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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评析

一
二十世纪初，被内忧外患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危机四伏，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着对策与出路。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制度上，变，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可是变的结果、变的方式，却众说纷纭，大体上可以归结于两大阵营：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君主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理论支柱，以张謇为代表，其宗旨为“只可立宪，不可革命”。当时的驻法公使孙宝琦的奏稿，集中说明了君主立宪派的主张：“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团结民心保存邦本”。既要“立宪”，又要“保存邦本”，这本身便很矛盾，更不用希望有什么建树了。一九○六年，清政府认识到“欲防革命，舍立宪无它途”，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一九○八年，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堂而皇之地声明“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威严，不可侵犯”。“立宪”是假、“君主”是真，连清政府自己也直言不讳：“立法行政司法，则皆总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谓巩固君权，并以保护臣民者也”。（《光绪新法令》第二册第26页）即使如此，也要“预备”九年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派无计可施，梦想彻底破灭了。
民主共和派以孙中山为领袖，对于清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倡言革命，主张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
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交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三月八日完成三读通过，三月十一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施行。
民主共和派煞费苦心地设计出一幅理想的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在袁世凯掌权的既成事实情况下，希望借此约束其就范。孙中山在给临时参议院的辞职咨文里，提出了让权的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不能更改；（二）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大总统及国务员才能解职；（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订，仍继续有效。”前两个条件仅是形式问题，而且袁世凯实际也未履行，后一条件才是民主共和派的天才的幻想：以在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法”来防袁限袁。君主立宪派此时已摇身一变拥护民主共和了，一方面他们借袁来压制民主共和派，一方面也想利用《约法》与袁讨价还价，所以他们对于《约法》并不作梗。袁世凯是老谋深算的，只要能获得政权，不妨暂时承认《约法》，以“谨守约法”的廉价许诺换取“合法”的统治，故袁也痛快地答应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部宪法宣告诞生。
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计七章五十六条，融注着资产阶级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国的全部理想，其中贯穿着两条主线，第一是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第二是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前者属国体问题，即权力的归属问题；后者属政体问题即权力的执行问题。二者是政治制度的两大中心环节。
第一、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帝王主宰一切，人民被称作“子民”“臣民”，无寸权可言，《约法》只字未提帝王专制，无言地宣告了其寿终正寝。同时代之以人民主权。
《约法》开宗明义：“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清楚地说明，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以后，继之而起的不再是汉室帝国的重建，也不是君主的开明专制，而是民主共和的新型的政治制度。人民主权是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核心，也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主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自序》）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自序》）
为了体现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约法》以整个第二章规定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和义务。人民的身体非以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的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保障财产及营业”、“言论、着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秘密书信”、“居住迁徙”、“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请愿于议会”、“陈述于行政官署”、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依法“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关于人民的自由权利、义务的这些规定，使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在民主共和国刚刚诞生之际，无疑对于促进人民的觉醒，废除封建特权，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以及据此规定的人民的自由、权利、义务，很明显是漏洞百出的，在阶级社会里，赋予“人民”以超阶级的意义的权利，是不现实的。《约法》中有关人民的条文最关键的是“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人民”一部分的无产阶级，这一自由已不具有任何意义；而“人民”的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则可以“合法”地“营业”，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还会享受什么自由、权利呢？列宁称这种自由为“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7页）毛泽东同志也精辟地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在政治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约法》第十五条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也就是说人民的权利可以“合法”地受到剥夺，所谓“治安”、“公益”、“非常紧急必要”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加以解释，为破坏民主，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实。
因而，不难看出，《约法》虽然遵循着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然而在具体表现人民主权的内容中，又抽去了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样也就动摇了《约法》的根基。
第二、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分权理论是资产阶级启蒙政治学者的重大贡献，这一理论可以表述如下：“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机关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来约束权力”。（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156页）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为《约法》完全接受，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四章规定三权及其关系，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参议院具有最高立法权，同时又是制宪和民意机关。参议院的权力广泛，议决法案、预决算、税法币制、度量衡准则、公债；回答咨询；受理请愿；监督政府，弹劾大总统、国务员；批准官制、官规及官吏任免等等。为了保证参议院职权的有效行使，《约法》规定：“参议院得自行集会、开会、闭会”；参议员“于院内之言论表决，对于院外不负责任”，“除现行犯及关于内乱外患之罪犯外，会期中，非得本院许可，不得逮捕”。同时参议院的职权也受到制衡：（一）参议院议决之一切事件、法律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执行。（二）大总统对于议决一切事件、法律有请求复议之权，而且只要争得三分之一同意，就可以否决。
大总统和国务员具有最高行政权。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是国家元首，代表国家，代表政府，但是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大总统的职权主要有：公布法律、命令；统帅军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接受使节；颁发勋章、荣典；宣告大赦、特赦。这些权力似乎很大，却受到许多严格的限制：（一）大总统无权干涉立法和司法；（二）大总统行使财权要争得参议院同意；（三）参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可以驳回大总统否决；（四）大总统签署条约需经参议院批准；（五）高级官员的任免需经参议院同意；（六）大总统公布法律、命令时需有国务员副署。大总统的权力经过严格的限制已所剩无几，实际的权力是在国务员。国务员包括总理和各部总长，负政治责任，直接对参议院负责，实际掌握总统所具有的职权。
法院具有最高司法权。法官由司法总长和大总统任命。法院负责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审判。为保证司法权独立行使，《约法》规定，法院“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司法权也受到相应的制衡：（一）法官由司法总长和大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同意；（二）参议院有权弹劾法官；（三）参议院可以限制法院的管辖权。
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以权力的制衡防止独裁专权，对于几千年集权官僚政治的中国，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但是三权分立并非如资产阶级所吹捧的那样尽善尽美，它只不过是普通的产业分工原则运用到国家机构而已，不可能彻底消除独裁专权、也不会保障人民的民主。民意的体现者参议院的参议员，其产生“由地方自定之，为把持地方的军阀、官僚和政客开了方便之门，由于选举资格的限制，也只有他们才能当上参议员。参议院所体现的“民意”也就昭然若揭了。另外，三权分立，互相牵掣，必然造成运转不灵，官僚主义泛滥，被独裁专权者所利用。事实证明，三权分立不仅没有约束住袁世凯和其它掌权者，而且变本加利了。三权分立仅仅成为装饰门面的一块招牌。
三
《中华民国约法》生效那一天起，宣誓“谨守约法”的袁世凯便千方百计地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对人立法”，对袁世凯却无可奈何。第一届唐绍仪内阁便在袁的掣肘下很快瓦解，以后历届内阁，皆唯袁之命是从。热衷政党内阁的宋教仁，于胜利在望时，为袁派人刺杀，甚而袁还公然解散了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初，袁召集“约法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即《新约法》，五月一日公布施行，正式毁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袁大权独掌、黄袍加身铺平了道路。一九一六年，出现了所谓新旧约法之争，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此伏彼起，结果总是令人失望。陈独秀在谈论约法时总结道：“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却被束缚得十分可怜”。（陈独秀：《独秀文存》第三册第85页）后来，立法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孙中山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作了深刻的反省：“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试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势力不唯不因以消灭，反得凭借之以肆其恶，终且临时约法而毁之，而大多数人民对于临时约法初未曾计其与本身利害何若，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说明《约法》对于人民无关痛痒。失去赖以存在根基，也就无法奢望它的神奇效力了。
从《约法》本身的内容看，有两个致命的缺欠。其一，忽视了反帝反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必须彻底消灭它们，然后才谈得上重建问题。然而革命者却以为赶走宣统皇帝，推翻清政府，便万事大吉，民国在即，《约法》只顾描述理想的政治，人民主权、三权分立，没有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根汗毛，给了它们喘息的机会，猖狂反扑回来，扼杀了《约法》。其二，忽视了动员人民。关于“人民”，《约法》充满了动听的词句，然而人民从中所能得到的却一无所有，特别是占“人民”极大比重的农民，没有得到赖以生存的土地，难免失望。没有人民拥护，便没有《约法》。列宁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在于人民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力量”（《中山先生之乐观——东京归客述》《民国日报》1915年5月6日）这一见解是很中肯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派，包括孙中山在内过于迷信法律，把《约法》当作“共和国之命脉也。”（列宁：《两次会战之间》）以为有了《约法》，即可“常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4页）天真地把《约法》当作根除帝制，实现共和的灵丹妙药，殊不知，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8页）民主共和派轻易地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袁世凯，想以《约法》作为紧箍咒，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成为自欺欺人的牺牲品。
【资料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