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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
一、经济近代化与市场的关系
开始于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可视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对经济近代化的看法有所改变：过去十分强调工业革命，现则认为欧洲经济的变革始于16世纪的重商主义，200年后的工业革命不过是市场需求的扩大和它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变动的结果。这种观点的改变可概括为对经济发展的看法由生产导向转为需求导向。这可以C·M·奇波拉主编的一代名着方坦纳欧洲经济史为代表，它对每阶段的分析都是从总需求开始。
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可从经济学理论上探求根源。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故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和专业化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为人所信奉。但自法国重农学派以来，在经济发展理论上生产导向的思想常占优势，“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人人心。德国历史学派先驱Ｆ·李斯特曾批评斯密为“交换经济学”，因另创“生产力经济学”，并认为历史的发展顺序是由农业经济到农工业经济，再到农工商业经济。19世纪七十年代，边际学派兴起，从需求即物品的稀少性和效用上解释价值，章到学界重视。其后，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论也有改观。如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brand)是按交换的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毕歇尔（Karl Bucher）则从交换过程上提出三阶段论，即家庭经济（包括中世纪庄园，不依赖外部交换）、城市经济（指行会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国民经济（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商品要经过多种市场环节才到消费者手中）。
20世纪早期，以A·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居主流地位。马歇尔首创“需求理论”，从此经济学皆从需求讲起。但马歇尔的重点仍是生产论，并认为短期内是需求决定均衡价格，长期间则仍是供给起决定作用。1912年J·A·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创新论”，是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但其发展观仍是生产导向的，虽然注意到市场创新。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西方经济学发生重大变化。J·M凯思斯彻底批判了萨伊定律，需求和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成为研究的中心。同时，他创立了宏观经济分析，与经济史重新结合。经济史学中的需求导向思潮于焉兴起，前述奇波拉的巨着即立足于凯恩斯理论。
1969年，J·R·希克斯发表《经济史理论》，认为迄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尽管这种过渡在各国先后悬殊，在历史上常有反复。他认为，欧洲的封建时代是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的混合，它向近代化转换始于“专业商人”的兴起。专业商人要求保护产权和保护合同。于是出现一个长达二百多年的“市场渗透”过程，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和政府制度的改造，农业的商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这一切的结局即工业革命和近代化。八十年代兴起的以诺斯（Douglass C·Nor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理论是这种思潮的另一种表述。它把经济的增长归之于制度的有效性变迁，而在解释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把它归因于１６世纪以来的产权制度的完备化，要素市场的扩大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是16世纪建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往（Verlejt，广义的交换）与生产力”的史论。这篇史论讲了欧洲中世纪后期“商人阶级”的形成，他们怎样促成城市间的人工，从而导致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又讲了17世纪以来世界市场上商业和航运业的大发展，怎样造成“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终于促使大机器工业的诞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资本自由存在方式，因而，“它在封建生产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1]
以上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都是以西方尤其是欧洲的经验为依据的。不过，我认为，作为历史观，即作为思考问题的方法论，也适用于中国的近代化研究，尤其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关于清代商业、商人资本的发展已有不少专着，市场的变化也有很多描述性的。论述。但市场究竟扩大了多少，发展速度如何，是否与近代化产业的增长相适应，尚罕见论证。与欧洲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个海上国家，至19世纪末出口贸易占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5％，近代化产业的建立必须依靠国内市场。本文下节的任务即在于考察1870—1910年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这以后，即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国内市场，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第三卷中已有估计。至于国外市场测海关有详细统计，勿论。
二、洋务运动时期的国内市场
我在“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2]中，曾利用厘金、土“国内埠际贸易、出口货值的变化来反映国内市场扩大趋势，而未乍交易量估计。兹再作较细致考察，兼用其他资料，估计如下。
第一，厘金税率不定，省自为政，征收混乱，论者非之，我在上达文中实际未用。兹经考虑，厘金的覆盖面最广，遍及内地各省，并益括省内运销，又基本上属土产，实为重要资料。厘金统计最令人元惑的是它在19世纪一直徘徊在1，500万两水平，有减元增，与贸易发展趋势不符。经研究，我认为主要是本时期物价下跌所致，加用物价指数修正，仍是稳步增长的，见表一。至于1894年之下滑乃政治形势使然，盖1892年起，清廷田赋、关税、其他收人均大幅变跌落，非只厘金。厘金的另一难题是各省扣留部分无法核定，此节我亦无能为力。不过，过去文献未免夸大，户部报称四五百万两盖指甲午之际，经1897年财政整顿追回200万两，我认为各省扣留数不会超过15％。
对厘金的最大误解恐怕是在税率上。厘金原意值百抽一，各省滥加，高低悬殊。强调清廷“搜刮”者一般从高，即美国D·H·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中虽各省分计，实亦从高（平均3.5～3.7％）。原来海关洋人谋攫取内地税权时曾做调查，中国内地税实低于拟议中之子口税2.5％。子口税行后，与厘金处于竞争地位，厘金过高，则商人诡寄子口渠道（也有少量诡寄海关之复出口渠道，税率亦为2.5％），这是厘金收人不振的一大原因。但我考察多项事例，大约商人货运转人子口者大半不是因为厘金税率高，而是因为厘卡腐败，稽迟延宕。同时也有降低厘金税率以与子口争夺货源之事。甲午后，清廷命令加厘，多省拖延不行，盖恐失货源。我用罗东玉《中国厘金史》7－12章所述20个省的不同税率，再用1880—1889年各省厘金收人额作为权数，求得总平均税率为2.26％，低于2.5％的子口税。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因用此税率将各年厘金收人还原为货运量，见表一。各地厘卡均有刁难商旅额外勒索之事，不过，这不影响货运额之估算。
表一中的厘金数，是减除了洋药厘、上药厘、盐厘之数。因洋药厘、上药厘根本与鸦片之价值无关，鸦片作为商品的价值已包括在进口洋货之中。盐的流通值我另行估算。不过盐厘数甚小，有的年份未能减除。（厘金统计至1908年止，1911年系资政院预算数)
表一 厘金货运量估计
年份|货物厘金数（万库平两）|%|按物价指数调整后的厘金指数|按厘金数折合的货运量（万规元两）
1869|1，288|100.0|100.0|60,943
1874|1，267|78.8|124.8|59,920
1879|1，235|75.3|127.3|58,416
1884|1，209|72.9|128.8|57,168
1889|1，493|83.5|138.8|70,624
1894|1，421|87.1|126.7|67,230
1899|1，658|109.4|117.7|78,407
1904|1，926|116.5|128.4|91,084
1908|2，106|129.4|126.4|99,606
1911|4，413（预算）|124.7|274.8|208,739(据预算)
注：物价用唐启宇指数改编。1库平两=1.069规元两。厘金平均税率为2.26％。折算时用千位数。
第二，土产埠际贸易值，据海关统计，见表二。此项增长甚速，部分是夺取厘金的货运即上述改人子口而来。惟此项流通限于轮船运输并向海关报关之货运，厘金货运大皆土法运输及无海关处所者，二者相加代表80％以上的土货贸易，其他均属次要。
第三，常关贸易。常关税原有800余万两，鸦片战后无统计，实行厘金后更凌替，19世纪七十年代约200万，八十年代约260万，20世纪初约100万。但1888年起，广东二关由海关接管；1902年起，几省24关由海关接管。接管后的常关税收激增，并有历年统计。兹按上述情况估计，并按2.26％税率折合货运量，见表二。惟各省自留部分税款无法稽核，故货运量估计偏低。
第四，盐。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估计鸦片战争前后官私盐销量共值5石53万两。盐销量只随人口变动，本期内增长有限。惟甲午后增课、增厘而主要是加价，无各区全部引数及批价，不能用前法估算。只好据张春《改革盐政计划书》及督办盐政处1910年统计，计全国产盐成本2,750万元、各项课厘加价4,542万两，共作6,500万两，列入表二。此数实已计人各省扣留数。
第五，进口洋货净值，据海关统计。以上所估国内市场商品量不包括地方小市场上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有无调剂等使用价值的交换，此种交换对于促进市场近代化无甚作用。又土产商品原则上是用产地批发价计值，进口商品一般是用上海市场批发价计值，1904年以后接到岸价格计值。
表二 市场商品量估计 单位:万规元两
年代|厘金货运量A|土产埠际贸易B|常关货运量C|盐D|土产商品量E＝A＋B＋C＋D|进口洋货净值F|国内市场商品量（G＝E＋F）：实数|指数|修正指数*
1869|60,943|9,003|9,469|5,850|85,265|7,476|92,471|100.0|100.0
1874|59,920|11,275|9,469|5,850|86,514|7,170|93,684|101.0|128.2
1879|58,416|12,900|9,469|5,850|86,635|9,160|95,795|103.3|137.2
1884|57,168|11,980|12,301|5,850|87,299|8,106|95,405|102.9|141.1
1889|70,624|17,177|15,310|5,850|108,961|12,352|121,313|130.8|156.7
1894|67,230|20,732|14,779|5,850|108,591|18,058|126,649|136.6|156.8
1899|78,407|32,885|14,779|6,500|132,571|29,493|162,064|174.7|159.7
1904|91,084|41,388|22,124|6,500|161,096|38,328|199,424|215.0|184.6
1908|99,606|48,875|21,062|6,500|176,043|43,948|219,991|237.2|183.3
折合率：1库平两＝1.069f规元两 1海关两＝1.114规元两 1元＝0.715规元两
*按表一之物价指数修正
从表二可见，本时期国内市场商品量的增长十分有限。19世纪最后30年间仅增长74.7％（按不变价格计只有59.7％），年率不过1.88％；20世纪头10年稍速，但至1908年亦仅增长35.7％（按不变价格计只有14.8％），年率不过3.45％。我国16世纪一度市场扩大颇速，商业繁荣，以至有人称之为“商业革命”。但17世纪步入停滞，原设钞关大半废除。18世纪即乾隆盛世颇有发展，进入19世纪又现停滞，常关税日蹩。我曾估计1840年前国内七种主要商品的流通额即达3.5亿两。①是鸦片战争后至1869年之年增长率不过0.3％（按当年价格计）。总之，在洋务运动前没有一个象西方那样的商业大发展或价格革命时代，在七十年代引进近代化产业后，又因战争等原因出现一个总需求不旺、物价下跌的时期，成为洋务运动的阻力。
本时期，进口洋货的增长很快。洋货中，占第一、第二位的是鸦片，每年大都在3,000万两以上。如加上估计的走私数，1869一1894年进口鸦片220余万担，值9.97亿两；1895—1908年约进口81.5万担，值5.72亿两。这种巨额的输人，其市场作用只是削减了消费者的购买力，阻碍商品流通。在1869年，国产鸦片的数量已超过进口鸦片，到1894年，估计国产鸦片有32.5万担，值9,413万两，相当于表二中当年土产商品量的8.7％。国产鸦片虽然也汲取市场上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它同量地增加了烟农和烟商的购买力。因而，表二实际是漏列了一项年达几千万两的土产商品。
另方面，有人认为国内市场的发展只是洋货泛滥，或把全部进口都看作消极因素；这看法不全面。长时期看，进口的增长并不妨碍市场上国产商品的增长。由于土产商品漏列国产鸦片，表二中的洋货比重实际要比表列为低。在上海，就是以外贸为先导，引起内贸的发展，内外贸市场的扩大，引起近代化工业的发展。1870－1910年，运进上海的洋货增加328％，经海关运进上海的土货增加535％，不经海关运进上海的土货与经海关的大体相当；就是说，内贸发展快于外贸，这就使上海成为全国工业中心。到三十年代，上海的贸易额约占全国1／4，而近代工业产值约占全国1／2。[3]遗憾的是，象这样获得近代化成绩的，只有上海一埠而已。
注释:
[1]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376页。
[2] 《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版，序及第157页。
（资料来源：《文史哲》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