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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北京的街道及其治理
在城市社区中，比坊更小的单位曰街、曰巷。明人沈榜说：“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曰道，或合呼曰街道。或以市廛为街，以村庄为道。”[1] 《析津志》曰：“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也就是说，“道”泛指可以行走之路，只有寓意市廛的“街”才是对城市而言，城中主要的街又称“官街”，比街更小的称“巷”。但对街巷的称呼却是因地而异。如“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2] 而“京师人呼巷为衚衕，衚衕又写作衖通。”[3] 事实上，“衖”即为“巷”也，指狭窄的街道。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总结概括说：“今南方呼巷曰衖，北方呼巷曰衚衕。衚衕合音为衖，衖见尔雅，衕见说文，皆古训也。”[4] 可见连街巷的称呼也多为古人所创。
一、
清代的城市，无论大小都由街、巷组成，街与巷组成了城市中的二级交通网络。在全国，街巷之网最为密集者当属北京。《大清会典》记载：“都城内外大街凡十有六，坊二十有四”。[5] 内城“其街衢之大者，中曰棋盘街、南北曰崇文门街、宣武门街、大市街、王府街、地安门街、安定门街、德胜门街、南小街、北小街、锦什坊街。东西曰江米巷、长安街、丁字街、马市街、朝阳门街、东直门街、阜成门街、西直门街、鼓楼东大街、鼓楼西斜街。”[6] 此外，还有巷、胡同等。《析津志》所谓“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又长街、千步廊、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五门街、三叉街。”即是对当时北京街巷的概括性总结。其中，棋盘街最为有名，所谓“棋盘街，即正阳门内大清门前街也，盖以方石砌成，故名。都城人烟凑密，惟此处宽爽。”[7]
街巷是城市规划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个城市都有其相应的街制。自秦实行“车同轨”以来，古代的街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统一，但因城市大小不同、地理环境与条件不同，各城市的街制也自然有所差别。例如，北京城“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8] 南京城的主要街道宽度为九轨，相当于今天的22、824米。[9] 城市街道、特别是城市主要街道的宽阔，已构成了我国古代城市建筑的一大人文特色。在外国人的眼里，“初进北京大门第一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的街道有一百尺宽”，[10] 与欧洲夹在高楼之间的窄巷形成鲜明的反差。关于这一点，咸丰年间来华的英国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说：北京的街道不仅“更宽”，而且“街道概貌总使我想起在天津所熟悉的一切。”[11] 这说明，当时的天津街道之宽阔以及建筑设计上并不逊色于北京。
二、
街巷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城市的发展状况，人口的密度，以及城市社区的概貌。从建筑技术上看，我们还可以发现，北京城中，以中间高、两侧低的鱼脊型道路最为普遍，而且，主要的街道还铺设了人行道，连京城附近的小城市通州“街道两边也有稍高的人行便道。”[12] 从街道的材质来看，主要有两种，一为使用石材铺设，一为以土夯实地面，即为我们常说的土路。
石材的街道以南京最多，特别是南京的官街，乃为一条宽阔的石板大道，这与南京曾为明朝建国之地有关。除了南京之外，其它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使用石材，但对于所有的城市而言，能够以石材铺设的街道实在少得可怜。如十九世纪来华的英国人记载他到达北京时的情景说：“我是通过鞑靼城正中城门的一道边门入城的。在防御工事前面，炮楼的正下方，有一道巨大的城门，除了皇帝前往先农坛和天坛祭祀经过外，这道门从不开启。一条宽阔的石砌大路由这道门直通离此约四百码的皇宫正门。”又说：“我们所经过的城门就是中国城的东便门，穿过高大的城门，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一条看起来极为普通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店铺林立；街道则铺砌着宽大的石板”。[13] 这里，英国人所说的“从不开启”的城门和“宽阔的石砌大路”，就是正阳门大街，是北京少有的几条石砌大街，由于当时使用石材铺设的街道极为少见，所以时人夏仁虎有京城“街道除正阳门外绝不砌石”[14] 的议论。
除北京外，其它城市的状况也是如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城市无论大小多以土质街道为主，而且，这种以土质道路为主而结成城市交通网络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近代，才得以逐步地改变。这一方面表明了当时技术的落后，但更主要的则是由于政府财政能力低下所造成的。
土质结构的道路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也对城市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污染。最有代表性的是京城北京，由于往来的人最多，所以有关记载也最多。
首先是路面的高低不平。如英国人的笔下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离开通州，半小时左右便来到通往北京的大路上，路的起点取道两座河堤之间，由于修葺不善，路面到处都坑坑洼洼的。”英国人还说：“一场连阴雨很快就使街道泥泞不堪了。为此，人们不得不找隆起的路面走，因为那里的地面尚未被车轮轧烂。”[15] 可见，更令城居者甚感不便的是土质道路在风沙天气、阴雨天气对环境的污染，所谓 “天晴则沙深埋足，尘细扑面。阴雨则污泥满地，臭气薰天，如游没底之堑，如行积秽之沟，偶一翻车，即三薰三沐，莫蠲其臭。”[16]
北京作为全国最为富庶繁华之区，其街道如此污秽未免是一大憾事，因而无论是长期居于京城的人们，还是外来的士子官僚、商人，对此都有极为深刻的感触，自明至清均有文人为之咏叹。
如晚明人有文记载曰：“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百姓竞策骞驴，与官人肩相摩，则疾串避委巷不及，狂奔尽气，流汗至踵，此中况味如此。遥想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此时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17]
清人则以竹枝词的形式记述出来。诸如，“黄沙如粉满街飞，城北城南认是非，大道通衢皆臭气，尘装甫卸即思归。”[18] 不仅叙说了城内道路的污秽、尘土，也讲出了时人对这种恶劣环境的感受。而最为详细的记载是夏仁虎的《旧京琐记》，曰：“旧日，道路不治，虽有御史任街道厅，工部任沟渠，具文而已。行人便溺多在路途，偶有风厉御史，亦往往一惩治之，但颓风足不可挽。”又曰：“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命人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北京街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询之故老，云此本辇道，起初驾过必铺以黄土。原与地平，日久则居民炉灰亦均积焉，日久愈甚，至成高陇云。”[19]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京城道路的弊端在于：一为土路所带来的风沙与泥沼；二是人为的损坏。
这种土质道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在明清时期的城市中相当普遍，如明人沈德符记载：“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但冬月冰凝，尚堪步履，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沟渠滓垢，不免挑浚。然每年应故事而已。”[20]
三、
对于街道的管理，明清两代均设有街道厅，隶工部管辖，“街道厅专司五城街道”。[21] 面对街道的损坏及污秽的状况，统治者不断采取措施，如明成化年间，朝廷下令“皇城周围，东西长安街并京城内外大小街道沟渠，不许官民人等作践掘坑，及侵占淤塞。”[22] 万历年间，又对南北两京的街道进行过全面的整饬，有记载曰：
壬子之初夏，有一工曹郎管街道厅，毅然任其事，特疏请旨，既得之，大书圣谕，揭之牌上，导以前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毁，怨声满耳。有一给事马过，拆房者掷砖，误中其颅，不胜忿，遂相奏讦工部上疏诟之，至云公道世间惟瓦砾，黄门头上不曾饶。此给事故能作异同者，遂有人赞叹工郎以为风力，工郎益喜自奋，屡行建白，畅论时事，顿被正人之目矣。其时南中有一大老，本金陵人，为南少宗伯，久不北召，方引领大拜，偶署工部，值北有清街之举，慕艳其事，亦出榜清理街道。凡系开国以后，兴造大小房屋俱命撤之，即其密戚先达，毫不假借，远近公私骇怖失措。实行未竟，而以艰谢事矣。街道一役本两公职掌，一以无心举事，横博时誉，遂弄假成真。一以有意取名，为识者所窥，不免举故事失之。时局移人，即公务亦在楸枰中生活。[23]
不论倡举整饬街道之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上述过程，都说明了街道治理的重要而艰难，并引起有识之人的重视。进入清代，环境的污染使街道的治理和修葺更为迫切。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伊始即规定：“凡直省桥梁道路令地方各官以时修理，若桥梁不坚完，道路不平坦者，……交部分别议处。”同时规定京城街道注重保护，“若有作践、掘成坑坎。盖房侵占”，损坏正阳门前御道者，交刑部治罪，视同犯法。[24] 然就京城而言，首要解决的是将土质道路砌石的问题。
京城内城九门，至少应有九条主要干道，加上外城七门的七条主要街道，共有大街十六条。而实际上，在雍正朝以前，内城九门虽有石路，但多已损坏，“行走维艰”，一如土路。只有正阳门外一条御道尚为完整的石路。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开始关注内城石路的修葺问题，命工部及步军统领详勘“九门石路损坏”和应修应补之处，准备动用内库银两以次修治。同时，针对街道赃乱，下令皇城一带禁止当街污秽、晒晾皮衣等，并决定对朝阳门和广安门外的道路进行重点整修。所谓“广安门外大路低洼，大雨时行，则积水处车辆行李往来甚难，着步军统领支部库银修理石路。”“自朝阳门至通州京东大路曾发钱粮修垫土道，今复压坏，此道行人既多，且系京城大小官员支领俸米必由之路，着由朝阳门至通州大道皆铺墁石块，酌量可容二车，两旁土道，亦着修理平整。”[25]
乾隆即位以后，仍然十分重视修葺京城的土路。乾隆三年（1738年）下令将京师朝阳、广安二门的石道交地方官三年一次查勘，如有圮塌报部修理。时有参领王廷臣奏曰：京城“南之崇文、宣武，北之安定、德胜，东之东直，西之阜成等门，尚未修有石路，每遇阴雨泥泞，行走维艰，请增修石路以惠行旅。再外城广渠门至广宁门，东西十余里，系商货丛集之要路，亦应增修联络。”[26] 这项建议很快得到乾隆的命准，令常明办理京师街道。由此，北京的主要干道均改成石砌。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雍正年间修筑的朝阳门和广安门外的石路已有损坏，而这两条路又是东西两面进京的交通要道，所以乾隆命令大修。在修葺的过程中，乾隆十分关注工程质量，他反复强调要“毋节帑，毋狭材。帑节是重糜帑也，狭材是重废材也。”修成后，朝阳门石路长“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户部金二十八万四千九百有奇”。广安门石路“因旧址修筑者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增筑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万八千一百有奇”。[27] 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又颁谕旨令再修德胜门至清河道路。并说“近来朝阳、广宁等门缮修石道，官民均为便利。[28]
由统治者对交通道路的关注，可以感受到时人在城市建设与环境改造上已产生观念的变化。而经过清雍乾两朝对京城主要干道的修筑，京城形成了“九门八条大街”[29] 俱为石路的交通网络系统。为了加强对石路的保护，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规定，京城各门内外石道保固三年后，每届三年，工部派员查勘一次，若有坍塌之处，即行奏明修补。
清朝统治者如此重视京城街道的整修，从其多次所发上谕来看，在于“以肃观瞻”，“以便行人”。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儒家政治思想作用的结果，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平治道路，王者所先，是以周礼有野庐合方之职。自四畿达之天下，掌其修治，俾车马所至咸荡平坦易。”[30]
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街道的完全改观已是清代晚期的事情。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传统城市的渗入，道路的修筑越发为时人所关注，大修铁路的现象在已沦为租借的商阜城市尤为突出。由道路的整修，可窥晚清城市中酝酿的一些社会转型的因素。
进入晚清，清政府在加强对北京街巷的管理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北京街道的整洁与卫生。据《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记载，京城至少在光绪末年已经成立了清道管理组织，制定了《清道章程》和《清道执行细则》等法规。当时，内城的清道夫组织有13所，外城有10所，分隶各区执行清道事务，并根据各区地面广狭不同，清道夫的分配名额也不同。其内城的清道夫总额有780人，外城额设700名，20人为一班，每班以夫头领之。清道夫除了负责打扫清洁城市路面之外，还要负责泼洒土道，平垫路面，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等，还要负责其它有关道路的事宜。[31]
注释：
[1] 沈榜：《宛署杂记》卷5，街道。[2] 谢肇淛：《五杂俎》卷3。[3] 吴长垣：《宸垣识略》卷5，内城一。[4]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旧闻考。[5]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2，工部桥道。[6]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7]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16，棋盘街。[8] 吴长垣：《宸垣识略》卷5，内城一。[9] 南京市公路管理处编着：《南京古代道路史》208页，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出版。[10]「英」斯当东着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13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11] 「英」D.F.Rennie,M.D.：《Peking and the Pekingese（北京和北京人）》第二章，London:JohnMurray,Albemarle Street1865年出版。[12] 「英」斯当东着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0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13]「英」D.F.Rennie,M.D.：《Peking and the Pekingese（北京和北京人）》第二章；第一章，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65年出版。[14] 阙名：《燕京杂记》。[15] 「英」D.F.Rennie,M.D.：《Peking and the Pekingese（北京和北京人）》第一章；第五章，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65年出版。[16] 阙名：《燕京杂记》。[17] 《屠赤水小品·在京与友人》，见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书店1984年出版。[18] 《朝市丛载》卷7，风俗门·灰土重。[19]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8，城厢。[2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两京街道。[21]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16，街道厅。[22] 《明会要》卷75，方域五，道路。[2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两京街道。[24]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2，工部桥道。[25]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2，工部桥道。[26] 《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三，乾隆三年七月。[27] 《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21，《重修朝阳门石道碑文》，《重修广宁门石道碑文》。[28] 《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乾隆二十七年十月。[29] 逆旅过客：《都市丛谈》，素茶馆。[30]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2，工部桥道。[31] 田涛 郭成伟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出版。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8-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