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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
民国初年，北大经历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程，颇具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
辛亥革命和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作为当时最高学府和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当然也受到极大震动。尽管清政府学部故作镇静，于10月13日通知京师大学堂：武昌事起，风闻很多，其实各省有事之说皆系谣传，各省官电均称安静，即使武昌之乱事当可日扫平；并命令大学堂师生照常上课，“慎勿轻听浮言，致滋纷扰。”然而，武昌革命烈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不可阻挡，京师大学堂也人心离散，无法上课，不少学生、教员纷纷离校回籍。11月26日，清政府任命劳乃宣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但仅过一个月，他就托病请假，并报告学部：学校无法上课，只得遣散学生，暂行停办。至此，京师大学堂实际已处于瘫痪状态，部分学生回乡投入了辛亥革命洪流，有的参与各地革命宣传和省议会、都督府工作。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2月25日，临时大总统下令严复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12年5月3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呈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议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并请大总统任命原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长，当天经袁世凯批准并发布临时大总统令正式任命。
关于改名北京大学校以后重新开学的日期，过去《北大校史》和《北大纪事》均无明确记载。经查，当时的《教育杂志》第4卷第3号刊登了北京大学通告，称“本校规定阳历5月15日重新开学”。第4号还具体报道了1912年5月15日北大开学典礼的盛况，严复校长、蔡元培教育部长和外国教师代表都讲了话。
1912年孙中山和梁启超赴北大讲演
1912年京师大学堂虽然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但北大师生此前还很少能听到关于民主和革命学说的宣传。而就在这一年，中国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两位领袖人物孙中山和梁启超曾先后对北大师生发表过长篇精彩演说，内容深刻精辟，给当时北大师生很大启发和教育，这也是过去民国史和北大校史上很少提及的。
1912年8月，孙中山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在京期间除与袁会谈外，还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建国方略。8月30日，北京大学师生等北京学界二千多人在湖广会馆集会，隆重欢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演。孙中山首先指出：“此项革命成功，多赖学界之力，以后各种建设，尤赖全国学界合力进行，方能成功。”他强调，“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孙中山指出学生学习目的“乃期为全国人民负责任，非为一已攘利权”，“当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专制时代学生学成以后辅助君主，欺辱平民；而民主共和时代学生将来即“政治之工人，社会上之公仆”。实际上阐述了民国教育的宗旨，使北大师生大受教育和鼓舞，“到会者至为振奋，鼓掌之声不绝。”
梁启超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一直流亡国外，直到1912年10月初才回国。10月31日下午，他到北京大学出席北大师生欢迎会并作讲演。他认为大学的宗旨应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他还阐发了大学的精神，批判了读书做官论和不良学风。
首任校长严复对北京大学的贡献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也是着名的教育家。他担任北大校长时间虽不长，仅半年左右，却为维持和改革北大历尽艰辛，功不可没。他被任命为校长后深感责任重大，表示要“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可是他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矛盾和种种压力、打击。
首先是经费困难。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就不再给京师大学堂拨发经费。严复千方百计于1912年4月7日向华俄道胜银行借到7万两银子，才使北京大学能在5月15日开学上课。但到秋季开学前经费又无着落，各国银行均不肯贷款。8月26日好不容易向华比银行借到20万两，才使北大维持下去。民国初年因财政困难，财政部、教育部曾下令各机关官员和教职员凡薪水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严复对此加以抗争，指出学校教职员薪水是以授课钟点多少决定，不能一律降低拉平，除了自己作为校长自愿降薪至60元外，应保持北大其他教职员的原有待遇。
更严重的考验是教育部在7月初以所谓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经费困难为理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之议，严复向教育部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抄件现藏北大档案馆），据理力争，从办学宗旨、学生程度、普及与提高、中外比较、经费等角度加以陈述。他指出，北京大学不仅要造就专门人才，而且兼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的宗旨，如果停办北大，“中国大学将永无提高之一日”。严复的说帖铿锵有力，义正词严，可谓北大校史上一篇珍贵文献，接着，他又呈上一份《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藏北大档案馆），提出若干条北大改革方案，很有远见卓识。教育部接到严复这两份说帖后，虽然声明“解散之事，全属子虚”，但又在7月7日下达了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要求学生提前毕业，本年一律不招新生等，实际仍是变相停办。在严复校长和北大师生的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教育部不得不取消了结束办法。在8月9日举行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也讨论了北京大学应否续办问题，停办北大之议被否决。此事不仅关系到北大的存亡绝续，而且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科学以及革命的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很难设想如果北大真的被停办，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会如何改写。
在种种外来压力和内心矛盾之下，严复终于在1912年10月7日正式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正如他自己所说：“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
学生风潮与抵制合并
民国初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十分动荡，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年代，这种动荡反映到教育界，仅仅1912—1913两年间，教育总长（部长或代部长）就换了六任，而北京大学则是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
严复辞职后，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北大曾发生挽留严复与反章的学生风潮。章士钊推辞，“迟不赴任”，故又任命马良（马相伯）为代理校长。马良因向比国银行贷款，以学校地产为抵押被学生指责为“盗卖校产”而辞职。民初北大最大一次学潮是1913年初何时任校长后，宣布预科毕业生必须经过入学考试才能进入本科，引起预科学生抗议并找校长辩论。由于校方对学生失于疏导，强行贯彻，学生又到教育部和国会请愿，最后校方开除了8名学生，并暂时解散预科才把这次学潮压制下去。学潮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学生思想解放，追求民主、平等，维护自身权益的倾向，还有校方处理不当，失于疏导以及社会上政党派系之争和新闻舆论的影响。
1913年暑假，北京大学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大规模招生，预定于9月25日开学。不料9月23日突然接到教育部函，命暂缓开学并约校长次日到部面谈。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竟以北大“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为理由，拟将北京大学暂行停办，北大再次面临生死关头。这也与袁世凯政府加强专制统治与教育部企图紧缩经费有关。校长何时9月27日在给大总统的呈文中坚决反对停办，他指出：“国家设立大学，实振兴教育之总键，陶冶人材之巨炉。”如果为节省经费而停办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致使莘莘学子依赖外人”，不但有失国体，而且使教育实权旁落，足以“贻笑友邦”，“觖失民望”。在何校长和北大师生强烈反对下，汪大燮只好表示“并无撤废之心”，但又提出将北京大学合并到天津北洋大学，仍是变相取消北大，故又遭到北大师生、校友以及国会议员、社会舆论的反对。在北大师生的坚决斗争下，教育部不得不暂停裁撤北大的行动。北京大学本科于1913年10月13日开学，但何时校长却被迫于11月5日辞职。1914年1月8日，大总统任命工科学长胡仁源署理北京大学校长。
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和新思想的萌芽
以往有些论者为了强调蔡元培任校长后北京大学的革新，往往把此前的北大说得陈旧腐败不堪，实际上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出现的一些变革和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与新思想的萌芽，已为蔡元培改造北大和日后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摇篮，提供了一些条件和准备。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办学宗旨是从京师大学堂的“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奏定章程）向“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民需要”（民国《大学令》）转变，猛烈冲击了忠君、尊孔、读书做官的封建传统。在学科和课程设置上，北大废除了经科，提倡东西方哲学、中外史地文学“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也打破了独尊儒学的封建思想桎梏。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陆续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提高了北大教师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尤其在1913年至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于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不仅改变了桐城古文派旧学者主宰北大文科的状况，而且带来了新思想的萌芽和新的治学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都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
1915年袁世凯为实现其复辟帝制企图，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他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授予北大一批教授嘉禾章，其子袁克定又派人劝说胡校长“率大学诸教授劝进”，均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马叙伦教授为强烈抗议袁世凯上演洪宪复辟丑剧，毅然辞去北大教授职务并愤然离京，被当时报纸称为“挂冠教授”。日后，又正是马叙伦、沈尹默等浙江籍教授大力建议聘请蔡元培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终于开创了北大历史的新阶段。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1-10-16，理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