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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

自从鸦片战争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曾以急起直追的心情努力学习西方，以求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在这当中，梁启超的积极贡献和某些消极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十年前，人们偏重揭示他的负面影响，近几年，人们往往回避他的负面影响，都是片面的。今天，我们全面估计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不仅是为了对这一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为了从中总结对今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作借鉴。
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以“五四”为界，明显分为两个时期。梁启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前一时期，而在后一时期，他已逐渐丧失了“领风骚”的地位。为篇幅所限，本文只评介他在前一时期的影响。
一
梁启超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之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认识到，仅靠军事装备、工艺技术的近代化并不能使中国振兴。他认为，洋务运动所以破产，是因为洋务派虽讲“变法”但却不知“变法之本原”，没有抓住近代化的根本。因为遗其本，果“练兵如不练”，“通商如不通”，“开矿如不开”，“兴学如不兴”，成效甚微。他断言，中国如仍按洋务派的主张去做，即使再过50年，顶多“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戊戍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振兴、实现近代化的关键呢？梁启超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能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今日“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这就是说，兴民权亦即政治民主化乃是振兴中华、实现近代化的关键一环。离开政治民主化，中国就无从近代化。他坚信，一旦中国能兴民权，“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一定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因此，他把“倡民权”列为《清议报》“独一无二之宗旨”，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对此，他是十分坚定而坚决的。诚然，把政治民主化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最早并非由梁启超提出，但是，他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兴民权”的口号，并为之呐喊鼓动，就使这一主张为更多人接受，并为之而斗争。
为了兴民权，实现政治民主化，梁启超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做了更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民权，障碍是多方面的，而最大的障碍乃是长期存在于中国人之中的奴隶性。为此，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奴隶性的表现、产生根源及其严重危害作了系统、深入的剖析。他指出，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人民长期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结果在中国人民中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奴隶性。它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中，在那等级金字塔中，下一层者即是上一层者之奴隶，中国“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这种奴隶性使人“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侯之外无精神”(《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一切皆保证唯上之命。这样，就在中国人中养成一种安于被压迫、受屈辱地位的顺民性格，以及对国事、对公共事务一概漠不关心的可怕的消极性，使人既无权利观念亦无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粱启超认为，这种奴隶性，不仅是提倡民权、民主的严重障碍，也是中国衰败不振的祸根，“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光绪26年4月1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于是，在一系列论着中，他对奴隶性作了全面无情的清算。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清算奴隶性的热潮，这对扫除中国民主化、近代化的障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破是为了立。梁启超所以大张挞伐地批判奴隶性，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树立崭新的国民意识，使中国人由奴隶、臣民变为国民。国民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并不在梁的论着中。在1898年9月戊戌政变之前，即已有人（如康有为）偶尔使用国民一词（参见《保国会章程》、《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等文）但大量使用国民一词，大力提倡国民意识，并为国民下明确定义的则是梁启超。1899年10月，他首次为国民作了如下界定：“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以今人标准评判，梁启超的上述定义显然未必精当。但是，他突出强调了国民是国家主人，主权在民，这就抓住了国民观念的核心。由于梁启超的大力提倡，国民一词迅速为新学家们普遍使用，它逐渐取代臣民一词，成为表述人民在国家中地位、作用的新概念。变奴隶为国民是20世纪初中国最响亮的口号，它曾激励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对此，梁启超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1902年，梁启超又给国民作了另一定义：“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显然，这一定义乃是对前一定义的必要补充。前一定义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而后一定义更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应具的资格、条件。由于梁启超的提倡，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又出现了一股国民问题讨论热。但是，在当时，多数新学家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呼吁变奴隶为国民。而梁启超认为，说明这一区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中国人自觉地由奴隶进而为国民，使自己养成国民资格。在他看来，所谓“能自布政治”，主要是自治力；养成自治力乃是享受民权、平等、自由的前提，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起点。梁启超对国民资格、能力的重视和强调使当时国民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从兴民权到清算奴隶性、提倡国民意识，使中国人变奴隶为国民，这就为中国实现民主化作了具体的规划设计。而且，梁启超的这一思路为当时多数新学家所接受，成为20世纪初一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一大贡献。
二
所谓政治民主化，所追求的是中国人的解放。十分可贵的是，梁启超对人的解放作了颇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说明。他认为，人的解放不能等待统治者的恩赐，首先必须通过斗争。在着名的《新民说》中，他提出了权利由斗争而得、靠斗争捍卫的思想。他说：“权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无已时者也，故亦必常出内力之抵抗而无已时，然后权利始成立。”(《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权利如不经过斗争而得，则“如飞鸿之遗雏，猛鹯狡狐或得而攫之”，是不可靠的；只有“熏浴于血风肉雨而来”的权利，才是可靠的(《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这一可贵思想同他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显然是抵触的，它对激励中国人为求得民权而奋起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进而他又指出，人的解放的过程不仅是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人提高、改造、重塑的过程。不经过一番自我改造、重新塑造，人是无法真正解放的。所谓人的重塑是人的近代化。在他看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人民德、智、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亦即人的近代化，乃是国家社会近代化的前提、基础。离开历史主体人的近代化，其它方面的近代化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他又大力呼吁、提倡人的近代化。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兴民权当以“开民智”、亦即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为前提。在20世纪初，他又发表了《新民说》，要求人民自觉地自新，作一个新民。呼吁提高全民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是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宣传重点。
梁启超认为，人的重塑乃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为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梁启超除正面宣传人的近代化与国家近代化的关系，又无情地揭露了中国人的种种弱点、缺陷。他说，中国人“其缺点多矣”，如奴性、卑屈、依赖、推诿、怯懦、不武、为我、好伪、涣散、旁观、保守、嫉妒、无国家思想、无公共观念，群体意识、权利和义务观念缺乏……等等。他所以作如此全面、无情的揭露，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明确自新、重塑的方向，以期“翦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成为一代新人。由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呼吁、提倡，对“国民性”、“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剖析受到许多新学家的关注，这对于进一步规划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曾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新民丛报》创刊、《新民说》发表起，梁启超对人的近代化，通常是用“新民”来表述的。所谓新民，大而言之有道德与政治两方面的要求。从道德上说，是要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新民德的基本任务是，“纵观宇内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这种新道德便是“利群”主义。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梁启超认为“利己者人之性也”(《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但是，他又指出，人是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一旦离开群体，“此身将不可—日立于天地。”因此，人们又应树立群体意识、利群观念。特别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提倡合群、利群就更为重要。为树立利群观念，他把利群看作是道德的根本精神和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严厉谴责了“自了主义”、“独善其身主义”，大力提倡公德。他认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公德乃是新道德的核心，具有良好的公德乃是新民的重要标志。固然，梁启超是站在利己主义立场来说明、处理公私、群己、人我关系的。他曾一再解释，人所以要利群，是因为“非利群则不能利己”(《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利己才是出发点和归宿。在这里，他提倡的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合理利己主义”。但是，在宣传“合理利己主义”的过程中，梁启超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人人都应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社会的公益、他人的疾苦。这些对于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树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等都曾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他又以极富感情的文字，大力提倡培养自尊、自强、自治、奋发、进取、坚毅、冒险、尚武……等新的理想人格。这些曾给当时的一代青年以巨大的感染和激励，对振奋民族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新民的政治要求，是塑造新型的国民。他认为，新国民的塑造，当从培养人民的“政治思想”（即国民意识）和“政治能力”两方面下手，而后者任务更为艰巨。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他更重视国民能力、国民资格的培养。此外，他还认为，作为20世纪的一代新民，尚需养成“尚武之精神”、健壮的体魄，具有“军国民之资格”。他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赖以维持者也。”它乃是欧美日本富强之源，而“不武”则为“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因此，今日讲“新民之道”，就必须改变中国人长期来“以文弱为美称”的谬见，“练其筋骨，习于勇力”，使人民有“健康强固之体魄”，成为军国民(《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梁启超的这一主张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随着近代化进程的逐步展开，政治民主化要求的提出，加之“社会有机体说”的传入，提高全民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新学家们的关注。而对此最为重视，论述最多，宣传最力，并作了较为具体规划的是梁启超。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对于人们对中国近代化作更深层次的思考，重视近代化的基础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是中国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和近代化进程的渐次展开，一些新学家渐渐懂得，社会变革和近代化乃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相互配合，同步进行。他们越来越感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些基本方面同新经济、政治是不适应的，它明显阻碍了社会变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就必须清理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建设一种与新经济、政治、新的时代潮流、世界潮流相适应的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在这场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中，以口号形式提出的有“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包括“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和“文学革命”）、“史界革命”、“圣贤革命”（即批儒反孔）。虽未以口号提出，但影响巨大的尚有哲学变革和教育改革。所谓文化革命，它乃是一场旨在使中国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实现近代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乃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梁启超则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发动者。
对于文化革新对社会变革、文化近代化对社会近代化的关系和作用、影响，梁启超有比较自觉的认识。通过观察西方近代的大变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因此，中国的革新“必自学始”(《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基于此，他对文化革新、文化重建是高度重视的。正是他最早提出了“诗界革命”（1899年）、“小说界革命”（1902年）、“道德革命”（1902年）、“史界革命”（1902年）的口号，并积极参与了哲学变革、教育改革和批儒批孔的斗争。由于他的呼吁、倡导，并提供必要的阵地，“文化革命”成为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运动。
梁启超不仅发动了近代的文化革命，又为这场“革命”提出了一套比较全面、正确的方针。梁启超强调，要想建设新的，就必须“破坏”旧的，“不破坏之建设，未有能建设者也。”因此，今日欲建设新文化，首先必须“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而与此同时，又必须借助他山之石，引进、借鉴西方文化。他写道：“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达此目的，恒须借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流与赤道之热流，相剂而成新海潮，如雪界之冷气与地平之热气，相摩而成新空气。故交换智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他认为，如同两种不同的东西相互作用、相互结合才能产生新物一样，只有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融汇才能产生新的文化。因此，今日中国欲建设新文化，当从域外引进西方文化，使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调和”。在20世纪初，他曾提出本世纪内实现东西方“两文明结婚”的理想。他一方面要求国人应以恭敬热情的态度迎娶“西方美人”，一方面又一再呼吁要尊重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总之，他强调，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另一方面又应“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既不可“墨守故纸”，也不可“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对于当时文化思想领域两种相互对立的错误倾向，即文化排外、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他都旗帜鲜明地作了批评。这就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指明了正确方向。
对于各个文化领域、部门的“革命”，梁启超的具体贡献也是不小的(关于梁在这方面的贡献，可参阅拙着《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对于他的这些贡献，人们曾作了高度评价。“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健将之一钱玄同曾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诗，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寄陈独秀》。)这一评价是公允的。其实，今天我们不仅在论及文学革命时要“数及梁先生”，而且在论及道德、哲学、史学、教育各领域的“革命”时，也当“数及梁先生”，不可忘记他的贡献。
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使中国文化开始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初步形成了具有近代意识的文化思想体系，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革，它既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一步，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全面进程。而在这场意义重大的变革、斗争中，梁启超的贡献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四
但是，梁启超所坚持、提倡的某些基本主张，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有消极影响。它所造成的后果，同样也不容忽视。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也为我们今天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梁启超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严复所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这种社会学学说把人类社会简单比作生物有机体，认为如同生物有机体的性质、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属性一样，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弱盛衰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素质的高下优劣。依据这一学说，梁启超断言，中国人民全体之“腐败恶劣”乃是中国“积弱之最大根源”，是中国“病源之源”(《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他论证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侯，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因此，中国人民不要把矛头指向清朝政府，不广“科罪于当局”，而应自责、自省、自新，自觉作一个新民。他写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自从接受社会有机体说后，梁启超始终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依据这一理论，他高度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近代化，这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矛头所向的根本问题上，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样是严重的。历史事实明白无误地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封建专制制度才是中国陷入苦难、危亡的根源，也是当时中国人民素质低下的根源。要想拯救振兴中国，提高中国人民的素质，就必须奋起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对现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作根本改造。这乃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实现近代化的根本任务和根本途径。而梁启超却把中国人的诸种弱点缺陷看作是因，而把专制制度、专制政府及其罪恶看作是果。由于因果倒置，他一再要求人民把矛头指向自身，把人民的自新看作是根本途径，这势必要引导人们忽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作根本改造，客观上无疑起了保护清朝反动政府的作用。
如何使中国人民得以成为“新民”呢？梁启超又把这一责任交给清朝政府，指望由它实行“开明专制”来陶冶人民，提高人民素质。他说，“开明专制行得一分，则国民实力增得一分”，因此，“劝告现政府之开明专制，实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也。”(《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他一再强调，由专制走向民主、由野蛮落后走向近代化，“开明专制”乃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想避免它就如同“与未列伍之卒谈兵，集不学操缦之人使之顾曲”(《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册。)，是根本不可能的。像中国这样的“国民幼稚之国”尤需经过开明专制阶段，而且，其时间将是较长的。从梁启超1906年发表《开明专制论》起，直到他“五四”后逐渐退出政界，要求开明专制乃是他的基本政治主张。起先，他是指望由清朝政府实行开明专制；辛亥革命后，他又先后指望袁世凯、段祺瑞实行开明专制。显然，他所设计的实现人的近代化，进而实现国家近代化的具体方法、途径是错误的。而且，由于他所寄以希望的统治者（清政府、袁世凯、段祺瑞）都不开明，也不可能开明，因此，在实际当中其结果也就只能是专制。这对中国的民主化、近代化无疑起了阻碍作用。
在实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梁启超强调观念变革、文化革新和重建的重要，这曾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但是，梁启超重视思想观念变革的理论基点却是唯心主义的意识决定论。这种意识决定论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曾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哲学上，梁启超是一位极端的主观唯心论者，他的基本哲学命题是所谓“境者心造”。他宣称：“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余之死生观》，《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这种主观唯心论表现在认识论方面，就势必要颠到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意识决定论曾受到许多人的拥护，影响颇大。所谓“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杨度：《游学译编叙》，《游学译编》第1期。)，“思想言论也，即为其事、其物之母”(《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等等一类言论，不论在改良派还是在革命派的报刊上，我们都能经常见到。它片面夸大了意识的能动作用，而看不到意识乃是存在的反映，简单以为只要树立某种思想，即可造成某种事实，一旦中国人思想观念更新，中国的社会改造即告完成。在其影响下，当时一批资产阶级新学家只在文化思想领域转圈子，只重文化思想观念变革，而忽视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作根本改造的工作。
这种意识决定论又表现为文化决定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新学家们把中国的一切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文化问题，把文化革新（甚至某一文化领域、部门的革新）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以为只要从这里下手，即可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中国的社会变革、民族振兴即能迎刃而解。比如，当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时宣称，当时中国要想“改良群治”，要想“新民”，都“必自小说界革命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当他发动“史界革命”时又说：“鸣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不只是梁启超，许多“文化革命”的参加者也都抱有这样的看法，所谓“欲救国，欲改良社会，必自××革命始”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这既反映了他们的唯心史观，也反映了他们对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认识的肤浅。他们不懂得，旧文化、旧观念乃是封建经济、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物；新文化、新观念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乃是中国社会变革，实现近代化的根本。不对中国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作根本改造，中国就无法走向近代化，而且新的文化、新的观念也是难以生根的。全面地看，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总体设计，存在着重思想文化的革新而轻社会经济结构改造的倾向，其导向是有差误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认识问题，也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在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拼命反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便鲜明反映了他和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难以完全割断同封建主义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他对中国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是有保留的，也就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总体设计不可能完全正确。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93年第5期，张锡勤，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