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行业-毛立坤：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煤炭行业-毛立坤：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毛立坤：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

【摘要】近代以来，中外通商，欧美印度的产品随即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相比之下，日货畅销的局面似乎出现得很晚，一直要到甲午战争之后、乃至20世纪以后日货仿佛才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之下突然间铺天盖地到来，进而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但实际情况并非转变得如此突然，早在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以煤炭为代表的一部分日货已经打入上海等沿海口岸城市的燃料市场，进而逐渐将其他产地的煤炭挤压至一种微不足道的地位。日本煤炭输华贸易经历的市场竞争活动和采用的营销手段，为日后其他类日本工业品称雄中国市场摸索了经验。此后其他类日货基本上都遵循了煤炭贸易的营销模式，从而在中国市场上开拓出广阔的销路。这种为学界所忽视的现象对若干约定俗成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晚清时期；日货；煤炭贸易；上海市场
一　引言
说起日货称雄近代中国市场这个话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不会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商品——煤炭，而大致应是下面三段史料所反映的情景：
今之谈时务者，莫不知崇尚西法……观于日本之效欧西而即可知其明效大也。日本自二十年前经英法惩创之后……一意步武泰西……泰西出一物，日本必刻意仿之，初亦不过东施之效颦耳，而今则西洋所有之物，东洋无不有之，且无物不肖。华人竞尚洋货……始则竞好欧西之货，卖者虽各知出处，而买者终不能皆辨其为英、为法、为德、为俄、为美也。惟东洋之货，则皆知其不如西洋，所以购物者宁贵毋廉，而东洋之货未能畅销于中华。而今则日本之学西人，愈学愈精，愈推愈广。于是华人有明知为东洋，而贪其价低而近似西洋之货而买之者；有不知为东洋而买之者；又有必欲买西洋之货，向西洋铺中而仍买东洋之货者。日人居心奸猾，惯于乱真，固为可恶；然其一国之人，皆肯殚精竭虑，必欲有成，亦殊可畏！不特中华，东洋之货渐渐畅销；且闻西洋，近日亦销东洋之货……因其成本轻而外观美也①。
(1905年前后)湘潭的棉纱，从前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说，从两三年前起，日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同时，其他棉纱已不留踪影。其原因，据湘潭人云，是因为日本纱有光泽，斤两比其他棉纱每包多十数斤，所以人们爱用日本纱。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②。
(1905年各地着手)废除科举、试办新学，此际连地处西南的内陆省份云南也很快开始假道邻国越南，从香港输入大量原产于日本的地图、课本、教学仪器、学生帽等，受到新式学生的青睐③。
以上三段颇具代表性的史料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描述了贸易活动中出现的一个新变数——甲午战争以后日货开始在中国市场上打开销路，进而在20世纪初年表现出所向披靡的势头，先后将很多同类外国货以及国产货逐出市场，甚至在对外交通较为闭塞的西南内陆地区也不例外，于是乎彰显出一种称雄中国市场的架势。这似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常识，在何炳贤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大部头权威性的近代贸易史着作中，20世纪之前的日货输华贸易似乎无足轻重，此后才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④。中国对日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口岸是上海，而相关学者撰写的最重要的一部上海贸易史着作也对20世纪之前的沪日贸易关系轻描淡写，对20世纪以后的沪日贸易活动详加论述⑤。此外，笔者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也发现，在20世纪之前的《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海关十年报告》和《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当中，执笔者往往会对欧美印(度)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营销情况详加分析和论述，日本货虽然也会偶尔提及，但往往是一笔带过；也是在20世纪以后，随着日本棉纱、布匹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类廉价工业品大量涌入，日本货的营销情况才逐渐成为此后的《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所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⑥。上述种种印象难免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段里，日货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一直默默无闻，无力同较早称雄中国市场的欧美货一争高下；一直拖延到《马关条约》赋予在华日商和日资工厂种种特权之后、乃至要到19～20世纪之交日本国内工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后，很多类日货便在毫无任何营销模式可供套用、也无多少商战经验积累的情况下，突然间称雄中国市场。但是笔者在研读史料时注意到煤炭作为一种矿产品，其贸易情形却显得有些不符常理。在19世纪后半叶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市场上出售的煤炭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国煤，亦有少量台湾煤，中国内陆地区出产的煤炭则较为罕见。而且不是工矿业最发达的欧美国家生产的煤炭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反而是相对落后的东邻日本生产的煤炭最为畅销，这种怪现象值得加以分析和解释。
煤炭作为航运业、工业燃料、军需品以及民生日用品，理应算一种重要商品；笔者也常在各类史料中看到一些关于特定市场、尤其是口岸城市市场煤炭贸易行情的描述，但令人不解的是对这样一种重要商品贸易活动的研究却略显冷门，成果不多，研究时段也多集中在20世纪以后，且基本都是围绕主要几个大型煤矿的产销活动展开论述⑦。作为上海市场上煤炭的主要买家之一——各大轮船航运公司先后编写过若干企业史着作，但很少会提及不同时期船舶燃料的采购情况⑧；作为上海市场上煤炭的主要买家之二——各类新式工业企业和传统行业也多有相关的企业史、行业史着作问世⑨，不过大多对日常经营过程中的燃料采购与消耗情况语焉不详，因此这些着作均无法直接为还原当时的煤炭贸易情形提供有价值的研究线索。此外，在《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这部目前最为权威的上海近代贸易史着作中，虽然辟有专章论述东洋庄和对日贸易，但也只是非常简略地叙述了20世纪以后的煤炭进口贸易，对19世纪后半叶这一关键时期的煤炭贸易情形只字未提。近年来日本学者古田和子撰写的论述近代上海外贸网络的着作也存在类似问题⑩。另外三篇以近代上海进出口贸易为主题的代表性论文也均没有对煤炭进口贸易给予足够的关注(11)。最后，欧美和日本学者撰写的相关着作虽然阐释了生丝、茶叶、煤炭、匹头货、机械产品、钢铁、棉花等多类日本大宗外贸商品的进出口情况，但重在论述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日本迅速实现经济腾飞产生的拉动效应(12)，而上海只是日本煤炭的外销市场之一，日本煤炭在上海市场上销售情况的具体演化过程尚存在很多谜团有待进一步破解。

煤炭行业-毛立坤：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
图1　晚清时期上海市场煤炭进口总量与平均价格波动示意图(1858～1911)(13)
图1可以使读者对晚清时期上海市场上各类煤炭进口总量和平均价格波动情况产生一个大致的印象，下文将详细分析造成这种波动的原因和机理，以及与之相伴的不同类煤炭市场占有率的变化情况。[NextPage]
二　各类煤炭的特性和早期的市场竞争态势
不同产地的煤炭天然所含的成分存在一定差异，这是导致不同类煤炭质量优劣有别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不同国家的煤炭开采技术或高或低、对生产流程的监管也不尽相同，由此也会导致煤炭的质量出现差别。金本位国家的产品运至银本位国家市场销售时，其售价会受金银两种货币本位金属之间比价波动的影响，金本位国家生产的煤炭当然也不例外。最后，煤炭作为一种“笨重货物”(bulky cargo)，产地至消费市场的综合物流支出(含运费、税赋支出等)亦不可忽略，而这些支出最终会分摊到煤炭的售价当中去。下面我们先来逐一分析各类煤炭基于上述几点原因而具有的特性。
1.英国煤和美国煤：英国煤产于本土多个煤矿，总体而言质量很好，且没有掺杂现象。其中加的夫煤等优质煤炭所含的热能很高，最适合供专驶(沿途加煤站较少的)远洋航线的轮船以及军舰使用。此外，英国煤能够维持足量供货，在其他煤炭质量较差或库存不足的情况下，以及远东地区政治形势渐趋紧张之际，顾客唯有采购英国煤(特别是专供军舰使用的加的夫煤)应急。不过英国煤的生产成本虽然较低。但是由于运抵上海市场的航程过于遥远，昂贵的运费会分摊到最终售价当中，致使价格偏高。况且运输成本在短时期内难有大幅降低的可能，这也就决定了英国煤在东亚市场上只能维持一种高价位，降价空间很小(14)。美国煤也属于优质煤，其市场行情和英国煤较为相似，也是因为运费太高，导致其售价最高，且因供货量有限，市场份额相应也较低(15)。此外，由于英国、美国及澳大利亚均实行金本位制，其产品在产地的价格均以与黄金价格直接挂钩的各该国货币作为计价单位；鉴于中国和日本(1897年以前)均实行银本位制，而白银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总体上维持了(相对于黄金)贬值的趋势，于是就造成金本位国家的产品在银本位国家市场上一般情况下会面临涨价的压力，产于这些国家的煤炭当然也不例外。而在银本位国家之间，各自的产品在对方市场上则可免受这种涨价压力的影响。
2.澳大利亚煤：澳大利亚煤由于价格略微便宜且货源也相对充足，因此在上海市场上的销路也不错(16)。澳大利亚煤就质量而言略逊于英国煤和美国煤，不过燃烧时释放出的热量也不少，且掺杂的情形也不严重，这都比下文提到的日本煤要好得多，因此往往会受到更注重节约燃料成本的航运业客户的青睐，也因含硫量低而适合用作冶铁燃料。其在营销活动中的竞争弱项最终也同其“居中”特性有关，致使其在价格战中容易败给日本煤，而在质量战中又容易输给英国煤。
3.日本煤和台湾煤：日本煤和台湾煤的生产成本总体而言也不算高，且产地距离上海市场近在咫尺，加之运费受航线竞争影响而极为低廉，因此售价自然最低(17)。但这两类煤炭(特别是日本煤)掺杂使假的问题较为突出，质量令人诟病，再加上早期产能有限，供货量不足，在19世纪60年代尚难以扩大市场占有率(18)。这两类煤炭起初只有在专图节省成本、不太重视煤炭质量，或能够“以量补质”的特定顾客群当中较受欢迎(19)。特别是台湾煤因价格便宜，到了80年代以后仍然在邻近的香港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20)。
4.(除台湾煤以外的)国产煤：此时中国内陆地区生产的煤炭由于人工开采成本很高(21)，而落后的运输方式又导致运费昂贵，再加上沿途税赋负担沉重(22)，运抵沿海口岸城市以后注定将成为一种“天价”燃料(23)。因此这类煤炭早期不适合销往上海市场，最多只能运抵汉口、九江等沿江口岸城市，供行驶于汉口以下长江河段的轮船沿途就地补充燃料(24)。由于内地煤炭的生产和运输过程颇费周折，往往缓不济急。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内地煤炭消费量的增加，国产煤在沿海口岸市场以外区域的销路都逐渐受到廉价进口煤的侵蚀。加之国产煤的税赋支出持续增加，使得外国煤与国产煤的价格差进一步扩大，导致“江轮沿途加煤”这种原先较为划算的燃料采购模式逐渐消退，让位于在上海加足廉价日本煤之后行驶全程这样一种新模式。虽然到19世纪末逐渐有较多国产煤输入上海，但仍无力主导市场(2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影响煤炭销路的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其质量和价格。在19世纪60年代中叶，英国煤和美国煤虽然质量上乘，但由于售价较高，不具备与其他产地的煤炭开展价格战的条件，只能打“以质取胜”这张牌。澳大利亚煤价位居中，质量亦居中，且具有增产的潜力，因此竞争力逐渐增强，表现为澳大利亚煤时常能以远较英国煤便宜的价格抛售，令后者屡屡发生滞销现象。日本、台湾出产的煤炭质量较差，但价格低廉，因此低端市场必为其所占；但总体而言由于这两类煤炭供货量有限，故暂时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高价煤主导市场的格局，只能在少数情况下令高价煤面临一定的竞争压力。这一时期蒸汽机的耗煤量仍较大，各大轮船运输公司便成为上海煤炭市场的主要客户。劣质煤炭由于所含热能少，需要加量装载才能使轮船行驶完远途航程，所以不太适合充当船用燃料。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上海煤炭市场上，英国煤和澳大利亚煤占据了主要市场份额，1866年对应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44％和37％；其他类煤炭只能充当“配角”，美国煤、日本煤和台湾煤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8％、7％和4％。鉴于当时中外贸易规模尚未大幅扩展，加之沿海航线及内河水域的相当一部分客货运输业务仍由沙船承担，所以数量有限的轮船对煤炭的消耗量也不会迅速增加，既有的市场格局能够暂时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各类煤炭基本上都可以出售给与之“门当户对”的顾客(26)。[NextPage]
三　新变数与新竞争——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的上海煤炭市场格局
19世纪50年代末，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白银产量低谷期”逐渐结束，因贵金属货币匮乏而给世界贸易造成的种种困境明显缓解(27)。到了60年代末期，世界贸易的复苏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骤然加快，表现为苏伊士运河通航、世界铁路通车里程连年增长、远洋船舶吨位数持续增加等等；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成就进一步彰显，新技术带来的新变数注定要深刻影响全球贸易活动(28)。这些新变数当然也会影响到远东地区的煤炭贸易。首先表现为新式蒸汽机的热效率大幅提高，从而使轮船的耗煤量显着降低，这就为劣质煤扩大销路创造了条件。其次是轮船运输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其千方百计降低运营成本，于是争相采购廉价煤炭。同时，不同类煤炭在质地、供货量、价格等方面差异与上述新变数交织在一起，进而使上海煤炭市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竞争态势。
1.东亚水域的运价战及其对煤炭贸易的影响。
早期的轮船耗煤量较大，不仅直接导致用于燃料的开支高昂，还会因大量装载煤炭而占用较多的舱位，此外还要求尽量使用含热能多(价格贵)的优质煤炭作为燃料。因此只有少数领取政府补贴享有特权的轮船运输企业才能维持连接远东地区的“常川航线”，如大英轮船公司从1845年起即开辟了连接远东主要港口的航线，除了承运鸦片、生丝、白银等大宗贵重商品可获厚利以外，还垄断了政府邮件递送业务，以此来支付采用高价煤炭作为燃料的巨额开销，燃料成本此时占该公司全部运营成本的27％。故早期一般商品的流通仍主要采用运费低廉的帆船作为运输工具(29)。不过随着蒸汽机的设计结构不断改良，19世纪中叶登场的多款高压回旋式蒸汽机的耗煤量较此前的老式蒸汽机有了大幅下降。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这些耗煤量越来越低的新式蒸汽机开始逐步运用于远洋航海运输，从而为船只大幅减少载煤量、进而降低运费创造了条件，也为劣质煤炭打入船用燃料市场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全球航运业的单位运价在此后的长时段里维持下行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30)。
由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属于欧美工业品的大市场和外销农产品、手工业品、原料产品的输出地，外贸货运总量极为庞大，导致本区域客货航线的分布较为密集。加上轮船运输业的利润水平在19世纪中叶普遍维持在高位，随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航运公司开辟出途经东亚水域的航线，船只运输吨位的供应一度出现了严重过剩的局面(31)。激烈的运价战随之而来，大大小小的轮船公司之间达成的旨在避免恶性竞争的齐价合同经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导致本地区外贸商品的运价在此后长时段里维持下行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二(32)。
而沪日口岸间的航线也是东亚水域服役船只(包括轮船和帆船)最为密集的航线之一，运价战相应也颇为激烈。19世纪70年代主要表现为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俗称“万昌公司”)和日本三菱邮船会社竞争沪日间航线，很快就导致上海至日本各埠的运费暴跌。“有日本三菱轮船洋行告白，知已创行火船，往来于上海东洋，与万昌老公司争业……将各价又大减色，计华客往长崎者，仅需银圆三元五角，往横滨者七元五角，货往长崎每担七分五，往横滨一角二分半。按此价公道之至，系往常所未闻者。”(33)而(日本煤集中发货港)长崎至上海间航线过去正常的货运费大约在2.25～3.50元/吨之间波动，但由于上述运价战愈演愈烈，导致每吨煤的运费最低曾降至1元，比台湾煤从基隆装船运到上海的运费(约为2～2.20元/吨)还低得多，遂使日本煤在上海市场上的交易价格进一步走低(34)。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支持三菱公司牵头组建大型航运企业日本邮船会社；不久之后，另一家与之旗鼓相当的航运企业大阪商船会社也宣告成立。这两家日资企业很快成为东方水域航运企业中的佼佼者，势必要进一步加剧运价战(35)。
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种残酷的运价战最终使得享有政府补贴的日资航运企业所订出的低运价成为业界的“标杆”，就连实力雄厚的大英轮船公司也不得不调低某些船只密集的航线的运价，以应对日资企业的竞争。时任太古轮船公司主管的老斯怀尔(John Samuel Swire)坦言，日资航运公司其实是在以低于成本的运价招揽客货源，但由于其享有日本政府的巨额补贴，因此可以维持账面盈利(36)。太古轮船公司为了应对日资航运企业的竞争，采取了提前淘汰耗煤量大的老式船只、尽可能采购耗煤量低的新式轮船、优化航线布局、全力招揽客货源、采购廉价煤炭作为燃料等方式千方百计降低船只运营成本。这样一来，就会出现高价煤逐渐滞销、而廉价煤越来越畅销的场景，由此导致日本煤在包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市场在内的整个远东市场上的销量持续增长(37)。
2.质地差异、供需因素和价格水平对不同类煤炭销路的影响。
不同产地的煤炭自然会在质地上存在一定差异。如上文所述，英国、美国生产的煤炭质量最好，澳大利亚煤质量稍逊一筹，日本煤则质量较差，台湾煤的情况与之类似。此外经实验测试，日本、中国台湾两地的煤炭燃烧速度过快，因此在蒸汽机热效率大幅提高之前尤其不适合于商业性轮船运输业务的需要(38)。当时英国驻台湾淡水领事士委诺就曾指出：“一如一般第三纪矿床所可预期的结果，鸡笼煤矿所出产的也属亚(等)煤，致使其于香港市场中，永远不能与英国出产的优质煤炭竞争，至可惋惜……至其供为轮船需用的价值……主要为燃烧迅速，微带硫磺气息，臭味难闻，且遗留轻灰很多……船只装备的煤量，便需比往常稍多，且烟气浓烈，每致烟囱着火……”(39)此类缺陷也是导致台湾煤(及日本煤)在早期销路不佳的重要原因。
不过随着70年代前后登场的新式轮船所配备的蒸汽机热效率明显提高，这就为中档煤、乃至劣质煤跻身船用燃料创造了条件；再加上澳大利亚煤和日本煤在这一时期先后表现出增产潜力，由此导致原先销量最大、售价偏高的英国煤首当其冲，其销路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影响。继而表现为顾客在澳大利亚煤、日本煤和台湾煤脱销后才会被迫购买英国煤，遂使其销量持续下滑，到1867年其在上海市场所占的份额已由60年代中叶的一半左右降低至37％。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上海煤炭市场仍为卖方市场(即需求量超过供货量或与供货量基本平衡)，因此即便是标价最高的美国煤，最终还是能够售出(40)。到了70年代后期，轮船运输公司逐渐摸索出一套合理的掺混比例，按此比例将廉价日本煤(及台湾煤)和价格稍高的澳大利亚煤或者高价英国煤掺混到一起后，可以弱化日本煤燃烧速度快的缺陷，获得较为理想的加热效果，而相应的开支却比完全以英国煤为燃料便宜30％左右，这就更有助于中低档煤(尤其是廉价日本煤)挤占昂贵的英国煤的销路。此外，6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逐步取消了对煤炭生产的垄断经营，引入民营模式，并着手开采质地好的新煤矿，这就使日本煤原先饱受诟病的掺杂现象有所改观，一部分优质日本煤(高岛煤)在燃烧时释放出的热量可达英国煤的80％，一度跃升为“性价比”最高的畅销货。70年代以后，日本高岛煤矿的经营逐步实现正规化，实行机械化开采，煤炭产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高，而售价却有所降低，于是在上海市场上销量大增，成为其他类(船用)高价煤的有力竞争者(41)。同时，台湾煤矿的产能也有所扩大，由于新探明了质地优良的矿床，“其产品可和进口的上等洋煤相埒”，由此也对高价煤表现出一定竞争优势。这种局面不仅迫使昂贵的英国煤和美国煤的进口量下滑，连价位居中的澳大利亚煤的进口量也不再增加。不过由于日本、中国台湾的产煤量不能无限增加，澳大利亚的产煤量也接近极限，因此随着上海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持续增加，最终仍要从产能旺盛的英国本土输入煤炭，即使售价高昂也能售出(42)。再加上日本煤和台湾煤的质量在70年代前期还不够稳定，因此对于对部分客户(如海军)而言，宁可多花钱也会首选质量好的英国煤和澳大利亚煤充当燃料。到187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由于日本煤彻底杜绝了掺杂现象，质量持续改善，而且借助于大规模役使(无薪)囚犯采煤来降低生产成本，使得其在上海市场上的平均价格越来越低，销量随之迅速增长(43)。台湾煤的质量也有所改善，“据洋匠翟萨云，此煤成色与外国上等洋煤相埒……其质坚亮且轻，能耐久烧，并少灰土”，但由于福州船政局等官方客户订购了大部分台湾煤(特别是优质煤)，加之运输瓶颈迟迟未能改善，矿区疫病流行，招工困难，因此外销量增加有限(44)。
这一时期中国内地生产的煤炭已能大量运抵长江沿岸商埠，在当地市场的售价仅为上海市场上英国煤售价的一半，因此航行于长江航线的轮船大多改用沿途加煤的方式补充燃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外国煤的依赖，压低了上海市场上外国煤的销量，进而在特定时期迫使其降价求售。1878年前后，汉口周边地区出产的煤炭终于首次运抵上海市场销售，虽然暂时导致外国煤的进口量有所减少，但尚不足以对全局产生较大影响(45)。况且随着“外国货船正在整个沿海航线上逐渐代替中国船舶，而且几乎成为汉口以下的长江上惟一的航行工具”，再加上苏伊士运河的便捷性日益彰显，轮船随之大规模取代帆船承运大宗贸易商品，这些变数总体上都会扩大对煤炭的需求量(46)。可见导致煤炭进口量增加和减少的因素虽然是并存的，但多数情况下拉动煤炭进口量增加的因素会发挥主导性影响。
综上所述，19世纪60年代末期上海煤炭市场的格局为：价位居中的澳大利亚煤销量最大，占有38％的市场份额(系1868年和1869年平均值，下同)；英国煤因售价偏高，市场份额已降至36％；美国煤售价最高，市场份额相应最低，仅为7％；日本和中国台湾两地出产的煤炭虽然便宜，但苦于产能有限，分别占有9％和11％的市场份额。澳大利亚煤、日本煤和台湾煤开始展现出较强的竞争力，最终迫使英国煤的售价有所降低(47)。70年代以后，各类煤炭之间的竞争态势已颇为激烈，以日本煤为代表的低价煤向以英国煤为代表的高价煤发起强劲攻势，蚕食了后者的销路，进而在上海市场上取得支配地位，成为销量最大的一类煤炭。1873年的日本煤市场份额为37％，1874年为51％，1875年进一步升至55％，与之相伴的是其他类煤炭的进口量均呈绝对下滑的趋势，如图2所示。1877年，英国驻沪领事在其提交的《上海商务报告》当中，破天荒只字未提煤炭贸易，这无疑意味着一种微妙的转变：因为英国领事对于同本国(含殖民地)有关的重要商品的贸易情况素来高度重视，对相关市场行情的叙述往往格外详尽，因此“只字未提”实属反常现象，据此可以推测这一年的煤炭贸易想必在更大程度上为日本煤所主导，来自(英国领地)澳大利亚、特别是英国本土的煤炭已沦为市场上无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无须对其贸易情况详加论述。不过在当年英国人撰写的《上海港航运业务报告》当中提到，“此年3月由长崎发往上海的煤炭是如此之多，以致出现了发货人急于雇用到所有可用的船只来完成此项运输业务，并由此引发运价临时飙升”，这就折射出日本煤热销上海市场的景象。在次年(1878年)的《上海商务报告》中，英国领事也只是简单地指出：“日本煤的进口量连年增长，该年达到14.4万吨，已超过此前多数年份各类煤炭进口量的总和，在上海市场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地位(81％)，成为各大轮船运输公司的首选燃料；连此前保持有一定竞争力的澳大利亚煤也甘拜下风……销路渐窄。”(48)
图2　上海市场不同产地煤炭进口量波动示意图(1865～1876)(49)

煤炭行业-毛立坤：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
但是低端货并不足以完全取中、高端货而代之，因为中、高端货特有的专门用途(如军舰用煤、部分冶金行业用煤)非低端货所能满足(50)，故中、高端货仍能保持住一定市场份额。低端货在这段时期只能通过价格战来从外围层面展开竞争，尚无力触及中、高端货的专属顾客群，不同类煤炭在这一时期的年度平均售价及价格波动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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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价廉要素发挥支配效应——80年代以后上海煤炭贸易的竞争机制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煤炭市场在稳定的表象之下潜藏着一股不断涌动的“暗流”。稳定的表象是指70年代后期形成的“日煤独大”的市场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甚至还得到进一步强化；而不断涌动的“暗流”则是指白银(相对于黄金)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使不同货币本位制度国家的产品(包括煤炭)在中国市场上注定要面临截然不同的形势。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1897年以前实行银本位制，此后改行金本位制，则1897年后日本煤在中国市场上缘何未曾像英国煤那样随白银的贬值而持续涨价，这些问题均有待分析和破解。
1.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煤炭市场的竞争态势。
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高岛煤矿出产的煤炭质量持续提高，供货量也有大幅增加，再加上运输费用低廉，已成为其他类高价煤的有力竞争对手。到了80年代初期，售价更为便宜(约4.5海关两/吨)的日本三池煤后来居上，逐渐取代高岛煤主导了上海煤炭市场，三池煤在成功将其他产地的煤炭逼退至小众消费领域的同时，还开始由口岸市场向内陆市场渗透(52)。1883年以后，进口煤(应以日本煤占主导)向海关申领子口税单运销上海周边地区的数量持续增长，导致上海的煤炭进口量也因此而连年增加。1887年累计有274585吨外国煤输入上海市场，其中日本煤占91％，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与之相伴的是大批承运煤炭的日籍和德籍小轮船在沪日航线上川流不息，从而保障了上海煤炭市场长期维持了货源充足的局面(53)。这一时期英国驻沪领事提交的《上海商务报告》当中已很少再详尽论述煤炭贸易行情，只是偶尔会在进口量有所增加的诸多商品类目当中泛泛提到“日本煤”，并指出其售价比中国长江流域出产的煤炭还要便宜，一度导致上海甚至也变成了大多数江轮的首选加煤港，这些变化均暗示出该项贸易同英国及其属地产品已没有太多联系了(54)。同期台湾煤矿也因经营管理不善而难以扩大产量，其产品一般只销往邻近市场(如福州、厦门、香港)(55)。
19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一埠进口的日货总额已达500～600万海关两，而煤炭已发展成为日本输沪的头号大宗产品。在煤炭出口贸易的拉动下，其他类日货(如匹头货、火柴)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表现出一定竞争力(56)。甲午战争后，随着各行业(特别是新式工业企业)的用煤量持续增长，货源充足的日本煤甚至一度不足以应对庞大的市场需求，导致越南煤、国产煤也相继涌入上海市场。随后日本于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度，导致上海市场上的煤炭的平均售价迅即由不足6海关两/吨涨至8海关两/吨，尽管涨幅高达30％却没有出现积压现象；当年上海累计输入(含从国外进口和从内陆运抵)50余万吨煤炭，而日本煤所占的份额仍高达70％以上，国产煤约占20％左右的份额。到1898年，在输入上海市场的55万吨煤炭中，均价7.35海关两/吨的日本煤进口量最大，所占比重高达87％，其他类煤炭(英国煤、越南煤、澳大利亚煤等)的市场份额都很小；日本煤不仅牢牢主导着上海市场，还大量销往长江流域市场，这就反映出19世纪末的上海煤炭市场大局已定(57)。
到了世纪之交，在上海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下，日本煤输入量随之继续增加，价格也有所回落(58)。此后除了少数最高端客户(如军队)仍会选择英国加的夫煤外，其余市场份额绝大部分均为日本煤所占有，其他类煤炭不仅皆无力改变这种“日煤演主角”的市场格局，而且还经常会在廉价日本煤的冲击下面临找不到销路的困境(尤以加的夫煤最为典型)(59)。即便日俄战争曾在特定时期内使上海煤炭市场出现了诸多反常形势，特别是造成加的夫煤和日本煤的售价和销量一度均脱离了常轨，但两者的销量差和价格差仍然大到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市场格局的程度(60)。由此可见，日本煤在上海市场上已经站稳了脚跟，即便遇到反常的供需形势，也能维持主导市场的地位。待形势恢复正常之后，日本煤的竞争力进一步溢出上海市场，转销内陆市场的数量持续增加，成为上海周边地区新式工厂的首选燃料(61)。
2.价格要素支配煤炭市场，必然会限制高价货源的销路。
金银比价在19后半叶长期维持了金涨银落的趋势，特别是到90年代以后白银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62)。照此推理，金本位国家生产的产品在银本位国家市场上一般会面临涨价的压力(63)，而银本位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则基本不会受此影响(64)。当年的海关税务司也对此现象予以确认，指出实行银本位制的印度由于雇工成本维系在较低的水平，其产品(如匹头货)相对于欧美金本位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65)。到了19世纪末，欧美货在中国市场上售价逐步上涨的趋势已非常明显(66)。
在1898年，原先售价大致为11～12海关两/吨的英国加的夫煤在上海市场上的最低售价已涨至13海关两/吨，平均售价达到20海关两/吨，如此昂贵的煤炭注定难以扩大销量(67)。次年，英国煤在产地的价格也出现了绝对上涨(68)，进而导致在东亚水域辟有航线的轮船运输公司彻底放弃采购英国煤，改而采购其他产地的煤炭。若遇到因疫病流行导致军舰不敢靠岸停泊加煤的特殊情况，加的夫煤滞销的情形就更加突出。而白银持续贬值又导致此类煤炭不仅很难降价求售，甚至要借助涨价来弥补白银贬值造成的损失，结果可想而知，上海市场被以日本煤为主的廉价煤炭所主导(69)。这样一来，某类商品(例如生产成本不断降低的英国匹头货)假如能够以中国市场通行的价格水平出售并获利，就可以继续输入；某类商品(例如美国煤和英国普通煤)假如不能以中国市场通行的价格水平出售并获利，就会陆续退出中国市场。于是在价格要素主导上海煤炭市场、而日本煤又能维持足量供货的前提下，其他类煤炭便会因没有进一步降价的空间而相继退出市场，顶多也就是像加的夫煤那样保住特定专门(小众)市场份额。20世纪以后上海市场不同产地煤炭进口量的波动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20世纪以后)上海市场不同产地煤炭进口量波动示意图(1900～1911)(70)

煤炭行业-毛立坤：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
巧合的是，香港煤炭市场也在19世纪80年代经历了相似的转型过程，不失为一个可供比较的样本。1884年，日本汉学家冈千仞(Oka Sennin)旅港考察，他在日记中提到：“香港当东西之衢，帆舶汽船之出入，岁逾三万只，其盛逾上海，汽舰煤灯，凡百工作，皆仰石炭(按：即煤炭)，终岁所消炭，凡二十五六万吨，而其十万吨我三池之石炭。此地石炭，本仰英国、澳洲，航路辽远，得不偿失，使我三池盛行，则不复见英、澳炭……”冈千仞的记述略微夸大了日本煤在香港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参照专营日煤销港业务的日资三井物产会社香港支店更为准确的记述，可知80年代以前日本煤在香港的销量不大，此后逐渐增长，到1885年才形成与英国煤和澳大利亚煤三足鼎立的格局，3种煤的输入量均在8万吨上下，但英国煤质量好、火力旺，售价是日本煤的2倍，故为轮船运输公司首选燃料；日本煤则主要供当地民生及制糖工业使用。但是到了1888年以后，随着三井公司接手三池煤矿的经营，三池煤遂大量运抵香港出售，成为经营东方水域轮船运输业务、并在香港设有制糖厂的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首选燃料；随后日本金田煤和大浦煤也运抵香港市场以更低的价格抛售，使得日本煤的市场占有率大增，在该年输入香港的大约35万吨煤炭中，86％为日本煤(71)。由此可见，就在日本煤靠价格战在上海市场确立起主导地位之后，又以同样的营销策略逐步占领了香港市场，表明80年代以后日本煤凭借价廉而具有的竞争优势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埠。[NextPage]
五　对传统观点的检验、修正和补充
我们不妨将晚清时期上海市场的煤炭贸易情形比作一管“石蕊试剂”，用它来检验一些传统观点或理论是否正确、周延。这些传统观点或理论涉及对日货称雄近代中国市场模式的看法，对于货币本位制度、劳动生产率与产品价格波动趋势之间互动关系的阐释，以及对近代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利弊的评价。
1.对日货依靠价廉称雄中国市场这一模式的总结与反思。
相对于高价货而言，廉价货总体上在中国市场更为适销对路，这一点在土鸦片取代进口鸦片、德国金属产品取代英国金属产品、印度棉纱取代英国棉纱等诸多案例中表现得很清楚。而日本煤最终能够主导上海市场，所采用的“竞争利器”正是价廉。为了实现价廉，日商可谓绞尽脑汁来降低生产成本——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采矿技术、竭力增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大量役使(无薪)囚犯采煤、雇用受政府补贴的航运企业运煤来降低运输成本等等(72)。这些举措恰好迎合了上海市场上中外客户(特别是中国客户)的消费心理，因而很快就使日本煤呈现出所向披靡的势头，将其他产地的煤炭逼退至小众市场。早期煤炭贸易的营销活动为日后其他类日货称雄整个中国市场摸索了竞争经验，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引言”部分所列举的那些日货在中国市场上大受欢迎的案例。
上海煤炭贸易的变迁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日货占领中国市场”这一老问题的新视角。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反驳了传统的观点——日货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乃至20世纪以后才借助不平等条约的庇护突然间横行中国市场的；而是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30年时间里，以煤炭为代表的一部分日货已经凭借价廉这一优势逐渐支配了上海市场。民国以后，煤炭贸易领域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转变——日本煤开始主动退出中国市场。此际日本煤是在本国工业发展导致煤炭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主动退出中国市场的，而非在竞争下退出中国市场的，后来日本开始转而设法掠夺中国的煤炭资源(73)。由向外输出原料、燃料，到从国外进口原料、燃料，进而输出工业制成品，这是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表现。新兴日货(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正在持续增强，这一点将被以棉纱、廉价日用品为代表的各类日本工业品横扫中国市场的现象所证实。而此时日货在中国市场上之所以能够开拓出广阔的销路，基本上就是依靠早期进行煤炭贸易所积累的经验——以廉价货供应市场、以价格战取胜。
日本煤既然曾在上海市场上取得过如此骄人的营销业绩，何以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当时负责对贸易活动进行记录和分析的英国驻沪领事和海关税务司，还是后来专门研究贸易活动的学者，缘何都未对这一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一、煤炭贸易属于小宗贸易，虽然好几个国家的产品曾经进行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可是同鸦片、匹头、茶叶、生丝等同期大宗进出口商品相比，其贸易额要小得多，通常只占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的3％左右，以致19世纪80年代《上海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当中动辄会提到数十类重要商品的贸易情形，而煤炭却经常不在其列，足见此时煤炭还不算是上海市场上的一种重要商品；而在其他通商口岸城市，进口煤炭在其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更小(74)。因此即便日本煤大获全胜完全主导了上海市场，对整个中外贸易活动而言也不算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所以不值得浪费笔墨对这样一种次要商品的贸易情形详加论述，顶多也就是点到为止(75)。二、煤炭的消费者主要有三类：轮船运输企业、海军、新式工厂，若同鸦片、匹头等大宗进口货所拥有的庞大数量的消费者相比，煤炭的买家都是小宗顾客。进口鸦片、匹头价格的波动会牵涉到数以亿计的消费者的利益，而煤炭价格的波动则顶多能够强烈影响到千余人而已，这批为数有限的小宗顾客所发出的“声音”过于微小，不足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至于供应(城市)饭馆茶楼和居民家庭用的煤炭，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销路之多寡均以售价为转移……其能研究煤质者为数极少”(76)，说明此类顾客大都将煤炭视为一种次要采购品，只图省钱而已。由此可见，煤炭虽然对其主要顾客群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燃料；但就整个中外贸易活动而言，只能算一种无足轻重的商品，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确实如此。
2.对于货币本位制度、劳动生产率与产品价格波动趋势三者互动关系的新解释。
英国早在1816年就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其他欧美主要国家随后也次第完成了由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的过渡；而东方国家(如中、印、日等国)则长期维系着银本位制(77)。因金银两种贵金属的比价不断变动(主要是白银持续贬值)，进而导致金本位国家与银本位国家之间贸易商品的价格随之而波动。不过白银贬值给中国对外贸易造成的冲击并非“立竿见影”，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的多数时段里竟然出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外情况，很多类进口货的价格不但没有表现出上涨的趋势反而持续下滑。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了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哲美森等人的关注，哲美森在细致考察了中国市场上多类布匹、金属、煤油等12种大宗进口货在1870～1892年间的(白银)价格波动趋势之后，发现其价格走势下降明显，平均降幅达30％。因此他断言廉价金属(白银)的购买力决定着全球的物价水平，银本位国家流行的价格水平将把全球的物价拉低到和它们一样的水平，(实行金本位制的)欧洲的物价也会随着银价的下跌而持续下降(78)。
哲美森好像完全忽略了下面两点导致进口货价格下降的真正诱因：首先，欧美生产厂商实质上是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以“薄利多销”的形式应对东方(银本位国家)市场通行低价位水平。而且哲美森所考察的布匹、金属、煤油等12种商品偏偏都是相关加工或生产过程的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有大幅提高的商品，因此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大于白银贬值的幅度，这些商品就能以更低的价格在中国市场出售。其次，当白银贬值幅度若超出特定限度之后——例如就在哲美森撰写上述调查报告的次年(1893年)，一年之内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值即暴跌了14％，此后依然大体上维持了连年下跌的趋势(79)，于是最终导致金本位国家的产品在银本位国家市场上的售价出现绝对上涨(80)；到了世纪之交，欧美工业品普遍涨价的现象在中国市场上表现得非常明显(81)。可惜哲美森并没有将英国煤炭纳入到他考察的商品类目当中，而此期英国煤炭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很小，所以英国煤成为最早表现出在中国市场上基本无力降价求售、进而呈现涨价势头的商品之一，也正是因无法靠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来同日本煤开展价格战，英国煤(特别是普通煤)遂成为较早退出中国市场的金本位国家产品之一，这是此期英国经济创新潜力逐渐衰竭的反映(82)。但哲美森只是片面地从银本位国家的情况出发对上述现象加以解释，所得结论难免会有失偏颇。
3.通过煤炭贸易来检验“经济全球化”进程对晚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客观影响。
丁长清先生通过对开滦煤矿在近代以来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帝国主义者总是居于支配的地位。中国官僚资本对中国煤矿业的垄断活动，也是依靠与外资的合作，并得到其支持的。外国垄断资本与中国大银行家、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对中国民族资本的煤矿进行控制、打击和扼杀，从而阻碍了中国民族煤矿业的发展。”(83)汪敬虞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确定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84)。他指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形势是：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未老先衰。
从宏观层面来看，两位前辈学者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如果落实到微观层面具体的场域来考察，则会发现与上述结论多少存在一些偏差的情况确实存在。就以晚清时期上海煤炭贸易的具体发展过程为例，外国煤炭起初并不是出于同中国本土煤炭相竞争、进而压制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目的而输入中国市场的，只是为在远东地区航行的轮船补充所需的燃料而已；而且除了少量台湾煤以外，中国内陆地区的煤炭因生产、运输成本以及税赋开销过大，早期根本就不适合销往上海市场。因此进口煤炭和本土煤炭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这种格局到后来有所改变，开滦、汉冶萍等本土大型现代煤炭企业产品的销路逐步扩大，而进口煤炭的销售区域有所缩减(85)。因此不便将中国本土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煤炭工业的曲折发展历程一定与外国进口煤炭、乃至外国势力的影响牵扯到一起，从而也就不便笼统地定性后者抑制了前者的发展。20世纪以后的案例确实印证了丁长清和汪敬虞两位前辈学者的结论，但晚清时期口岸城市市场的煤炭贸易情形则与上述结论多少存在一些偏差，不过这并不能全盘否定上述结论的正确性，只是为其提供了一些次要的补充说明而已。
艾伦、唐尼索恩和海德均认为，从19世纪后半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里，东西方之间通过贸易活动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西方的商品、技术、资本大量涌入东方，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传播到了东方，这些均对中日两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涌入东亚的欧美元素给东亚带来的是文明和进步(86)。而仲伟民先生近来也专门论及19世纪出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指出中国是19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而非积极参与者，中国最终沦为一种无力从这一进程中获得任何好处的“看客”(87)。
艾伦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和仲伟民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这要归因于双方考察问题的视角完全不同。若从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情况来看，中国近代外贸发展史就是一段“优势被人夺、苦果自己吃”的凄惨历史；可是若将考察样本由茶叶和鸦片换成煤炭以后，结论就会有所不同。就上海煤炭市场而言，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曾使中国自身相关行业的发展深受其害。不仅如此，价格低廉的进口煤炭为国内轮船运输业、口岸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新式工业部门和传统手工业部门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些行业的经营成本。从而就支持了艾伦、唐尼索恩和海德的观点。由此可见，不能仅凭对少数几种商品的考察，就对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因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而受的“福”与“祸”加以全盘定性。
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认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会遇到很多仅凭本国的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和接纳(经济)全球化不失为解决难题的“良药”(88)。
笔者更倾向于认可巴勒克拉夫的观点。从晚清时期上海市场煤炭贸易情形来看，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口岸城市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增，若消费本国煤炭，其开支很可能会高得离谱，表明中国遇到了仅凭本国的力量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国外输入足量廉价的煤炭供应市场就不失为一剂“良药”，有效解决了上述难题。上海煤炭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面向国内外的供应商开放的，煤炭进口贸易的发展过程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国内煤炭工业的发展。此外，随着各大轮船运输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最终导致承运中国外贸商品的船只越来越先进、运价日趋合理，进而使大量参与外贸活动的人从中获益。我们不能因为这剂“良药”多少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就全盘否认其潜在的“合理药效”，这样一种客观的评价或许应当成为本文的最终结论。[NextPage]
注释：
①《利国宜广制造论》，原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一日《申报》，转引自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卷42《工政、制造》。
②《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卷)，1984年，第110页。
③Mengtsz(云南蒙自)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905，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41册729页。
④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合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Embassy and Consular Commercial Reports(1854～1898),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⑦最基础的两部着作为：《中国近代煤矿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煤矿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1895～1937)》，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其他研究区域性煤炭生产及贸易情形的重要代表性着作及论文有：黄嘉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1982年版；丁长清：《从开滦看旧中国煤矿业中的竞争和垄断》，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丁长清：《开滦煤在旧中国市场上的运销初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E. C. Carlson, The Kaiping Mines(187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⑧张后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Yi Li, Chinese Bureaucratic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19th-Century Steamship Operation(1864～1885), The Bureau Of Recruiting Merchants, The Edin Mellen Press, 2001. B. Cable, A Hundred Years of 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1837～1937), Ivor Nicholson and Watson Limited, 1937. S. Marriner 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Export Trade and Overseas Competition, The Athlone Press, 1988. 山脇悌二郎：《近世日中贸易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版。
(13)本图的相关数据资料引自以下文献：《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Shanghai Trade Returns for the year 1860, 1864～1911，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册43、475、476页，第2册58、59、560、561页，第3册20、21、163页，第4册28、309、584页，第5册34、312、631页，第6册41、363页，第7册181、590页，第8册207、642页，第9册216、661页，第10册210、632页，第11册210页，第12册212页，第13册225页，第14册231页，第15册234页，第16册243页，第17册260页，第18册258页，第20册268页，第22册280页，第23册262页，第24册299页，第25册300页，第27册307页，第29册353页，第31册356页，第33册354页，第35册427页，第37册482页，第39册544页，第41册461页，第43册458页，第45册476页，第47册509页，第49册557页，第52册615、616页，第55册555页。需要说明的是：1858年、1859年、1861年、1862年、1863年上海市场煤炭进口总额的原始数据缺失，只可从《英国驻沪领事商务报告》中找到进口总量数据，因此无法计算出上述年份上海市场上煤炭真实的平均价格。在《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留存有1860年上半年上海市场的煤炭贸易统计值，故只得暂将上半年的平均价格视为全年的平均价格。1861年、1862年、1863年的平均价格数值系依照1860年和1864年的统计数据差值依年度等幅递减而得，1858年、1859年的平均价格数值暂以等同于1860年的数值来标示，上述年份的平均价格数值均非原始数据，其余年份的平均价格数值均采用年度进口总额除以年度进口总量计算而得。
(14)以香港市场上出售的英国加的夫煤为例，运输成本占其最终售价的64％，上海市场的情况应该与之相似。参见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p. 33, p. 184.
(15)《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29页。
(16)《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29页。
(17)据英国驻淡水领事福德(C. M. Ford)测算，1879年台湾煤的平均生产成本约为2.5元/吨，日本煤的生产成本应该与之相近，但早期台湾煤销往上海市场的赋税负担较日本煤略重，关于这两种煤运抵上海市场的运费支出下文将详述。参见黄嘉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129页；Tamsui(台湾淡水)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74，载黄富三、林满红、翁佳音主编：《清末台湾海关历年资料》，“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出版，总126页。
(18)《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29页。
(19)并非每一类客户都可以做到“以量补质”，例如驶远洋航线的轮船就不能“以量补质”，因为如果装载大量劣质煤炭就会占用太多宝贵的舱位，减少客货运量；而对本地新式工厂或铁匠铺而言，则无需计较煤炭囤放地所占的空间，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采取“以量补质”的办法来节省燃料开支。
(20)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于1884年旅港考察时就注意到，中国台湾出产的鸡笼煤因运费开销极低，因此售价最为便宜，故“大为外人所重”。参见冈千仞：《观光游记·1884年3月4日日记》，转引自陈湛颐：《日本人与香港——十九世纪见闻录》，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11～212页。
(21)据相关学者考证，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内地新式煤矿仅仅是在提升、通风和排水三个生产环节上开始尝试使用以蒸汽机提供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排水机，其他生产环节仍然主要依靠人力或畜力，因此生产成本无法显着降低。参见周岩、胡茹：《中国近代煤炭开采技术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2)关于煤炭运输过程与沿途缴税情况的分析，可参见张宏森：《汉冶萍公司原料、燃料运输研究(1894～1925)》，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16～17页、28～29页。
(23)例如在1866年，京西斋堂煤矿每吨煤的采掘成本仅值银2.5两，但经牛车辗转运到天津市场后，即使以每吨煤12两银的价格出售，贩运者也未必能获利。参见刘龙雨：《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北煤炭开发(1644～1937)》，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39页。
(24)《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28页。
(25)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3, 1884, 1887，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203、626页，第13册217、219页。《总领事许士188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璧利南189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743～744、943页。
(26)《领事罗伯逊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参赞威妥玛附于1864年度上海贸易统计表的备忘录》，《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6、77、83、102、103、129、146页。
(27)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29～134页。当然白银增产也给世界贸易(尤其是中外贸易)造成诸多负面效应，下文将详述；不过在80年代之前，这些负面效应还不算突出。
(2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7页。
(29)Hyde, Far Eastetrn Trade(1860～1914), p. 4, p. 22. 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p. 172. 《领事罗伯逊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领事罗伯逊1858年度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24、36～37、58、98页。
(30)这一时期，英国人逐渐摸索出一套降低蒸汽机耗煤量的基本原则，即设法增加气缸的数量以便充分利用水蒸气所含的余热，同时采用分离式冷凝器降低气缸的热量损失；此后经过长期改良，最终在19世纪后半叶推出了三级膨胀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的耗煤量仅为老式蒸汽机的1/30。轮船运输的成本随之持续下降，最终降低至帆船运输成本之下。于是最晚在19世纪80年代，连接英国与亚洲港口间的航线基本完成了由帆船运输向轮船运输的过渡。参见R. Alle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 7.
(31)毛立坤：《晚清时期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对外航线与港势地位的变迁》，《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船舶登记员泰卜1876年度上海港航运业务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386、427页。
(32)19世纪60年代，专驶中英航线的各类船只的平均运价已从8英镑/吨降至4英镑/吨；60年代末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东西方航线的里程大幅缩短，导致70年代以后运价进一步下降。到1878年上述航线的运价尽管已跌至1.15英镑/吨这样的低价位，但不同航运公司之间的竞争依然非常激烈。参见Hyde, Far Eastern Trade(1860～1914), chapter 2.
(33)原载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十三日《申报》，转引自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9～670页。
(34)《领事麦华陀1873年度上海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284～285、336、349～350、369～370、386～387页。
(35)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4, 1887，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624页，第13册219页。《总领事许士188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715～716页。
(36)Hyde, Far Eastern Trade(1860～1914), pp. 159～162.
(37)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chapter 6.
(38)《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02、146、258页。
(39)R. Swinhoe,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转引自黄嘉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7页。
(40)《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28、146～148页。
(41)《领事麦华陀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领事达文波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207、410页。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p. 33, pp. 193～194.
(42)《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领事马安关于12月31日为止的1870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02、167、224～226、336页。C. W. LeGendr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Products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Formosa，转引自黄嘉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107页。
(43)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p. 195. 《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369～370页。
(44)《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259、369～370页。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77, 1878, 1879，载《清末台湾海关历年资料》，总319、345～348、40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户部档案抄本，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十四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片，转引自汪敬虞：《建省前后的台湾经济》，《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45)《领事马安关于12月31日为止的1870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224～245、258、532页。
(46)Hyde, Far Eastern Trade(1860～1914), p. 24. 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p. 36, pp. 172～173.
(47)《领事麦华陀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91～192页。
(48)《领事达文波187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船舶登记员泰卜1877年度上海港航运业务报告》，《领事达文波187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459、488页。
(49)本图的相关数据资料引自以下文献：《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领事马安关于12月31日为止的1870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73年度上海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领事达文波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02～103、128～129、146～148、167～168、191～193、224～226、258～259、284～285、336、369～370、410页。需要说明的是：1871年各类煤炭的具体进口量不详，故该年数值系根据前后两年的数据取平均值而得，非原始数据。
(50)军用燃料首选质量好(含热能多)、体积小的煤炭，这种煤炭最适合遂行军事任务，而且全部开销由政府买单，订货者不会去计较市场价格的高低。另外，在上海的新式企业里，含硫量高的煤炭不太适合用于熔铸工序，而日本煤的主要缺陷恰在于含硫量高，这就为含硫量较低的澳大利亚煤留出了市场。参见《船舶登记员泰卜1880年度上海港航运业务报告》。《总领事许士188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593、733页。
(51)本表的相关数据资料引自以下文献：Shanghai Trade Returns for the year 1871，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4册584页，其余资料来源同图2注释。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空白单元格表示对应年份此类煤炭品种的价格数据暂缺。1865年、1866年、1867年、1875年、1876年数值均为相关煤炭品种的售价在对应年份内的波动区间；1868年、1869年、1870年、1872年、1873年、1874年数值则为相关煤炭品种的售价在对应年份内的平均值；对于1871年不同类煤炭价格的统计资料暂缺，目前只知该年的煤炭进口总量和进口总额，以及由此计算出的年度平均价格为10海关两/吨，不过依据经验优质煤(英国普通煤、加的夫煤、美国煤)和中档煤(澳大利亚煤)的平均售价应高于此值，而低档煤(日本煤和台湾煤)的平均售价应低于此值。1872年度全部英国煤(含普通煤和加的夫煤)的平均售价为11海关两/吨，依据经验可知普通煤的平均售价应低于此值，加的夫煤的平均售价应高于此值。
(52)《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船舶登记员泰卜1880年度上海港航运业务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532～533、593页。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5，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1册202页。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p. 195.
(53)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3, 1884, 1887，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203、626页，第13册217、219页。
(54)《代理总领事阿查立188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许士188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许士188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694、721、743～744页。
(55)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2, 1884, 1890，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9册751页，第10册722页，第16册362页。
(56)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0, 1891，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6册234页，第17册249页。《领事哲美森1892年度上海领事管区的贸易和商业报告》，《领事哲美森1893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778～779、842页。关于这一时期其他类日货在中国市场打开销路的描述可参见《日货对中国市场的入侵及其与欧洲货物的竞争》，载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5～1184页。
(57)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6, 1897, 1898，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4册287页，第25册286、288页，第27册294、296页。但1898年英国驻沪领事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此年日本煤的市场份额为69％，与当年上海海关税务司给出的统计数据略有出入，参见《总领事璧利南189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943页。
(58)以1901年为例，虽然该年煤炭进口量很大，且上海市场的煤炭价格始终维持在低位，但经销日本煤的商人依然获利丰厚。参见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901，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3册339页。关于日本煤在日本改行金本位制后价格不涨反降的原因，目前还不甚明晰，不过这很可能是由日煤外销品种发生变化而引发的结果。以前日商为了占领上海市场，不惜大量输出质量较好的高岛煤来同其他国家的煤炭竞争。待日本改行金本位制后，为了继续维持日本煤在上海市场上的价格优势，除质量较好高岛煤外，质量一般的三池煤、乃至劣质的唐津煤、今治煤也大批量涌入上海市场，而后几种煤炭的价格更为低廉，这样就能以更加多样化的价位来吸引不同类客户。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价格最便宜的劣质煤销量最大，从而使日本煤的平均价格继续维持在低位。参见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p. 33, p. 211.
(59)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1900, 1901, 1902，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9册339页，第31册342页，第33册339页，第35册411页。
(60)在日俄战争期间，上海煤炭市场出现过多次波动。起初是各类客户(特别参战国政府)出于战备动机大量抢购(优质)煤炭供应战区，一度使高端货加的夫煤突然迎来了久违的旺销局面。而1905年战争结束后，因商家担心俄国政府会在东亚市场上低价抛售前一年囤积的大量加的夫煤，导致上海市场上加的夫煤的售价从15海关两/吨下跌至12海关两/吨，而同期日本煤却因生产成本上涨及货源紧俏而呈现涨价的趋势，导致两者的价格差有所减小。参见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903, 1904, 1905，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7册465、467页，第39册525页，第41册441页。
(61)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908，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47册480页。Shanghai Trade Returns for the year 1906～1911，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43册458页，第45册476页，第47册509页，第49册557页，第52册615、616页，第55册555页。
(62)关于不同时期白银贬值的具体幅度，大致有以下数据可供参考：若以1873年白银的市值为基准1，则1879年的市值为0.84，1889年的市值为0.71，1894年的市值为0.48，1903年的市值为0.36。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3页。
(63)对于例外情况的形成机理，可参见本文第五部分所做的分析。
(64)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93，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0册5、7页。
(65)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92，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8册6页。
(66)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1, 1893, 1902，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7册249、250页、第20册260页、第35册409页。
(67)该年情况较为特殊，由于当时盛传要发生战争，导致出于战备需求而大量进口英国优质军用煤炭(加的夫煤)。参见《总领事璧利南189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943页。
(68)此次涨价是因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而引发的。参见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p. 189.
(69)《领事哲美森1893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总领事璧利南189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833～836、943页。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902，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5册411页。Hyde, Far Eastern Trade(1860～1914), p. 178.
(70)本图的相关数据资料引自以下文献：Shanghai Trade Returns for the year 1900～1911，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1册356页，第33册354页，第35册427页，第37册482页，第39册544页，第41册461页，第43册458页，第45册476页，第47册509页，第49册557页，第52册615、616页，第55册555页。需要说明的是：1905年以前，海关统计数据未区分不同类进口煤炭的产地，只统计进口总量；此后开始分国别统计不同类煤炭具体的进口量，因此对1905年以前的煤炭进口量数值只能暂以进口总量来标示。
(71)冈千仞：《观光游记·1884年3月4日日记》；《日本驻香港领事铃木充美(Suzuki Mitsuyoshi)1889年报告书》；均转引自《日本人与香港——十九世纪见闻录》，第211～212、224页。
(72)Sugiyama,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1859～1899), pp. 220～221.
(73)丁长清：《从开滦看旧中国煤矿业中的竞争和垄断》，《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74)当时的海关税务司就曾指出由外国输入中国市场的煤炭绝大部分销往上海，参见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89，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册7页。
(75)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2, 1883, 1888, 1889，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9册第653、654页、第10册201页。
(76)河南省档案馆藏：《中福公司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各经理处及河运处报告和各种报表》，档案编号：M71－12－0541，第160页。转引自张道亮：《焦作中福公司(福公司)煤炭运销网络研究——以1930年代为中心》，南开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52页。
(77)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第四章《复本位制及金本位制的产生》。C. Mackenzie, Realms of Silver: One Hundred Years of Banking in the East,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4, pp. 200～208.
(78)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早在1875年就注意到上一年底伦敦银价的下跌引起了上海汇率的严重下降，但进口商品的价格却未出现补偿性上涨这样一种反常现象，而后来的情况则变得愈加反常——主要进口工业品的价格竟持续下降。参见《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代理总领事哲美森(1892年)关于中国对外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以及银价下跌对中国物价和出口量影响的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384、808～810、823～826页。
(79)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3，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0册260页。并参见上文引用的马士所给出的跌幅。
(80)参见《进出口物价指数表(1867～1894年)》，载《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641页及书末勘误表。该表显示1873～1892年间进口物价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1893年开始出现强劲反弹，1894年的进口物价指数已涨至1873年指数之上，为186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81)《代理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925页。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for the year 1902, 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902，载《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5册第5、6、409页。
(82)19世纪70～90年代西欧(特别是英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骚动和萧条，造成这一轮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在于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欧美经济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那些科技成就的创新潜力在此期已日益衰竭，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创新潜力在此期尚未完全迸发出来，由此导致70～90年代成为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表现为以匹头货为代表的若干类英国大宗外销商品逐渐在海外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邦：《十九世纪三部曲——帝国的年代(1875～1914)》，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章《经济换档》。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六章《经济周期》。
(83)丁长清：《从开滦看旧中国煤矿业中的竞争和垄断》，《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84)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
(85)如上海轮船招商局最迟于1893年开始在天津市场上采购价格较日本煤更为便宜的开平煤充当燃料，当时块煤、末煤等不同类开平煤在天津市场的售价为2.8～4.5海关两/吨。参见《(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借款销煤合同》，载汪熙、陈绛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3～444页。亦可参见丁长清：《开滦煤在旧中国市场上的运销初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张宏森：《汉冶萍公司原料、燃料运输研究(1894～1925)》，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86)G. C. Allen & A. G. Donnithorne, 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And Japa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4. Hyde, Far Eastern Trade(1860～1914).
(87)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8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1章《当代史的本质——结构的变化和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