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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丁文江留英学费问题考
丁文江留英学费问题考[微软用户1]
李 学 通
清代留学教育滥觞于容闳发动的幼童留美，而以清亡前数年达到高潮。学子留学异域，学费问题首要，或官费公帑，或私人筹募，各有各道。或因资料的原因，已有研究对于清政府官方留学经费情形关注较多，而于其他渠道则难窥其细密之处。
作为自费生，学费问题如久吹不散的乌云始终笼罩在丁文江异域求学之途，甚至迫使他不得不中途放弃在名校剑桥大学的学业。丁文江本人及其亲友的回忆录、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以及最近出版的《丁文江年谱》中，对学费问题均有述及，但或语焉不详或不免误谬。厘清这一问题，不仅关涉丁文江的传记研究，而且作为个案，也可帮助我们对清末官方留学生经费政策、经费支绌情形，以及自费留学生学费来源、相关团体与机构的补助支持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与认识，亦或有补于近代留学史研究。
曲折的求学经历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南通州泰兴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少年之时神悟卓绝，有异材远志，故深得泰兴知县龙璋赏识，许为国器，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在龙知县的鼓励下，丁文江于光绪二十八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因资斧不足，其父丁臻祺举债以成其行。[①]
在日本过了一年多“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后，丁文江又受吴稚晖的“引诱”，动了去英国留学的意思，于光绪三十年春夏之交偕二位同学转赴英伦。据同行的李毅士回忆：“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他家虽允筹划，却毫无把握。”除去旅费及各项开销，“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幸运的是，三人在槟榔屿奇迹般地得到康有为“十个金镑的奉赠”，度过了途中的危机。到英国后又得到罗昌（康有为女婿）“二十镑的汇款”，“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②]
到英国以后，丁文江发现钱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当时听见吴稚晖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受一位曾在中国传教的英国医生指引，丁文江住到了一个“生活程度很低”的小镇司堡尔丁（Spalding）。因为以前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基础，所以丁文江先入了镇上的中学（丁父的禀文中称为霭丁巴都高等预备科学校），学习了许多门新功课，如拉丁文、法文、数学、史地、理化等等。“在那里整整的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小镇的生活费用确实很低，“一个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③]依丁文江所言，一个人一年的花费约在500元左右。
尽管丁文江于光绪三十二年考进了世界着名学府剑桥大学，然而剑桥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均非其所能负担，不得不于两个月之后放弃了在那里求学。经费的因难并没能使丁文江放弃求学的志向，第二年（1907）他又考入了伦敦大学。
按照李毅士的说法，当时的伦敦大学有一种外读规则（External Student）。学生可在其他学校上课，年终时到伦敦考试。丁文江选择在苏格兰的葛拉斯哥实业高等学堂（Technical College）就读。[④]据说伦敦大学规定，每次考试必须各门功课全部及格，若有一项不及格则全部作废。结果第一年年终丁文江有一门功课未能及格，于是他抛弃了学医的志愿，于次年秋改入了本城的大学——葛拉斯哥大学。丁文江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考试失手，使中国少了一位医生，而中国地质事业得到了一位开天辟地的奠基者。
在葛拉斯哥大学，丁文江先是主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因学有余力，又加地质科为主科。宣统三年（1911）丁文江从葛拉斯哥大学毕业，当年四月返国。
丁文江虽不算出身贫寒，但丁家也并非官宦富豪。以英国大学学膳各费之昂贵，绝非丁家所能独自负担，然而志向远大的丁文江与望子成龙的父亲丁臻祺不愿半途而废，遂尽其所能屡次想方设法寻求社会资助。丁家寻求资助的过程一波三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政府留学生经费政策的演变，以及自费留学生学费来源、相关团体与机构的补助支持情形。
第一次留英补助
丁家为丁文江留洋的事第一次对外求助，应该是其赴日留学之时。据其兄丁文涛所言，丁文江是靠其父举债方得以成行，但其详情已不得而知。丁文江留英时期的第一次对外求助，则是在其考入剑桥大学之后。
如前文所言，丁文江抵英之时几乎已囊空如洗。他虽然住到了生活程度很低的小镇司堡尔丁，每年学费及生活费一人至少也需500元。这对丁家来说已属困难，而剑桥大学“一年用费必得三千金”，如此“用费浩繁”，实非丁家所能支撑。于是其父不得不求助于当年极力鼓动丁文江留洋的父母官龙璋，请他“代助一臂之力，量筹的款，用资津贴”。[⑤]
江苏是清末出洋留学人员较多的省份，其中大多数又都以日本为首选。这一是因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突飞猛进，甲午战败更令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故大量年轻人赴日留学，欲探求日本迅速崛起的奥秘，寻找救国良方。二是因为国人普遍认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留学易于收效。而路近费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往近代留学史研究着述中，大多认为留学生只有官费生、自费生两种，事实上还有一种公费生。公费生不同于官费生之处在于，其留学经费并非出自省里或学部等中央机构，而是各州县地方自筹，即所谓“以一邑之公款养成一邑之人才”。公费生名额的多寡各州县并无定数，一切取决于其筹款的多少。公费与官费的另一个区别是，名额出缺时只能在本州县内递补，“甲邑之费不能移于乙邑，乙邑缺出亦不能以甲邑补”。虽有此限制，但公费生的设立还是在培育人才，弥补官费不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被胡适誉为“湖南新教育家”的泰兴知县龙璋，字研仙，湖南攸县人。任职泰兴知县期间，他厉行教育革新，改书院为学堂，并于当地猪、油、酒、腌腊、烟叶五项地方土货中抽捐若干，作为学堂常年经费。然书院易改师资难求，为此泰兴县又以三年为期，自光绪二十九年起选派学生四名赴日本留学，以备归为学堂师资。四名留日公费生每年所需1600元（每人400元），也在五项捐内由学堂筹费局支拨。
丁文江的父亲名臻祺，号吉庵，是一位捐纳职的同知。作为有官员身份的地方士绅，他“热心地方公益，规裁董率，洪纤必亲……周恤亲党，诸事旁午，鲜有暇晷”，[⑥]应该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士绅。况且丁文江幼年即深得龙知县赏识，所以丁臻祺禀文上送以后，龙璋知县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批复：“事关培植人才，本县自当力为提倡，以示鼓励”；并具体提议将公费留日学生成枏的资助改拨丁文江。[⑦]
因为泰兴公费留日生成枏已于光绪三十一年改补了陆军官费，所空余的每年400元公费，因丁父所请，得龙璋知县批准并获学务公所赞同，改拨给了丁文江。于是丁文江留英时期第一次获得了泰兴县的公费补助。虽然这笔钱对一个留日学生或已足够，但难免让在英国剑桥求学的丁文江有杯水车薪之感。仅上了两月的课，丁文江还是因为用费不济，不得不忍痛挥袖与剑桥作别。
第二次补助的一波三折
前往瑞士等国游学一段时间后，丁文江于1907年重返英伦，又考入了伦敦大学，并选择在葛拉斯哥实业高等学堂就读。
这一年的五月丁臻祺再次函禀泰兴知县，说明丁文江曾先“考取堪布列基专门大学，于上年正月禀蒙龙前宪照会学务公所，议定筹贴学费四百元，按期给领在案。……以该校费巨，时虞不给，改往瑞士习学德、法语言文字，一年毕业。顷又赴英，考取霭丁巴都专门大学校，函告定于西历八月进校，限三年毕业，每年仍需墨洋三千余元”。丁父以财力绵薄，殊难支持，请求泰兴县依两江总督五月初一对江苏留学生问题批示的精神，将丁文江补为资送西洋留学的公费生，或者从停派东洋公费生省下的经费中加拨若干，以资接济。
此时泰兴知县已非龙璋，新知县刘某对于派遣学生留学西洋似也并不热心，遂以“奉提学宪批示，应遵饬留为地方兴学之用，况职子文江游学西洋现尚贴给学费，何能索请加拨，所请应毋庸议”为由，拒绝了丁父申请停派东洋公费生所余经费。[⑧]
据李毅士说，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他应丁文江之约也到葛兰斯哥去读书。到葛兰斯哥之后，“在君承公使汪大燮帮忙，补了每月十镑的半官费。”[⑨]虽然胡适等人的着述均采信此说，[⑩]但此事却有两个需细究之处，一是汪大燮于该年卸职回国，继任者李经方是三月廿五日任命的。[11]此事当在汪已卸任尚未回国之前。二是补官费是一项重要的事情，须经呈请、批复等一系列程序，而且费由省出，江苏省方不能不知，而丁文江在后来请求补助的《上端方书》中虽也言及“前驻英使者汪公猥加惠爱，特赐英金三十镑”，但对补半官费事只字未提。而且丁父所有请求补助的呈文中，也均未提及增补半官费事。另外，当时留英学生官费标准为每年192英镑，每月应为16镑,10镑的半官费之说也有可疑之处。据此推论，极有可能是李毅士将这30镑汪大燮的个人资助误记成半官费。
如前所述，丁文江在伦敦大学遭遇了滑铁卢，不得已于次年（1908）再改入葛拉斯哥大学。在葛拉斯哥大学，丁文江每年仍需洋三千余元，泰兴县四百元的公费津贴，远不能满足所需，不得不继续寻求外力的资助。
几乎就在这一时期，清末留学运动方向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一、由注重数量规模的扩大，向重视质量和实际效果转变；二、由留学东洋向留学西洋转变。从1906年开始，清政府出现限制留日的规定，如不论官费、私费，一律停派速成留学生等。以江苏为例，当时江苏省留日学生已达14000余人。省方认为，如此数量学生毕业回国已足敷用，而且由于国内新式学堂教育发展，普通毕业学生能符合欧美学校入学资格者已所在多有。因此江苏省决定，以后应将东洋学生一律停派，腾出经费，精选慎择，专派学生赴西洋游学。
就泰兴县而言，1600元的四个公费名额，除一人由公费改补官费外，其余也陆续期满回国，停发公费。于是许多在日留学的泰兴自费生纷纷函请递补公费，也有人主张所余公费由全部自费生平均摊分。当泰兴县争执未决之时，清廷学部颁布了新的《管理日本游学生章程》，规定凡自费留学生能考入官立高等及专门大学者，一律改给官费，同时以后官费出缺一律停补。
公费毕竟不同于官费，学部章程是否适用，对于公费生如何处理？就此问题两江总督端方五月初一日专有批示：“现因留学人多，毕业回国足可敷用，已饬将东洋留学生停派，此项公费生自应一律办理。以后毕业空额毋庸派人抵补，所有各州县筹定之款，仍归该州县兴学之用，或于本地方扩充学堂，或加筹经费，于该县学生中选择程度合格者送往西洋游学。”不论是按照清廷学部的新章程，还是两江总督端方五月初一的批示，被英国正式大学录取的丁文江都应该是被官方资助的对象，或增补为官费抑或由地方州县拨付公费。因此，丁家父子继续据理力争公费补助。
在新的留学章程颁布、丁文江考入伦敦大学以后，丁文江的江苏籍留英同学张铸、王怀曾、林汝耀、卫国垣、严恩槱、王怀份六人联名上书驻英大臣李经方，请求给予丁文江官费生待遇。张铸等称：丁文江“不但英、德、腊丁文暨普通各学均窥门径，且于理化两科独有深造”。上年曾以最优等考入剑桥，因该校非英金二百镑以上不可，不得不中途离校。又经英伦大学选正科，今在葛拉司古实业学校肄习工科。因英伦大学正科可见纳于各官学校，将来卒业，即为该大学学生。同学诸人均知“丁生植品端谨，修业勤劬，中西功课并为同学所推许”，此时有辍学之虑，同学不忍坐视，要求李经方咨请南洋大臣将丁文江增补为官费生。为此，李经方特“询之本馆二等参赞兼留学事务陈贻范及其余留英学生，所言亦复相同，情殊可悯”。于是，李经方专门行文国内，咨请两江总督“可否准将丁生文江补入江苏官费生并札行学务公所”。
端方在复文中一方面对丁深表赞许：“该生考入英伦大学正科修业，勤劬殊堪嘉许”，另一方面又以“现在宁省财政异常支绌，每季应解之西洋学费司库筹措已属维艰，碍难再行增补官费”，拒绝了李经方的求情。但仍表示对丁的情况完全了解，“该县曾经筹定出洋常年公费一千六百元，该生先后留学日、英两国，业经每年补助四百元，尚余一千二百元。前据该生之父丁臻祺禀请拨助，当经批饬该学司饬县查明集绅核议在案”。
尽管五月间请求酌加津贴的禀文未蒙知县允准，但丁父坚信留学西洋是官方提倡的方向，既然“未往者尚蒙赀送，已往者岂不可一律蒙恩”？再次呈文县署，说明丁文江“于西历八月即已入校，催寄学费已接数函，现届进退维谷”，请求父母官在泰兴公费内再增补助。然而，此时围绕泰兴县这笔留学公款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了。
先是候选知县陈经熔禀请补助宗孟学堂。据称，陈金熔自捐财产，在泰兴北区宣家堡镇创建宗孟两级学堂。因财政困难，宗孟学堂临时从河工项下借了一笔款子暂解燃眉之急，“无如支用浩繁，亏欠过巨”。于是，他们就想到了这笔泰兴县尚余的1200元赴东留学公款。陈经熔上书两江总督及江宁提学使，请求将1200元余款“全数拨助宗孟学校，以本地之财兴本地之学，既与城中高等小学毫无妨碍，将来宗孟可以持久胥出栽培”。
与此同时，泰兴籍上海实业学校的毕业生孙同祺、朱世瀛等请求拨款兴办女学。孙同祺提出：“教育为文明之母，女子学校尤为教育之要，……拟设女子师范简易科附设女子初级学校。”据称泰兴县教育会提议将停拨的留东公费津贴女学。孙同祺的胃口更大，请求将泰兴留洋公费1600元，以及通州师范津贴60元、苏州师范津贴100元、测绘津贴240元，全部作为开办经费，其余按年照额拨充常年经费，“俾泰兴女学得以放一线光明”。
三方为此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互相指责，特别是孙同祺言语颇为激烈。他认为，补助宗孟学堂不合端方批示精神，而且以此款兴办女子师范学堂经教育会开会公决，系泰兴学界共识。他指责陈经熔明知如此而故意争款，非特于泰兴女学前途大有阻碍，且与陈素日兴学之心自相矛盾。
然而，宗孟学堂赢得了江宁提学使的支持。八月初六提学使批示：“此项游学公费现在既无选送西洋游学之生，自应酌量拨给宗孟学堂，以资补助。”十月初二日又批示：“该学堂系陈绅独力创办，若因经费不敷遽尔中辍，殊属可惜，请将游学公费补助等情自应照准，以示奖劝而免隳弃”，要求“泰兴县会同劝学所、筹费局酌核办理”。
兴办女学的主张则深得端方的赏识，认为：“女学为家庭教育基础，该生拟行设立，洵为知所先务”。因为端方的支持态度，提学使也表示“女学为家庭教育基础，固应迅速成立”。
丁家在其三方争夺的形势中明显势单力薄。九月，泰兴县视学刘启文将相关请款文件移交江苏教育总会评议之时，竟根本没将丁父禀文一同移送评议。丁父闻讯之下，急忙补送呈文，向江苏教育总会力陈丁文江留学经过及学费困难情形，“果能勉力支持，断不为此无厌之求”，恳请教育总会一并议决，“酌加补助格外栽培”。
为了让丁文江不再因经费支绌而半途退学，丁臻祺于九月二十八日直接上书江宁提学使和两江总督端方，并亲赴江宁提学使衙门和总督衙门呼吁。
端方十月初十日批示：“欧洲各种科学程度较高，考入专门大学生较之考入各种普通学校尤为难得。现在各属派生赴东游学者已数见不鲜，派赴西洋者寥寥无几，至自费生之考入西洋专门大学者列不一见，风气初开苟有一二亟应设法维持，以示优异。该职之子文江迭在西洋各种学校考取毕业，其科学程度必有可观。因费用不给往返奔驰，其志可嘉，其情尤属可念。该职所称每年学费三千余元，固难筹措自系实情；所请于县中停派东洋游学经费拨助若干，衡情度理，自应由县酌量拨助以资维持。”但考虑到“宗孟两等小学与女子初级小学又纷纷禀拨此项经费，事关合邑公款究应以若干划弃地方兴学，再以若干拨助该职之子俾资维持，而示优异之处，仰宁学司转饬泰兴县会商绅董，移请教育会详筹妥议，克日具复，以凭核夺。”[12]
提学使也批示：“该职之子游学西洋，既属需费甚巨，除原有公费四百元之外，应酌予津贴，以示优异而恤旅艰。仰该县仍会同教育会筹费局酌核办理。”
在提学使与两江总督多次批示之下，泰兴相关绅董终于在十一月初四聚议劝学所，商议此项经费的分配。不料尚未开议，“与会诸君忽起冲突”，一哄而散，不了了之。
笔这笔考入英伦大学正科修业，勤劬殊堪嘉许。另外，据丁文涛回忆：身在英伦的丁文江“每以用费不赀，重先严负担为忧，故有上江督端方乞补官费书。”[13] 信中言及：“去年夏，幸考入堪布列基大学正科 学修杂费年非四千金以上不可。前驻项使者汪公，猥加惠爱，特赐英金三十镑，同乡学生亦按月解囊，补所不逮。……不意学部定章，游学额费锐减，同学自顾不暇，爱莫能助。江于此时如鱼失水舍退校外竟无他法。今夏重振旗鼓，考入伦敦大学正科，现在苏格兰省葛兰司哥城之实业专门学校学理科。……然葛兰司哥专校学费虽较堪布列基大学为廉，每年学费及试验费亦非五百金不可。以江所有，供学修则无衣食，备衣食则无学修。苟无他援，必致费尽退学，蹈去年之覆辙而后已。”迄望端方“及时而拯之，为时雨之兴发枯萎也，如坚甲利兵济破釜沉舟之师也。”总督大人对这封“群众来信”还是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亲笔回复，对丁“自费留英三年，坚苦励学，进取之志”赞赏有加，表示“已札饬宁学司转饬该县，仍于此项经费内每年酌核加拨，以资津贴”。望其“益加奋勉，日起有功，俾成令器”。[14]
几经反复，大约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初，1600元款项方被分配如下：给丁文江再加拨300元，共每年700元；拨给宗孟学校每年700元，余下的200元用于支持发展女学。端方的批复：“所议极属平允。”
尾 声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这份补助等待丁文江的还有最后一个波折。据丁臻祺宣统元年禀称，补助丁文江的七百元公费，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均获如数拨给，汇寄英伦。但宣统元年自春至今尚未发给，丁文江“屡次函催，需用甚急，困苦情形达于极点”，而且汇款至英约需六七十日方到。因此丁父吁请知县先行拨公款赶速转寄，以解燃眉之急。丁父于宣统元年十月以后，方陆续分三次领到700元的学费补助。
宣统三年，即将毕业回国的丁文江得到了一个补官费的机会，但他让给了仍在英国读书的李毅士。李毅士则将所补发的100多镑转送给丁文江，玉成了他沿途考察西南三省的宏愿。
丁文江以留学期间“得有三次奖品，七纸证书，毕业文凭亦系最优”的成绩和一次西南三省的壮游，为其留学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发展的历史序幕。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笔经费助其留学成功，中国的近代地质科学又会何时开端。如此看来，谁又能说这笔留学经费是一桩小事呢？
〔作者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北京 100006〕
（原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①]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独立评论》188号，1936年2月，第45—48页。
[②] 李毅士：《留学时代的丁在君》，《独立评论》第208号，1936年7月，第12—18页。
[③] 丁文江：《苏俄旅行记（四）》，《独立评论》第107号， 1934年7月，第6—11页。
[④] 胡适认为，丁文江1907年在葛拉斯哥工科学院是为明年考伦敦大学作预备，结果在1908年伦敦大学医科入学考试时因一门不及格而未果。（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18页。）但李毅士的说法得到张铸等人的印证。据当时的留英学生张铸等《上驻英大臣李经方书》，丁文江“经英伦大学选为正科，正今在葛拉斯古实业学校肄习工科。英制惟英伦大学正科生可见纳于各官学校，将来卒业即为该大学之学生”。（《学费全案》，073-02-001，第3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⑤]据其父丁臻祺称，丁文江“在霭都预备科学堂肄业，学、膳各费每年需用一千五百金”。其父又有一说，丁文江虽蒙剑桥特取，“得照优待例减半学费，而仪器自备，以及膳学等费尚需洋五千余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学费全案》，073-02-001，第2、14页）
[⑥] 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第45—48页。
[⑦] 据李毅士回忆，丁文江是光绪三十二年底放年假的时候与他相见，并告诉他决定不再到剑桥去了。若如此，丁入学时间应在该年秋季。然而，丁父是在丁文江考取剑桥之后方向龙璋申请补助，而龙璋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已经批复。按中英间信函往来时间及丁父申请与知县批复的速度，丁文江至少在光绪三十一年末即已被剑桥录取。
[⑧]《学费全案》，073-02-001，第2—3、6—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⑨] 李毅士：《留学时代的丁在君》，《独立评论》第208号，1936年7月，第12—18页。
[⑩] 参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19页）及宋广波《丁文江年谱》（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5页），其中《年谱》又误将此事置于1910年。
[11]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45页。
[12]《学费全案》，073-02-001，第5—6、31、7—8、11、10、15、18—1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3] 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独立评论》第188号， 1936年2月，第47页。
[14] 《学费全案》，073-02-001，第30-3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微软用户1]标题这样拟，是否妥当，请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