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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本土化途径与晚清义赈
近数年来，特别由于美国学者卡罗琳·里夫斯（Caroline Beth Reeves）以及中国学者闵杰、周秋光、张建俅和池子华等人的出色研究[1]，使我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了解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学者大都注意到，在作为舶来品的红十字会被中国社会最初接受的过程中，中国本土资源具有某种基础性作用。例如，闵杰较早地明确指出，“在红十字会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具有相当普及的社会救济组织，保持着历史悠久的慈善事业的传统，与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相通之处，这使红十字会的传入比其他事物较易为国人所接受”[2]。周秋光亦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便以积德行善为优良传统，存在着接受红十字会的思想与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3]。里夫斯、张建俅和池子华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不过，一旦继续追问这种基础在实践层面上究竟通过何种途径，或者说怎样才能实现与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形式相结合的问题时，这种把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作为主要渠道的看法就显得过于笼统了。本文的研究表明，红十字会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这个过程，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中西慈善文化的相通性，而是有一条相当具体的依赖路径，即与标志着中国救荒事业重大发展的晚清义赈所提供的社会机制有着密切关联。
一、庚子之前倡设中国红十字会的话语脉络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之始，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新中国时期都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权威性说法[4]。有关该会的演生过程，前述闵杰、周秋光、张建俅和池子华等四位学者业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们的论述在各自揭示的历史事实和具体叙事上存在着一些出入，却几乎都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非常一致地把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起源过程描述为一条相当清晰的从话语到实践的逻辑展开线索，即其间经历的是一个西方影响——国人了解——宣传鼓动——组织模仿的线性发展阶段。根据这种逻辑思路，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基本上就是中国官方和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吸收程序，刻意模仿某个西方组织以推动自身现代化的一个结果。事实上，这种叙事大大简化和混淆了中国红十字会起源过程中蕴含的复杂关系，许多不同层次的发展脉络其实是被生硬地拼接在一起的。
上面这种批评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这种叙事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慈善文化是中国的一个“大传统”，那么为何是在上海的一批绅商会对数千里之外的东北难民投入更大的关注？为什么只有上海绅商能够起而联合国外人士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从而成功地奠定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之基呢？这些问题提醒我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很可能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事件，因此就有理由怀疑以往在话语和实践之间建立的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或是某种必然的连续性。在这个具体情境中，这种怀疑可以表达为这样的问题：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出现，一定是遵循着从思想传播到实际行动的路线吗？换句话说，在倡议创设红十字会的言论与按照红十字会形式开展的行动中所显现出的脉络是完全一致的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话语和实践的性质差异以及两者在时空上的不同坐标，将这个诞生过程中的相关历史现象重新进行排列，从而清理出这个过程的真正面相。 就红十字会知识向中国的传播而言，目前所见国人中最早对红十字会作出较为系统表述的是孙中山。1897年，孙中山将英国医生柯士宾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成中文，并由伦敦红十字会初版发行。此书在1904年以前便流传到了国内，因为《申报》于此年正月间曾称其“颇有用，正不必以人废言也”[5]。在该书的译序中，孙中山认知红十字会性质的表达方式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认为红十字会在西方出现并得到推广乃是由于讲求“济人之术”的结果，姑且不论其准确性，这乃是对红十字会性质的一种整体概括；其次，他用孟子“恻隐之心”之说的引用，表明他的潜意识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红十字会定位[6]。因此，这实质上是一种整体性话语，也就是说，其试图在把中国和西方作为两个可以对接的整体文化单位的前提下，在红十字会与中国具体情境之间建立起某种直接联系。尽管孙中山没有在这个译序中提出在中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建议，但是这种整体性话语却成为后来者阐述创设理由时一再使用的论证方式。
这方面第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被公认为在中国首倡创建红十字会组织的孙淦。在1898年那份最早建议设立中国红十字会的禀文中，孙淦呈请的理由就是创设红十字会可以“赞军政而联与国”。他首先根据红十字会实行战争救护的一贯行动，将其基本性质总结为“军事一起，无不受此会之大益”。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万国公法之中，以此会为近数十年至善之大政”，况且中国“以亚洲文明之大国，而万国共行之善政，我独阙如，坐令西方之人以野蛮相待，蔑我滋甚，其于国体，所关匪轻”[7]。在他于同年11月间在《申报》上发表的关于红十字会的论说中，这种中国与国际体系接轨的角度同样有着明显体现，其中甚至称：“方今地球各国，联约者四十有二国，未经入会者，惟朝鲜与我耳，毋怪人之不我齿也”[8]。由此可见，孙淦是完全按照近代国际关系的逻辑来定位红十字会的，而他如此急切地呼吁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其目的当然是担心清朝被甩出条约体系的互动格局之外，同时也注定他只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民族国家的代表即清政府身上。 在红十字会知识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驻俄公使杨儒也是被以往研究多所提及的一个重要人士。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欧、亚、美三大洲共26个国家在荷兰海牙召开保和会，杨儒率领中国代表团与会[9]。在会后向清廷奏报此次与会情况时，杨儒顺带提出了中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建议，而其见解同样无法越出上述那种整体性话语的范围。他首先也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概括了红十字会的基本性质：“红十字会救生善会，各国俱重视此举，谓为教化中应有之仁义”。至于他随后陈述的设会理由虽然简单，却更加明显地体现出遵守国际法的含义。因为他曾代表清政府与各国代表一起画押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条约文本，故而其奏折中称“现既从众画押，自宜及时筹办，以示善与人同”，并称应“由国家督率举行，并赏颁恩款以为先导，再行广事劝募，聚少成多，出资者不甚为难，创始者方克持久”[10]。
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前，《申报》也数次呼吁中国成立红十字会，特别是两篇题为“创兴红十字会说”和“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的社论，极为明显地反映了《申报》对此问题的思路。前者出现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间，其中言：“红十字会者何？泰西各国临阵救护受伤兵士之善举也。……今则合欧亚美诸洲，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无不踵兴斯会，所未兴者，惟我中国及朝鲜耳。朝鲜孱弱，几不克自存，原在不论不议之列。若中国则声名文物照耀寰区，王者之师最重仁义，而坐令兵卒效命于疆场之际……不特中心有所不忍，且不将贻四邻之笑而鄙之为野蛮乎？”[11]后者发表于次年三月初，虽然其中对红十字会功能的界定上发生了若干变化，但其论证方式并未改变：“红十字会者何？泰西各国施医疗疾之善举也。……亟盼中国创兴红十字会，莫让泰西、日本专美于前也”[12]。由此可见，《申报》仍然主要从国际竞争角度来发出这些倡议的。
二、中国创设红十字会组织的实践脉络
如果仅仅根据时间序列，那么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实践的确可以说与上述话语的传播有一定的承接关系。这是因为，据目前所见，首个由中国本土人士仿照红十字会性质成立的社会组织，正是在光绪二十五年才出现的。约在是年三月下旬，上海绅士汪炳等人设立“中国施医局”，并在该局章程中明白地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13]。不过，从该局的实际性质来看，其与上述话语脉络之间很难建立起直接的逻辑关系。首先，此举系一批上海地方绅士所为，在其章程中并未显示出有官方的推动。其次，该局其实更象是上海地方社会中的一个普通善会或善堂。更重要的是，虽然该局声明“有事施于军士”，可是当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于次年爆发后，根本看不到它的身影。因此，也就难怪从来无人将之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 与中国施医局相比，1900年针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发起的社会救助行动才真正具有较为明显的红十字会性质，并使红十字会这种形式第一次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次行动的起因是，在八国联军相继攻陷天津和北京后，以一批江南绅商为主体的社会力量自发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在中外战争状态远未结束的时候，为救助战争难民而发起了救援行动。
首先，这场救援行动始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中旬，大致告止于次年二月末，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民间自行举办的大规模、跨地域救济兵灾难民的行动。其中，两个规模最大、组织较为完善的救援机构都出现在上海，这便是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 首先成立的是救济善会，其公开宣布成立的时间恰在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逃到太原的前一天[14]，即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1900年9月9日）。是日，救济善会同人在《申报》上刊出公启，声明本会“名曰中国救济善会”，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15]。该会公所设在上海北京路庆顺里，其首要主持者是浙江湖州人、在籍户部山西司郎中陆树藩。不过，这个动议可能是由杭州鼎记钱庄执事潘赤文提出的，因为根据陆树藩的说法，他是得知潘赤文“大发善愿，拟救济北京被难官商，先垫巨款”后，才产生创设救济会念头的[16]。而且，潘赤文后来也成为救济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17]。但无论如何，救济善会的主要创立者是一些江南绅商，应是确定无疑的。 救济善会成立后，立即采取了三个行动来扩展自身的社会影响。首先，它联合了相当一批江南绅商来扩大组织网络[18]。另外，上海包括《申报》在内的不少报馆都在发送报纸时帮助救济会分送捐册[19]。其次，它还委托当时的上海道余联沅照会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请其“颁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军前随时救护”，德国总领事也很快便“缮给执照”[20]，从而扫清了北上的外部障碍。最后，它向当时暂时停留在上海的李鸿章禀告了自己的救援请求，很快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21]。后面这两个举措为救济会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为这使得该会可以“相机行事，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与洋人办事则昌言善举耳”[22]。
救济会很快赢得了江南社会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它成立不久，当时旅居上海的刘鄂就筹垫了12000两的巨款送交该会，上海道余联沅也捐银一千两，轮船招商局委员谭干臣、韦文甫和郑官应等人则拨助大米五百石[23]。晚清着名经学大师俞樾捐助自己的着作数十部，并“自书单款楹联两副，嘱一并变价助振”[24]。上海一位医士则表示，只须救济会“给以凭票”即可收诊其救回的病人[25]。据救济会人士所言，当时“宦海儒林均极踊跃，即佛门中人亦大发慈悲，朱提慨助”，“甚至六龄弱女亦捐压岁之钱为拯灾之助”[26]。
不过，救济会并不是当时最大的救援机构。尽管当时江南最着名的一批绅商和善士即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施则敬等人设立济急善局的时间略晚于救济会，但其规模很快超过了后者。就在救济善会发布公启后仅九天，严信厚等人也在《申报》上发布公启，宣布济急善局（后亦称作东南济急会，简称济急会）正式成立[27]。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济急会同人复邀集大批绅商筹议救济事项。会议的主要参加人员有招商局的顾缉庭、严芝楣，福余南的曾少卿，汇业董事左庆先、白星五，洋货业董事许春荣，茶业董事梁玉堂、袁咏笙，四明公所董事朱葆三，天顺祥主人陈润夫，钱业董事陈笙郊、刘杏林、孙荻洲、谢纶辉、袁联清，以及丝业董事黄佐卿等人。会议结果，除多人当场认捐大批款项外，各行业董事还“均允即转商同业，再行分别筹助”[28]。 在江南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救济会和济急会得以迅速展开救援行动。特别是救济会主持人陆树藩还亲自会同近代着名思想家严复、中国前驻法国参赞陈季同、德国医官贝尔榜等人搭乘招商局“爱仁”号轮船深入京津地区，就地接运难民回南[29]。济急会则除了在清江至德州一带接济南逃难民外[30]，还趁着李鸿章北上议和的机会，委托随其进京的一些幕僚设立了京城济急分局，同样把救援行动延伸到了战区腹地[31]。最终，救济会共从华北接运7000余人回南方[32]，费银至20余万两[33]。而济急会的成效可能更为可观，虽然其最终救助人数无法确知，但其费用总数甚至达到了50多万两[34]。
周秋光在论述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时认为，红十字会的相关知识传入中国以后，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才导致中国成立红会的进程不幸被打断，直到日俄战争时期方在组织上出现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35]。而在闵杰、张建俅和池子华三位学者那里，1900年恰恰构成了中国红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他们都注意到了此次行动对红十字会的运用。闵杰先生还明确指出，救济会“虽未采取红十字会这一国际通行名称，但不失为中国旧式善堂组织向红十字会的过渡”，因而可以称之为中国红十字的先声，并且，“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只不过是对红十字会这一国际通行名称的最后确认”[36]。然而，他对这个说法的论证尚有一定的不足，因为其根据仅仅是救济会成立公启中的说法。实际上，这场救援行动的红会性质并不止于这一个方面，也决非完全集中在救济会身上。
首先，救济会和济急会在借助红十字会方面都有明确的意识。救济会在成立之初就声明自己仿照“外国红十字会之例”，济急会也正式说明自己“系仿照红十字会意办理”[37]。救济会还尤其注意在实际行动中体现红十字会的标志和精神。该会规定：会中“无论上下人等均穿红十字记号衣服”[38]，该会所派人“身边及舟车均以红十字旗号为凭”[39]；其开设保定分局时，规定执事人“衣上有红十字记号，洋文写明‘中国红十字会执事人’字样”[40]。另外，陆树藩在天津遇到一批“甘从洋兵，以身试险”的苦工时，虽恼怒其“贪利北来”，但念及“红十字会例，以平等救人为主，故仍一体援之”[41]。当他得知随自己北上的一些司友“颇有退心”时，又特地向其解释“泰西红十字会章程，系专往军前救济”[42]。
其次，这场救援行动的红十字会性质在当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申报》就认为，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的宗旨都“与泰西红十字会相同”[43]。时人赋诗称赞救济会，就有“救济会原红十字”之句[44]。如果说这尚属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则驻俄公使杨儒的看法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前已述及，他曾经代表清政府与国际红十字会发生过直接接触，可以说是国内较早了解红十字会的人士之一。而当他知晓救济会的活动后，也认为其与红十字会“虽办法稍殊而宗旨无异”[45]。另外，侵华各国统兵官见到救济会中人臂上均“缚有红十字”时，尽管认为该会尚未加入“杰乃法之会（即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未便滥用红十字旗帜”，但也只是让该会将“红十字该为蓝十字”，并未质疑其行动原则或阻挠其行动[46]。
不过，这场行动的红会性质并不足以紧密契合前述那种话语脉络。正如张建俅指出的那样，救济会和济急会都“明显带有地方主义的色彩”[47]。对此，除了这次行动的主体为江南人士之外，还有另外的显着表现。首先，时人关于此次行动就作出了地方性表达。例如，救济会在成立之初就声明：“北方兵祸之惨，为从出所未有，……其望我南人往救之情何等急切”[48]。陆树藩更直截了当地说其目的是要“合南方之财力，救北地之疮痍”[49]。颇能代表公共舆论的一些报纸也表达了类似意识。《申报》在一篇社论中就称：“关山颦鼓，北方之烽燧频惊；花月笙歌，南方之繁华犹昔。验天心之向往，思人事之推迁，作善以迓休祥，修德而免灾戾”[50]。设于上海的《游戏报》亦宣称：“吾想东南各省邀如天之福，得以安居乐业，锋火无惊，当共愿力济时艰”[51]。
《中外日报》甚至认为举行这种“泯南北之畛域，一视同仁”的行动，还有可能成为开启“中国合群之理”的一个契机[52]。 不出意外的是，上述观点在东南各省也得到了呼应。例如，一位扬州孝廉认为：“试思彼苍生我，我人也，北方官绅商民亦人也。我之乐如此，非如饮食衣服之不可须臾离也，人之苦如彼，非有遗孽隐匿之足贻上天怒也……且我既得遂其为我，是天独厚于我，我何不稍存恻隐以承天？”[53]另外一位不知名人士亦站在南方立场上倡言：“比闻北直被兵，民生涂炭，因念吾辈处东南无事之地，得以全性命而保家室，倘坐视彼土劫烬之余，一任其生者流离，死者暴露，而不思援手，扪心何以自安？”[54]尽管因时代局限，上述言论大多带有浓厚的福报色彩，但从中不难看出，南方社会对救援行动的必要性具有相当的共识。 其次，这次行动的实际进行也证明了其作为地方性实践的性质。在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其救助的对象表现出来的。还在行动之初，救济会和济急会就表明其试图救助的实际上只是江南在华北被难的人士，例如，前者曾声明此举欲“专济东南各省之被难官商”[55]，后者亦宣布自己的行动“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56]。只是在南方其他一些省份的官商士绅对两会的这种做法提出质疑之后，济急会才被迫重新设定救助对象的范围，声称“现在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救济”[57]。至于救济会虽然也救助了不少江南以外的难民，但从最后结果来看，江南的难民仍然构成了该会的主要救助对象。而这样一来，这场行动更多地体现了江南地方性的能动作用，对红十字会的模仿和使用则是临机措施而已。
乍看起来，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话语和实践脉络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似乎实现了统一。一方面，那种使用整体性话语倡设中国红会的言论再次出现了。是年正月十九日（1904年3月5日），《申报》上刊出了题为“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的社论，其中就称：“我中国声明文物之邦，而亦漠然置之，非特贻诮友邦，即自问亦能无所愧恧乎？”[58]同年二月初十日（3月26日），中国驻美国使臣梁诚在奏请“联约各国仿设红十字会”一折内称：“近今各军行阵救疾扶伤，不分畛域，其法良意美，尤推红十字会为最。……环球各国日孳孳然讨论而利用之，……臣体察近情，觉红十字会为练兵不可少之举”[59]。两天后，御史夏敦复亦奏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拟请饬下外务部王大臣，商明俄日两国公使，查照泰西红十字会公例，请其各电致统兵大员，传谕所部将弁，凡遇中国红十字善会所到之处，一律保护，不加侵犯，俾无险阻之虞，得尽拯援之力”[60]。
另一方面，国家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过程中似乎也起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外务部在光绪三十年三月初十日（1904年4月25日）奏称：“本年二月十二日（按：阳历3月28日），御史夏敦复奏请查照西例设红十字会等语，奉旨：‘外务部知道。钦此’。迭经臣部会同商部电致上海绅董筹办，旋据电复，已议成中、法、英、德、美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各举总董，分筹款项”[61]。照此说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岂非正是那种整体性话语向现实行动的转化？问题在于，外务部的这个说法存在着很大的疏漏。首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日期是1904年3月10日。其次，盛宣怀则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向清廷奏报，他在夏敦复奏请之前，已经与商约大臣吕海寰、侍郎吴重熹着手筹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了[62]。
不过，如果盛宣怀所说属实，则意味着官方还是起了推动作用，毕竟，他们三人是以中央官员的身份来督促上海绅商的行动的。不过，盛宣怀的这份奏折也有可疑之处。首先，由于该折声称“其时天津、奉天先后设有救济筹济等局，以图急拯民命，惟中国尚未入瑞士国红十字总会，无从享战地救难医伤之权利”，只有经盛宣怀等三人“督率该会总董道员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任凤苞等劝合寓沪中西各国官绅”，才得“联合英、法、德、美五中立国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单单上海的“中西官绅”才能够被“劝合”起来成立红十字会组织呢？其次，盛宣怀在该折中为办理该会的上海绅商请奖时陈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各员绅等又非尽负地方责任，远人引重，亦非虚词”。这个说法亦甚为奇怪。如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确实是一个由中央官员主导的组织，则其救助对象自然指向全国，那么上海绅商的地方身份当然不至于需要特别强调，这里显然就有矛盾之处。
事实上，上海绅商针对日俄战争而发起的救助行动，还在1904年间的那些话语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他们在行动之初也并未表现出试图正式创建一个红十字会组织的愿望，而不过是想举办一次与1900年情况相仿的救助行动。还在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五日（1904年2月20日），《申报》就刊出了“劝中西官绅急救北方难民说”的社论，提出当年华北救援的经验正可用于当前对东北难民的救助[63]。这并非仅仅是局外人士的看法。正月十七日（3月3日），主要由原办济急会同仁创办了一个名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组织，其章程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自问自答：“或曰：‘庚子之役，上海有救济善会之设，各国义之。今东三省复有是举，固被难人民所亟盼，而亦两战国所乐从也。其事与庚子得毋相同？’顾事则同矣，而其实有难焉者”[64]。纵然时势不同，但这段话表明该会同人对庚子之役仍有清晰的记忆。而且，该会之所以选择仁济善堂作为集议场所也就无甚奇怪了，因为该善堂及其董事施则敬在庚子之役中都有过引人注目的表现[65]，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其中的连续性。 虽然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格于国际红十字会“会中公法，窒碍难行”，实际上只有七天的历史，但它却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直接前身。因为正是该会同仁很快决定“商请寓沪西国官商及工部局值年总董事同行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并且声明“一经议定办法，同人即就盆汤弄丝业会馆设局开办”[66]。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的次日，即正月二十五日（3月11日）午后三点钟，作为中方董事之一的施则敬“复邀各华董在丝业会馆会议，先行筹备五万金，以期及早开办”[67]。二月初一日（3月17日）举行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全体会议上则确认，仁济善堂、《申报》馆等处为代收捐款之所，而在丝业会馆“设立总收发所，所有华董办事、劝捐等事，即以丝业会馆为总汇之区”[68]。这一系列事实表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既不是受整体性话语的直接引发，又与其处在不同的发展序列上。 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过渡过程表明，这批上海绅商创办红十字会组织的主动性显然与前述盛宣怀所言有着很大反差。况且，他们在发起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的章程中就声明，该会“虽系商办善举，应请政府协助，由董事电恳政务处、外务部、商部及各地方官竭力保护”[69]。另外据他们的说法，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亦是他们“禀奉吕尚书、盛宫保、吴侍郎，转商寓沪英、法、德、美各官商”的结果，而盛宣怀等人不过是在事后表示承认和支持罢了[70]。由此可见，该会的初创之功仍然更多地应归于民间的自发举动。顺便指出，很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难怪作为红十字会总董之一的沈敦和后来甚至称“沪红十字会系民捐民办，甲辰（按：即1904年）四月、十二月两次奉旨嘉许，实称善举”，从根本上否认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创时具有官方的背景[7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同样基于上述事实，前述盛宣怀的那份奏折中出现自相矛盾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盛宣怀的这份奏折中还称：“兹以五中立国权宜联合，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72]。在宣统二年的另一份奏折上，他又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亟应就此立定中国红十字会规模，期于可久可大为主”[73]。这表明，盛宣怀试图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红十字会。这样一来，他必须一方面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纳入整体性话语的轨道以赋予其在国家层面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强调上海在创设红会过程中的优先性，从而在不经意间暴露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基础。此后，尽管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方董事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人受盛宣怀委派，“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余款先行筹办”中国红十字会，也使得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但是这种话语与实践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直到民国初年，纵然北京政府支持以吕海寰为会长的总会，也未能真正归并以副会长沈敦和为首的另一股红会力量，从而造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在北京、总办事处却设在上海的长期并立局面[74]。
三、晚清义赈在红十字会实践中的基础作用
对于上述话语与实践脉络之间的差别，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并不足以动摇以往研究作出的解释。他们首先将指出，上面对实践脉络的勾勒不仅没有否认反而证实了慈善文化沟通中国与红十字会的基础作用。例如，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依托的仁济善堂、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依托的丝业会馆，难道不都明显地具有慈善组织的性质吗？至于所有红十字会实践都依托于江南慈善组织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便形成了远胜于其他地方的慈善传统。对此，《吴县志》中的一个广被引用的说法即为显着例证：“吴中富厚之家多乐于为善。冬则施衣被，夏则施帐扇，死而不能殓者施棺，病而无医者施药，岁荒则施粥米”[75]。而台湾学者梁其姿更从实证的角度表明，就善会善堂的数量方面而言，江浙两省在整个清代都占有对国内其他地方极为明显的优势[76]。
其次，他们也会争辩说，红十字会实践集中由上海人士发起的情况，也可以证明那种从思想到行动路线的成立。池子华先生就指出，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总是首先在上海找到生长点”[77]。例如，最早全文刊登孙淦禀稿的《时务报》和《申报》都是当时上海的重要报纸[78]，《申报》还是1900年以前呼吁创设中国红十字会最为积极的一家刊物[79]。孙淦除籍隶上海外[80]，还约在光绪二十四年间亲自到上海进行过筹办红十字会的尝试[81]。另外，他还在同年十月间的《申报》上将自己对红十字会的认识在社会上进行了广泛宣传[82]。所有这些情况当然表明，“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人对红十字的了解远过他处”[83]。因此可以说，前述上海绅士汪炳等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创办的施医局不过是个地方性慈善机构，却冠以“中国”的名义，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话语在上海广为传播的情况不无关联。
我们当然不否认，在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过程中，江南慈善文化和上海作为西学传入中国的生长点都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么，它们是否构成了更为具体的起源途径呢？首先，就慈善文化方面而言，梁其姿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自嘉庆以降，江南善会善堂的基本发展方向是为小社区服务的[84]。即使清后期存在着以“江南育婴圈”为代表的慈善系统[85]，也并不足以支持跨越地方边界的社会救济行动。并且，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只能在济急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三者之间找到一条连续的线索，中国施医局和救济会却无法厕身其中。其次，既然都处在得红十字会风气之先的上海社会，可是为何孙淦、汪炳和陆树藩等人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的时候不见踪影呢？对于这些问题，里夫斯的论述曾经给出一个正确的探索方向，即该会的成立是一个“从地方善举到民族国家组织”的过程[86]。然而，她对这个过程依托媒介的揭示并不准确。而池子华虽然约略地指出，“红十字登陆上海滩后，很快被接纳并在民间义赈的基础上付诸行动”[87]，可是对于义赈与红十字会如何联系的问题，他并未给出清楚的说明，从而大大掩盖了义赈在该会实践脉络中的基础作用。 事实上，在关于红十字会的系统认识传入中国之前，国内就已经有人对红十字会的名目进行了宣传，并且与具有该会性质的组织发生了有意识的联系，而进行这次联系的中方人士正是上海的义赈人士。
以往的研究都认为，中国人在甲午期间仅仅充当了日本红十字会组织即赤十字社的看客。其实并非如此。约在1894年底，一批西方传教士和医生曾“就营口设一医院”，专门医治“华兵之被药弹所伤者”[88]。这个医院肯定曾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进行了宣传，因为《申报》上曾称其为“牛庄红十字会医院”[89]。而在《申报》使用这个称呼之前，国内已有人将这个医院与红十字会的名称联系在一起了。例如，一位自称“天马山庄主人”的人士在提到该医院时，就称“幸得泰西各善士设立红十字会”；另一位署名“瑶林馆主湘人女士”的人士则称受伤清兵“幸赖红十字会泰西诸善士为之医治”[90]。 更重要的是，在赞叹之余，上海的一些社会组织和人士还向这个“红十字会医院”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当时，由于经费不足，该医院的创办者曾请当时在上海的英国教士慕维廉出面劝募款项。而华人社会中率先响应此举的反映，则是《申报》馆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发出了募捐公启[91]。虽然这则公启中并未出现该馆赈所的名义，但是可以肯定主持此次劝募活动的就是《申报》馆赈所内的同人。这是因为，在该馆赈所于次年初刊发的“综纪乙未年本馆协赈所筹赈事略”所开列的收支清单中，就赫然登载了上年中发生的这样两笔支出：“一、解红十字会规元一千两；一、解红十字会英洋四千五百元”[92]。
在《申报》馆赈所之外，为这个红十字会组织向社会发起劝募的公启还有两则，而它们其实都出自同一人之手，此人就是施善昌。在《申报》馆的募捐公启发表十天后，施善昌以仁济善堂的名义在《申报》上刊登了“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的公启。虽然他在这里所用的称呼有所不同，但所涉内容并无二致[93]。四天后，施善昌又以“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名义在《申报》上刊出了“劝募北洋营勇医费”的公启[94]。作为此时义赈的头面人物，施善昌自然具有毋庸置疑的社会影响。到是年二月间，施善昌除从社会上募集捐款规元1000两外，还从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那里劝捐了12000两，一并交由上海英国领事署转解该医院[95]。另外，施善昌并非不知道该医院对红十字会名目的使用，因为他后来曾明确地说自己劝募的这批捐款乃是经丝业会馆筹赈公所解出的“北洋红十字会医药经费”[96]。 我们当然不能把义赈同仁与这个红十字会医院的接触称作一次国人进行的红十字会实践，毕竟国人既不是该医院的创建者，也没有怎么涉足其中的具体活动。不过，这次接触的意义仍然是不容低估的。首先，这不仅使红十字会的名目第一次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传，而且使国人对红十字会的性质产生了初步的感性认识。由于这根本不是一种系统的知识传播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就对通常那种从思想到行动的认知思路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其次，尽管义赈同仁和机构在这次接触中只是提供了募捐上的帮助，但这足以表明其完全可以成为红十字会在中国实现嫁接的一个良好基础。同时也显示出，此时正在经历近代改造的义赈具有了很大的包容性，并不会拒绝有益于扩展其赈灾能力的新事物。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有关红十字会的系统知识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真正有效的红十字会实践总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义赈的影响，或者说义赈最终比其他社会机制更有资格和能力来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而为了说明这一点，还需要对实践脉络进行更为仔细的分析。
从上一部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1900年救助行动中的救济会和济急会才称得上是国人首次对红十字会名目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实际运用。可是，对于该两会为何能够成功开展活动的原因，以往研究都没有给予准确的说明，并且由此对之作出了不恰当的定位。例如，张建俅就认为，该两会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这样大范围的动员募捐，已经突破了明清以后慈善团体的格局”[97]。事实上，随着晚清义赈而的兴起，慈善组织的跨地方运行早在光绪初年就已出现[98]。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光绪初年还是1900年，慈善组织的这种运行态势都是依托于义赈才得以形成的。对此，最显着、最直接的证明来自于济急会。首先，发起该会的主要人士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郑官应、席裕福等人，正是主持义赈多年的头面人物，且该会的中心联络机构也正是最重要的协赈公所所在地。其次，该会在具体做法上也突出了其对义赈的借助。其在行动一开始就宣称：“此次承办同人仍延历届助振诸君，以期得力而归实济”[99]。而该会后来派往清江一带开展救援的主持人不仅是“多年放赈之刘兰阶先生”，并且此人也正是以“放赈之法”办理救济行动的[100]。 虽然这场救援行动的另一个主要组织即救济会不是由义赈同人发起的，但是在其身上仍然可以明显看到义赈的影子。还在该会开办之初，就有人向其提出了应“仿照赈捐旧章办法”的建议，而该会主持人陆树藩亦对此表示完全赞成[101]。那么，这种“赈捐旧章办法”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该会章程中的具体规定：[102] 一、议在上海设立筹办救济善会公所，杭州、苏州、广东等省设立代收救济善会捐款分所，此外各府县如有好善君子愿为劝募，再行随时添设分所。 一、议所有捐款各处，即由分所代收，付给收条为凭，寄存钱庄票号，转解上海公所汇收，仍由公所分存上海庄号，随时支用。上海公所收到捐款，亦付收条为凭。 一、议呈请李中堂……札饬电报局委员，凡有救济善会往来电报，援照办理灾振成案，一概不收报费。 一、议上海公所所收捐款，逐日录请登报，各处分所所收捐款，逐批录请登报。一切开销，每月结总后，请详细登报，以昭大信。
只须将这些规定与前文论述的义赈募捐机制稍加对比就可发现，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后者的模仿。并且，由于该会与义赈之间的亲和性，主持该会的陆树藩等人以及该会本身很快就被卷入了义赈活动之中。这主要表现在，陆树藩等人不仅在这次行动中同样参加了对陕西的义赈行动[103]，而且在救助行动末期将救济会径直改称“救济善会筹办顺直义赈局”来接办顺直地区的义赈[104]，从而完全融入了义赈的行列。 不仅如此，两会之外的许多人士也常常将这次行动与义赈联系在一起。例如，四川、江西、云贵等省绅商请求济急会帮助搭救本省被难同乡时，其表示信任的根据就是“各善长素来乐善，历年各省灾振，莫不仰赖荩筹”[105]。刘鄂在对这次行动表示赞叹时，认为此次北省遭劫而南省免祸的原因，正在于“二十余年来，上海义赈不下数百万金，感召昊苍，所以得此邀福也”[106]。而某位社会人士在萌生“略仿红十字会办法，设会纠资拯救北方被难士民”的想法后，却“驰书沪上义赈诸君子”，希望能够由他们来承办此事[107]。
此外，由于济急会曾言明，若有被难官商将来归还自己当初接受的救济款，则“全数拨充振需”[108]，所以《申报》的一篇社论甚至认为，对这次救助行动的捐助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义赈的某种捐助：“若此次北省被难之官绅商民……生还故里，从前所受之数未必不设法偿还，……是诸善士之捐资入会者，既以救今日漂泊异乡之旅客，迨他日受此者或仍如数缴还，则藉此仁浆义粟，又可救若干无告之穷民，是不啻以一次之款而行两次之善也”[109]。就此而言，如果只从具体组织和募捐的角度来看，这场行动与其说是一次红十字会实践，还不如说是义赈的延续。 有意思的是，陆树藩对红十字会的另一次实践之所以没有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与义赈有很大关联。原来，由于陆树藩在开展救助行动的过程中得知“红十字会总会设于瑞京，不入此会，不得滥用红十字会旗帜，更不得享此会之利权”[110]，于是在这次行动将终时，公开宣称准备“筹办红十字会，以垂永久”[111]。初看起来，他创办红会的思路与先前那种整体性话语并无二致，因为他对自己此举的定位是：“今全球各国至瑞京联约入红十字会者四十有三国，未经入会者惟朝鲜与我中国耳！……此举关乎文明不浅，断不让猛鸷之土耳其、褊小之暹逻而独入此会，受无量公家之福也”。然而，当论及他本人创办红会的资格时，他能够凭借的仅仅是自己举办救济会的经历，并且承认救济会的主要目的是“专渡南方被难官商士民南下”[112]。这表明，陆树藩仍然只能从地方性资源出发来进行这次创设红会的尝试。
而在这一点上，他与义赈同人相比明显居于劣势。尽管陆树藩是江南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之子，可是他在1900年以前并未在慈善、赈灾等社会事务中有过活跃的表现，这肯定使他无法具有与义赈头面人物同等的社会影响力。这就不难理解，一方面为什么救济会的规模要小于济急会，另一方面陆树藩后来会因开办救济会负债累累而甚至于变卖祖传藏书[113]，相反济急会同人却没有受到救助行动的拖累，显然与两者在办理社会救济事务上的经验差别关系甚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施医局在创始之初也想到了借助义赈，因为该局曾把施则敬之名列在董事名单之内。然而这其实是一次冒名之举，所以在施则敬公开声明自己并未与闻其事后[114]，该局也很快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什么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能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前身的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答了，那就是此二者都有效地将义赈引为了奥援。例如，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时，便是由施则敬出面邀集“同志诸君”在仁济善堂“商议开办之法”[115]。并且，该会在陈述其缘起的时候，也明白反映了其与义赈的亲缘关系：[116] 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搢绅名流，硕腹巨贾，车马辐凑，靡不毕集，而善举亦惟是为最多，善量为最大，筹振筹恤各省，靡不挹注。是以警报传来，他处往往遇险而歇，浦一隅祥云拥护，赖诸大仁长斡旋之力，磐石长安，独以造地方无穷之福，而为吴中乐土。北望全辽，舰队猬集，炮火连天，其相去果何如耶？危急存亡，在于眉睫，我之不援而谁援耶？而尚望人之援我耶？
由于该会的主要发起人都是义赈中的活跃人物，所以当他们运用先行垫捐、请求减免通讯交通费用、董事不取薪水等做法来开展该会活动时，显然不能将之视为对救济会活动方式的因袭，因为这些早已是义赈活动中的常例。 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那里，同样可以轻易地发现义赈留下的诸多痕迹。首先，在该会推举出的10名中方董事中，施则敬、严信厚、朱葆三、周金箴、徐润、苏宝森、陈作霖、曾铸等8人皆是此前与义赈活动渊源甚深的绅商，而最初议定的两位中方办事则是施则敬与沈敦和[117]。在二月初一日（3月17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当大会同意中方董事提出的“办事华董人数过少，拟增一人”的要求时，公议推举的这个人选也是具有“熟悉振务、向办善举”资历的任锡汾。同时也就无须诧异中方董事会迅速推进以下各项措施：[118] 四、各省、各府善堂均由本会商请代收捐项。 五、中国电报局电报能到之处，奉电政大臣允准，凡系红十字会办事公电，概不收费，俟积有成数，即作为捐款。 六、上海招商局轮船能到各口岸，奉商部参议杨允准，凡系红十字会办事人来往，均给免票，俟积有成数，亦作为捐款。 七、上海向收善捐之仁济善堂、《申报》馆、《新闻报》馆及《中外日报》馆，均请代收捐款，本会在丝业会馆设立总收发所，所有华董办事、劝捐等事，即以丝业会馆为总汇之区。
而在该会派往东北就地办赈的人员中，也有刘芬（字兰阶）这样多年办理义赈的熟手[119]。不仅如此，甚至当时针对该会的一些呼应都是从义赈的角度来阐发的。如《申报》馆就用“协赈所”的名义发出募捐公启：“如荷乐施，请交《申报》馆协赈所帐房，自当掣奉收条，以昭凭信”[120]。杭州协德堂则用此前参与义赈的经历作为支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理由，它在公启中说：“本堂创设有年，从前各省水旱之灾，无不募集巨款，设法拯济。今东三省正值兵燹，……本堂列名分会，为此出册广为劝捐”[121]。电政大臣吴重熹对红会禀请电报免费的批复则是：“照赈济电报章程办理”[122]。
四、中国红十字会起源对晚清义赈的反作用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期为止，红十字会在中国进行的所有成功实践都是在同一种情势下发生的，即上海社会面对着北方的兵灾。至于义赈机制能够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原因，则是因为战争殃及的普通民众与自然灾害制造的难民作为救助对象来说并无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海为基地、卓有成效地运转了约二十年的义赈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不过，对战争难民的救助行动毕竟与单纯的救荒活动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就义赈而言，它也急需运用红十字会这样的新式手法以适应不同形势的要求。这样一来，义赈与红十字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作用与反作用并存的态势。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义赈同仁具有跨地方开展救济行动的丰富经验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才决定了他们能够比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在实际行动中将红十字会形式予以有效的运用；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实践并非是对义赈机制的简单搬用，前者形成的许多具体经验也为后者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有益佐助。顺便指出，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与华洋义赈会之间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盟友关系[123]，可以说从清末义赈与红十字会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态势中已可见其端倪。
红十字会实践对于义赈发展提供的佐助，首先表现在它在客观上使义赈的视野构成了一条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国际的延展脉络，从而为后来开展华洋对等合作赈灾奠定了意识层面的基础。对此，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向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过渡的过程中有着非常明显的反映。本来，在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成立时，施则敬等人对该会缘起的阐述，基本上沿袭了义赈以往常常使用的那种地方性认同话语：“比年西北多兵，而东南晏然无事，……同志伤之，特先筹垫十万金，拟设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124]。显然，这种以地方认同为基础的行为完全可以达到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效果。正如《申报》一篇社论中所说的那样，“此次普济善会，特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耳！……俾红十字徽帜，近而照耀于中国二十一行省，远且及于泰东西，无使暹罗、波斯、土耳其诸小邦，反凌驾于我声明文物之中国，庸讵非快意之举乎！”[125]这样一来，义赈同人自然能够轻松地进入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合作场域，也就无怪乎他们在筹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居然使用了这样的语气：“溯自中外通商以来，万国一心，踊跃奔赴，能与我华合办大善事者，在上海当推此为第一伟举”[126]。
可以肯定，上面那句话中出现“我华”字样决不是因为与西方人士合作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在国际背景下的一种体现。对此，日俄战争后不久出现的两次救援行动提供了极为明确的证明。光绪三十一年下半年，因海参崴城中的华人遭俄军滋扰，“所有庐舍悉被一炬，受伤八百人”，沈敦和、任锡汾和施则敬等人即于十月间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名义准备了大批救灾物资，派人前往救济[127]。次年初，美国旧金山发生强烈地震，当地华人受伤惨重，施则敬等人除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拨银二万两外，又另行发出以“此之谓结团体，此之谓保同种”为主旨的募捐公启，由此集银三万两解往施济[128]。这两次行动的救助区域和对象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为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以前，施则敬等人发起的救济行动从来没有越出国境线以外，而这两次救济华侨的行动却都发生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后。显然，这与他们视域的转变有着某种内在关联，也就难怪《申报》将这样类举动视为“我国民之爱同胞也，必不以道路远近而间亲疏，目击耳闻而分厚薄”的明证[129]。
其次，红十字会实践也大大拉近了西方人士与义赈之间的距离，从而为中西人士后来在义赈旗号下的合作作出了铺垫。在这方面，最显着的例子出现在李提摩太身上。本书第一章里曾述及，在“丁戊奇荒”期间，李提摩太和义赈同人之间虽然有过接触，结果却以双方交恶而告终。正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机会，才使双方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善。原来，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计划受阻之后，沈敦和首先就找到了李提摩太来洽谈中西合办红十字会组织的事宜，并得到了后者的热情支持[130]。显然，沈敦和此举不可能没有征得施则敬等人的同意，同时李提摩太也不可能对沈敦和背后许多中方人士的义赈背景毫无所知。这是因为，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初为广学会募捐时，就是把义赈作为比照对象的：“仆断不敢谓助赈之不善，而举行广学，实超助赈功德之上”[131]。那么，如果他对义赈始终不加注意，则肯定不会认识到义赈具有的社会影响。而既然连他这样曾与义赈交恶的西方人士这时都愿意与义赈合作，则其他西方人士更不必多言。
第三，红十字会实践还为义赈与西方人士在实际组织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先例。尚在筹办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时候，该会同仁就提出了“本会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的设想[132]。这个设想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那里得到了落实，因为无论是该会总会还是分会都遵循了中西合作的组织原则。就总会而言，在45名董事会成员中，英、法、德、美四国董事总共为35人，中方董事10人；在董事会推举的办事董事中，西董为7人，华董初为2人，一周后又增加1人[133]。并且，第一次全体董事会上还议定中西董事在募捐事务上有着明确分工，即“凡西商捐款归汇丰代收”，华董劝捐则“以丝业会馆为总汇之区”[134]。在组织各地分会时，同样大体遵循了中西合作的原则[135]。由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保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人员时，奏请将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12名中方“创始及办事人”以及总会、分会中30名西方董事“均赏给佩带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136]，从而表明官方对中外合作原则都给予了承认，也为义赈与西方展开赈灾合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根据上述作用与反作用的态势，可以说红十字会实践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救荒机制近代演变过程中的一环，而且为这种演变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甚至试图把红十字会的运作模式套用到救荒机制中来。如宣统二年间，一位名叫张习旭的人士就提出了创办一个“万国黄十字会”以便“专为救济灾荒起见”的大胆构想[137]。就思想史意义而言，这个构想的确具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它反映出国人对于运用国际主义精神来实施救荒活动已经不觉陌生。不过，由于中国自行创办全国性红十字会的工作此时也只是起步未久[138]，所以这个名目颇为古怪的“万国黄十字会”自然不可能被广泛接受，况且这位张习旭也不具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要在中国真正有效地运用国际主义精神来创办中西合作的救荒组织，肯定不能脱离本土资源中可以衔接的现实基础。这样一来，就为我们理解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后出现的华洋义赈会体制得到迅速发展提供了某种启示，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牵涉更多的头绪，已不宜在这里展开讨论了。
结语 以上论述表明，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以往研究所构建的那种从知识启蒙到社会行动的线性发展序列并不能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这是因为，这个起源过程的话语脉络完全位于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其实践脉络却是从地方社会的层次上发生的，并且两者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始终判然两途，而是指我们必须结合思想史和社会史两种角度，即辨析又综合地把握这两条脉络，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特别是其中的本土化过程。
[1] Caroline Beth Reeves, The Power of mercy: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1900—1937,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8；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81—186、369—374页；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政大史粹》第2期，2000年；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另外，孙柏秋主编的《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揭示之所以比先前大有进步，是因为其主要着述者是池子华。
[2] 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181—183页。
[3] 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 民国时期的表述见行政院新闻局：《中国红十字会》，1936年印行，1页。新中国时期的表述主要见中国红十字总会编：《红十字与我国》，1981年，30页；中国红十字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4—5页；孙柏秋主编：《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23页。
[5] 《申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76册347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6] 孙中山：《〈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序》，《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108页。
[7] “大坂商人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见《时务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总第3722—3724页。
[8] “红十字会说”、“接录红十字会说”，见《申报》60册550、558页，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初四日。
[9] 李顺民：《从保和会的参与看清末外交现代化的努力》。转引自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载《政大史粹》2000年第二期。
[10] “使俄杨儒奏遵赴和兰画押请补签日来弗原议并筹办救生善会折”，见《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卷141，总第2405—2407页。
[11] “创兴红十字会说”，见《申报》59册49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
[12] “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见《申报》61册601页，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
[13] “照录中国施医局章程”，《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转引自闵杰前引文。
[14] 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十二卷，228页。
[15] 《申报》66册46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16] “致王晋叔、倪锡畴”，见《救济文牍》，苏省刷印局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卷四，页六。
[17] 《申报》66册266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三日。
[18] 《申报》66册64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19] 《申报》66册449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20] 《申报》66册58、130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八月三十日。
[21] 《申报》66册82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又见《救济文牍》卷三，页一至二。
[22] 《申报》66册416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23] 《申报》66册212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四日。
[24] 《申报》66册395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25] 《申报》66册263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二日。
[26] 《申报》66册335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五日。
[27] 《申报》66册100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28] 《申报》66册146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三日。
[29] 陆树藩：《救济日记》，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30] 《申报》66册112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31] 《申报》66册209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三日。
[32] “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救济文牍》，卷一，页四十一。
[33] “拟办天津工艺局启”，《救济文牍》卷一，页十九。
[34] “戴鸿慈奏稿”，《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6页。
[35] 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6] 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181—186页。
[37] 《申报》66册170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七日。
[38] “津局办理章程”，《救济文牍》卷一，页五。
[39] “张贴天津各处晓谕居民告示”，《救济文牍》卷二，页六。
[40] 《申报》66册678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41] 陆树藩：《救济日记》。
[42] “告本会北来各司友”，《救济文牍》卷二，页七。
[43] 《申报》66册45、181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闰八月初九日。
[44] 《申报》66册440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45] “杨子通星使来书”，《救济文牍》卷五，页五。
[46] “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救济文牍》卷一，页四十二。
[47]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载《政大史粹》2000年第二期。
[48] 《申报》66册203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二日。
[49] 陆树藩：《救济日记》。
[50] 《申报》66册199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二日。
[51] 《救济文牍》卷六，页十四。
[52] 《救济文牍》，卷六，页十一。
[53] 《申报》66册332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五日。
[54] 《救济文牍》，卷五，页八。
[55] “救济善会募捐启并章程”，《救济文牍》卷一，页二。
[56] 《申报》66册100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57] 《申报》66册170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七日。
[58] 《申报》76册347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59] “出使美国大臣梁奏拟请联约各国仿设红十字会折”，见《东方杂志》第1卷第11期，1904年12月，417—418页。
[60] 《御史夏敦复奏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片》，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转引自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58—59页。
[61]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69页。
[62] “沥陈创办红十字会情形并请立案奖叙折”，《愚斋存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卷十三，页二十六至三十二。
[63] 《申报》76册263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五日。
[64] 《申报》76册335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七日。
[65] 《申报》76册347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66] 《申报》76册388页，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67] 《申报》76册409页，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68] 《申报》76册454页，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五日。
[69] 《申报》76册335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七日。
[70] 《申报》76册578页，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71] 《吕海寰杂钞奏稿》，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册，总第1555页。
[72] “沥陈创办红十字会情形并请立案奖叙折”，《愚斋存稿》卷13，总第345—348页。
[73] “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愚斋存稿》卷15，总第395—398页。
[74]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载《政大史粹》2000年第二期。
[75] 民国《吴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卷五十二上，“风俗”。
[76]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31页。
[77]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26页。
[78] 《时务报》，总第3722—3724页；《申报》58册503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
[79] 在此期间，《申报》一共发表了三篇此类文章，分别为“创兴红十字会说”（《申报》59册49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红十字会历史节译”（《申报》59册179页，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申报》61册601页，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其数量位居当时各家报刊之冠。
[80] 《申报》58册503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
[8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总第1066—1067页。
[82] 《申报》60册550、558页，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初四日。
[83]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26页。
[84]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257页以下。
[85] 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86] Caroline Beth Reeves, The Power of Mercy: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1900—1937, p.92.
[87]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28页。
[88] 《申报》49册181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89] 《申报》49册344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
[90] 《申报》49册200、344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二月初十日。
[91] 《申报》49册181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92] 《申报》52册299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93] 《申报》49册242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
[94] 《申报》49册266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95] 《申报》49册430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96] 《申报》52册336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97]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载《政大史粹》2000年第二期。
[98] 朱浒：《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6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99] 《申报》66册112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100] “致余晋珊观察”，《救济文牍》卷四，页二十七。
[101] “复王燕樵”，《救济文牍》卷四，页十一。
[102] 《申报》66册52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103] 《申报》68册230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104] 《申报》67册317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105] 《申报》66册140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
[106] 《申报》66册212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四日。
[107] “金兆蕃同年来书”，《救济文牍》卷五，页三十一。
[108] 《申报》66册170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七日。
[109] 《申报》66册199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二日。
[110] “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救济文牍》卷一，页四十至四十三。
[111] 《申报》67册436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三日。
[112] “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救济文牍》卷一，页四十至四十三。
[113] 徐桢基：《陆树藩其人其事》，载《湖州文史》第21辑，2002年3月。
[114] 《申报》61册620页，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115] 《申报》76册342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八日。
[116] 《申报》76册335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七日。
[117] 《申报》76册409页，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118] 《申报》76册454页，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五日。
[119] 《申报》77册454页，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120] 《申报》76册479页，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九日。
[121] 《申报》76册480页，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九日。
[122] “筹办红十字会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2003年印行，第37册，总第15530页。
[123] 黄文德：《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合作在中国——华洋义赈会之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公司2004年印行，296—299页。
[124] 《申报》76册335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七日。
[125] 《申报》76册347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126] 《申报》76册388页，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127] 《申报》81册861页，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128] 《申报》83册251、302页，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三、初八日。
[129] 《申报》83册271页，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
[130]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T. Fisher Unwin Ltd. . London, pp.321-322.
[131] 《申报》49册517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132] 《申报》76册335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七日。
[133] 《申报》76册409、454页，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二月初五日。
[134] 《申报》76册454页，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五日。
[135] 《申报》77册454页，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136] 《申报》93册801页，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137] 《申报》107册712页，宣统二年七月初九日。
[138]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6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