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城市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

一 前言

社会变迁的理论很多，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转变成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一个旧的社会，当社会发生垂直或／和水平流动的时候，或受新观念和新技术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基本的改变。通常的情形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先发生改变，连锁地带动其它社会部门的改变。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说：
社会生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功能上保持整合，因此社会系统的任何一部分改变，都会带动其它部分适应性的改变。第一波的改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经过各部门在功能上调整适应以后，就会产生整合、适应而较为稳定的社会系统。[1](p34～35)
一个旧的社会变为新的社会的过程，可作下列的表解：

帕森斯认为，第一波的变动造成社会的不平衡，使原来平衡的社会受到干扰，各种恢复平衡的力量就会发生，社会也因而发生变迁。[1](p39)
如果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必须先找出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改变的第一波新力量。此第一波新力量应该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为应付此入侵，中国从事工业化；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先须了解中国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分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都市化变成自然的结果，因为新的工商人士都集中在都市地区，而他们也需要大量的人口替其工作，因而人口集中城市。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因为工业化的社会，人不仰赖土地，为了职业奔走四方，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人多自食其力，不必承袭父母的田地为生，也不必守着父母，孝道也因而式微。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二 经济变迁：从农业到工业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第一步是由传统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工业经济。传统农业经济是匮乏经济，由于不讲求科学技术，生产少，生活需自我节制。现代工业经济是富裕经济，此种经济是人不断改善科学技术以控制和利用自然的结果。[2](p3,7,11)由于生产多，人的生活趋向享受。
在1900年代前后，当中国开始发展现代经济时，是农业与工业并重的。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例，孙在1894年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中，建议李鸿章设立机关以改良农业、设立农业学校以研究农业知识，并改良农具。[3](p3)1895年孙在广州谋起兵，组农学会以号召群众，自谓其农学会的主要工作在翻译外国农业书籍、推动建立农业学校、并促请政府设立农业机关。[3](p13～14)另一方面，孙对工业发展也非常留意。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李发展工业，并谓科学与机器是发展工业的主要手段。[3](p5～6)到1921年，孙出版《实业计划》，声言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并谓发展工业的方法为借用外资和促进机器生产。[4](p264)
孙中山在经济发展的构想上何以农业、工业并重?一方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主要生产靠农业，另一方面，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中国的工业落后甚多。除孙中山外，与孙同时代的名流，如郑观应、康有为、张之洞、张謇等，都主张农业与工业并重。[5](p20～28,61～88)而在清末民初，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农业与工业并重。当时相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广大人民所需的粮食必须由农业来解决。
清末民初，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到1931年时河北定县的调查，在10 803个13岁以上的男子中，83．4％为农人，1．3％在农田帮工，3．9％为商人，1．9％为技工，1．6％为非技术工，1．7％为教育工作者，1．6％服务军警，0．4％在政府工作，4．5％为其它。[6](p38)据陈翰笙调查，1935年广东的38个县152村庄的家庭，85％为农家，另15％为商人、军公教人员和工人。[7](p2)
这种大量的农业人口，自清末民初以后遭遇到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关于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据1918年农商部的统计，中国约有50％自耕农，20％半自耕农，30％佃农。[7](p34)据前述陈翰笙1935年在广东38县152村庄中所作的调查，在24 776个家庭中，32．6％为地主，57．2％为佃农，10．2％为农家的长短工。[7](p115～117)
由于土地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工具，这种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增强了阶级的对比(见表1)。部分统计资料显示，在1920～1930年代，土地集中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见表2)。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因此，这些农民很难维持家庭的温饱。1922年华洋义赈会(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在直隶(河北)、江苏、山东、安徽和浙江调查240村庄7 079家庭的37 191个成员，发觉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17．6％的家庭，和直隶、山东二省62．2％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足50元。据当时估计，一个家庭每年的最低生活费为100～150元。在这种情形下，饥荒是经常发生的。清末1878～1879年的饥荒使50万人丧生。[6](p69～70，76)饥荒也使人逃离家园，在1923～1926年的四年间，平均每年迁移到中国东北的人数达514 070人。在1927年的荒年，一年中就有1 178 254人去东北。此后在1927～1929的三年问，平均每年有1 021 005人去东北。[6](p105)
自清末以后，全国上下便不断对农村危机谋求补救。孙中山提议从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业技术两方面着手，但其他的农业改革家则只重视改良农业技术。因此清末民初的农业改良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即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识分子组织农学会以研究农业技术；农民购买外国农具、使用杀虫剂及化学肥料、讲求灌溉及开垦，并引进新的品种。[8]到民国初年，上述的农业技术改良继续推行，耕地面积在1893年至1913年间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间增加8％，皆为荒地开垦的结果。灌溉面积，从1914年的三亿五千二百万亩，增至1924年的三亿九千五百万亩。化学肥料的进口，1912年为80万担，1928年增至250万担，1930年增至380万担。据柏金斯(Dwight H．Perkins)估计，在1350～1950年间，由于使用新品种、改良品种、和轮作，使每年的粮食增加39至57万吨。不过，由于粮食每年只增加0．6％，而人口则每年增加0．8％，粮食短缺还是经常发生，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之年。[9]
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后，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1](p78，196)
大体说来，在1900～1949年间，在农业技术上有些改良，在平均地权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那50年可以说是农业衰退期，特别是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战争及水旱灾频仍，农业衰退更甚。
在20世纪前半期，政府于改良农业的同时，也发展工业。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政府与官僚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兵工业全为政府所办不必论，即就棉纺织业而论，据严中平统计，在1897～1911年间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19家棉纺织厂当中，12家为官僚所办，3家为买办所办，2家为旧式商人或绅士所办，另2家不详。到民国建立以后，一般商人投资于新工业者渐多，在1912～1922年间于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32家棉纺织厂中，21家为商人所办，6家为官僚所办，2家为绅士所办，2家不详。[12](p55)
其二，新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外资竞争。据估计，在1895～1911年间的490家工矿业的111 313 000元总投资中，88．25％属于外资。[13](p203)不过，也有的统计，外资的比例没有这样高，譬如建于1900～1911年间500工人以上的156家工厂中，26％为外人所办，74％为国人所办。[13](p1183)又譬如在1895～1913年间，中国在矿业、工程、纺织、食品、电力、造船等方面的总投资为223 438 000元，其中46．16％为外资。[14](p82～83)
其三，新工业及新企业的建立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在1930年代，江苏、辽宁、河北(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改直隶为河北)、广东、山东、湖北六省，土地占全国10％，人口占全国36％。但外资占全国92％，铁路占全国53％，公路占全国42％，煤铁生产占全国64％，纺锤占全国93％，缫丝车占全国92％，榨油机占全国86％，电力占全国87％。在1920～1930年间所存在的1 302家工厂中，827家(占三分之二)设于上述沿江沿海地区的四大城市中：上海645家，无锡110家，汉口38家，大连34家。[6](p127)
其四，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工业一直仍居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912年雇用7个工人以上的20 749家工厂中，用机器动力的只占363家(即1．75％的工厂用机器动力)，而在363家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中，总共使用的机器不过737件。[15](p5～6)直到1933年，现代部门的生产(除去手工业)只占国内总生产的3．4％，即把建筑、现代商业、金融、现代交通运输加进去，当年现代部门的生产，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p64)
上述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工业化的一般情形，但许多其他统计显示，当时中国工业化也有些许成就。在1910年，中国只有4 500英里铁路，26个棉纺织厂，31个现代面粉厂。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资输入的断绝或减少，中国商人能够扩展国内市场，中国工业就有很好的发展。尽管内战、外债、高税率和资本上的困难，在1918～1930年间工业继续发展，1929年的煤产量较1913年高出79％，铁路英里数高出76％。[6](p122～123)在1931年，中国有9 500英里的铁路，35 000英里的公路；有41个现代煤矿，加上旧式煤矿，年产量约2 500万吨；有9家钢铁公司，年产共约100万吨生铁，11万吨钢。棉纺织厂增至127个，有400万纺锤，3万架织布机。此127家棉纺织厂，58家在上海，25家在无锡，7家在天津，6家在汉口。上海、无锡、天津、汉口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在总数252 032个棉纺织厂的工人中，上海占94 342人，天津占16 798人，无锡占15 780人，汉口占1 951人。此外，中国当时约有500家电灯和电力公司，190～200家面粉厂，280～300家榨油厂，190家火柴厂，1 500～2 000家其他现代企业。[6](p16～17，85～87，146)
中国的工业发展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受挫，但在抗战期间，中国继续建立各式工业。在1938～1940年间，488家工厂和12182个技术人员从沿海和长江下游沿江各省撤至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据1943年经济部的调查报告，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 662人)，其中590家在1937年时已存在，3168家建于1938～1942年间。工业总投资，除掉10倍的物价上升指数，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资本(不包括外资)差不多，工人数也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工人数略等。[17](p19)就全中国而论，工业生产毛额仍有增加。战后由于国共全面战争，生产毛额才下降。据张长基对1912～1949年间15种重要商品所作的总生产毛额统计，以1933年为100，1912年为11．9，1922年为34．7，1932年为91．6，1942年为115．7，1949年为105．6。[15](p60～61)

三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兴起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兴起，与旧教育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有关。所以要废除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乃应合工业社会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制度第一次改变在1860～1895年间，当时为应合洋务运动的需要，设立了一些外国语言学校(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技术学校(如机器学堂、船政学堂)和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中国教育制度的第二次改变在1898～1911年间，此期间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了现代的学制。现代学制分为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中、高级皆有一般的、师范的和职业的三类学科。此一学制自1902年开始建立，迄今仍大体未变。
新教育制度与旧教育制度极为不同，旧教育制度，以清朝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而论，只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及诗文。在旧教育制度下，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对儒家经典有研究兼习诗文的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第一级考试在州县，通过后给予生员资格；第二级考试在省，通过后给予举人资格；第三级考试在京师，通过后给予进士资格。生员、举人、进士考试都是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的名额，生员约3万人，举人约1 500人，进士约300人。[18](p13)此外尚有较小的考试，从生员中考选优秀者给予贡生或监生的资格，送往京师，贡生可授官，监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贡生或监生的资格也可捐款购得，称为捐贡或捐监。[19](p3)生员和监生属下层士绅，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员属上层士绅。[19](p5～7)士绅为当时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有许多特权，如不服劳役、不受鞭刑，受官吏礼遇等。[19](p43)
士绅阶层的人数，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及以后有所不同。在清廷对抗太平军期间，为了鼓励地方捐助军费，规定该州县捐若干钱可以增加该州县若干生员名额。[19](p83)在这种情形下，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全国的生员名额原只有46 322人(文生员25 089人，武生员21 233人)，到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就增至56 919人(文生员30 113人，武生员26 806人)。[19](p88,94)生员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就文生员而论，据估计，每三年有200万人竞争30 113个名额。[19](p92)整个士绅阶层的人数，据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约110万人，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约145万人。[19](p137)
士绅阶层属于儒家学者，缺乏现代知识与技能，无法应对采用新武器、新战术的外国军事侵略，无法应对外国工商业的入侵，也无法应对外来文化的传布。为寻求西方富强的奥秘，在改革派的怂恿下，清廷在1900年代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并把旧的教育制度废除，新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共造就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特别在某一个年代，中国有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没有统计数字。为了方便，只能就在校的师生数作为示例。小学生不在计算之列，此处把各级学校的老师和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列为知识阶层，可以分成两个等级：一为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小学教师、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二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大学教师、中等学校教师和大专学生。1909年，在学校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147 871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38 197人，计共186 068人。①
近代以来，发展教育被视为富强的一种快捷途径。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学生的数目即不断增加，到1923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达448 620人，上层达58 104人，总共506 724人。②
1928年北伐完成以后，国民政府谋求各方面的建设，对教育的发展尤为注意。在抗战期间，对教育亦不忽视。抗战胜利后，各级学校迅速恢复，1946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达2 825 863人，上层达229 687人，总共3 055 550人。③
假如以1909年(宣统元年)代表清末，1923年(民国12年)代表北京政府时期，1946年(民国35年)代表国民政府时期，在校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数，国民政府时期为北洋政府时期的6倍，为清末的16．4倍，为清末整个士绅阶层的2．1倍。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后，不仅受教育的人数增加，学习的内容几乎也完全改变。关于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的专长，如以全国为范围，并无统计资料可循，但在校大专学生各科系的人数，也许可以作为示例。譬如在1928～1937年间，历年大专学生的数目从25 178至44 167不等，各科系的学生在全部学生的比例上，有的科系是逐年上升的，有的科系是下降的。在比例上下降的科系，学人文的从21．7％降至13．3％，学法政的从37．6％降至22．8％，学商的从6．7％降至5．9％。在比例上上升的科系，学医的从3．9％升至39．7％，学工程的从11．0％升至18．5％，学自然科学的从7．6％升至14．3％，学教育的从6．6％升至7．9％，学农的从4．1％升至5．8％。[20](p525～526)另一种示例是留学生所学的科系，以1909～1929年清华大学1 268个留美学生为例，学工程的占32．33％，学科学的占10．99％，学医的占5．19％，学农的占3．63％，学军事的占1．94％，学人文的占5．54％，学音乐的占0．25％，学社会科学的占23．84％，学法的占2．77％。[18](p111)
近代以来，归国留学生构成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部分，汪一驹依据伍海德(H．G．W．Woodhead)所编的《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book)中的人名录(Who’S Who)所作的统计，在历年所列载的名人中，归国留学生所占的百分比，1916年为49．5％，1923年为52．5％，1932年为68．8％，1939年为71．0％。[18](p177)地质学家如丁文江，工程师如詹天佑，工业家如穆湘玥，物理学家如李书华，数学家如陈省身，文学家如鲁迅，外交家如颜惠庆，教育家如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均为留学归国者。[18](p82～85，378～421，465～470，473～474)

四 现代工商阶层的形成

传统中国为农业国家，工商人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所谓工商人士，近代以来包括贸易商、矿业家、银行家。从事金融活动者，以及服务运输业的经理人，由于人数渐多，已形成一个阶层，称为工商阶层。中国工商人士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虽可上溯至晚明，主要是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的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工商阶层约有七类人，即盐商、行商、买办、钱庄和票号及银行业者、制造业者、矿业者、以及一般工商界人士。盐商最早成为社会上的有钱阶层，因为他能垄断盐的制造和运售。盐商为增进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供应子弟参加科考，在1649～1801年间，有143个进士来自盐商家庭，在1646～1800年间，有346个举人来自盐商家庭。[21](p83)到太平天国之乱时，由于许多盐商城市(如扬州)为战争所毁，导致盐商的衰弱，但盐商人数仍然很多，譬如在民国初年，只两淮盐区，就有35 000个盐商。[22](p148，157～158)
行商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他们自1720年以后获得对外贸易的特权。[23](p24)从1720年至1842年开五口通商，广州是中国惟一合法从事海上贸易的地方，对外的丝、茶、棉，以及非法的鸦片贸易，都操纵在行商手里。1842年以后，行商的影响力渐减，因为有更多的口岸可以从事对外贸易，而行商的对外贸易特权也已废止。到1856年英法联军前夕，由于亚罗船事件，广州的行商区被广州群众所焚，行商乃归于式微。[24](p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53、70、78、62、69页和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6、112、125、127、134、152页统计。
② 据《民国十五年中国年监》(日文版)，第461～497页统计。
③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17、223～224、230、238、243、244、254、298、303、304、310、311～312、319、336各页所列数字统计。

继行商而起的重要商人是买办，他们最初受雇于行商，为行商职员。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特权于1834年废除后，许多外商在中国雇用代理人，掌管银钱，并监督手下雇用的一些中国人。在行商制度消失之后，买办即变得重要。[24](p43)买办的数目，1854年约有250人，1870年350人。最初买办多为广东人，后来浙江人、江苏人增多。在1920年代的100个着名的买办中，43个为浙江人，31个为江苏人，7个为广东人，1个为安徽人，1个为江西人，3个籍贯不详。有些买办，如唐景星、郑观应和虞洽卿，投下许多资本在新式工业、矿业上，他们被视为外国资本家的走狗，但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确也有贡献。[25](p51～54，100～102，114～136)
银行金融业者，在清末民初，势力较大的有两类，传统的一类叫钱庄，起源于南宋时期。民国初年资本额在4 000元以上的钱庄至少尚有1 500家。现代的一类是银行，在1896～1937年间，有390家银行建立。在1936年，有25 652人在164家银行及其1 332家分支机构工作。清末民初的着名银行家有盛宣怀、梁士诒、朱葆三、叶景揆、张嘉璈、钱永铭、胡筠、陈廉伯等。[26](p51，54，67～82)
制造业为工商业的主体，这方面有成就者甚多，苏云峰统计的377个民初商人中，制造业者101人(将所列制药业者并入)，占百分之26．8％，着名的如胡文虎(制药)、张謇(纺纱)、穆湘瑶和穆湘玥兄弟(纺纱)等。[26](p59，76，72，82)
矿业家的人数不多，但因为采矿为新兴的行业，也有人因采矿有成成为工商业界的名人，如周学熙(皖人)、李国钦(湘人)、殷楚贤(湘人)等。[26](p70～72)
其他工商界人，范围至广。仅就苏云峰的统计，可列表如下。[26](p59)

统计中的377人，一般商人130人，占34．5％。由于一般商人成名者不多，在整个工商阶层中的人口比例，当较34．5％为高。
就工商阶层全体而论，其影响力是日渐增加的，特别在各地商会普遍成立以后。商会是1902年由清政府鼓励而设立，到1908年全国31个大城市和135个小城镇中都有商会设立。[27](p217～218)到1910年，全国商会会员达20万人，其中广东人占13．1％，江苏人占11．4％，直隶人占8．8％，浙江人占8．7％，其他各省人数较少。[28]民国初年，商会及商会会员人数继续增加，1912年有商会800个；1915年有商会1 242个，会员25万人；1919年有商会1 447个。[27](p218,220)
在1920年前后，工商阶层相当活跃。他们参与了联省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如教育、国民卫生)运动，也参加了一连串的罢市(如在五四、五卅运动中)。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从一市，到全省，到全国，逐渐扩大。在1920年，天津有一个丝商名赵俊卿(原资料为 Chao Chun-ching)，在天津商会中表示，工商界应负起国家福利的责任。在1921年末，有人在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中讲演，表明工商界人士了解国家的处境、了解国家的需要，可以把他们的经验与知识贡献给国家，并表示只有工商银行界及教育界人士有余暇和经验而关怀国家，并能受到人民的尊重。[27](p225)另一方面，到1926～1927年，上海的金融界领袖逐渐与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接近，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国家统一运动，协助打倒军阀，因为军阀的战争对金融业的发展是有妨害的。[29](p95)
大体说来，工商阶层的人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各省的城市，其人数在整个中国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不高。据估计，在1920年代，中国工商阶层约有一千万或稍多一点[26](p57)，约占全人口的2．5％。

五 都市化的趋势

19世纪的中国，大部人民住于乡村，村民大多从事农业，彼此之间相当熟识。城市与乡村不同，在政治事务方面，城市有政府和警察，乡村主要靠士绅；城市的识字率较高，乡村较低；城市的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维持，乡村则重礼仪与道德；城市的社会流动较大，乡村流动较小；城市的社会关系是业缘的和组织的，乡村的社会关系是血缘的和地缘的；城市的经济生活是互相依赖的，乡村是自给自足的。[2](p4～5,10)从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工业、商业、运输业及其他企业的发展，城市成为移民和离村农民的集居地。以1935年的沈阳为例，在50万人口中，生在沈阳的只占39．2％，有17．4％自辽宁省各地移入，35．3％自山东和河北移入，3．6％自日本和朝鲜移入。[30](p374～376)
城市有四种特性，其一，集居的人口较多。各国所定城市的人口标准，通常依国家人口密度状况而定，如瑞典200人，丹麦250人，加拿大1 000人，法国2 000人，美国2 500人，比利时5 000人，埃及10 000人，苏俄12 000人，荷兰20 000人，日本30 000人。其二，人口密度较大。各国标准亦不同，西方学者一般以每方公里800人以上为准。其三，城市的人口较富异质。他们大多不业农(农民不超过25％)，有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来自不同的地理区域。其四，为周围地区的文化、经济及政治中心。[31](p397，399，412，p15～17)
都市化起于服务业与工商业的兴起，一个聚落(包括村、镇、城)，其人口成长率大于自然成长率、高于周围聚落的人口成长率，即为都市化现象。城市在古代就发生，西周有城邑375个，春秋时增至466个，战国时有万户(约五万人)的大城约70至90个。古代城墙是用土筑的，唐代的大城才加砖。又据施坚雅(G．W．Skinner)估计，1893年中国内地有2 000人口以上的城市1 779个，人口共23 513 000人，占全国人口6％。[7](p26～28)清末民初，都市化在沿江沿海的省区进行。当时都市化最显着的地区是江苏。1919年江苏有10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7个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6个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到1932年，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增至17个。上海是江苏的最大城市，其人口，1843年20万，1872年25万，1911年100万，1921年150万，1936年350万。与江苏相比，浙江省小城市较多，如1921年浙江有1至2万人口的城市66个，而江苏在1919年，这样的城市只有33个。浙江最大的城市是杭州，其人口，1884年25万，1911年68万，l928年81万。长江中游的城市以湖北的汉口最重要，其人口，1888年18万，1906年52万，1917年70万。由于铁路的修筑，近代以来华北的城市有显着的发展。在山东省，济南的人口，1906年10万，1911年20万，1917年27万；青岛的人口，1910年16万，1927年32万。在直隶省，北京的人口在19世纪后期为50万，1919年增至93万；天津的人口，1903年32万，1910年代增至75万。[28](p483～484)依据20世纪初年日本的调查，江苏、直隶和四川为中国三个都市化最显着的省区，三省住在一万人以上或重要城市的人口与全省人口的比，江苏为13．6％，直隶为11．2％，四川为9．9％。[32](p6)

六 家庭结构的变迁

前述的许多改变，促使了家庭结构的改变。其一，人口由乡村移向城市，不少青年人离开了同居的父母，原来同居一起的兄弟姊妹，也分散在各处工作，这使传统的大家庭制度解体。其二，离开一大家人耕田的农村，到工商社会工作，使年青人在经济上独立，仍倾向于单独住，小家庭因而增多。其三，无论移居还是因职业变动而搬迁，大多以个人或小家庭为单位，这样也促使了大家庭的衰落和小家庭的兴起。[33](p303)
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不同。传统家庭的特色：1．与父母同居的大家庭为理想形式；2．夫权高，妻和子女的地位均低；3．父母替子女选择配偶；4．家族对家庭的管辖多，协助也多。现代家庭的特色：1．不与父母同居的小家庭为理想形式；2．夫妻和子女的地位平等；3．子女自己选择配偶；4．家族对家庭无管辖权，协助也少。[34](p45～46)
家庭变迁的动力为工业化、都市化和新思想。家庭变迁，最重要的是家庭人口的减少。一般说来，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家庭人口的平均都是5～6人。[35](p269)据何柄棣研究，中国家庭人口的平均数，1393年为5．68，1812年为5．33。[36](p10)此种平均数，与l930年代初期大陆家庭人口数相比，都没有显着的变化。据统计，1934～1935年大陆地区每个家庭的平均人口为5．5人。[34](p97，274)家庭平均人口减少的趋势，台湾地区到1960年代以后才显着。据统计，1969～1979年间，台湾家庭人口平均数，逐年缓慢递减，从5．64人减至4．86人，从无回升现象。[35](p274)
一般认为传统家庭是大家庭，现代家庭是小家庭，实际上大小不以家庭人数多少来分。一个四口之家可能是大家庭，如果此四口的组合是父、母、子、媳；一个十多口之家可能是小家庭，如果此家庭的份子组合是父、母及未成年的孩子们。从家庭结构来看，有三种家庭模式：一种是以夫妇和未成年的子女所结合的家庭，叫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种是直系血亲家庭，是父母、长子媳等直系血亲同居，叫主干家庭(stem family)；一种是几代的小家庭同居，叫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或联合家庭(joint family)。这三种家庭数目在中国消长的情形，有系统的统计数字无多，仅可举若干数据加以说明。1946年调查华北农村的458个家庭的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36)。

1946年在上海所调查的208个家庭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37)：

1946年在福建所调查的44个家庭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48)：

由上列三表显示，53．0～66．6％的上等家庭属延伸家庭，47．6～71．0％的下等家庭属核心家庭。说明愈富有的家庭愈大，愈穷的家庭愈小。
此类家庭的比例，很可能代表传统社会的情形。但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延伸家庭逐渐减少，核心家庭逐渐增多。此种趋势，在台湾地区，到1960年代以后才显着。据1964年在台北市古亭区的调查，在1 712个家庭中，69．8％属于核心家庭，12．6％属于主干家庭，0．6％属于延伸家庭。[34](p92)不过，核心家庭的比例，在乡区可能较市区为低。据1971年在台中县农村所调查的360个家庭中，50％属于核心家庭，38％属于主干家庭，7％属于延伸家庭，5％未分类。[35](p279)

七 结论

自清末以后，工业化是关心中国富强的人所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便逐渐由农业转向工业。工业化的要求以及工业化的本身，对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一，推动工业化需要新的知识与技术，因此中国自1900年代开始建立新学制、废除科举制。此后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即取代了士绅的地位。其二，工、矿、商业、运输、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发展，使工商阶层兴起，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且对政治的影响力日增。其三，工业化使许多人从农业生产部门转到工业生产部门，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准。而由于许多工业生产部门都集中在都市地区，工业化也带来了都市社会，此都市社会，与传统的农村社会截然不同。其四，工业化和都市化，使个人与小家庭自大家庭和乡土游离而出，使小家庭增多，使人与乡土、大家庭的关系转为淡薄，个人主义逐渐滋长。上述的变迁，以台湾地区为例，到1960年代以后显着。

参考文献：
[1] Ruth A, Wallace and Alison Wolf, eds. Contemporary Socio- logical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N. J. 1980.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
[3] 国父全集：第五集[M]．
[4] 国父全集：第二集[M]．
[5] 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M]．
[6] R.H.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M]. Boston,1966.
[7] Chen Han-s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M]. Westport, Connect. 1936.
[8] Chang Yu-fa. China'' s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1901～1916.. Regional Studies on Thirteen Provinces [A].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ugust26～29, 1977 [C].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9] Ts''ui-jung Liu. The Problem of Food Supply in China,1912～1927[A]．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Z]．
[10] 沈宗翰．中国农业科学化的初期[R]．1975年12月17日在中央研究院讲演论文．
[11] 黄俊杰．沈宗翰先生年谱[M]．台北，1981．
[12] 引见 Rhoad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A].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M].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13]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卷二[M]．
[14] Albert Fewerwerker.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M]. C. D. Cown, ed.
[15] John K. Cha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A Quantitive Analysls[M].
[16]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M] Elvin and Skinner, eds.
[17] Albert Feuerwerke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M].
[18]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M].
[19]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M].
[20]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21]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M].New York, 1962.
[22] S.A. M. Adshead. The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1900～1920[M] .Cambridge, Mass, 1970.
[23] Kuo-heng Shih.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A]. Institue of Pacific Relations, e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M] . New York,1949.
[24] Wellington K. K. Chan.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M]. Harvard University: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7.
[25] Yen-ping Hao. 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M]. Cambridge, Mass,1971.
[26] 苏云峰：民初之商人[A]．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
[27] Shirley S. Garrett. 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YMCA[A].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M].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28] Chang Yu-fa.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60～1916: Regional Comparisons in Thirteen Provinces [A].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C]. Los Angeles , California, March 30～Aprial, 1979.
[29] Susan Mann Jones.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0] Irene B. Taenber. Migrants and Cities in Japan, Taiwan,and Northeast China[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1] 王维林：自人口学观点看我国都市化社会[M]．朱岑楼编：我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M]．陈伯中：都市地理学EM]．
[32] Mark Elvin. Introduction[A].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3] Alden Speare, Jr.. Migration and Family Change in Central Taiwan[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4] Chun-kit Joseph Wong. The Changing Chinese Family Pattern in Taiwan[M] . Taipei, 1981.
[35] 朱岑楼：中国家庭组织的演变[A]．我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M]．
[36]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M].
[37] 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M]. New York,1968.



（《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 中华文史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