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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中国踏上马克思主义之路──世纪之交，侧重于思想史的回顾
20世纪之于中国，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在这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获得了统治的地位。这也决定了历史学家之于20世纪中国史，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本文即属于这个课题中的初阶之篇──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是怎样踏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
一、特殊的“封建社会”及其人文传统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大力论证本国社会与西欧社会的共性，以此来说明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适用于中国。然而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其更多的答案却应该从中国社会自身来寻找。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有过这样一番议论：
……中国社会，除了可能在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从来没有组织在任何可能称作“封建主义”的制度中。“封建”也许仍然是有用的一个骂人的词，但作为用于中国的一个西方名词，它只有很少的价值。例如，按照封建主义这个词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的意义而言，它的基本特点是土地不能转售。中古的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他自己不能离开它或处理它。可是中国农民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可以自由出售土地，而且如果他有钱的话，可以自由购置土地，他被奴役是种种环境的压力的结果，而不是由于类似欧洲封建主义的一种法律制度。它也不是为一个职业的武士阶级的控制所维持着的。避免使用封建这个名词来描绘中国农民生活上的境遇，决不意味着它不是凄惨的。但是如果保留封建这个词本来应用于欧洲和其它社会制度的确切含义，那么，它在中国的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很有意义。[①]
撇开费氏这段话中的观点不说，他起码讲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前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土地自由买卖制度，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难怪用欧洲模式套看中国社会，西方近代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可以找到！费氏在这里没有提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才出现的“绝对王权”，中国也已存在了两千多年。只是，中国虽然早早地就有了这两样东西，却没有像西方那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而是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一方面，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②]这种“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即中国传统所谓“放任”，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因土地兼并而“无立锥之地”的“穷者”，只有通过“揭杆”、“造反”，用暴力和破坏，实行土地和财富的再分配，给社会带来周期性的大动荡。另一方面，在西方庇护了资本主义的“绝对王权”，在中国则畏于“两极分化”造成社会动荡和自身统治的危机，而又长期采取“重农抑商”、限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儒家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③]；农民造反者所谓“均贫富”，这种“社会主义”式的思想，在西方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对立物；在中国却古已为人熟知，为人推崇，“而凡谋抑富助贫之策者，亦率以善政称”，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这样描绘了中国人的理想社会蓝图：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个所谓“大同”社会，实行“天下为公”的制度：财产公有；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没有盗贼，没有战乱；互助博爱，其乐融融。这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理念几乎一致。《礼运》的作者大约生于汉代，他模仿孔子口吻所表达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是现实生活的对立物：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迭也。此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④]
中国人讲究现实，“大同”理想无法实现，只有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小康”。“小康”是儒家设计的维系现实社会秩序的方案，其核心是“礼义”，这里面也包括了“抑富助贫”的仁政，更多的则是“重义轻利”的道德伦理，它与“重农抑商”相匹配，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强有力的制衡因素，中国社会于是就这样既自我矛盾又自我制约地缓慢延续下来。
中国社会走这样的路，还基于它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古人口众多。其适于农耕的黄河流域，长期负载着上千万人，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生存环境始终紧张。资本主义式经济活动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重农抑商”“重义轻利”又使社会生产力不可避免地处于落后。中华文明虽光辉灿烂，但贫困问题却历代皆然。邓小平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此话不假。加之行上述那种与西方中世纪有所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封建废，世袭贵族久成陈迹；有竞争，家富百万不过三代；科举兴，社会精英常出寒门。梁启超称：“蓬荜寒酸，转瞬可登八座；堂皇阁老，归田即伍齐民”。这就是说，连在中国社会从来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士阶层，其地位也是不稳定的，他们要在荣辱贵贱贫富的漩涡中受命运的摆布，不定何时便被甩入社会的底层。这种状况，使得士阶层中的一些人比较地具有人民性，他们关注社会的贫困问题，对穷苦百姓寄于同情，对贫富不均怀抱不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他们的愤世之言。他们几乎人人读过《礼运》，那“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能不在他们的脑际发生影响。及至近代，应试不第而投笔起事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把《礼运》“大同”全文引入他用来唤起民众的《原道醒世训》中，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以“大同”为模本：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凡二十五家中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国库以养。[⑤]
在太平军与清军激烈博战的环境里，《天朝田亩制度》自然无法实行，但它的理想模式在中国并没有失去生命力。曾经为太平军出过主意，后来又成为近代第一位跨出国门的读书人王韬便发现东西方之“道”终会统一，“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他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同思想：“此之谓大同。”[⑥]
王韬之后，随着国门洞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士子开始接触西学，并力图从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他们的中学精华──“大同”思想与西学的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一拍即合，这种结合，在19世纪末的中国思想界达到了两个高峰，其一是谭嗣同思想；其二是康有为思想。
谭嗣同思想，以他的名着《仁学》为代表，彻底地反对君主专制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人道主义的追求里面很自然地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追求，我们在后面的考察中还会看到，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谭氏在《仁学》中这样说：
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庄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治者，有国之义也；宥者，无国之义也。曰：“在宥”，盖“自由”之转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唱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⑦]
康有为思想，利用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学说阐发进化、变革理论，其最具价值的内容是关于大同的理论构想。在《礼运注》一书中，康氏对大同思想作了更加现代、更加西学化的诠注，他说：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官天下也。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私有，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惟天为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隶焉，凡隶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独不得立国界，以至强弱相争，并不得有家界，以至亲爱不广，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货力自为。故只有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⑧]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有一点与儒家传统说法相似，那就是认为中国现实社会不具备大同的条件。不过儒家大同思想是向后看，康氏则是向前看。他主张先为建立良好的“升平世”社会而奋斗──这是一种经其改造过了的，以“君民共主”为特征的“小康”社会模式，在此基础上，再渐入“太平世”的大同社会。正因为如此，标志康氏思想顶峰的大同思想，在其主持维新运动期间并没有大加宣传，只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才静下心来，写成了那部极有名的着作──《大同书》。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把《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庭，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⑨]
可以看出，《大同书》是以传统大同思想为底本，揉和了西方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政治思想的一个创造。尽管用今天的话说，它属于“未来学”的范畴，其中有某些臆想的成分，但它对后世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在现实生活中，康有为仍坚持用和平改革的手段解决中国问题，以为大同社会可望不可即，不能“躐等”而进，眼下如行大同“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有为所代表的“渐进”主张，很快被激进民主主义的革命主张所淹没。
二、激进民主主义的兴起
19世纪中后期，古老中国接连不断地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如何解决国家的贫弱问题，成为救亡图存的中心问题。1894年甲午一战，给中国的刺激，比鸦片战争要大的多，如梁启超所言，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它使中国社会上下出现了空前一致的局面。在就战前的自强“求富”努力效果不佳进行检讨时，清廷一些封疆大吏的认识已与早先维新思想家们的呼吁趋同。于是从清政府上层到民间知识分子，变法维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人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是战败的根本原因，而要富强“除掉振兴工商业，决没有第二样办法”（张謇语）。面对战后巨额赔款造成的财政危机，面对外国资本输入，大量利权丧失，眼见“中国欲藉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的事实，清政府不再坚持始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政策，而转向鼓励发展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恤商惠工”政策，这是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经济改革举措，也可以说，至此才是中国数千年来“重农抑商”国家政策的根本性转变。1896年清廷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凡农工商“着一体认真举办”。两年后，在百日维新中，这一政策更加全面，中央政府设立农工商总局，还决定在沿海沿江如上海、武汉先行一步，开辟口岸，设厂兴工，以带动内地；并许办农会、商会，鼓励民办铁路、矿务，奖励发明，准其出售专利。中国资本主义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然而这一历史时期的安定局面非常短暂。由于领导者的政治失误，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大批爱国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受到政变当局的镇压和打击。不久发生庚子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造成极其严重的民族灾难：中国京畿要地向外国解除武装并许外国军队合法驻扎，国家主权几乎丧尽；甲午战败的赔款３亿两白银尚未还完，《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又高达10亿两白银，这等于是中国几十年洋务自强建造的近代工业总资本的60多倍！可以说，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已经成了被列强套着缰索的奴隶。国事到了这般田地还有什么希望？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必须对这一切负责！尽管庚子事件后，慈禧又推行所谓新政，其扶持工商的政策不亚于前，然而中国社会举国一致的稳定局面没有了，国家政权的传统基础──士阶层开始朝反政府的方面分化，以往那些赞成维新变法的人，越来越多地转向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新的救国之路。于是，激进民主主义迅速成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旋律。
激进民主派的领袖是孙中山，他原来也是主张用“和平方法”拯救国家的，只是在上书、求见李鸿章遭到拒绝，眼见国事日非，“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把他的革命思想归纳为“三民主义”，其一民族主义，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其二民主主义，即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政治；其三民生主义，则是他自己的理论发明，既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又集中了他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前者要求土地国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后者是将铁路、矿山以及具有独占性的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并对私人资本征收累进税，防止私人垄断。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⑩]与康有为的未来型大同理想不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是现在型的行动纲领。它的特点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选择和吸收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有用成分，同时又以均富和共享社会福祉的理念，承继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作为更加开放的新知识分子代表，孙中山的座右铭：“天下为公”还与“世界大同”相联系──他决心要把其理想行之全人类，从而真正实现儒家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民族的精神”。这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具有时代性的一种继承。
孙中山生于贫苦农家，对中国社会的土地问题，有亲身的感受。他的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主张，力切国情，参考历史，“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土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11]，又借鉴了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学说。除了后者缺乏可行性外，其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肯定，不能说是空想。孙氏也深明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他说：“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12]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可是中国很贫穷，需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主要依赖海外华人资本家的资助，这决定了孙中山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是试图趁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达，采取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防止将来贫富极端悬殊，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最后酿致阶级搏杀那样的恶果。基于此，他提出了“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3]的着名观点。
围绕中国要不要发动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政治革命能否与社会革命并行，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曾与梁启超等“渐进”派发生辩论，结果激进派完全占据了上峰。梁启超等认为中国百姓还不具备做共和国民的资格，也没有监督政府、行使议会政治的能力，如果发动暴力革命，旧的社会秩序一打破，势必造成群雄并起的内乱局面，甚至招致列强入侵，国家被瓜分。他们还强调一个观点：“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这是因为暴力革命靠的是军事力量，军人凭枪杆子和绝对服从得天下，也必然以这两样东西治天下，要让他们把自己打的天下和拿性命换来的权力交还给人民可不容易。至于中国需不需要进行社会革命，他们认为近世最圆满的社会革命论，其宗旨是将土地、资本等全部生产机关归诸国有，政府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就令我国人民程度已十分发达，而此等政府，果适于存在否乎？足以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能之，而可以持久而无弊乎？[14]“渐进”派站在一旁，重在对革命行动的后果作智叟式的思辩和推测，而激进派则全神贯注于革命行动本身，誓要打倒人民当前的敌人──已做了“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他们列数清廷的种种腐败与罪行；他们怒斥“中国人只配受专制，不能享自由”的污蔑之词，强调“吾民族之聪与明，天所赋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特被压制于历来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他们不仅从反对专制主义，而且从反对民族压迫的角度指控满清王朝的统治禁锢和扼杀中华民族精神，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认为只要打倒清政府，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从而把全部希望寄于革命，相信革命能够改造一切。陈天华断言：“中国国民之能力可以回复，并可以至短期限回复。”[15]孙中山对在东京的留学生发表讲话说：“有谓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殊难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16]他坚信只要实行三民主义，完全可以使中国后来居上，“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无疑，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与精神对其时的中国社会更具感召力。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所谓“激进”特征，这首先出于对民族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日益加重的危机感。继甲午战败的大刺激之后，庚子动乱、联军入侵的大灾难又接踵而至，“亡国灭种”已从挂在国人嘴边的话语变成近在眼前的现实；继而生出的便是救国救民的迫切感，似乎已经没有等待，没有卧薪尝胆、日积月累的时间了；而那用“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摆脱落后、追赶先进，甚至一朝把欧美甩在后面的雄心壮志里，又蕴含着中华文化所给予他们的骄傲与自信。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留学青年邹容在其脍炙人口的名着《革命军》中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17]平心而论，迫切的救亡图存、发愤图强意识，在近代中国觉悟的知识界已然是一种时代的精神，而开其先河的恰恰是康梁等维新派。甲午战败后，正是康有为提出了“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8]的一揽子变法救国方案。在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时，康氏又估计亡国之祸在即，说服光绪皇帝，火速启动“百日维新”。在一百零三天的新政中，维新派昼夜不停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全方位推行改革，奏议上百本、上谕过百道，恨不得在一天早晨变法成功，洗雪国耻。只是在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于感情上难以割舍囚禁中的皇帝“同志”，才在革命与保皇之间选择了后者。不断变化的主义，快速涌动的思潮，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昨日“变法太急”的康梁等人，今日相对而言却成了落后的保守派，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很快又成了“旧民主主义者”，于他们中间走出了新的一批革命者……这就是中国近代的历史特点。
三、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几乎全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而来。
辛亥革命后，以北洋系为首的军阀集团，凭武力牟取了北京政府和地方大部分省份的政权，他们割据一方，拥兵争霸，混战不断，使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在中国历史上，军阀现象往往发生于中央王朝权力式微或崩塌之时，属最黑暗年代。而近代外患日甚又赶上内乱，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些由前清旧将及草莽英雄构成的“武人”多半文盲半文盲，愚昧无知且极端残暴，是社会腐朽势力的代表，其疯狂掠财，兼并土地，卖国求荣，靠枪杆子玩弄国会、暗杀议员、解散政党，与忧国忧民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毫无共同语言，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历主和平渐进的梁启超为反对袁世凯称帝，也不得不去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则叹曰：“现在国内的政治，比较满清的政治，没有两样，依兄弟看，满清政治，犹稍愈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满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觉自由。如现政府的滥杀良民，在满清专制时代，还没有发现，如现在武人官僚的贪娈，亦较满清时代为甚。兄弟记得清代某粤督于一年内，搜刮得一百多万，人已诧为奇事；由今日看来，像督军师长等，有一年发财到数百万的，有数年发财到千余万的，方今贪娈的风气，比前清倍蓰了。我们因满清政治不良，所以要革命，但革命的结果，所呈的现象比满清尤坏。这个原因，不是革命党的罪，是前清遗毒武人与官僚的罪。”[19]曾鼓吹革命而与梁启超笔战的胡汉民继续为革命辩护：“这些武人官僚，都是满清制造的，不是民国制造的。他们今日作恶放恣，应该怪革命的革得不透彻，并不是命不当革。”[20]蔡元培把其时横行的军阀称为食人“猛兽”，指如不驯服这群“猛兽”，中国便无太平。显然，要制服猛兽，只有用比猛兽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再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推翻满清的革命，靠民族主义发动炎黄子孙；打倒军阀的革命，则要依靠深受其苦的人民。对此，孙中山及其战友们已经有所认识。孙的助手、早年撰文介绍过马克思的朱执信说，今之论者，但知拥兵者为实力。“天下又岂有立于民意之敌之地位，而可有实力者乎。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向归者，始谓之实力。”[21]又说：“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中国的商人（实在多半不是商），多是靠这社会的缺陷来得利益的。” [22]
由军阀问题联系到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又联系到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激进民主主义者中，有人开始尝试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思考其解决之道。孙中山的另一位助手戴季陶发表文章题为《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他说：“中国所有的兵乱，并不是由士农工商这些有职业有生活手段的人做主动，随时都是由士农工商四个有职业的人以外的落伍者阶级来做主动。乱事的发生，在于生活上的落伍者加多。乱事的平复，就在生活的落伍者得了生活，在贫富阶级差别的比较减少。我们如果用马克斯的历史观察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说的法则来解剖中国的历史，这些乱杂无章的事实，便都容易明白了。近代的革命现象，也是如此。由国外输入的一个大压迫，便暴露出国家及社会组织的缺陷，引起人民生活上的不安，助长阶级压迫的程度，加多生活上落伍者的人数。这生活的落伍者，就流到会匪的一种特别阶级里面去了。”[23]戴季陶本人虽最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反对者，但他的上述观点却与后者没什么两样，共产党人恽代英在其后的文章中指出：
国内的纷扰，是由于有割据的军阀；有割据的军阀，是由于有可以听他们豢养驱遣的兵匪流氓；有这等流氓，是由于中国百业凋敝而生活腾贵，许多人找不着正当的生活路径；百业凋敝，是由于国内手工生产被国外机器生产打倒，而国内机器生产又因外力竞争不能发达起来；生活腾贵，是由于一切赔款借款的本利，既加到国民的负担上面，而内乱的损失，一般兵匪流氓的生活费用，均须国民分担……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亦并不是便没有法子可以自救。中国对于不义的勒索赔款并无必须再为支付的义务。即那历年外人与北京政府勾结的卖国借款，我们亦应当援俄国前例根本加以否认。[24]
至此，读者已经可以找到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思想线索。是列强的侵略，激发了中国国内急切的民主改革和革命运动；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又成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祸害──军阀背后的“乱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巴黎和会的“分脏”丑剧，促使中国学生对资本帝国主义展开最激烈的批判──五四运动爆发；而俄国十月革命及其革命政府的反帝立场并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又赢得了中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同情与好感，于是在他们中间走出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其言铿锵曰：“中国的病根只由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这般国际帝国主义者就是当初造成四年多欧战大屠杀而结果引出十月革命的原动力。中国鸦片之战到临城案件乃至最近之指挥两派军阀的屠杀，帝国主义的侵略、侮辱、抢劫，岂不能够使中国民众急起直追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功，而图谋一次真正解放中国民族的革命运动么？”[25]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说：“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天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含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26]
围绕改造中国是取具体问题的点滴解决，还是求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社会主义究竟适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五四后的中国思想界又展开了辩论。这实际上是辛亥革命前那场关于革命的辩论的延续。辩者一方仍以梁启超挂帅，外加新的“渐进”论者胡适；另一方则主要变成了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们。胡适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得意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27]李大钊反驳胡适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他们应该先有理想和主义。“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在一个机能闭止、毫无生机的社会，“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28]李大钊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对越来越坏的时局已经忍无可忍！如果说清末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主张在当时还是一种设想，那么五四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则要求立即采取“直接行动”（陈独秀语），用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从而根本解决国家的问题和人民的苦难。
面对一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主义兴起的全球潮流，梁启超的政治观点作了些调整，他说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方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是搔不着痒处”。要与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没有，便是无的放矢。“军阀官僚连抢带骗，左手得来的钱，右手向不生产的方面尽情挥霍，配说资本家吗？至于有些正当商人，辛苦经营个把公司，正和外资竞争弄得焦头烂额，我们硬说他是资本阶级，施行总攻击，问良心其实不忍。”梁氏认为，在工业方当幼稚之时，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等于自杀；若行马克思派的生产国有，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岂非杀羊豢虎！”因此他主张：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训，“令工业组织一起手便是合理健全的发展”，一面提倡劳资互助，“一面还要国家从税则上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这便是目前平平坦坦的一条大路。”[29]梁的追随者张东荪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30]
梁启超们所谓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只有发展实业，我们前文已经提及，这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曾经形成过社会共识的观点。发展实业，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然而试看其时之国中，列强掠夺如泰山压顶，军阀猖獗使内乱频仍，正像孙中山所言，“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31]。对中国来说，和平发展实业的历史机遇早已丧失，哪里还有梁启超梦想的“平坦坦的一条大路”呢？当年那场要不要发动推翻满清革命的辩论，梁启超们败了；接下来的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渐进”派仍说服不了人。倒是时局愈糟糕，“根本解决”的呼声愈高。诚然，中国还没有多少资本主义，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但“亡国与受资本家的掠夺，是一件平行的现象”[32]。中国人从帝国主义的掠夺领教了资本主义的掠夺，从对帝国主义的仇恨生出对资本主义的仇恨。自称“极端马克思派”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蔡和森在致陈独秀的信中疾呼道：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那步田地？中国失业人数到了那些田地？“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琨、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团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33]诚然，蔡和森在信里所谓中国无产阶级，其真正属于现代产业工人的还不多，但谁又能否认那些被穷困死亡包围的一无所有的失业者们有着最强烈的革命要求呢？对列宁主义已经有所研究的李大钊则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为题做出这样的论证：
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是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34]
李的上述观点源自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他那“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从而“兼程并力”赶超先进工业国的主张确实给人以新的希望，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孙中山的要使中国后来居上的雄心，至此，这个近代中国志士仁人藏于胸中的壮志似乎找到了一逞的途径。李大钊这样来解释他的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实业的思路：“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以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他进而联系中国的国情，说中国非无资本而苦于资本之散漫，有钱人宁可把钱存银行甚至藏地窖，也不肯投资实业；中国更不缺劳力，且游手好闲的人太多，如果仿照俄国办法，用专政手段将资本强行搜集起来，以“不工作者不得馒包”把劳动家组织起来，实业便大可发展。他的结论是：“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35]
值得研究的是，在激进民主主义者为追求更彻底革命而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其对民主主义的信仰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作为五四运动的青年导师，李大钊、陈独秀是激进民主主义者中的宏儒硕学，二人均为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对中西文化及近现代政治学说造诣深厚，他们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变，首先表现在其固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理念的一种升华。陈独秀从人类历史新陈代谢的角度，理解更先进的民主制度必然代替已落后的民主制度，他认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36]李大钊则从东西文明比较发展的角度，认定“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这是一种“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37]的更高级的民主制度，他于是把民主主义一词干脆译为“平民主义”，赞颂俄国十月革命“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把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是平民民主主义的理想范式：
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38]
我们看到，在陈独秀、李大钊心目中的这种新的高级的民主制度恰与国人的大同乃至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相一致，更重要更关键的还在于：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结合中发现了达至这种理想境界的途径，那就是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路。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理论时说：“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39]陈独秀则把“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看作被俄国还了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说：“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40]同时他们相信，阶级斗争的历史仅是人类历史的前史，“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产生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真正的人类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41] 换句话说，在李大钊、陈独秀那里，经过“根本解决”、最后一战式的阶级斗争，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又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回归，“德莫克拉西”与社会主义便获得了统一。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在俄国的实践，李大钊、陈独秀认为它是为了消除最后的阶级斗争，实现真正的民主、大同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暂时的手段。李大钊说，俄国的政治现状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们要由这无产阶级统治别的阶级，大权皆集中于中央，而由一种阶级（无产阶级）操纵之。“他们为什么须以此种阶级专政为一过渡期呢？因为俄国许多资本阶级，尚是死灰复燃似的。为保护这新理想、新制度起见，不能不对于反动派加以提防。将来到了基础确立的时候，除去少数幼稚、老休、残疾者外，其余皆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营生。阶级全然消灭……这种政治完全属之工人；为工人而设，由工人管理一切事务，没有治人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42]
在社会主义问题辩论中的反方代表梁启超辈，除了否认中国存在阶级斗争之外，对无产阶级专政诟病最甚，他声称：“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可是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我相信‘专欲难成’这句格言。我相信无论政治上经济上种种问题，国内总不免有一部分人利害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不免抗争，抗争的结果，总要双方有觉悟，裁制自己利益的一部分，承认对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让互助的精神而得圆满的解决……若一方面得势将别方面尽量的摧残压抑，其势只有循环报复，陷国家于长期的扰乱。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象苏俄现政府所为，我以为只有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绝对的恶政治。”[43]梁氏所论在当时中国的最明显弱点，是他无法让人相信如何与“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们讲得通“交让互助的精神”。针对军阀倚仗强力为暴作乱的社会现状，李大钊曾这样反驳梁启超否定革命的观点：“苟有术焉纳强力于法律范围之中使不为暴，则吾侪反对革命之勇，庸讵逊于梁先生？盖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虽不必尽为暴力之反响，而暴力之反响则必为革命。故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执果穷因，宜如是也。愚尝怪梁先生既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44]这便点到了梁启超一度在北洋军阀政府里当官的短处，使梁的话更没人要听。陈独秀进而为革命的强权叫好：“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45]虽然也有人对俄罗斯劳农专政“是一时的过渡”，“等到理想实现以后，便会改变”的说法作过另方面的思考，认为“把制度建立在强权的上面”是危险的。[46]但陈独秀的话更有感召力：“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47]毕竟豺狼当道，最要紧的是拿起枪，打豺狼。
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主力军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当时虽没有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的学问功底，对政治学理论也研究不多，却都直面中国旧社会的黑暗与欧战后的世界潮流，迅速变化着自己刚刚树立不久的民主主义信仰，为救国救民寻找新的出路。毛泽东便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
青年毛泽东曾“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五四时期，他曾尝试“大同者，吾人之鹄的”的新村运动，在当时他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着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乡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48]
这位满怀憧憬的青年人似乎没有考虑到，其时的湖南已成军阀混战之地，就在离岳麓山不远的醴陵，年前一场战祸便夺走了两万无辜百姓的性命[49]。毛泽东的同乡画家齐白石回忆那时自己何以离湘定居北京的情景说：“我本不打算再作远游。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蜂起。官逼捐税，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苟全性命。那年春夏间，又发生了兵事，家乡谣言四起，有碗饭吃的人，纷纷别谋避地之所。我正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樊樊山来信，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以自给。我迫不得已，辞别了父母妻子，携着简单行李，独自动身北上。”[50] 新村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又开展过以民主主义为纲领的湖南自治运动。他也曾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51]可是和平的湖南自治运动却遭到军阀的武力镇压，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毛泽东接到好友蔡和森从法国的来信，蔡在信中说：“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迟一点就会了，殊不知迟一点儿资本家的大战又起了，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准备么？”[52]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53] 这样，毛泽东踏上了“从事于根本改造”并“可以预计效果”的“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后来谈到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他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54]当这个来自湖南山村的农民儿子“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时，便发现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之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人看来并不深奥，相反却是那样地容易被理解和被接受，它原来就是反抗压迫的造反与革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农民的阶级斗争，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样，毛泽东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合点──用阶级斗争理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用枪杆子开展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道路。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又说：“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55] 1949年，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其领袖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着名文章中总结了中国人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说是十月革命的榜样“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孙中山也因不断的失败而陷入绝望。这条“唯一的路”终于被马克思主义者给找到了！于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56] 于是大同理想终于有了唯一能够使其实现的继承者。
我们看到，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中，梁启超等人主张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实况，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摆脱贫困，其观点含有合理性。但他们却忽视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社会条件问题，对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人民革命采取不赞同的态度，因而也就拿不出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施的办法。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祸，产生仇恨资本主义的强烈情感；又因民族苦难深重，百姓生活过于悲惨，而要求一朝“根本解决”社会的黑暗与不平，其情其愿均属正义。然而他们也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即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一环，它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过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完全拒绝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当时的思想界对社会主义问题也曾进行过一些很有价值的思考，譬如李大钊说：“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57] 蓝公武说：“假定把一地的农人或一种职业的工人编制起来，实行共产制度，即使组织得十分好，而他的生产力有限，不要说他们的生活状态不能有丝毫改良，恐怕违反了他们的生产动机，生产量还要大大的减少哩。”[58] 可是人们只有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实验后，回过头来才觉出上述这样的思考之可贵。人们终于明白了：革命，可以为生产力的解放开辟道路，却不能够替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权，可以为改造社会创造条件，却不意味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美好理想，是社会进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却不能够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搞“直接过渡”。
在中国踏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20世纪后期，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终于找到并成功地走上了一条彻底告别贫困的富民强国之路。可谓百年梦想今成真。幸哉！伟哉！
[①]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4页。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论语·季氏》
[④] 《礼记·礼运》
[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322页。
[⑥] 《韬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⑦] 《谭嗣同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7页。
[⑧]康有为：《礼运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9—240页。
[⑨]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9页。
[⑩]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5页。
[1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12]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92页。
[13]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页。
[14]参见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1905年11月）。
[15]《民报》，1905年第1期。
[16] 《民报》，1905年第1期。
[1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51页。
[18]《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
[19]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23—424页。
[20] 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21]《朱执信集》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9—480页。
[22]《朱执信集》下，第725—726页。
[23]《建设》第1卷第2号（1919年9月）。
[24]《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9—420页。
[25]《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26]《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3页。
[27]《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28]《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29]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下篇》，1920年3月《时事新报》。
[30]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1920年11月5日《时事新报》。
[31]《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1页。
[32]《恽代英文集》下卷，第162页。
[33]《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2—54页。
[34]《李大钊文集》下卷，第454—455页。
[35]《李大钊文集》下卷，第445—446页。
[36] 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1919年12月1日《晨报》。
[37] 《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0页。
[38] 《李大钊文集》上卷，第600—601页。
[39] 《李大钊文集》下卷，第50页。
[40]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41] 《李大钊文集》下卷，第67页。
[42] 《李大钊文集》下卷，第504页。
[43] 梁启超：《国产之保护及奖励》，1925年11月17日《晨报》。
[44] 《李大钊文集》上卷，第524—525页。
[45]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46] 蓝公武：《社会主义与中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47]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48]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454页。
[49] 见傅熊湘：《醴陵兵燹纪略》1918年印本。
[50] 《白石老人自述》，山东画报社2000年版，第111页。
[51]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页。
[52] 《蔡和森文集》上，第35页。
[53]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页。
[5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5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26页。
[56]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57] 《李大钊文集》下卷，第671—672页。
[58] 蓝公武：《社会主义与中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