝劳动动机之问题，有分配职业应由强制抑由自择之问题”。[53]除此之外还会有政府管理困难、不能保证管理者不滥用职权等一系列问题。总之，他认为国有化排除竞争，违背了人争自存的利益原则和进化原则，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但是，梁启超主张的竞争规则，又不同于西方的自由竞争，而是有一定国家干涉之下的有限竞争。他认为像亚当·斯密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会造成“兼并盛行”，造成“富者益富，贫者益贫”，[54]贫富过于分化对立的弊害，他主张中国应当采取有所限制的竞争。他一方面强调竞争，这主要是对外，指中国国民与外国国民之间的竞争，而在对内的方面，他又认为应当采取国家适度干涉的有限竞争规则。由于他的目标主要在于增强国民竞争力而与外国竞争，所以，他对内的经济主张，更偏重于如何增强国民竞争力，同时尽量减少竞争引起的贫富分化的弊端。他考察了西方关于自由竞争与国家干涉两种主义相互消长的历程，认为放任主义和干涉主义都有合理性，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协调二主义：“此两主义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优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随其地，各随其时，而异其用；用之而适于其时与其地者则为优，反是则为劣。”他认为，我国应借鉴西方的经验教训，对国内人民的竞争不能完全放任，应当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而给予一定的干涉，采取有一定国家干涉之下的有限竞争规则。他说：“今日中国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窃计治今日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55]也就是说，对于国民的内部竞争，应是在有国家七分干涉、又有个人三分自由空间的条件下进行有限竞争。虽然他的七分与三分之分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他主张有一定国家干涉的有限竞争规则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与自由竞争有明显的区别，从中反映了梁启超虽然较多接受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但作为中国经世传统的承继者，在对内方面，他的思想中传统民本主义和群体观念也仍有一定的印迹。
最后，梁启超提倡的竞争规则的有限性，还表现在他没有将竞争规则视作完美的原则，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弊害最小的相对性原则。他清醒地意识到竞争规则——即便是有限的竞争规则——在性质上是有限的，不是完美的，会有一些弊害。他指出鼓励竞争和发展大资本，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而有所遗害。但他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的急迫需要，必须采取这种应急的方策，哪怕要接受其相应的遗害。他说：“虽目前以解决生产问题故，致使全国富量落于少数人之手，贻分配问题之隐祸于将来，而急则治标，犹将舍彼而趋此”。[56]在他看来，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他不相信除此之外会有什么毫无弊害的万全之策，更反对孙中山所赞成的国有化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是一种弊害更大、会导致国家灭亡的道路。他认为，在利害权衡之下，只能主要解决资本进步和生产发展问题而鼓励竞争，同时尽量减少由此带来的贫富不均的弊害。梁启超提出的主张是，使资本分散为多数人所有，而不为少数人垄断，这样虽不能完全消除竞争之弊，但亦可减少几分。他说：“使一国之资本，在多数人之手，而不为少数人所垄断，则此问题亦可解决几分。吾所希之中国将来社会是也。”[57]可见，他虽主张竞争，但对其负面的弊害也是承认的，因而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反映了他对竞争这一发展经济的市场性规则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化认识。
孙中山则与梁启超主张竞争不同，他从民本主义立场出发而倾向于均平调和规则。
孙中山认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不是人们经济利益之间的竞争冲突，而是调和。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58]在他看来，由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心，就在于解决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使大多数人都享有利益，因而需要利益的调和，如果使人们为一己之利益相互竞争，就会造成少数人得利益而多数人利益受损害的结果，必会造成多数人与少数人冲突对立的局面：“全国的经济利益不相调和，发生冲突，要起战争，也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是全体社会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份子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59]因此，他主张社会经济的规则应当是均平调和，使大多数人均平地共享利益。所以，他把民生主义的核心理念解释为“民享”，即“利益是人民所共享”。[60]
至于这种均平调和规则如何具体实行，孙中山指出应由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国家作执行者。孙中山借鉴欧美一些调和利益的做法说：“这些社会上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份子，因为都要求生存，免去经济上的战争，所以才用公家来分配货物，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遗产税来发达全国的运输和交通事业，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和工厂的工作，做种种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他得出结论道：“欧美各国从这种种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发达以后，社会便极有进化，大多数便享幸福。”[61]因此，他也主张仿照上述欧美各国的这些做法，提出了由国家均衡分配生产物、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及发展公益事业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以保证实行均平调和的规则。在孙中山看来，均平调和是远比竞争为好的良好规则，会使人民共享利益，而不会产生利益不均的弊害，是能够促进社会进步、解决民生问题的良好规则，因而看起来它是一种比较完美、永恒的终极规则。
从梁启超的竞争规则和孙中山的调和规则比较来看，他们分别对应的，实际上是近代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对基本问题，即增长与公平何者优先的问题。梁启超偏重竞争规则，对应的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问题；而孙中山偏重调和规则，对应的是解决全民生存、维持社会公平问题。实际上，梁启超的竞争规则，是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具体手段；而孙中山的调和主义，也是他公平主义价值观的具体手段。从当时中国社会最急迫的是发展生产、提高国民富力，以求民族生存来看，梁启超的竞争规则，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先，似乎更具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从当时人民急需解决贫穷，维持全民的生存问题来看，孙中山的均平调和规则，以均平分配为先，更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愿望，更具有社会号召力和凝聚力，而这一点特别对于当时要破坏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动员之需尤为重要。可以说，竞争规则与调和规则，应当是增长与公平两种社会要求均衡发展所需要的，而以何者为先，则取决于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以何者为优先目标，以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梁启超在对竞争规则的缺陷性上有所认识，可谓更具理性，但这一市场化规则在当时的中国却缺乏社会文化基础。而孙中山将调和规则视为终极规则，则具更多的主观理想色彩，所以，他面对梁启超等人的诘难，如是否能保证分配的公平、如何保证生产的发展动力等问题，不能做出有力的回应。但他的均平调和理念，却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更切于广大民众的生存利益，因而易于得到民众的呼应。
结 语
从以上对梁启超和孙中山社会经济理念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他们二人虽然面对解决中国贫困这同一时代课题，但他们提出的社会经济理念却具有明显不同的取向。在此需要说明，本文作为一种宏观性讨论，为突显梁启超和孙中山社会经济理念中，以增长与公平为主要范畴的相异特性，对二人思想的概括比较抽象，而对二人思想内涵的共性和交错的因素予以了忽略，同时限于篇幅，对二人思想的复杂来源也未及分析，如欲了解二人社会经济思想的全貌，还需从更全面的角度作更细致的讨论。但就本文的上述讨论而言，已可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历史的启示。
他们的理念分别对应着中国的内外部生存危机。梁启超为求得国际竞争中的民族生存而采取国家主义立场，目标是建设富强国家，主张遵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以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竞争规则为基础建立社会经济制度，反映出以增长为先的倾向。这应当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格局中，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危机，求得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条必要出路。但这种理念却缺乏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基础，他对内部生存危机的严重性也缺乏有力回应，因而难以在中国社会扎根，只是时隔数十年之后，才出现了另一种面貌的实践形态。孙中山则为求得人民的普遍生存而采取民本主义立场，目标是建设均足的理想社会，融合西方社会主义和中国大同主义理念，建立以公平主义价值和均平调和规则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反映出以公平为先的倾向。这是主要针对人民普遍贫困的内部生存危机的构想。虽然它在当时缺乏经验性和实践性，但却有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切于中国人民的普遍利益和传统理想，因而具有理念上的感召力。他们二人在20世纪初曾分别秉持这两种理念而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各谓为救中国的唯一正确之路，甚至是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终极方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这种态度都未免失于偏颇和简单化，后来的历史也表明，他们二人分别代表的这两种理念，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中，是一种既有阶段性偏重、又交错递进的过程。
由此可见，梁启超和孙中山的社会经济理念，分别代表了中国近代化初期，面对内外生存危机而遇到的增长与公平何者为先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是各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又具有中国本土实际状况的特殊性。他们二人以当时最为杰出的方式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虽然他们的两种理念各有所偏颇和缺陷，但这些理念和思路，及后来中国历史的经验，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实践的宝贵遗产，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建构适应中国不同阶段发展状况的社会经济理念，提供了可贵的启示。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内外生存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解决的今天，在中国大陆经济一方面已经在数年来发展为先的指导方针下持续高速增长，一方面资源短缺与人口过多的基本矛盾仍未得到根本缓解，为数众多的农民仍然处于生存经济状态的现阶段，孙中山注重公平的社会经济理念，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其中积淀着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的历史底蕴，这种底蕴又是组成今天中国社会现实的基因。
[1]比较早提出并具代表性的论述如耿云志：《孙中山与梁启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选择》，《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 关于内部生存危机问题，美国学者黄宗智曾有“过密化”理论以阐述之。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译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
[3] 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5页。
[4] 梁启超：《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95页。
[5]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7页。
[6] 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6页。
[7] 梁启超：《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95页。
[8]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7、60页。
[9] 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梁氏的国家主义不只限于其社会经济学说，而是他这一时期社会改革学说的总体立场，这是学界所共认的，但社会经济的国家主义观是其总体思想的基础。
[10] 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36年版（以下未注明者均为此版本），第一集，第1页。
[11]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4页。
[12]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8页。
[13]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4页。
[1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卷，第288页。
[15]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6、1页。
[16]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15-16页。
[17]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46页。
[18]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82-83页。
[19]孙中山：《民生主义第四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105页。
[20] 孙中山的民本主义立场是其整个三民主义体系的总体立场，这也是为学界所公认的，只是其民生问题上的民本主义是其整体思想的基础。
[21]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9页。
[22]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八》，第22页。
[23] 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54页。
[24] 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55页。
[25]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9页。
[26]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2-23页。
[27]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八》，第22页。
[28]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
[29] 参看梁启超：《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关于梁氏此一问题的讨论，可参看拙文《梁启超论新民德与国民生计》（刊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0]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
[31] 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25页。
[32]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
[33]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9-10页。
[34]孙中山：《复某人函》（1903年12月17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页。
[35]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37页。
[36]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10页。
[37] 孙中山：《复某人函》（1903年12月17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页。
[38] 孙中山：《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1921年12月7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六卷，第4页。
[39]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39页。
[40]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57页。
[41]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33页。
[42]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81页。
[43]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38页。
[44]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57页。
[45]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60页。
[46]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55、55-56、57页。
[47]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58、61、62页。
[48]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65页。
[49]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80-81页。
[50]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8页。
[51]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9页。
[52]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8页。
[53]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
[54] 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7页。
[55] 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7页。
[56]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
[57]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
[58]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20页。
[59]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23页。
[60]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57页。
[61]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