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晚清报刊与妇女史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夏晓虹-晚清报刊与妇女史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晚清报刊与妇女史研究

社会史家李长莉问我是否愿意就夏晓虹新着《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写篇书评，没有多少犹豫就答应了，在我近期购买的为数不多的几十本书内，就有夏晓虹的两本，其中之一，就是这本。书买回来了，早晚是要看的，而读夏晓虹的东西，时时会有感触，写书评应该不会无话可谈。
说起评夏氏，立刻想起10年前读的《晚清文人妇女观》。当时一读完，忍不住对同事发感慨：这本薄薄的小书，抵得上当前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的半边天。这句不无夸张的判语，是对夏氏研究的尊敬，也是对学界僵化的不满。我们早已听惯了某个学科是冷门是薄弱环节之类的套话，其实是缺乏好作品，妇女史研究也不例外。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从不缺问津者，从1980年代起，更拥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每年出版的论着，在字数上，足以与史学的许多热门课题相比肩。但直到1990年代初，妇女史的研究成果基本是妇女运动史，严格地说，是妇女斗争史，叙事的主线是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妇女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男人或男权的抗争，这当然不失为一种研究视角，但众口一词，将全部妇女史归结于此，放眼望去运动遍地烽火满天，就很难说得上是科学研究了。妇女的“运动史”是政治史的翻版，是由理论向历史实际的推导；而一部好的史书，应该真实地再现具体地描述历史的场景。晚清那个年代引人瞩目的女性现象是什么？兴女学也，戒缠足也，办报刊也，立团体也，此四者，是晚清女性的主要活动，时人讨论的热点，也是《晚清文人妇女观》的主体框架。这些东西，学界不是一点没有讲过，但注意力不在此。而夏晓虹这本不足200页的书，对一些重要问题例如中国女学堂的考察，比我们这些历史学者更深入。当时，作者的妇女史研究功力不能算深，所以高出同侪者，晚清报刊之助力也，这只要看看书中的注释就明白了。作者的大部分材料来自晚清的报刊，其中如《女学报》者，属罕见之物。从晚清报刊中，她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并且先人一步利用了这些资料。作者能言人所未言，一言以蔽之，她在利用报刊研究妇女史方面是一位先行者。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是《晚清文人妇女观》的姊妹篇，两书一脉相承，后一书所讲述的一些人和事，在前一书中已略发其端，但仅闻其名而未得其详。经过10年的资料积聚，作者将它们铺叙成十余个完整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这些以专题形式讲述的人和事，竟然多半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甚至妇女史学界同人闻所未闻，而在晚清社会中，这些又确是知名的人着名的事，在一段时期或某个地区内甚至是风云人物，例如惠兴女士，例如屈彊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相对于秋瑾、不缠足这些10多年前和10余年来妇女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当然是次等重要的人和事，但是，一部晚清女性史，不仅应该有主角，而且应该有群体，不要一拥而上千人一面地去描绘秋瑾和不缠足，而应不断挖掘出惠兴、屈彊等一批史实，讲述一部丰富多彩的晚清女性史，并通过女性的活动，揭示晚清社会的特点。这就是夏晓虹的新书给学界展示的新东西。
作者发现了这些人和事，而我们没有发现，是读报与不读报之故。《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阐述了这些人物和事件的意义，而我们在读晚清报刊时视若无睹轻易地把这些人和事放了过去，是读报深与读报浅的区别。这后一点尤其重要。
学界现在是懂得读报了，近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妇女史论着，大约有一半左右或多或少地引用了报刊资料（这当然是个粗略的概数，而且指无论水平高低可以“学术”目之的论着，不包括那些粗制滥造者）。学界开始挖掘报刊资料，原因有二。一、中国近代史学界历来有重视报刊资料的传统。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史学会1950年代编辑出版的那套使一代学者受益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报刊资料的收集十分在意，今人之懂得读报者，多出自前辈学者的传承。这个传统后来颇有失传，是因为读报太费时间，成年累月才能有真所获，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不少读书人无意在浩如烟海的晚清报刊中皓首穷经。目前，学界对报刊的重视，可视为传统的回归。二、自1980年代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申报》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大公报》以来，20余年间《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盛京时报》、《益世报》等一批大型日报和许多重要期刊已经影印出版，估计总数有300种左右，今人已经不难读到晚清民国的报刊。而近年学校科研经费日渐宽裕，使许多科研单位买得起这些影印报刊，学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查阅报刊。过去因为收藏的缘故，读旧报刊曾经是北京上海等地学者的专利，到2000年代，全国学者真正是“利益均沾”了。
如何读报，到旧报刊中去找什么，是很有讲究的。
为寻找资料而读报，是一种读法；通过报刊阅读晚清社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读报。现在读报之人，十之九是前一种读报法，后一种读报人，不足十之一。按照前一种读报法，得到的是有目的去搜寻的资料，在近代报刊这个资料宝库中，有取之不尽的资料可供发掘，耐心读报，抄录下来，连缀成篇，不难组成一篇篇论文。按照后一种读法，是读懂一个社会，晚清这个消失了的世界，在读报过程中被复制被还原。熟读晚清报刊，那些发黄变脆的铅印纸张中所说的人和事，会变得互有关联，此人与彼人，此事与彼事，相互之间的关系逐渐清晰，真实而客观。在读报过程中，读报人也很容易理解这些人物和事件在晚清社会中的位置，而叙说这些人和事，就是在叙说他们背后的社会意义。夏晓虹一定是深谙此中三昧的，在《晚清妇女与近代中国》的导言中，她通篇阐述其实就是一个意思：读报的心得。请看以下的几段表述：
报刊之深切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已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由其形构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报纸的逐日印行，新闻的讲求时效，记者的好奇搜隐，使其最大程度地逼近于社会情状的原生态。
进入报刊，返回现场，其观感以所谓“天地为之变色”来形容，庶几近之——晚清社会的影像在诸如我辈深受教科书熏染者的眼中，顿时彻底改观。这一阅读所带来的从官方到民间的视角转移，让我们惊喜地发现：晚清的思想文化竟如此的海纳百川、五光十色，晚清的社会生活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生气盎然。在只有上谕与邸报的年代所可能做到的官府一统天下，一手遮天，至此已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多元社会力量、多种舆论声音并存的格局，在逐渐消解朝廷权威的同时，也为建立现代社会秩序打开了通道。至于文化思想界因中西交汇而引发的异彩纷呈，今人无论怎样想像也不过分。
为此，在资料储备上，本书有意识地舍弃了向来研究者采信官方档案、笔记、诗文集或其他文字作品的路数，而将报章文字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石。
没有见过哪位学者将报刊与近代史研究的关系讲得这么到位的，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利用旧报刊的论述，所强调的几乎都是报刊的资料价值，而没有人对你说读报可以重构晚清的社会图景。也没有见过哪位作者对晚清报刊资料寄予如此的信赖，以至宣布自己的整本着作都建立在报刊资料的基础上。我相信，在《晚清文人妇女观》到《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这10年中，夏晓虹一定阅读了极大数量的晚清报刊，有了极深刻的体会，才会亮出如此鲜明的观点。
一个史家的基本功，不在于有没有高深的理论，而在于对所研究的对象及其相关内容的洞悉。不了解晚清妇女史的基本情况，就讲不清其中具体的人和事；妇女史是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熟悉晚清社会，考究妇女问题也只能就事论事，而了解晚清社会的最好途径，就是报刊。报刊是真实的原始资料，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特别是日报，无篡改地记录了每天发生的事情。今人阅读报刊的最大益处，是借以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场景，人们吃什么，喝什么，想些什么，谈论什么；社会上发生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从走卒贩夫的街谈巷议到公共空间的高谈阔论，无不尽收眼底。一旦我们对晚清社会的了解熟悉得像我们生活过的1970年代、1980年代乃至2000年代，我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欲其不生动也不可能。随着对晚清社会的熟悉，在我们的心里，构成了一部自己的晚清史，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写自己熟悉的晚清社会史、晚清妇女史，这些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专史，不是对理论的图解，而是来源于过去的现实，于是，“重构晚清图景”，自成题中之意。
熟悉晚清报刊的人，都懂得这些报刊的内容是大体真实客观的，而不少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报刊资料不如奏折、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可靠，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报刊是面对广大读者的一个公共领域，它的公正与否，要接受全社会的检验。难免有的报刊会对人对事制造恶意的消息，但一份报刊如果专事造谣，不会有长期的读者，它本身难以生存下去。有些报道会失真，但报刊往往会在第二天、第三天会更正；或者一家报刊报道失误，其它报刊会纠正它。近代报刊对于今人是过去的历史，对于时人是现实的信息，时人对于报刊的信息价值是十分重视的，社会常常自动纠正其错误。多种报刊相互使用，就可以达到相当的客观性。不真实的缺点也同样会出现在奏折等档案资料之中，所有的资料都需要与别的材料相互印证，才能使用，而官方档案之作伪，远比民间报刊为甚。
懂得夏晓虹如何做晚清妇女史研究，书中的一个个具体研究成果之所由来及其价值也就不难理解。例如，关于中国女学堂的专章考述，杜成淑拒屈彊函所反映出来的女性解放的沉重步履，罗兰夫人这个外国人怎样被演绎为晚清女界最受崇拜的英雄，胡仿兰一案的探析等等，都是深刻动人的论述，精彩之处连连。其中，很能说明问题的，关于秋瑾身后纷纭事的阐述。
秋瑾似乎是个很难再就其说出些什么来的人物，1990年以前，学界对秋瑾的研究，几乎占据晚清女性人物的半壁江山。几年前夏晓虹在《浙江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有关秋瑾在北京的文章告诉人们，有关秋瑾的生平经历，我们还有若干未知数，而本书有关秋瑾的身后事的论述，更揭开了一个常理难以论断的社会现象，即秋瑾被害后，几乎所有的民间报刊，都抨击政府的残忍，为这个女革命党喊冤，其中包括立宪派报刊。10多年前，当我在阅读上海《时报》时，就发现了这个现象，这是我们在任何教科书里读不到的内容，也是在回忆录中通常见不到的东西，因为秋瑾是革命党，而过去传统的观点告诉我们，革命党与立宪派是水火不容的。但是，阅读晚清报刊，我们见到的社会现象是，在秋瑾活动的江浙地区，革命党与立宪派并不是死敌，革命党人真心实意地参加立宪派组织的各种活动，立宪派对革命党也甚少抨击，每逢革命党起事，《时报》发表的言论，多为“政府是制造革命党的工厂”之类的言论，革命党和立宪派的真正敌对，是发生在海外。因此，秋瑾的牺牲，在社会的眼中，是一个善良女性的被害，民间舆论对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特别是对人命的残忍，借秋女士惨案而发泄。不熟悉晚清报刊就不能发现上述情况，不熟悉晚清社会就不能展开论述。近几年，关于秋瑾惨案的社会反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夏晓虹差不多是最早发表议论的研究者。
夏晓虹的治学方法，对于中国近代妇女史、中国近代史社会史的众多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资料种类和数量之多，怎么设想都不过分。但是如果不读报，是舍弃了一条遍地黄金的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借助读报走进晚清社会或民国，非经数年寒窗难见其功，当今之世，几人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