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全集-试论戊戌新学的几个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之洞全集-试论戊戌新学的几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试论戊戌新学的几个问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古之变局”。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观念的冲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后期，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中学与西学之辩，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更是举足轻重，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戊戌新文化运动”（注：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新学一词，在近代中国实肇源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其时原指东汉新莽之学，维新时期则扩而成为康、梁维新学说的代名词，进而因其牵涉大量西方思想又被等同于西学。本文要讨论的新学，是戊戌时期的新学而非新莽之学。从字面意义看，新学实在“新”字之上，与之对应的为旧学；西学则与中学相对应。囿于习惯，治史者常将两者等同一谈，认为西学即新学，中学即旧学。如有文章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入第二个阶段”（注：王继平：《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又有文章论曰：“新学与西学关系密切，……因此说‘新学’即‘西学’也不为过。”（注：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虽然文中另有注解， 但西学与新学被等同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新学不同于西学，二者在盛行时间和内容上都有差异（注：冯天喻：《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然而，新学之“新”原因何在？为何会有新学之称谓而不采用西学的名称？新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新学与西学等究竟有何联系和区别？则很少有人深入探讨。本文拟对此作些考察。
一、新学和西学的联系和区别
毫无疑问，新学与西学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同一性。首先，西学也好，新学也好，都具有明显的西方化色彩。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用”，指的便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张之洞说得更清楚：“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40页。）。其次，从内涵上讲，西学应指一切从西方传过来的、非中国所固有的东西；而新学，检诸内容，可以发现，其核心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尽管它在表现形式和其它方面还存有传统旧学的遗痕（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在严复、康有为等新学大家的着述中，新学与西学概念，往往混用。如梁启超曾说：“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又说：“提倡新学，……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再次，新学与西学这两者都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特质。西学的广义内涵是西方文化。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看，新学本身即是西学东渐的一种形式，一个阶段，二者统一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新学与西学更多地存在着种种差异性。
第一，新学和西学存在文化层次上的差异。文化的传播、交流是长时间整合的结果，一段时间内总有一种文化形态占优势。就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过程而言，早在明末清初，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便把西方文化传入到中国，并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徐光启、李之藻的认同。这是西学东渐之始。然而，象一些学者那样，将这时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西学东渐看成一个整体，并沿用其“西学”名词来对戊戌新学与中学作比较研究，我们以为是不洽当的。检诸史料，可以看到不可忽略的一个现象是，在明末清初传入到中国的西学之中，大部分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和宗教神学。因此，从文化学的视角去审视明末清初传入的西学，物质文化无疑占了绝对优势，故而在思想领域中，传统文化仍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即使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欧风美雨大肆冲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里，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西学的输入仍然是物质文化占据优势，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几乎是一个禁区，鲜有士人敢越雷池一步。所以，直至戊戌以前，西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必经阶段的主体内容之一，始终让位于低层次的物质文化层面。这与戊戌维新时期盛行的新学有着很大差别。戊戌维新时期，在西学传播已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更多的是输入与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对立的新文化、新思想。这属于文化交流中的精神文化层面，是较高层次的阶段。
在考察西学和新学差异时，还有必要追溯至西学之故乡——欧美。早期由传教士输入到中国的西学，由于教会的控制和神学的偏见，传入的只是欧洲的“古学”、“旧学”，只是欧洲没落的宗教神学和纯物质文化的科学技术。而“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1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也存在新旧之分、古今之别，不可一概而论。从文化学意义理解，戊戌以前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欧洲没落的宗教文化和低层次的物质文化，大部分在彼也只是“古学”、“旧学”，其与近世西方新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第二，新学和西学在内容上的差异。鸦片战争以来，西学由中国沿海地区逐渐涌入内地。然而，检诸19世纪中期的译书着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译书多集中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宗教神学以及符合中国传统学术范式的史地着作，至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则涉及不多。如传教士于1843—1860年在上海的译书，史地语言类占10％，宗教类高达80％，自然科学类占10％；中国人官办译书局的译书，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自然科学类书籍占80％，社会科学类只占20％，其中近半数又是史地着作（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0、205—213页。）。
到了戊戌维新时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自由、平等、进化论等资产阶级思想内容的新学已占很大比例，晚清“学术几为一变”（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51页。）。而这种新学始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内涵。首先，它触动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在当时，认同和宣传新学的人们已看到，封建的三纲五常“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因而盛赞：“西之教平等， 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而“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这些都与君臣之义、三纲五常相背离，无疑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其次，它积极宣传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儒学思想中，无论宋学、汉学，甚或是最讲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故力主人们回复到夏、商、周三代之盛世。而进化论则“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0页。）认为未来比现在更美好，力主人们追逐未来。可见，新学与旧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再其次，新学的倡导者们聚集于进京会试的士子之中，冲破“士人不准干政”的禁令，发动了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使新学“吐万丈光芒”，“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自此以后，“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4页。）
从文化学角度看，新学和西学二者的差异性正反映它们是不同质的两种层次的文化，而二者的根本岐点正在于物质的“求量变”和精神的“求质变”。如果我们象前人一样视西学为“奇技淫巧”，那末对于与封建伦理根本对立、充满资产阶级新文化气息的新学，就不得不承认其是对封建思想的根本叛逆，已触及到了传统文化中最深层次的东西。新学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和西学的中性立场，无疑是二者内容上根本区别之所在。
第三，新学和西学在传播途径和影响力上的差异。西学是伴随着传教士在19世纪中期的活动而传入中国的。观其方式，大致以办报译书、设学校等为主。就其影响力而言，译书与办报是西学传播及重要的手段。因其影响，“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注：鲁迅：《文化偏至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33页。）。但应该看到这样两点不可忽略的事实：其一，为使西学顺利传播，这时的译书与报纸大都未曾触及封建伦理道德，只是在中国的礼义道德之外加上西器西艺而已。而对西教、西政则讳莫如深，对提倡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思想更不敢问津。其次，西方人所主办的报刊，并不支持中国骤改旧学、取新学。他们认为：“中国旧学，不可骤然全改，偶一不慎，将见阻挠者，叛逆者，接踵而起，皆意中事；况弃旧学而立新学，必多借才于泰西，尤不免使人疑惧也。”（注：《戊戌变法》〈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67页。）而“从1815年至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注：方汉奇：《中国代近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由此可见，戊戌维新以前，新学在华传播的环境并不宽阔，道路并不畅通。戊戌维新期间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戊戌新学的传播过程中，学会这一组织形式起了重要的作用。新学家明确宣布学会的宗旨在于“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8页。）。其会员“湘省创设南学会，……会者三百余人”（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83页。）。 听众则更是“每会集者千数百人”（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1页。）。学会的目的在于：“开民智、兴民权、倡民德”，以使“五之童，騃愚之□（原字为坚的上半部下加豆），莫不知之，莫不言之”。从而，“民气之昌，可继日而待矣。”（注：《戊戌变法》〈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98页。）此外，维新派创立报刊主要目的在于宣传新学。时务报、知新报等创办以后，发行量激增，分销数省，“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71页。），以致“闻风兴起者益多”， 对思想界影响巨大，成为传播新学的重要工具。其内容较之西人所办报刊，也大多言词激烈，针对性特强，故而遭致取缔之祸。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新学传播的影响，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当然，这与当时西学东渐日盛、中西文化交流日昌的大环境和时代的需要有关。
二、新学和旧学的联系和区别
照常理看，新当与旧相对应，新学当与旧学相对应。但应当明确的是，新学决非凭空而能产生，或者说主要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新学，不可能排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而独自生根、开花、结果。这是因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整合，不可能全方位地排斥另一方、消灭另一方，而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产生。即使是在晚清国势日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逐渐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也不可能把西学一丝不变地搬用于中国，并能使久远深厚的中国文化彻底得以改造。事实是，晚清新学与旧学、西学、中学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张之洞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40页。）在这里，他把中学——中国传统文化当成旧学，把西学（他更重视西艺）视为新学。这与维新时期的新学观大异其趣。在戊戌时期的新学家那里，西学不同于新学，中学也不等同于旧学。唐才常即认为：“天地自然之理，无判中西，无殊古今。”（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2页。 ）梁启超也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故他们主张中西会通，“建设新学派，鼓舞人创作精神”（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作为新学家之一的严复更大力批判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指出其“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5页。）“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梁启超一针见血的说：“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并毅然决然地宣布与旧学决裂。
然而，新学家未能完全与旧学完全决裂。首先，新学巨子康有为的三世说便因袭了公羊学说的外衣。他正是用公羊三世说，为其社会进化论作掩护。其次，新学家在谈及西学时，常陷于某种程度的“西学中源说”。如严复认为：“观西人名学，……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9—170页。）唐才常也说：“今新学家言，……若《管子》、若《墨子》，……弗赘述。”（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页。）谭嗣同甚至称：“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9页。）。再次， 出于某种调和中西文化的需要，有时新学家对旧学也加以肯定，对传统文化力图取其合理的一面。可以说，新学在不仅没有完全与旧学决裂，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它，只不过揉合西学加以改头换面而已。
三、戊戌新学的基本特色
第一，鲜明的政治性。戊戌时期的新学，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盛行起来的，即“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页。）从一开始，它便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变法以救中国，“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上下求索’”（注：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新学中诸如民权说、进化论等，其实质都是为变法维新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新学家们认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并指出不变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人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5页。）。毫无疑问， 为政治而学术乃是戊戌时期新学的一个明显特征。梁启超曾总结戊戌新学失败的原因说：“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原，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学者杨东莼也曾指出：“（康）有为的思想完全是当时时代与社会的反映，……（有为）只是拿着他的学说去做维新运动的手段。”（注：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实际上，戊戌新学正是充当了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和宣传手段。
第二，具有新旧调和、中西调和的特性。戊戌新学在其内容上，是杂揉中国旧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合物。其时，新学家已经意识到西方“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页。）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变革的巨大困难，“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页。）故而在新与旧之间寻找平衡，在中与西之间谋求调合。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早期改良派“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注：《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考旧知新说》，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5页。）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间寻找交流、整合的楔入点，是戊戌新学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在实际活动中，新学家们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
新学的调和性不仅体现在中西之间，也体现在新旧之间。新的本意有两种：一是性质上的新即质变；二是形式上的新即量变。如前所述，戊戌新学在性质上有变化，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质变；在形式上也是如此，因而给人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如，在戊戌新学内容中，即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学术，康有为甚至搬出孔子作为其改制的先圣，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当时的新学家为减少阻力，多采取调和新旧的态度。
第三，具有对旧学的巨大冲击力。戊戌新学一出现，便“以大海潮者，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使当时学者士人“一旦尽失其故垒，悯悯然不知其所以事”（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4页。），从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从其对中国传统封建学术的威胁而言，社会影响极大，使中国民众“识议一变焉”（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页。）。从学术意义上讲，这种冲击力有利于启发学者的怀疑精神，使之在某种程度上去揭示中国传统学术的贫乏，用以表现学者向往追求新文化的倾向。黑格尔认为，认识法则的合理性就是启蒙。从对旧有文化传统的冲击力来讲，新学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对近代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用张之洞的话说，戊戌以后“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页。）正是在戊戌新学的影响下，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体系逐步建立起来。“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革”等应运而生，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四、余论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会通的过程中整合、发展起来的，在外力的冲击和自身衍变的合力下，其改变了自身的文化生态。戊戌新学的出现，正是中国近代文化模式演变的一次尝试。但其中又包含内在的逻辑矛盾。这种矛盾，与新学家们自身的文化修养、中国近代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还应指出的是，戊戌时期的新学，是新学家们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的结果。所谓理性，指的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于奇迹的倾向。”（注：汉默顿：《西方名着摘要》，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4页。 ）戊戌新学已经是仁人志士用理性的眼光去认识中西文化差异的起始，他们已经摆脱了以“奇技淫巧”看待西方文化的窠臼。严复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1页。）尽管他的论述只是机械地从表面上认识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但毕竟开启了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的先河，且为日后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上的铺垫。
戊戌新学还表现一种思想超前的趋向。在新学家的着述中，设议院、开制度局的议论比比皆是，但在实际政治活动中，这些无一实现。当然，“凡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或者说那些在野的思想家总是较容易地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所发表的见解也往往超越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注：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戊戌新学与当时社会文明程度不协调的超前意识。我们更应看到，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戊戌新学虽然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但毕竟迈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资料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