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国学-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在晚清学制改革大潮中，朝野间对于“开学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 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二、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三、请皇上发 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 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注：参见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郑观应《盛世 危言·考试》、胡燏棻《变法自强疏》、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及 《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分别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和朱有＠(原字王加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 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20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着称的胡适便大发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注：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或借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大学（如蔡元培、胡适），或尝试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如章太炎、马一浮）（注：参见陈平原：《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岭南学报》新第 一期，1999年10月。）。在这其中，对传统书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顺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当推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1865—1954）创办的无锡国专。
这所“书院式的学校”（注：参阅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见《文教资料》1985年2期。钱氏乃无锡国专早 期毕业生，1934年回母校任教，其追忆与总结相当精彩。），创建于1920年，初名无锡国学专修馆，1927年改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励精图治十年，终于在1928年通过考核调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更 名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战中，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无锡国专以不同形式分别在桂林、上海两地办学。1946年初春在无锡复校，1950年因经费支绌被合并，取消建制。三十 年间，曾在无锡国专就读的校友约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方面的杰出人才，如早期学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魏建猷，后期学生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 、汤志钧、朱星、王绍曾等。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及讲课方式，不同于一般大学的中文或历史系；其筹建及运营，更富有传奇色彩。而这背后，牵涉到现代化进程中传统 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续与转型，值得认真研究。
　　　　 一、从“救民命”到“正人心”
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颇有一言九鼎，决定整所大学的风格与走向的，如国立大学的蔡元 培、梅贻琦、私立大学的张伯苓、教会大学的司徒雷登等。但所有这些校长，就其与所主持的学校的亲密程度而言，均不若唐文治之于无锡国专。称唐校长乃无锡国专的灵魂，一点也 不过分。不只是规划与创办，更包括日常的管理与讲授，唐先生几乎事必躬亲，尽管其眼睛已经基本失明。可以这么说，无锡国专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明显的唐文治个人色彩。这自然 是因为学校规模小（顶峰时期学生人数也不过三百人），加上是私立，校长有权“说了算”。但更重要的是，如此兼及传统书院的山长与现代学堂的校长，正是唐文治的自我定位。故必 须将唐先生本人的社会阅历、政治倾向、文化理念与学术追求考虑进来，方才可能解读这所风格独特的学校。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作为大名鼎鼎的交通部上海工业学校（即1896年由盛宣怀奏请筹设的南 洋公学，1921年起改名交通大学）的校长，为何辞去现职，跑到无锡创办小小的国学专修馆？这一点，论者大都依据唐文治本人的自述：因目疾日深而辞职，因宗旨相近而办学。可这里有几个小问题，牵涉到日后无锡国专的发展方向，不能不详加辨析。
依《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庚申（1920年）五十六岁”则，不顾交通部以及学校同人的再三 挽留，十月初三日“余遂决计解职回锡”，同年十二月间方才应施肇曾邀请开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也就是说，辞职与开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此前半年，唐先生已经答应出任 私立无锡中学的校长，并为其制定章程（注：据无锡市三中《深切怀念老校长唐文治先生》（《唐文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油印本，江苏无锡，1994）称，唐日后还专门为无锡中学撰写校歌：“力拯水火济生民，即为邦国兴太平。”）。此前八年，原籍江苏太仓的唐文治，已经在无锡 购地建屋，奉父徙居。回过头来，不难发现，五十六岁的唐文治之所以退隐无锡，并非一时 心血来潮。早已将无锡作为终老之乡，这才能理解其宣布讲学宗旨时，突出“预储地方自治之才”。而所谓“惟冀有如罗忠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间，他日救吾国救吾民， 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注：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5页，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会校印，1935年。），除豪杰崛起于乡间的传统想象外，还凸显了清末民初变革的新思路：权力下移，地方自治。
而这，正好对应了精研易经、洞明世事的唐文治一生的运动轨迹：京城为官(1892—1907) ，上海办学(1907—1920)，无锡讲道(1920—1950)（注：抗战爆发后，年过七旬的唐文治主要活动在上海，但因仍在从事无锡国专未竟事业，故不加分别。至于同是一校之长，何来“办学”与“讲道”的区别？这涉及对于二校性质及宗 旨之理解。）。对于唐先生来说，真正的“节骨眼” ，不在大清王朝的解体，而是自家的文化根基。抗战中坚持民族气节，拒绝出任伪职，这对于理学家来说，自在预料之中。曾任商部左侍郎、后又曾署理农工商部尚书的唐文治，辛亥 革命后不只没有成为遗老，甚至在关键时刻，与伍廷芳等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逊位。这显然得益于其尽早离开了污浊的京城，远走上海办学。
1907年的远走上海，并不像自订年谱上说的，只是为了照顾“父亲年迈，思乡日切”；在 我看来，主要还是官场失意：一直提携他的农工商部尚书载振被参劾辞职，唐因而前途渺茫。而同样是弃政从教，选择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而不是北京实业学堂或北京贵胄学校，这倒 是很能显示唐文治的见识。四年后，唐因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南洋大学事上京，年谱里留下这么一句：“京师气象，腐败已极，余小住数日即回上海。”（注：参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71页。）十几年的京官，不能说对红 顶子毫无留恋——自订年谱里再三出现蒙皇太后召见垂询云云，可见一斑。陈衍批评唐文治 “学问文章，皆有纱帽气”（注：参见钱钟书：《石语》，第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不无道理。可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告别无可作为的京城与 官场，远走上海的唐文治，又投身于晚清另一热门事业：“教育救国”。
到任不久，唐文治上条陈，订章程，立宗旨。除了要求增加经费、扩充专科人数，更强调 “严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庶几教授管理有可措手，学生乃能有志上进，蔚为通才”。作为“实业学堂”，自是“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 国实业为主”。可监督（校长）唐文治，却还有培养通才以及整顿士风的愿望，于是在《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不忘添上一句“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注：参阅《条陈本学堂办法》和《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均见刘露茜等编注《唐文治教育 文选》，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讲求实业与保存国粹并重，正是唐先生一辈子奋斗的目标，也是其区别于一般 的洋务官员或理学名臣之处。
曾两度跟随载振亲王出访英、法、美、日等国，再加上任职外务部和商部，唐文治对西方 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略有了解，当然明白“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二者交叉的分量。出长上海实业学堂后，强调“学堂异于科举，要以崇实为宗旨，使人人重于实学”。正是 由 于这种“尚实”的办学宗旨，加上上海的特殊地位，学校水平迅速提升，博得国外教育界的好评，毕业生甚至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深造。以至唐先生不无得意地称：“余私 心窃计，以为中国东南各省无大学，于此，盖始基之矣。”（注：参见刘露茜等《唐文治对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贡献》，《唐文治教育文选》，第320～34 2 页。）
作为东南各省大学之翘楚的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举行第三十届毕业典礼，特邀请老校长 前 来训词。唐文治先是表白当初办学之“区区宏愿，尝欲兴办实业”，很快地话锋一转，引述诸多孔孟语录，论证“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当先砥砺第一等品行”（注：参见《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词》，《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31～234页。）。确是理学家本色，时刻不忘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如此才性，出长“工业专门学堂”，其对于创办铁路 或电机专科，改革土木及机械课程，到底能投入多大的热情，实在值得怀疑。不妨看看唐校长上海十四年间的着述：《国文大义》、《古人论文大义》、《人格》、《国文阴阳刚柔大 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工业专门学校国文课本》等。除了理学，就是文学，作为人文学者的唐文治，无可挑剔；可作为专门学堂的校 长，唐先生明显对电机之类缺乏兴趣。
身为一校之长，唐文治更关心学生的“人格”，而不是具体的“学业”，这完全可以理解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惊讶唐校长着述时之精力充沛。1912年，“因胸中欲言者甚多”，唐校长将制定校训的计划，改成撰写《人格》一书：“是书宗旨，专在发明人道，示以当然之 格。”（注：参见《人格》之“绪言”以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12年则。）第二年，在致交通部的公函中，唐校长又强调：“居今世而言教育，惟有先以注重道德为要点。……道德并非空谈，唯以人格核之，而后事事乃归于实。”（注：《致交通部公函商讨教育宗旨》，《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09页。）同年，又将自编 《高等国文讲义》八册函请交通部转送教育部审查，希望“以之饷大学生徒”。大概是意识到可能遭遇“不务正业”之讥，唐文治预先摆明“本校国文一课特加注意”的理由：“科学 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注：参见《函交通部致送高等国文讲义》，《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17～119页。教育部的复函非常得体：因其只负责审查中学以下教材，“本书不在审定范围之内，应由编者自由出 版，听各学校自由采用”。）
作为“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本该是引进“科学”的先驱，可唐文治却关心起汹涌澎湃 的西学大潮对于本国文化的无情冲刷。这种思考，显然超越了具体校长的职权范围，更像个深谋远虑的教育家兼思想家。假如世道平静，唐校长一边推崇实学，一边讲求人格，二者互 为补充，未尝不是好主意。可迅速崛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唐校长以“人格”调节“实学”的计划，是个致命打击。原先赖以安身立命的孔孟学说，如今被北大的新秀们扫进了垃 圾堆，这可是唐文治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问题在于，由“文学革命”而“政治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飓风般迅速推进。上海自然也不例外，校园里，除了“科学进步”与“本 国文化”之此起彼伏，如今又添上“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猛烈碰撞。而这，对于唐校长之“决计解职回锡”，我相信有直接的影响。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20年则在述及因目疾日深而自行解职时，还有这么一句：“自上 年学潮后，学风愈觉不靖。”虽是寥寥十二字，却不可轻易放过，在我看来，这与唐之由大学 校长转为“讲学家居”颇有关系。对于举世瞩目的五四运动，唐文治的态度值得玩味：既公 开发表通电，要求政府谅解学生的“爱国热忱”，“勿加苛责”（注：《请顾教育大局电》，《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5页。）；同时又对此后校园里难得平静不无忧虑——这其实也是蔡元培等大学校长以及社会名流的想法（注：参见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之“余论”以及有关 蔡元培、章太炎、康有为、胡适等章节，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对于一个希望“ 严定章程”加强管理的校长来说，这绝对不是好兆头。
辞职之前，感叹“学风愈觉不靖”；辞职之后，当即开办国学专修馆，并宣布讲学宗旨： “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惟一主旨。”（注：参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4～85页。）二者如此配合默契，不会是纯粹的巧合。考虑到此后唐文治越来越公开地批评新文化运动，有理由相信唐氏此举乃寄托遥深，是人生关口的一大转折。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1907年的 弃官从教。
在参照朱熹《白鹿书院揭示》、高攀龙《东林会约》等而制订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 中，唐文治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故特别看重的是“检束身心，砥砺品行”。甩开“振兴实业”的口号，专注“维持人道”与“挽救世风”（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7～155页。），对于理学家唐文治 来说，显然更为得心应手。从筹办洋务，到讲求实学，再到“修道立教”，唐文治的道路，在晚清新派学人中，很有代表性。
经过生光电化、坚船利炮的洗礼，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已很难再只讲仁义、礼仪，而无视 制度、物质的强大力量。只是有感于西学大潮使得传统中国风雅凋零，有违自己的良知与教养，方才挺身而出，救弊补阙。对此，有必要给予“同情之了解”。从早年的提倡洋务（“ 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呼唤西学（“西学堂之不容不设”）（注：在戊戌政变后一年的《与友人书》中，唐文治专门论证“西学堂之不容不设”，以及“ 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参见《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5页。），到晚年的“振起国学 ，修道立教”，这一转折，有个人安身立命的考虑，但更多的是时世推移，而不得不做出的自我调整。对于积弱贫困的中国来说，“振兴实业”与“挽救世风”何者为重，很可难见仁 见智。但若套用唐文治的讲学宗旨，无锡国专无疑着眼的是“正人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救民命”。
作为一名别有幽怀的理学家，由“振兴实业”转为“修道立教”，或者说由“救民命”转 向“正人心”，自是本色当行，也自有其独立价值。问题是，晚清以降，有此情怀的不只唐文治一家，为何无锡国专能取得骄人的成绩，而康有为、章太炎、马一浮、梁漱溟等人之创 办书院，便显得举步维艰？
　　　　 二、另有渊源的“东南学术”
在教育史家眼中，晚清之书院改学堂，目的是使中国教育走上“与国际接轨”的康庄大道 。故论及书院教育，基本上截止于“清末书院改革”，或者“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偶尔顾及“近现代对书院精神的发扬”（注：参见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第二十二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陈谷 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六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也都未能给予认真的清理与公正的评判。反而是思想史家，会对章太炎、马一浮等人的书院讲学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有理想、有信念，象征 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的可贵尝试。
二十年代初，有感于“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所向披靡，对“忠信笃行”等传统伦理 道德造成极大冲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借《学衡》杂志奋起反击，与新文化分庭抗礼，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注：胡先＠（原字马加肃）：《朴学之精神》（《国风》8卷1期，1936年10月）称：“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 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此乃个中人的自我表彰，不足为凭。但《学衡》诸君之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确与五四新文化人态度迥异。 进入九十年代，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得到不少“了解之同情”。）。撇开当初论战时的激愤之辞，大致而言，北方学者锐意革新，自是容易流于空疏；南方学者功力深厚，可又未免过于守旧。张其昀关于“世人多称南高学 风偏于保守，这是一误解，与其称为保守，不如称为谨严，较近事实”的辩解（注：张其昀：《南高的学风》，《国风》7卷2期，1935年9月。），在我看来，实属多余。因文化理念的“激进”/“保守”与治学态度之“空疏”/“谨严”，不是一个 层面上的问题。而胡适所说的“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注：《胡适的日记》，第4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虽是持平之论，却忘了南北学 者治学态度的差异，其实隐含着政治立场与文化理想的冲突，很难靠学养或方法来调适。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与《学衡》杂志(1922—1933)文化理念相近的，除散落各地的 专家学者，还包括若干很有特色的私人讲学机构。1918年筹备、1922年正式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虽由沈曾植、陈散原、章太炎代为撰写“缘起”与“简章”，主持人欧阳竟无也 有“须复宋明讲学精神之教育”的说法，但毕竟近于居士道场而不是传统书院（注：参见徐清祥、王国炎：《欧阳竟无传》，第七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倒是唐文治1920年创办于无锡的国学专修馆、康有为1926年创办于上海的天游学院、章太炎1935年创 办于苏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都以“国学”相号召，对抗其时已经如日中天的“新文化”。有趣的是，这些有影响的私人讲学，均集中在江苏一省（上海旧属江苏，二三十年代江苏省 的教育、文化组织多仍在上海活动）。真应了那句名言：“东南学术，另有渊源。”
据张耀翔在《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所做的统计，清代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共342 人，其中江苏就有119人，占34.8%，浙江81人，占23.7%，安徽18人，占5.2%。（注：转引自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27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三者加起来，共218人，占63.7%。虽然科考功名并非人才的唯一指标，但据此可约略看出一地之教育 及文化水准。故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所下的判断：“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注：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上海：中华书 局，1936年。），还是大致可信的。
正因为文化积累深厚，在社会/学术转型中，东南士子自然不甘只是充当配角；更何况旧学 根基深厚者，必定反感新学之“浮躁”，也有能力与之争锋。考虑到民初浙江学人大举进京，占据北大等重要位置，甚至有盘踞把持学界之嫌（注：桑兵的《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文化派》（打印稿）收集了不少被排斥者的怨言，值得参考。）；而早在晚清，“徽籍学者大量涌入江浙地区，造成了安徽书院的学术真空状态”，难以产生学术大师（注：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478页。）。好不容易涌现出若干新 锐（如陈独秀、胡适），又都跑到北京兴风作浪去了。这样，二十年代中国，有资格也有能力代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确实非江苏学人莫属。这就难怪南京学界自觉扮演主流之外“另一 种声音”的代表。当然，考虑到晚清以降学者们大都四处求学，转益多师，原籍不再是决定性因素，故这里更看重讲学者的居住地。
一地学风与一地民风相勾连，无锡国专之得以成功，与当地士绅的财政支持，以及民间的 文化需求大有关系。有意讲学的“当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借私人讲学弘扬国粹的，也非只无锡国专一处。但只有无锡国专能够获得足够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办学经费 。
1926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天游学院，原本准 备办成正规大学，因经费无着，只好改在上海愚园路自家住宅设教。登报招生后，应者寥寥。好在“康圣人”豪气不减当年，做了非常精彩的自我辩解：“上海各大学人数动辄千百， 我院只有二三十人并不为少。耶苏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注：参见蒋贵麟《追忆天游学院》和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夏晓虹编 ：《追忆康有为》，第459～47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可此一时彼一时，康有为晚年处境，不要说无法比拟耶稣传教，与早年万木草堂讲学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康有为上海讲学之凄清截然相反，章太炎的苏州讲学则显得十分热闹。1935年9月，太炎 先生创办“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注：参见《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章太炎年谱长编》，第9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因有众多政界闻 人与学界名流捧场（注：学会的发起人朱希祖、钱玄同、黄侃、汪东、吴承仕、马裕藻、潘承弼等，以及赞助人 段祺瑞、宋哲元、马相伯、吴佩孚、李根源、冯玉祥、陈陶遗、黄炎培、蒋维乔等，均为政界闻人与学界名流，有很大的号召力。），加上诸门人充任讲师协助教学（注：如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潘承弼、沈延国、徐复等。），创办之初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可称得上“盛况空前”（注：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和汤炳正《忆太炎先生》，二文均载陈平原等编《追 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可有一点不应该忘记，这笔数目不小的办学经费，乃蒋介石的“私人馈赠”。此“都下故人之情，有异官禄”，故不妨用以办学的万金（注：章太炎《与王宏先书》有云：“前月杪，丁君鼎丞又来致中央问疾之意，且以医药见惠 ，此既都下故人之情，有异官禄，故亦不复强辞；然无功受贶，终有不安。因去腊已在此间发起讲习会，即以此款移用，庶几人己两适。”），一直支持学校的运转 与《制言》杂志的出版，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办，方才“全部用罄”（注：参见《制言》63期所载收支账目。）。
其实，在二十世纪中国，所有“大儒讲学”，都无法回避不太“优雅”的经费问题。独立 于现代教育体制之外的“讲习会”或“专修馆”，没有功名引诱，也不教谋生手艺，可想而知，愿意付费问学者，数量不可能很多；因而，单靠学费，无法维持正常运转。既不像康有 为那样捉襟见肘，也并非如章太炎依靠当局馈赠，唐文治的无锡讲学，靠的是民间赞助。自施肇曾投入第一笔经费（开办费八千，常年经费每年一万）起，无锡国专主要依靠地方士绅的 捐赠，非但弦歌不辍，且日渐扩大规模，完善设施。关于无锡国专的经济状况，《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颇多记载，总的来说运作良好，没有出现大的危机（注：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4～85页、88页、108页等分别记载了大笔的捐赠。而10 2页、118页提及因学校扩充或校董捐款停滞而造成的困难，笔锋一转，又大谈学校如何发展。1933年新校舍落成，同时完工的还有忠义孝悌祠的改建，后者的费用由唐文治和钱基博承 担，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120页。）。
自古富庶的江南，在晚清开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化浪潮中，“近水楼台先得月”。二 十年代的无锡，虽也同样遭受战火蹂躏，毕竟工商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士绅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热心于赞助教育事业。远在戊戌变法之前，无锡就开始创办 新式学校，而且均为民间私立。钱穆对其家乡人“重名犹过于重利”的习性，有相当精彩的描述：“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 之发展。”（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3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师友杂忆》举的例子，还包括无锡巨商荣德生之创办江南大学，以及“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后说不准确：最早动议并出资兴办国 学专修馆的，是钱塘人施肇曾；只是后来跟进的，确以无锡士绅为主（注：据1991年刊行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所收《无锡国专校董名录》，28名董事中，浙江3名，上海2名，余者均为江苏人士。而江苏籍董事中，无锡又独占16席。）。正因有此传统，无 锡一县，在教育方面，往往开风气之先。二三十年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教育运动，江苏是领头羊，而无锡又是“江苏社会教育的策源地”，这也可见当地民众及政府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注：《无锡教育周刊·社会教育专号》（1934年8月）对其时无锡的人口、职业、识字率(66%) 、社会教育设施及经费等，有认真的统计。若此统计材料属实，则臧佛根为此专号所作《序 言》以及华晋吉《无锡社会教育史略》所说的无锡为江苏乃至全国社会教育的策源地，大致可信。另据同专号转载的《全国民教馆统计》，其时全国共有民众教育馆728处，而江苏一 省占了225处，将近三分之一。）。
除了无锡地方乡绅的教育理念，还必须考虑唐文治的文化理想与个人魅力。应该说是二者 一拍即合，天衣无缝，否则，无锡人何必恭请原籍太仓的唐文治？曾为京官的唐文治，自190 7年激流勇退，赴上海办学以后，便十分热心江苏的地方事业。先后出任江苏教育总会会长( 1908)、江苏地方自治总理(1910)以及各种同乡会、赈灾会的会长。当会长不只是满足虚荣心，还要出钱出力——尤其是赈灾的时候。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及各种回忆文章，不难 发现唐文治对于地方教育及慈善事业的投入。这与早年之坚信“天下惟能爱其乡土者，然后能爱其国家”，故“欲上下数千年”、“纵横亿万里”者，“当自乡土始”（注：《汇刻太仓旧志五种序》，《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3～25页。），可说是一脉 相传。而这，其实正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从来名宦大臣，退老居乡，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贡献。”（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35页。）只是由于现代都市的兴起，使得城乡之间的物质、文化 水平以及医疗条件迅速拉开距离，以后的“名宦大臣”，“退老”但不“居乡”，更别说服务桑梓，于地方有所贡献了。
　　　　 三、“东林”抑或“南菁”
虽曾随使出访日本及英、法、比、美诸国，参观过牛津大学等着名学府，协助撰写“欧美 风教，沿途景物，详载靡遗”的《英轺日记》（注：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刊行的载振《英轺日记》，唐文治到底起多大作用，是代笔，还是编纂，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尽管有载振儿子溥铨关于其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的回忆（参 见《无锡国专在广西》第46页），我还是倾向于维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的说法：“公务之暇为载大臣编《英轺日记》成”，而不为唐争“着作权”。），再加上执掌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达十四年之 久，唐文治对西学其实没有多少了解，也缺乏起码的兴趣。故其主持无锡国专，所倚赖的，只能是本土的学术资源。
早年就读清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南菁书院，先后受业于黄以周、王先谦等经学大师；独立办 学时，选择的又是有东林书院“光荣传统”的无锡。依常理推测，唐文治办学的主要灵感，应来自这两所同样声名显赫但风格迥异的书院。既然是风格迥异，就很难简单叠加，而必须 有所选择。对于东林、南菁的褒贬，涉及无锡国专的发展方向，不可掉以轻心。
主张“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南菁书院，“其自修与研究之精神，实在令人佩服”；至 于“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注：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更是令胡适等后世学人感慨不已。顾宪成、高攀龙诸君之 讲学，本来自有主张，可后人大都只记得其关心国事，无意中遗忘了其理学方面的思考与着述。从黄宗羲之赞叹“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注：《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727页，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1992年。），到张君劢之表彰其“不但讲学，而且论政”（注：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新民月刊》1卷7～8期，1935年12月 。），虽然时世迁移，读书人对东林书院的想象没有改变。
既然在无锡讲学，很自然地，人们会以历史上曾名满天下且至今仍有流风余韵的东林书院 作 为尺度，对之比照衡量。1933年3月14日，章太炎在无锡国专作题为《国学之统宗》的演讲，称“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具体的榜样就是“无锡乡 贤，首推顾、高”。同年10月22日，章又再次莅临演讲，这回更是直截了当地强调“无锡本东林学派发源之地”，并叹惜“东林之学，至清中叶而阒焉无闻”（注：参见章太炎的《国学之统宗》和《适宜于今日之理学》，载《制言》54期、57期。）。推崇顾、高二君之气节，这与唐文治没有差异；可要说无锡国专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东林书院传统，则非唐先 生所能认同。
1920年作《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提及高攀龙的《东林会约》，注重的是“检束身心， 砥砺品行”（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7页。）；1930撰《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题辞》，称“惟相与考德问业，砥砺修名，如高景逸之《东林会约》”（注：唐文治：《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题辞》，《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1930年12月。）。再加上1926年出资刻印《高忠宪公别集》，1933年新校舍落成，“布置膳堂，悬王文成、高忠宪、顾亭林、陆桴亭四先生遗像”，应该说唐文治对高攀龙 是推崇备至的。可到具体评论时，或称赏“论学精粹处极多”，或表彰高风亮节，就是从不直接提及“东林党人”的政治抗争（注：参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100页、第120页以及第26页。）。
为《国学专修馆十五周年纪念刊》作序，应该说是建立自家学术传统的最佳时机，唐先生 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近在咫尺的东林书院：“则夫开鹿洞、表鹅湖、绍龙场之心传，与夫正人心、救民命之事业，当吾校三十周年纪念，必有发扬光大之者。”（注：《国学专修馆十五周年纪念刊序》，《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71页。）为什么？不妨先看看 他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对孟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和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解说：“谓学者当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务，非谓干涉天下之事。人人能各安其本分 ，各勤其职业，斯天下治。”（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55页。）如此立说，与唐先生曾立朝为官有关，即深知此中厉害，不愿引起当局的猜忌。这很容易招来“巴结权贵”、“奴颜媚骨”之类的讥讽。可批评新文化 ，提倡儒家学说，不见得就是有意附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党化教育，代之以儒家伦理，讲气节，求忠义，也不见得一无是处。
无锡国专的校友津津乐道于唐先生处理危机时之灵活机动（注：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关于“验印风波”的描述，最为精彩，见《无锡国专在广西》，第76～77页，苏州大学（原无锡国专）广西校友会主编，非卖品，1993年。），这一点，显然不同于章太炎 、 马一浮的名士派头：一言不合，指袖而去。章、马保持了学者的尊严，值得称道；可真要办教育，无法不跟官僚打交道，也不能不有所妥协。“识时务”的唐先生，极力表彰高攀龙的 气节，但却不愿意给人追摹东林书院的印象。因为，执政者永远不希望书院成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场所——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当然，还必须考虑南菁书院的传统。世人之称道“清代四大书院”，注重的是其学术上的 成就，而不是政治上的抗争。甚至可以这么说，清代办得好的书院，都在抵制科考制艺的同时 ，刻意回避东林书院的议政传统。作为南菁书院的主讲，黄以周强调“专肄经史辞赋，一洗 旧习”，选编课艺时，看重的是“深训诂、精考据、明义理之作”（注：黄以周：《南菁讲舍文集序》，《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十五年刊本。）。而弟子缪荃孙为黄以周撰墓志铭，更是如此着墨：“先生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常语门弟 子曰：前代之党祸可鉴也。”（注：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前代之党祸”，指的正是东林党人之“讲学兼议政”。办教育不同于立学说 ，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不但无法意气用事，有时还不免委曲求全。作为前朝高官，唐文治深知世道艰难；为保存学校而小心翼翼，其实无可厚非。可这么一来，出现一有趣的局面： 饭厅里悬挂杨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但落实到具体的办学方向，无锡国专追摹的，其实是唐先生早年就读的南菁书院。
　　　　 四、“国学”作为专科
传统中国推崇的是“通人之学”。历代书院中，也有侧重专科训练的（如医学、术数、军事 、 工艺等），但此乃“边缘性知识”，不是读书人心目中的正途。读书人钻研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其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实现“治国平天 下”的理想。
晚清开始出现专攻西学的书院（从“方言”到“格致”）。而废除科举考试后，西式学堂成 为大势所趋。张之洞之创建“存古学堂”（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收有一辑关于各地“存古学堂”的文章，其中包括《学部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可见当年清政府及士大夫为 “保存国粹”所做的努力。），将“国学”作为“专门”来修习，预示着世人 政治立场及文化心态的大转移。已经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大踏步后退为“保国粹，存书种”。即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折》(1907)所说的：“列朝子史，事理博赅，各体词章 ，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注：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折》，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503页。）
曾经是读书人命脉的孔门学说，如今成了专修课程。强调“客观研究”的同时，实际上已 经将其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新文化人之从“文学革命”迅速转为“整理国故”，并没有使“国粹”摆脱日渐边缘化的窘迫境地。1918年北京大学筹设研究所（1922年研究所国学门 方才有效运作）（注：参见拙着《老北大的故事》，第85～9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925年清华学校创建研究院国学门，再加上从二十年代中期起，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也都先后设立了研究国学的 专门机构（注：参见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第六章“三十年代教会大学的国学热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时间，谈论国学成为风尚，大有将其作为评判大学研究水准的意味。实际上 ，只要在中国办学，就必须贴近本土的文化学术与社会生活；而且，比起根基尚浅的“西学 ”来，二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国学”明显容易出成绩。
就学校规模、研究经费、社会知名度而言，在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中，无锡国专毫无优 势可言。但有一点，师生们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即依旧生活在“传统”之中，这是其它大学的师生所不具备的。接受教育部考察并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后，办学宗旨略有改变 ，不再提“正人心，救民命”，而是：“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即便如此，无锡国专的师生依旧是“别有幽怀”，不希望只是从事卓有 成效的“客观研究”。
唐文治特别喜欢引证1931年国联教育科代表唐克尔·培根参观无锡国专后所发的感慨：“ 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注：参见《文教资料》1982年7～8期上“唐文治与无锡国专资料”所收金易占、杨廷福等二 文。另外，黄汉文《缅怀唐文治先生》（《文教资料》1985年2期）提到一趣事：“学校检查听讲笔记，我因‘横行、用钢笔写，不记分’（陆先生的批语如此）。”所谓“不记分”，即 “作零分计”。如此规定，可见主事者眼中“毛笔”之地位。）在1933年出版的《国专季刊》上，对此事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培根除谈及国学之重要性，更宣称：“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 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注：健实：《国联教育考察团莅锡来校演讲志略》，《国专季刊》，1933年5月。）这话肯定说到了无锡国专师生的心坎上—— 尽管北大等名校的学者们不见得认可。
在无锡国专，无论讲学的“大儒”，还是莘莘学子，都有一共识：以“继绝学”自命。这 种精神状态，相当感人。老师“痛旧道德之沦丧，新文化之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注：唐文治：《广思辨录序》，《国专月刊》1卷4号，1935年6月。）；学生则谴责新学之士“见异思迁，抛荒古训”，接下来就是：“于戏！学 之不讲，先圣有忧，继绝振微，当仁不让！”（注：《发刊词》，《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1930年12月。）而所有这些论说，都直接针对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
魏建猷之推崇王国维，批评疑古派乃“过渡时期一种破坏工作，未足以语建设”，还主要 是学术方法之争（注：魏建猷：《中国古史研究之将来》，《无锡国专年刊》，1931年上册。）；高君仁引申发挥钱基博的《今日之国学论》，着力驳斥胡适“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国学研究三大主张，认定此乃 文献之路，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研究国学者，所负之使命，在恢复中华民族创造文化的能力与精神”，而这种德性之路，需要体贴与领悟，更需要同情与信仰。结论是：“当此 时也，奋臂一呼，振起绝学，岂非吾辈之责乎！”（注：高君仁：《研究国学者所负之使命》，《无锡国专年刊》，1931年上册。）
值得注意的是，无锡国专师生的这种文化追求，得到了东南诸多学界名流的大力支持。《 无锡国专第十届毕业刊》上，刊有章太炎、蒋维乔、陈三立、柳诒徵、李根源、陈衍、吴梅、姚永朴、胡朴安、陈钟凡、陈柱等人的贺词（注：《无锡国专第十届毕业刊》（非卖品），1933年5月。）。至于具体内容，不外乎“含英咀华”、“ 温故知新”、“修己治人”等，虽说不出更高明的理论，可这毕竟表明了一种情绪与倾向：即对抗新文化，反对割裂传统，强调“国学”研究还包含“检束身心，砥砺品行”，以及“ 正人心，救民命”的特殊功能。
　　　 　五、以“文章”为中心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虽然着述甚多，且曾经声名显赫，其实缺乏独立的理论思考，只能 说是“躬行君子”；因而，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远不及章太炎、马一浮重要。所谓“其治经 汉、宋兼采，合考据、义理而一之”（注：陈衍：《茹经室文集三编序》，《茹经室文集三编》，1938年刊本。），基本上是客套话；倒是晚年的讲学实践，更值得称 道。
没有多少精彩理论表述的唐文治，极为关注学生的人格培养与道德熏陶，因“学问之道， 首重品行”。据唐先生称，其以“检束身心，砥砺品行”为讲学宗旨，并非始于无锡国专；出长上海工业专门学堂时，便“每于星期日集诸生讲经并修身立品大要”（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行奠基礼记》，《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97～299页。）。如此以孔门学说为根基，以宋明大儒为榜样，几十年“传道授业解惑”，本来应该大有成效，可令人困惑 的是：千余学生中，“文史方面有成就的固然不少，但竟举不出一位研究宋学而有成就的校友”（注：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无锡国专在广西》。）。跟这直接相关的，还有另外一段话：“为什么国专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写写文章 ，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关。”（注：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文教资料》，1982年7～8期。）换句话说，一个修养很深的理学家，竟教出一批能文章的文史专才。
如此局面，除了时世迁移，理学之接受与传播大受限制，还与唐文治的教学宗旨与方法大 有关联。《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有云：“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阅历世变，始悟性情教育为尤急。”如何实现“性情教育”？唐先生的思路颇为奇特，即借助于文章的阅读与写作，完成 学生的人格塑造：“居今之世，教授国学，必须选择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发人之性情者，方有益于世道也。”（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98页。）
几乎所有的老校友，回忆起无锡国专来，都会集中在如下四点：修心养性；专书教学；书 声朗朗；作文比赛。以“文章”（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学”）为中心，借助“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的“十六字诀”，既实现“性情教育”，又完成学业训练。 这与现代大学分门别类的课堂讲授，自是大有差异。
所谓“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注：《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自叙》，《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88页。）；或者“读文一事，虽属小道，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注：《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词》，《唐文治教育文选》，第313页。），单是追究其与程朱理学的离合，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因唐文 治如此立说的深层原因，乃直接针对五四新文化人之排斥文言写作。无锡国专要求学生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诵读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以及文气的阴阳清浊，长久地沉浸于诗 文的境界中，而后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如此教学，从内容到方式，都与桐城文派大有关联。实际上，唐文治的诵读与作文，受晚期桐城大家吴汝纶的影响很深，这一点，《茹经先生 自订年谱》中有明确的表述。
无锡国专的教授，颇有以能文着称的（如陈衍）；至于唐文治本人的文章，倒不见得十分精 彩。钱基博为唐文治《茹经堂外集》作序，称自从参加无锡国专事业，“乃得时时亲接其言论，然后知先生躬行君子，不徒沾沾词章记诵之末”（注：钱基博：《茹经堂外集序》，《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930页，石家庄：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以“躬行君子”相许，自然是极高的评价；可其中似乎还蕴涵着另一层意思，即对唐文评价不高。1932年无锡国专学生集资铅 印钱基博的讲稿《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增订本时“材料增十之四，改窜及十之五”（注：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可二书均只字未提唐文治的文章。这与同在无锡国专任教的陈柱撰 写《中国散文史》时，专门表彰“吾师唐蔚芝先生”之“以古文为天下倡，性情文章，均近欧阳修”（注：陈柱：《中国散文史》，第3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与钱基博态度相近的，还可举出被唐文治奉为上宾、高价聘请的陈衍。在《茹经室文集三 编 序》中，陈衍大力称许唐文治“晚讲学乡邦，于举世不悦学之日，独以通经致用为根本要图 ”，并提及“其作为文章，于平日读书见事所得力，遇题而左右逢源”。不说才情与学识 ，而突出“益以数十年宦海世途之阅历”（注：陈衍：《茹经室文集三编序》。），其实也是对唐的文章不太以为然。钱钟书《石语》中记录下陈衍这么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时人的真实想法：“唐蔚芝学问文章，皆 有纱帽气，须人为之打锣喝道。余作《茹经堂》三集序驳姚惜抱考订义理词章三分之说，而别出事功一类，即不以文学归之也。”（注：钱钟书：《石语》，第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理学不如马一浮，朴学不如章太炎，就连文章也都不被陈衍等文坛宿将看好的唐文治，其 主要贡献在教育。作为教育家，唐文治有眼光，有胆识，有恒心，其独力支撑很不时尚的无锡国专，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值得尊敬与同情。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来说，1950年是个关键的年头，不只无锡国专消逝了，无数个性鲜 明的私人学校都不复存在。这一年，梁漱溟曾上书中央，建议设立民间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注：《一九五○年向领导党建议研究中国文化，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之草案》，《梁漱溟全 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熊十力则曾希望恢复三个私人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注：参见熊十力《论六经》之“结语”，上海：大众书局，1951年。）。如此低调的申辩， 仍未能获得谅解。
此后的很长时间里，私学被彻底取缔，思想大一统的局面日益僵硬。
进入八十年代后，私人办学逐渐放开，可步履十分艰难。比如，中国文化书院至今未能正 规办学，筹划已久的无锡国专复校，看来也希望渺茫。表面上各种民办高校迅速发展，学生数量激增，但缺了唐文治当年孜孜以求的“正人心，救民命”，毕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退一步说，即便做不到“正人心”，也无法“救民命”，若能在“继绝学”方面有所贡献 ，也都值得尝试与鼓励。
2000年6月27日于北京西三旗

（资料来源：《现代中国》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