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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的北京当铺 ——以《那桐日记》为线索

近年在北京的街头，不时有十分醒目的当铺广告映入眼帘。从网上的新闻看，现今北京的典当行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清末北京的当铺。
清末北京的当铺很是热闹。本文以《那桐日记》为线索，结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档案等史料，勾画晚清北京当铺的若干特色。
京城高官与富人热衷开当铺
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当铺，亦称典铺、质铺，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以押借现金的商铺，有的地方称质库。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庆集》“杜陵叟”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文曰：
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曰押。典、质之性质略相等，续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再如，许多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人数甚多。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珅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附录清单: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钞刘、冯二家人宅子：……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庸盦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其家人刘、冯二人，亦开设当铺4座，实在令人吃惊。不过，从我所看到的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似乎过多。我曾向韦庆远老师当面请教过。他认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京师内外，官私当铺甚多，而“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可分为三大类，即皇当、官当和民当”。（《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P73）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皇当、官当逐渐消亡云云。
清后期情况与此大有不同，从我所接触的史料看，均系私人当铺。在《那桐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末北京当铺的记载。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同出一族。光绪二十二年，那桐担任户部掌管银库锁钥的郎中。从此，他步步高升，仅仅十多年间，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升迁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担任的“银库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据记载，即使是最守规矩的银库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万两银的额外收入。清末笔记中载，有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号称“库兵”，或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趁出入银库之机会，把银子塞入肛门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将银两携出归己。那桐正是具体管理这些“库兵”的官员。其发财机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名嘉兴，行三）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巳刻事毕，同丽堂、诗园同饭。（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据老北京介绍，在北京东直门内到北新桥一带，有当铺胡同存焉。“东直门内大街路北，北通东手帕胡同，原为一小巷，当铺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师全图已绘有该胡同，民国间始定名。六十年代并入东手帕胡同，当铺胡同之名遂废。”我想，那桐的增裕当铺，应该就在那条胡同附近。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卖主孙荩卿，嵩犊山家奴也，住后元恩寺），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掌柜人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于八月廿六日接替，十月初二日开市换匾。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合京松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余于今日约同孟总管、田诗园到铺内上香祭神，书立合同二纸，各执其一。携回合同、大契、由单、占项单、家具单、津贴单共六件，办法与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当相同。（上册，P293）
据上述记载，那桐的第二个当铺大概是开在美术馆的斜对面，现今华侨大厦所在的位置。除了以上两处当铺之外，那桐后来还同别人合伙开设当铺。
在清政府高官中，开当铺的大有人在。如光绪朝有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长期当地方官，捞足了银子，于是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22-23）军机大臣鹿传霖，则在家乡河北定兴开设当铺。（赵凤昌:《惜阴堂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开典当业，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到典当行业。
余在阅读清人信札中，还看到另一现象。有一些权臣，出于种种考虑，并不像刚毅、那桐那样自己出面，而是通过他们的亲戚或至交，把银两交给他们，间接地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高利贷行业。如慈禧之亲信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大权独揽，送礼行贿者纷至沓来。荣禄于辛丑年由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前夕，致奎俊之家书称：
京城南院花园各房，均已收回，将来到京后再为斟酌办理。小号本钱，昨汇至山东“一○二七”“四五三七”，交蔚廷、佑文，代存听用，以免由此动身赘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P142）
蔚廷，指袁世凯，戊戌政变后取得荣禄信任，很快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佑文，指山东粮道达斌，与袁世凯、荣禄关系至为密切。密信中所谓“小号本钱”，指京官和各地官员之行贿银两，均变成了荣禄的“本钱”。现尚存世的《荣禄存札》揭示了收受贿赂的具体数字与细节，令人触目惊心。[《荣禄存札》（未刊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荣禄此信使用了两组密码暗语，不知所云，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即荣禄在西安行在时所收的巨额金钱，寄给了袁世凯等人，“以钱生钱”去了。而典当业，无疑是一个主要去向。
除荣禄之外，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号为清流派魁首，可谓正人君子，他把银两送给天津的姻亲姚学源，由姚氏在天津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行业。姚学源定期向李鸿藻汇报所存款项到期及其所增加的利息。[《李鸿藻藏札》（未刊稿）]
一座当铺每年缴税仅五两银子
清代当铺的利润之高，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夏仁虎记载：
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钜值者亦得议减。业此有名者，曰白某、娄某。一人恒管多处，曰总管。（《旧京琐记》卷九，市肆）
夏仁虎（1873-1963），江苏江宁人,字蔚如,号啸庵等，光绪举人，长期在北京生活，清末曾任邮传部郎中。民国时期任张作霖北京政府秘书长。解放后，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故对北京的当铺了若指掌。
对于当铺获利情况，《那桐日记》亦有记载。那桐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述曰：
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押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后于二月间原价赎回）。（上册，P332）
晚清的当铺像以往朝代一样，有活当与死当之分。如上所记，这个翡翠扳指，就是活当，又称小押，当存仅仅两月，即可收银十二两之多。当铺的收益于此可见一斑。
京城当铺，均持有官府所颁发之“当贴”。所谓当贴者，即今之执照也。各当铺每年需向官府交税，尔后获得当贴。京师当铺获利丰厚，按理说应该多缴纳税银。但事实恰恰相反。许多当铺主人与官府有牵连，或者他们本人就是高官。正因为当铺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政府所制定的税收政策，对当铺十分有利。
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档中，发现一份重要的档案，即兼管顺天府府尹孙家鼐所呈递的“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孙家鼐奏称：
……中外典当，获利较厚，税额独轻，拟自本年起，无论何省，每座按年纳税银五十两。去后兹据大兴、宛平两县，详据京师各当商禀称，京师地面，典当共有一百九十余座，家数林立，资本无多，势分力薄，各典货架，均难充满，利息又无定章，遇物典质，往往争揽买卖，暗中让息，获利愈难。近年京城市面，日见清淡，生意更觉减色，……若再每年当税加增至五十两，合计岁增十倍，实在力不能支。今又奉谕，认借昭信股票，商民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敢不竭力图维。现已认领股票十万两，以应公家之急，恳请将加税核减一半等情，具详请奏前来。
......
定例，顺天当商与江苏等省同征税额五两，已属向隅，今骤增至十倍之多，商力艰难，亦属实情，奉饬劝借昭信股票，该商等已共同认领十万两之钜，诚属不遗余力，拟请将税额加至五倍，每年纳银二十五两，臣等亦恐事关大局，未敢贸然上陈。惟念辇毂之下，无事不仰沐皇恩，格外体恤，即使将该商等加税，略示区别，各省亦不能借口。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查照，将京城典当加税，核减一半，以恤商艰而纾无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获利丰厚的行业，所征税银数额非常之少,实在太不合理。因此，孙家鼐之折递上后，很快遭到户部否决。光绪皇帝四月二十三日的谕旨称：
中外典当各商，每年每座令纳税银五十两，系属通行之案，京城未便独异，且首善之区，万方辐辏，典质货物，既较外省为多，利息盈余，亦视外省稍厚，每年加增当税五十两，尚不及架本百分之三，亟宜踊跃输将，为各省之倡，碍难先行核减，令外省当商得以纷纷借口。请旨饬下顺天府仍遵臣部前奏，晓谕京城典当各商，赶紧按年按座纳税五十两，不得稍有迟延。（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
孙家鼐的此件奏章，准确提供了京城当铺的数字是一百九十余座，记载了每座当铺所缴纳的税银是五两，戊戌四月之后，增加至五十两。
高官对当铺额外关照
清朝的执政者与当铺关系密切，因此，每当出现社会动荡，危及当铺利益时，他们便会出面对当铺多方呵护。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当铺生存颇受影响。尤其是庚子六月，对京师金融市场有着举足轻重之影响的“四恒”银号歇业，市面为之震动。慈禧要北京地方官陈夔龙设法挽救。陈氏称：
当载漪恣睢用事时，余适署顺天府尹，有安抚地方之责。五月十八日，拳匪火烧前门外大栅栏某洋货铺，延烧广德楼茶园，竟召燎原之祸。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变。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越日，东四牌楼着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着，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皇皇。……两宫问地方安靖否？后问所管近畿各州县有无民教相仇之案续行发生？末谓昨日四恒因炉房被毁，周转不灵，呈请歇业。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尔是地方官，本难卸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我想四恒本非无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不能周转。如以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尔可回署，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以三日内办好为妥。承旨出，刚相候于门外，对余曰：“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余奉命已觉毫无办法，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2）。
陈夔龙称“适署顺天府尹”，是不准确的。他当时的职务是顺天府府丞。据清档记载，是年闰八月初十日，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曾上奏为闰八月初三日“奉旨补授顺天府府尹谢恩事”谢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五年录副奏折，吏治类）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小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光绪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陈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八大臣之一，次年十二月后，调河南布政使，升河南巡抚、直隶总督等。
按照通常处理歇业的办法，陈夔龙认为，“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3）但是，由于军机大臣刚毅有当铺三处，其他官员也与当铺有牵连，这样陈夔龙就不能不认真考虑“勿牵累当铺”的问题。几经斟酌后，他采取“以各商借券为抵押”，然后“奏请一百万官款”的办法，既化解了四恒的危机，也未使各当铺受毫发之损。
清宫档案证实陈夔龙所述是可信的。据清档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清廷颁布的上谕称：
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市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着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
这里的“该兼尹等”，指的就是兼顺天府府尹孙家鼐和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有了这一百万两的公款，自然不会再去“牵累当铺”了。
庚子年京师的抢当风潮
光绪庚子年夏季，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师，东交民巷与西什库地区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战场，枪炮之声不绝于耳。当铺的老板们看到人心惶惶、市面混乱，耽心遭遇不测。尤其是当八国联军兵临京师城下之时，在慈禧逃走的前后，京师几乎所有的当铺均遭厄运。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记述：
自十七以来，京师大乱，匪徒蜂起，店铺关闭，无处买食物矣。觅挑水而不得，唤剃匠而无人。下至掏毛厕，净便桶，均无形影，致家家将粪溺泼于街市，一出门庭，木穉香扑鼻。盖若辈近日专顾抢掠，不暇做正经生活矣。西半城之当铺，全被回民土棍、左右小户贫民，抢劫一空，次及粮食店。若东城内城之当铺、估衣皮货、绸缎及各项店栈，尽被营勇、溃军、洋兵、土匪，先后抢劫，靡有孑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P96）
三日后，杨典诰又记曰：
京师内外城当铺二百余户，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靡有孑遗，其未被劫或劫之过半者，不满十户。惟烂面胡同一户，缘备有快枪在房上守望，见有聚而来者，开枪击之，故幸免于劫。南柳巷之汇丰，出银四千两以保险，廿四仍被劫一空。廿五以后，有劫掠者，洋兵拿获，以火器毙之。自是不敢公然抢夺矣。盖自二十洋兵入城，中国在官人役，风流云散矣。地方无主，能不乱哉？
另一位翰林院学士恽毓鼎则在其《庚子日记》中写道：
七月二十三日，遣人四探，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穷民之抢粮店、当铺者，数日而尽；浸及各店，市肆皆不开门。余处幸储两月粮，巷中间有卖菜蔬者，赖免于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第1辑，P61）
慈禧西逃，京师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故而发生了此次规模空前的抢当风潮。
《那桐日记》可以印证杨典诰、恽毓鼎等人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那桐记曰：
接裕寿田信，拟托总税务司赫德见各国公使，为之代商和局，知舒春舫文昨已有信致赫，尚无回信。昨、今两日，土匪抢劫钱、当铺，九城一空，住户东南隅受害最重，日本界内尚好。今日未刻玉如处有日兵十一人索表银，甚汹汹，家中人惊恐。（上册，P350）
那桐此日所记“九城一空”,与杨典诰、恽毓鼎庚子年所写日记完全相同，说明庚子七月下旬京师的当铺，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那桐并没有明确记载自己的当铺是否遭受劫掠。依情况推断，那桐当时是慈禧亲自任命的统兵大员，他自庚子五月三十日，便“奉旨添派管理八旗两翼前锋护军营督练事宜”。（同上）在东华门统重兵把守的那桐，是不会不顾及自己当铺的。
这次抢当风潮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有价值的物品大量流入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与光绪从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北京的市面逐渐恢复正常，而在当铺行业内，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些未经注册的地下当铺日渐多起来。这些当铺规模甚小，时而开张，时而关闭，以躲避政府监管。他们是一些主要经营小押、暂押的当铺，其中不乏抢劫偷盗来的贵重物品。于是，有的御史向朝廷呈递奏章，要求禁闭这些未经注册的黑当铺。
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廷颁布上谕称：
有人奏，请将私设小押暂押当局查封提究，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京畿盗案，层见迭出，实由小押私当为之罪魁，请将私设各当局，严密查抄，永远封禁，并将开设私当之人，送交刑部治罪”等语。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按照单开各处，严密查封，分别究惩。
这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对京师当铺的又一次整顿。总之，庚子年的抢当风潮，使京师当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以至于十年后清王朝垮台时，当铺的元气尚未能恢复过来。
每年正月，北京当铺的开张仪式很有风趣。据时人记述谓：
当铺春节开市，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正月初二凌晨，铺堂众人按等级职位以次排列，相互团拜礼毕。总导演大缺（当铺内较为高级职称）传令开当铺门。四门大开，算盘摇动三通，这时从大门外跑进三位童子（实质安排好当伙计），第一个手拿银锭元宝，第二个怀抱一大瓷瓶，第三个手执一柄如意，进来贺年。三件吉祥物都有个讲究，一为“立市之宝”（银元宝）；二为“平安如意”，取其“瓶”音；三为“吉祥如意”，取其“如意”。将这些吉祥物都放在柜台之后，又从外面走进一位当客（实质已安排好的），身着紫锦衣，手拿土黄色白裤腰长裤一条，前来典当。业务人员焉敢怠慢，来人张口要价白银二两。管账先生立即开票、付钱，编入第一号当物。当然此裤不用赎，早已够本有余，主管伙计立即将此裤入库，做为镇库之宝物。（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京华风物》，上海书店，1992年，P148-149）
这些民国年间当铺的新年开张仪式，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然而它却在北京重复上演了许多个年头。直到1949年10月之后，随着当铺在北京的消失，这些自欺欺人的繁文缛节才真正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