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清史学的发展与变革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梁启超-晚清史学的发展与变革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晚清史学的发展与变革
自鸦片战争至清王朝被推翻的几十年间，中国史学发生的深刻变化，表现在一些悠久的传统开始受到质疑、新的历史观念渐被接受、新的着史方式出现、编纂内容被调整等等，应晚清社会变革和发展需要尝试建立新史学的趋向。这种变化一方面来自传统史学自身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于晚清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变化的刺激，以及这种社会变革提供的条件和环境。
前有积淀深厚的传统史学，后接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建设，晚清史学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担负有承前启后的使命。它显明了传统史学走向衰微，新史学开始孕育、并迅速发展的趋势，迈出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第一步。
一、适应时代变化转变研究取向
中国传统史学的长期发展是通过不断地调整记述内容及完善研究方法，也即不断调整历史观念、研究规范以满足社会和时代发展需要，来寻求和实现的，表现出了强盛的生命力。到了清代初、中期，随着清王朝统治方式的变化，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因素的出现，史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诸如推重实证精神、尊重客观的态度，以及考据方法进一步系统和完善，等等，这一系列的新变化使得传统史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但这种发展势头因鸦片战争发生被打断了。
鸦片战争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化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由于这是一场新的社会制度与旧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对中国的冲击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朝野产生巨大的震动。面对强大的对手，人们不能不思考和反省，天朝大国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面对各种矛盾加剧的严酷现实，一些有识之士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解决眼前各种危机的良方。因此，在经世风气大兴的同时，史学也受到了关注。
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新情况为史家提供了更多的接触和研究社会现实的机会，也要求他们通过史学能为解决现实社会出现的问题提供帮助。此前在古代经籍考证整理，以及古代史事的考证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汉学和乾嘉史学，因远离社会现实受到了批评，出现了走出考证，转向“经世”的要求。
龚自珍和魏源强调的“变”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很积极的思想因素。历史变易思想成为“经世”史学的重要理论而受到重视。“变”蕴含着革新意义，不仅成为晚清政治文化变革的先声，也成为推动传统史学改革，建立新史学的内在动力。
经世思想强调通今观念。魏源认为：有识之士应当具有博古通今的知识素质，“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1]。魏源所说的博古通今重点是放在今上，其经世主张也是对乾嘉考据学的只博古不通今的批判。通今观念在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同时，也强化了变革与史学之间的关系。
经世思想突出以史致用，认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主张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了解社会的变化，掌握时代发展的大势。龚自珍认为：“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2]在经世派这里，史的重要直接与国家危亡密切联系在一起，“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才，败人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3]
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这股经世学风为晚清史学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和刺激了史学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在史学研究取向转向侧重社会现实、为现实服务的变化方面。
首先是史学研究中心从古转到今，近当代史的研究受到推重。
此前，清政府为了消弭满汉矛盾，防止学人借修明史反清，对明史编撰工作给以严格控制。在官方设馆之外，明史研究无人敢于涉足。至于清代历史的研究更是禁区。鸦片战争前后，陷入内忧外患的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已不再像先前那样严格，学者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进而开始关注清代的历史，以至元史、明史。这些在当时的近当代史，即元、明、清史的研究渐渐成为热点。
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就曾接触到元代的史事，后作《元史新编》，希望以元代的历史为清统治者提供借鉴。随后有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洪钧担任过驻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得以搜集大量有关元代及蒙古的外文资料和图籍，初稿编成后又参证中文资料修订，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较早运用中外资料互考的着作。
夏燮的《明通鉴》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后明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着作。他认为清代的官修《明史》虽经反复的修改，但由于官方的控制和影响，史家对于明亡前后的历史或不敢如实记载，或记载太简单，存在许多问题，因此用《通鉴》形式编撰《明史》，并在其中列入南明史，在搜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考订。这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后系统研究明史的代表人物。
这一时期近当代史研究成果还有徐鼒研究南明史的《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魏源的《圣武记》，以及记载了中英通商关系史、禁烟运动始末，以及鸦片战事的《夷氛闻记》，记载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外关系的《中西纪事》和记载鸦片战争始末的《抚远纪略》等。这些着作以《圣武记》开端，多为私家治史。这是当时近当代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其次，史学研究范围由国内向国外扩展。
中国历史上虽有外族入侵，但那只限于周边少数民族。鸦片战争以来的对外战争，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接触和了解。出于了解侵略者及其国家情况的需要，对外国史地的介绍成为当时学界的热点，出现了一批如《海国图志》、《海国四说》、《瀛环志略》、《夷氛闻记》、《中西纪事》之类图书。这些书内容虽不够完备，资料也欠翔实，但作为最早介绍西方国家史地、社会、风物、民情的资料，体现了史学研究视野的扩大和对国外的关注。
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增多，外交史和各国史地也成为研究重点。一方面，清官方也开始关注外交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后又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几部书就是官方主持修纂的大型中外交涉历史的资料汇编。另一方面，一批出使国外的大臣等在以日记形式详细记载外交事务的同时，还对所出使国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进行考察，留下了丰富记载，如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等。由于作者身临其境，这些记载和书籍都较为全面切实。
其三，史学研究选题更追求满足现实需要。
史学研究中心向近当代史方面的转移和研究范围的向外扩展，引起研究选题选择取向的变化。一些现实的问题，如：了解西方富强之因，以克敌致胜，边疆危机问题，以及解决中国富强的问题，等等成为史学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
魏源的《海国图志》围绕提供各种应敌方略和情报资料这一中心，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关于外国的史地资料。作者在铺述有关内容的同时，分析介绍了外人强盛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并阐发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反侵略的策略思想。它的刊行满足了国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大势的愿望，给国人带来了全新的世界概念，也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同样是紧扣时代主题之作。《海国四说》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沿革，文化、经济、宗教和风土人情等内容。作者在运用传统编撰方法的同时，还采用一些西方史着的方法，按时间顺序记叙史事。《瀛环志略》是一部世界地志，系统介绍了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史地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此两书与《海国图志》一同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和外国的重要途径。
中国西北边疆危机问题的严重，使得边疆史地也成为当时学人关注的研究内容。西北史地研究本始于清初。鸦片战争前后，曾戍守新疆的清府官员祁韵士、徐松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研究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有关西北史地的研究再次成为热门课题。龚自珍、沈垚等都是这一时期西北史地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则是这方面研究中的代表作。同一选题的着作还有姚莹研究西南史地的《康輶纪行》。
鸦片战争后，在经世学风影响下史学以社会现实需要为目标调整了研究取向和内容，涉猎到许多新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史学。这些新变化为史学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但并不具备实质上变革旧史学的意义。史学还是以维护清王朝政治统治为目的，延承了传统史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旨，仍囿于传统史学的研究模式。这一点在稍后出现的所谓“中兴史学”得到了证明。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史学界出现了一些记载有关“中兴”时期事迹和主要人物的史书。其中有官方所修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钦定平定贵州苗匪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等，有清将领和地方官吏编撰的史志，如王闿运的《湘军志》、朱孔彰的《中兴将帅别传》等。这些史书突出体现了为清王朝政治统治服务这一现实的特点，属传统史学的范畴。
由此观之，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前史学在社会危机刺激下出现的新变化，只能视为传统史学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所作的一种内部调整，既没有改变传统史学的模式，也不涉及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革新的问题。尽管如此，史学的这些变化毕竟是在面临社会变革、开始面对世界时出现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史学不能满足社会政治发展需要的矛盾。但不可否认当时的学人没有，也不能把握住社会变革的核心，这主要是由于新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还没有发展到能为史学发生本质的变化提供充分条件的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诸方面出现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性质变革的开始，而这一社会的变革不是传统史学仅仅通过丰富和扩大研究范围就可满足的，它需要的是一种与其相适应的新的史学研究模式。
二、时代呼唤新的史学
鸦片战争后史学界出现的新变化，预示了一场新的史学变革的来临，也就是涉及到改变传统史学的研究模式的问题。事实上，社会变革对史学的需要是逐渐显明的。鸦片战争后社会的需要是史学能极大地发挥其服务现实的功能，如果说这种社会需求是传统史学通过调整可以解决的话，那么，随着社会变革程度的逐渐深入，也就是近代社会转型中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逐步形成而提出的变革史学研究模式的需求，就为传统史学出了难题。
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嬗变与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缓慢变化形成鲜明对比，政治变革引起的混乱动荡远过于带给社会的进步，但是，民主政治观念的传播使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受到冲击，皇权政治权力不断地削弱，传统儒家文化权威开始被西方新的思想文化取代，新的教育制度与社会文化的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等等。梁启超精辟的把这个变化的时代概括为“过渡时代”。他说：过渡时代“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4] “过渡”也好，变革、转型也罢，认识到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政体、学问、道德都要改变，反映了梁启超捕捉时代发展脉动的敏锐洞察力。
总之，晚清社会的变革在冲击着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建立在封建专制政治文化基础上，以适应传统政治文化获得发展和辉煌的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发展方向和需要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的变化就越发凸现出来。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改变了传统史学与之保持适应关系的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基础，对传统史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挑战。就像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的政权更迭不再是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而是新的政体替代旧的政体，史学在近代遇到的也不再是通过调整和完善已有的研究范式就能解决的难题，而是面临变革传统，建立新的现代史学研究范式的彻底革命。实际上，新史学正是由于时代的呼唤，顺应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提出的。
甲午战争中中国败给了东邻小国日本而引发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了与西方相比，甚至与日本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在了后面。战争的失败引起了对民族对国家都有责任感的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于是，寻求和建立一种新的能够满足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史学，也就自然成为当时学人们的愿望。
在戊戌维新思潮中，梁启超和其他学人在文章中也曾提到一些新史学的思想，但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述新史学的是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文章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着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着，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5]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否提倡，中国国民能否立于世界强势之林，史学一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已有的传统史书“养吾所欲，给吾所求”，真正能为国民所用者是“殆无一焉”。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史学的革新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息息相关，国家要强盛，史学要革命。
这样的认识是通过比较中西方史学得来的。梁启超说：西方学术界诸学科中，只有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有的，但西方史学具有的“民史”特点在启发民众推进社会文明方面比中国史学要优越得多。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6]也许正由于史学具有这种广泛的社会功能，所以在梁启超这位积极主张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家眼里才显得这么重要。也正是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史学的比较，使梁启超看到中国传统史学不革新，就难以与社会现实发生联系，在新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他曾明确地表示“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7]。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所反映出的拳拳报国之心，及其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再明白不过了。
循着保国自立必富国强兵，必培养人才、兴新学、立新法、用新器的改良思路，戊戌时期的改良派及有进步思想的士人在呼吁维新变法的同时，也关注到思想文化、学术。因而，人们毫不怀疑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有着深层的鼓吹民族精神，救国救亡的目的。显然，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全民族救亡意识高涨的情况下，新史学是被视为一种救亡工具，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新史学也超出了学问的范围，被视为当时挽救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任务提出的。
新史学的提出，还反映了人们对传统史学不能满足近代社会变革需要的不满。
战争的结果让人们对比之下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都和他国有差距。戊戌维新思潮中，人们提出了改良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的主张。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大张旗鼓宣传新的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同时，把唤起民众的救亡意识作为当务之急。但他们同时也认识到传统的“君史”难以承担唤起民众的重任，必须进行革新。而西方新史学中所体现出的国民意识，平等观念等新的政治文化都强烈地吸引着中国学者的目光。因而倡导“新史学”的史学革命迅速兴起，并很快促成一股强有力的批判旧史学，译介“新史学”的思想潮流。
在新的思想学说影响下，特别是中国政治改革屡屡受阻的情况下，一些进步士人逐渐认识到传统的思想文化已成为束缚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的障碍，因而积极投入改造旧思想、旧学术的运动。正是出于这愿望，梁启超本着“矫枉过正”的原则，不惜与其师康有为发生矛盾，大胆地提出“破坏” 孔学。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明确表示，“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所以他“极思冲决此范围”，“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8]这是他率先在学术界提出革新旧学术的口号，呼吁“史界革命”，主张建设新史学的思想基础。
显而易见，无论是应救亡的要求利用史学，还是应社会改革和启蒙的要求传播新观念，史学都被作为一种能够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工具而受到重视。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潮流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并非完全源自学术发展的环境下，由一批关注社会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士人首先倡导的。
三、质疑传统史学，提倡新史学
戊戌改良维新思潮的发展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近代学术开始从一个封闭的自我调整式的内部改革，逐渐走向与整个世界学术相互联系的开放式的发展阶段，也即走向了现代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阶段。转型时期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使史学向现代方向的转型也成为可能，在而传统史学自身具有的更新调节机制也使其有一种求新求变的内在发展动力。
以“史界革命”为口号所揭橥的中国史学革新的主题，既揭示了新史学与以往传统史学内部调整和完善发展方式的不同，也表明了它与当时社会发展变革所面临的问题紧密相关。因而，新史学一经提出，便受到普遍关注，迅速形成一个反省传统以求新的潮流。由此中国史学迈开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亦即史学现代化的步伐。
“史界革命”的提出表示要对传统的旧史学进行彻底变革，而不再是“调整”和“改良”。从革命的角度思考问题，使进步士人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更为自觉和明确。由“革”传统史学“命”的角度出发，梁启超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功能目的，以及史书的编纂等方面，对传统史学的缺陷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指出：中国旧史“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所说的“朝廷”与“国家”是史学研究的政治取向，或是服务对象是旧的专制政治，而不是国家；“个人”与“人群”是指史学记载的对象是帝王将相而不是大多数的群众；“陈迹”与“今务”指传统史学重记述过去的历史事实，而失于对现实的关注；“事实”与“理想”是指史学家重事实记述而疏于对未来，即历史与社会理想之间的思考。他进一步批判由此四弊衍生出的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四弊”“二病”又造成三个“恶果”：一是“难读”，二是“难别择”，三是“无感触”。这“四弊”、“二病”和三个“恶果”严重影响了史学功能的正常发挥。这样的史学显然是难以使人民和国家从中受益，读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9]。显然，在梁启超认为，“新史学”的内容应是与传统史学的“四弊”中“朝廷”、“个人”、“陈迹”和“事实”相对应的“国家”、“群体”、“今务”和“理想”。“新史学”不仅有新内容，还应有“别裁”和“创作”，也就是后来学者所说的分析判断和创新。
与梁启超相比，陈黻宸从重史的角度，论述了巨变中的中国对新史学的亟需。他的《独史》一文，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其弊病，力求救弊行新，在当时很有影响。他特别强调了史学的重要性，把缺乏能使人们了解“前事”、“后故”，以及“环球互市、风气大开”的史学作为学人的耻辱。文章中，他指出了史学应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通过史书要能了解全球各国的历史发展情况，这样写作出来的史书与传统的史书是有明显区别的。他感叹中国无史，显然更多感叹的是没有能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史学。他的学生回忆说：1900年陈黻宸曾任杭州养正书塾的史学教习，对民主革命风气在杭州的传播有扶助之功：“先生之主养正书塾也，以教授历史即陈夷夏文野之义，于五胡、金、元之迹反复而不厌。又以孟轲、邓牧、黄宗羲之说教引于讲习之间，于是杭之学者莫不盛张排满革命而谈民治，风浸被于全浙。”[10]这是他赞成和宣传新史学的主要原因。
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新史篇》一文，从强调“信史”重要的角度，亦对传统旧史的不可靠性提出批评。他说：“中国之所谓历史者，大约记一家一姓之事耳。”至于满清统治者“所存之史，则并其所谓一家一姓之事者，亦文过饰非，隐恶扬善，而逢君之恶”。特别是文字狱之兴，“庄氏之史，吴、潘之书，中藻之诗，南山之集，莫不诛连宗亲，戮其枯骨，而所谓一代之事实，遂湮没不传。即其一二流传者，亦大抵出于佞臣之手，以委曲失真。” [11]在他看来，“新史学”应该是真实可靠可信的。
曾留学日本的曾鲲化在所编写《中国历史·首篇》中也对传统史学予以大胆抨击。他以“中国历史出世辞”作为《中国历史》首篇的标题，以表示一种崭新面貌的中国史学的诞生。文中痛惜中国这一东方巨人，由于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压制，犹如一头尚未苏醒的巨狮，“沉沉二千载，黯黯廿四朝”，在时代前进之时，“我国民其犹醉生梦死，依然不醒”。而“袒毒民贼民者之门阀，而抹煞人间社会一切活泼文化之现状者，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他指出，由于旧史家“徒萃精荟神，效死力于专制君主”，在史书中“汇积累累串珠之墓志铭，而笼断国民活动荣耀的大历史”，因而造成“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的局面。他大声呼唤中国新历史的出世，表示：“不佞为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之一分子，愿尽四万万之一义务，为我国民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掀拔数千年根深蒂固之奴隶劣性。……轩文轾野，去锈发莹，以为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立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懿与铄哉！冲破文明发达之障物，扫荡魑魅魍魉之窟巢。”[12]曾鲲化对旧史学批判的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梁启超。
当时还有一些学者特别批评中国古代没有“民史”和“国史”，表明时人对除旧立新的史学革命的态度。
新史学的提出为近代面临困境的中国史学找到了发展方向。“史界革命”则凝聚了一代进步士人对近代以来史学发展道路的探索和思考。它与前此传统史学通过调整自身以求在原有研究模式基础上发展截然不同，他们要建立的是不同于旧的传统史学研究模式的全新的史学。尽管当时士人对新史学的认识还存在有浅显之处，但所反映出他们要超越与旧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史学模式的愿望却十分明确，成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铺上第一块基石。虽然“史界革命”也有过多否定传统史学的负面影响，但在当时史学面临急需变革的时刻，在为新史学的建立指明方向、清除障碍和开辟道路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
新史学潮流的兴起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还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因素支撑，因而在质疑和批评传统史学的同时，富于新的内涵的史学观念也逐渐明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历史进化的观念取代传统史学的所谓“正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观念。
中国传统史学体系完备，对其进行全面的批判和质疑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理论观念作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新的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特别是社会进化的理论，正好提供了这种思想武器。
严复译介《天演论》一方面宣传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等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提供了历史是进化的而非倒退、循环的命题。这两种观念都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来极大的震撼。就史学而言，以进化的眼光观察历史，即成为人们理解新史学，认识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如梁启超所言：新史学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3]这里依次提出了历史研究的三个对象：历史现象，人群历史的现象，以及人群历史的“公理公例”，并确立了历史进化的观念。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新史学”的理解已经摆脱了循环的、倒退的以帝王为中心的史观，并提出了寻找历史规律的问题。用进化的线索来贯穿这三个研究对象，表明历史是进化的观念已成了梁启超的基本认识。
这是一种崭新的理论原则和研究视角，为认识新史学的内容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观察点，带来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的史学思考。如传统史学中有一个重要观念，即以承天命、继大统的帝王为“正统”。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史家之大谬：“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者，于是乎有正统。”其实，这是“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他指出，在英、德、日本等君主立宪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这些国家的“统”“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这说明“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14]
与“正统”观念有关的是传统史学中的“书法”。梁启超告诉人们：“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然而传统的书法“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后之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或者“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他认为，真正的书法“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15]这样，所谓“书法”不再合“正统”之意，也不再以简略语言至读者遐想，而是凝正义感情于笔端，以精确分析评价，高扬民族理想气质和时代精神，解释国家兴亡历史变迁的原因。
从梁启超的例子可以看出，进化论等新学理的输入不仅改变了国内学者对历史和史学的基本看法，而且为他们批判传统和认识新史学的内容提供了很大帮助。尽管当时学者对新史学的认识是为满足救亡和政治改良的需要，他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认识大都集中于旧史书所体现的为封建帝王政治服务、与普通百姓无关的倾向，因而有关现代史学的进化观念、解释史学的观点虽也提出，尚未充分展开，但从他们的认识中已经可以看到冲破传统史学模式和构筑新史学观念的倾向。
传统史学的“正统”破除后，新史学在记载内容和研究对象等方面有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标准。梁启超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这里“人群”取代了“帝王将相”成为历史的主角，历史研究的内容应关乎“人群”的方方面面。1896年，他就对旧史学“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 [16]的作法提出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的旧史学是“君史”而不是“民史”，难以为新的社会现实服务。1897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进一步明确区分“君史”、“国史”和“民史”。对“民史”、“君史”的对比反思，预示着人们对以“民”为中心的“新史学”的期盼。
曾鲲化说：“夫历史之天职，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原、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 “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 [17]曾鲲化对新史学内容的理解与梁启超关于新史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基本反映了当时主张新史学学者的共同认识。从中可以看出，新史学的研究内容方向与传统史学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发展的进化趋势，并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其二，研究民史，或人群的历史，而非君史。纪念表彰民众，弘扬国民精神。记录民众生活，而非帝王官吏生活。其三，研究那些可为后世借鉴的批判、改造、调节，以至破坏帝王官僚统治的史实及其进步发展的历史。
新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编纂体现新史学精神的史书。史学研究的成果最终是要通过一定的着作形式表现出来，史着的内容和体例都是表达新史学的重要手段。因而，一些学者对史学着作内容和体例的思考反映了他们对新史学的理解和认识。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是章太炎。1900年，章太炎在日本和西方史学的影响下，有感于中国传统史书与西方史学着作的差距，提出要用新的史学观念作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并做了细致的思考和规划。他在《中国通史略例》[18]中对传统史着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价。在他看来，传统史书大多重视记述，缺乏理论论述。古代史家不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由，清代的考据史家更是囿于细枝末节，而忽略历史的整体。他说自己编撰的《中国通史》将“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19]，脱离将历史作为连缀史事、计账本、王朝相争相斗记录的窠臼。[20]1902年，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明确指出：“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棫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记。”[21]他的新史着将采用进化论，以通社会整体进退原理，要发掘以往忽略的对今世有意义的史实，以鼓民气、导未来。在体例上借鉴前人史着典、志、纪传、纪事本末等，不再注重通过评论褒贬，为人们提供伦理道德标准，而是要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提供认识历史发展及其趋向的参照系，即“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矣”。在内容的选择上，不再以政治、伦理为中心，而以展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文化、学术、民族和风俗等为标准，即所谓“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22]。在治史所用的材料问题上，包括考古材料在内的各种史料都应择取，即“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23]都在所取之列。他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拟撰“表”5篇，“典”12篇，“记”10篇，“考记”9篇，“别录”25篇，共61篇。在体例上多用传统的史书体例，但内容上则更多关注新的内容，表现了继承和创新并用的态度。
新史学的最终建立是要通过新的史学着作来体现，章太炎计划编辑《中国通史》的想法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章太炎的新体例中国通史计划未能完成，他的思考反映了新史学学者对新史书的期待。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新史学之时，借鉴和译介国外新史书也就成为急需新史学的中国学者们最好的选择。
四、新式历史教科书的译介和编撰
新史学要有能体现新的史学思想和观点的新的史学表述形式。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新史学来说有相当难度。因而，在早期的新史学建设中，学习和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观点，译介和仿照西方史着体例编纂新式史书，特别是编纂为历史教育服务的教科书成为当时新史学热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倡导新史学的学者能够跨出超越传统史学的藩篱，很大程度在于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和近代史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得益于国外新的社会科学和史学着作。仅就西方史学而言，在严译《天演论》出版前，就有两部外国传教士所编西方历史书籍问世。一本是李提摩太据英国《十九世纪史》译，蔡尔康笔录而成的《泰西新史揽要》，记述了19世纪英、法、德、奥、意、俄、土、美等国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工商、交通、教育、新闻等事。另一本是林乐知和蔡尔康把他们发表在《万国公报》上有关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资料整理编辑成的《中东战纪本末》。
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向国人推介西方和日本的史学新书。[24]康有为对翻译史书十分重视，认为过去的史学“只识本国而已，其四裔记载仅为附庸。今则环球通达，天下为家，谈瀛海者，悉当以履门庭数米监视之；援古证今，会文切理，一开口即当合万国论之”，“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吾中土亦多有译之者，而记事未详，史理尤少……日本所译盖多，而《历史哲学》、《欧罗巴文明史》、《泰西通鉴》及《擥要》、《纲记》诸书备哉粲烂，其印度、希腊、罗马、埃及、佛国革命史，皆可考焉。我之自论，不如鉴于人言，可去忌讳而洞膏肓，若鉴而用焉，皆药石也”。[25]他曾把所译日本史书中关于变法的材料整理为《日本改制考》，以为中国变革提供借鉴，又介绍了不少日本史着，如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史》，福田久松的《日本文明略史》、物集高见的《日本文明史》等。他以维新运动领袖地位大力提倡译书，对当时朝野重视译书事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戊戌变法后若干年间，通过各种方式译成中文的有影响的国外史书，关于史学理论的有：日本史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史论篇》，以及由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等。其中《史学原论》被译的次数最多，影响也最大。[26]关于西方和日本的史着有，英国历史学家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译名为《英民史略》）、马君武由日文转译的《法兰西近世史》、罗孝高译《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等。此外，法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曾经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推荐此书给中国读者。与此同时，日本杉山藤次郎《泰西政治学者列传》的中译本介绍了基佐和他的这部名着。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一书《历史方法论·导论》的前五章，1903年由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出。这两部书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
以上史着的翻译出版对处于转型初期的中国史学向新的方向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表现在：
其一，使国内学者开始接触史学理论这一新概念。杉山藤次郎《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在评介基佐和《欧洲文明史》时说：“有历史而无史理学，则国家治乱兴废之实迹，而于其所以治乱兴衰之故，则一不具论”，基佐的着作“实为史理学之嚆矢”。[27]巴克尔的着作被译成汉语的部分也主要涉及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1899年前后王国维就分别为《东洋史要》、《欧罗巴通史》两部译着作序。这与他后来能较早论述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史论问题有直接关系。
其二，使国内学者认识到史书的内容应是以“民”为主。重视“民”史的倾向，在基佐和巴克尔的文明史中有明确的表述，学者在介绍此二书时都强调了这一点。此外，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标题即表达了以人民的历史为写作对象的思想。“民”史的思想在日本学者的着作如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中也有明确的论述。
其三，西方史学书籍的章节体形式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这种叙述体例与中国传统史书的体例大不相同，对读惯了传统史书的中国学者产生的影响应是不容忽视的。
在西方和日本史着陆续译成汉语出版的同时，由于国内新式教育的出现，新式学堂、新的教学内容，新的课程设置大都以西方传入的新知识为主，因而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出版一度蔚然成风，进而把新史学潮流推向了高潮。1904年1月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应修的科目包括历史科在内共有12科。同时颁布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文科分为文学和史地两个专科，历史是两科必修的课程。依照新学设计的课程，历史课程不只讲传统史学，也讲西洋和东洋历史，不只讲帝王大事，也讲“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28]。传统史书不能满足授课要求，需要新式教科书，这就为学者尝试贯彻新史学精神，撰写历史教材提供了机会。
从1903年至1906年短短几年间，有数十部历史教科书出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上、中册（1903~04年）、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4~06年）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5~06）等。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和体例与传统史书有很大不同。[29]
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依照日本的新式历史书编写的。1903年该书上卷出版后便有书评介绍说：其材料“精选东西洋名着支那历史二十余种，及中国诸类朝史野史，上自古碑石记，下至昨日新闻，莫不一一搜罗而熔铸之。其内容，支配教育、学术、政治、外交、武备、地理、宗教、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诸要点，淬厉固有之特质，绍介外界之文明。其体裁，仿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编章项节，以孔子为纪元，而文明（字）所不能尽者，详之以图；图所不能尽者，通之以表。其特彩，博采古今绘画肖像，用极精致铜板镌成，鲜明美丽，能唤起不可思议之兴味，增史界之智识，助脑筋之记忆”[30]。此书内容和体例之新颖是显而易见的。
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社会进化观将中国古代历史进行分期：自草昧时代到清代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大时期，而每一时期又细分为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七个小时期。书的体例借鉴了西方和日本新式史书的章节体。这套书虽然只完成了隋以前的写作，但由于体例和见解的新颖，在当时很有影响。
刘师培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时指出：传统史书难读，于上古史记载多分歧，于后世史记载多而繁，新式历史教科书又过于简略而不适用。他的着作则对历史中关于社会生活方面内容予以较多关注，注意从古代社会礼俗和典章制度中去考察和研究社会变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和观念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开了中国新式史学着作的先河，使新史学思想在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得到体现。尽管这些历史教科书存在有各种各样的局限，如不少采用了编译日本或西方教科书的方式，只是简单模仿西方着作体例等等，但它们标志中国史书的编写已从传统史书的编纂方式中走出来，开始与世界史学接轨。特别是偏向古文经学的刘师培和偏向今文经学的夏曾佑二人分别在新的史学观念指导下编写新式史书，说明了新史学的流行已打破了传统学术的门派界限，被史学界多数学者接受。
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新的历史教科书的出版使用，说明中国史学的革新已经由思想酝酿进入具体实践阶段。随后，新史学在辛亥至五四时期更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尽管晚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还有待完善，但其观念的传播和普及，学者对其理论的初步探讨和实践，为现代史学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萌芽阶段。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相似，晚清新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艰难和坎坷。但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变化的现代化方向并不改变一样，新史学的发展在经历了民国初年思想文化回流影响的磨练之后，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五四时期再次掀起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熟为中国的现代史学。可以说，中国现代史学起源于晚清的新史学潮流。没有晚清时期对史学变革的尝试及新史学的提倡和发展，也就谈不上后来的现代史学建设。显而易见，晚清史学的发展和变革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地位。
[1]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
[2] 龚自珍：《对策》，《龚自珍全集》上，中华书局，1959年。
[3]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中华书局，1959年。
[4]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2期，1901年。
[5]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影印本。
[6]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影印本。
[7]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9]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影印本。
[10] 马叙伦：《墓表》，陈德溥编：《陈黻宸集》第1177页。中华书局，1995年6月。
[11] 刘师培：《新史篇》，《警钟日报》，1904年8月2日。
[12]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首篇》，东新译社本，1903年。
[13]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影印本。
[14] 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影印本。
[15] 梁启超：《新史学·论书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影印本。
[16]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17]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首篇》，东新译社本，1903年。
[18] 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最早是1900年附在《訄书》手校本中《哀清史》后的，经1902年修订，载入1904年重印的《訄书》。1902年给梁启超信中所附目录与1904年的重印书中的目录略有不同。其中“典”为“志”，“考纪”为八篇，“别录”为二十七篇。
[19] 引文见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12-41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二版。
[20] 原文为：“庶几异夫策缝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
[21]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167~168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2]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二版。
[23]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24] 1896年梁启超作《西学书目表》。次年，康有为编着《日本书目志》，向国内介绍日本的新书，其中大部分是包括历史书籍在内的社会科学着作。
[25]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四》，《康有为全集》第三册，第7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6] 据俞旦初考证此书在1903年的译本曾多达6种。书中的史学理论观点也多被中国学者所采用。
[27] 杉山藤次郎着，中国广东青年译：《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广智书局，1902年。
[28]《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第67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29] 一些新式历史教科书仿照外国教科书编写，被借鉴的外国教科书有：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等。
[30] 《游学译编》，1903年4月12日，第6册。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