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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时期汤寿潜几个问题的探讨

辛亥革命时期是汤寿潜一生活动中最活跃的时期，他参与发动和组织了立宪运动、收回苏杭甬铁路运动，及都督浙江、援宁北伐、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等重大事件，给清末民初历史以重大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其研究还不充分，有的观点也值得进一步商榷。本文拟就这一时期汤寿潜的几个问题作些讨论，以求教同行。
一、汤寿潜与立宪运动
汤寿潜是着名的立宪派首领，时人常把他与张謇并称为“张汤”。但与张謇、汤化龙等立宪人士相比，学术界对汤寿潜立宪思想与活动的研究显得很薄弱。
汤寿潜是戊戌政变后较早主张立宪并极力策动清廷遣使出洋考察宪政的立宪派人士之一。
自1895年郑观应首先提出君主立宪思想后，1898年康有为通过光绪帝在中国首次进行了君主立宪的尝试，虽然这一尝试当年即被慈禧太后以暴力扼杀，但变法革新、追求民主政治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三年之后，西太后颁布了变法谕旨，推行“新政”。虽然慈禧所说的“变法”遵循的仍然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路线，但维新派、包括部分官员纷纷要求实现君主立宪，彻底改造中国政治。于是，中国兴起了颇具声势的君主立宪思潮。
汤寿潜是较早宣传君主立宪的人。1901年8月，汤寿潜写就了《宪法古义》一书，虽然我们现无法找到该书，但从汤氏所写的该书“叙”及现能看到的该书纲目看，这是他立宪思想的第一次集中阐述。汤寿潜在书中强调了立宪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只要立宪就能成为头等强国。“夫西人绞无量数生灵之血，始得此数十条之宪法，日本行之而效矣。中国急起直追，但求有真精神灌注其间，酌中外古今之宜而通之，遂为头等国不难。”他驳斥了君主立宪有害于君权的观点，强调指出：“宪法者，民权之虎符，而亦君权之后盾。彼疑立宪之有损于君权，非真知宪法者也。”他把立宪看作是巩固清王朝的法宝，以打动统治决策者，这是他宣传的策略之处；同时他强调宪法对于保护民权的作用，视之为“民权之虎符”，这样就把民权和君权这两种对立权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减少立宪的阻力，汤寿潜重在论证宪法是中国所固有的东西，并非是舶来品。他说：“庚子乱后，救亡无术，立宪之说渐腾于时，然只知宪法为东西所已行，不知宪法为中国所固有，”因此，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胪举东西国宪法所许之权利，一一证以中国古书，……使中国人民知宪法为深渊之珠，远游之子，循而求之，故所自有，未始非考求宪法之一助。”（注：汤寿潜：《宪法古义叙》，浙江省萧山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以下简称《史料专辑》），1993年3月印行，第466、465页。）
汤寿潜不但宣传君主立宪，而且极力策动中央和地方权臣赞成并奏请清廷实行立宪。1903年6月上旬，汤寿潜与张謇、张美翊、张元济、赵凤昌连日商谈，策划说服清廷赞成立宪。次年6月初，汤寿潜又与张謇、张美翊等商议策划推动清廷政治改革事宜。5日，由宁波人张美翊以学生身份向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寄呈说帖，建言“改定宪政”。3个月后，汤寿潜通过浙江宁海人章梫（一山）连呈瞿鸿禨二函，其一是鼓动瞿勇敢地站出来倡导立宪。“宪法之义，走以渎吾师者三年余矣。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成则人人将以铜像，不成则奉身而退，此心可讯三光”；其二是向瞿献策，说“今有一笔两用之策，莫妙于考求宪法为词。凡立宪各国，侈然以文明自负，我若有所输入，星轺所莅，无不全国欢迎；入手得势，暗中与商及俄日之局，彼更易于水乳。否则，如此专使游迹，不容独遗俄国，唯以宪法为名，彼中无可采访，不妨弃之如遗。”（注：《汤寿潜致章一山函，光绪三十年八月一日，转引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50、51页。）经汤寿潜等的策动，瞿的立宪态度转趋积极，他面奏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并“自请亲赴欧美”。瞿是深受慈禧信赖的军机大臣，他的态度转为积极，对慈禧作出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决策有重要影响。1906年7月21日，戴鸿慈、端方从日本、欧美考察宪政回到上海后，汤寿潜与张謇、赵凤昌等先后4次谒见，“极力劝其速奏立宪，不可再推宕。”
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正式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序幕。随后，汤寿潜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敦促清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真正实行君主立宪方面。
清廷发布仿行宪政后，汤寿潜欢欣鼓舞。他在给瞿鸿机的信中说：“以五千年相沿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注：《汤寿潜致瞿中堂函》，光绪三十二年，转引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74页。）但汤寿潜并没有以清廷诏谕仿行宪政为满足，当他发现朝野上下部分顽固守旧分子对宪政阳奉阴违，使宪政“名与实违，甚或有假新政以罔民而误国”时，当他意识到朝廷在有意无意延宕宪政时，他又投入了敦请实行真立宪和速开国会的活动。
预备立宪上谕颁布不久，汤寿潜即在《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中表示了对新政的不满，提出了立宪的4项主张，敦请政府仿照西法，真心实意实行立宪，不要借立宪罔民误国。（注：汤寿潜：《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1907年），《史料专辑》，第515页。）同时，他和郑孝胥等人两次电请清廷要求速开国会。是年12月底，汤寿潜与郑孝胥、张謇联合旅沪江浙绅商200余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并被选为副会长，积极参与筹备立宪，推动朝廷立宪等活动。
1908年5月29日，预备立宪公会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速开国会，汤寿潜在电文中增加了“时不待我，敌不待我”八个字，表明了汤寿潜对速开国会的热切心情。他与郑孝胥等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电请清廷要求以两年为限，正式召开国会。汤寿潜还与张謇等人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电邀全国各省立宪团体，采取统一步调，赴京请愿，以敦促清廷早日召开国会，并派人赴各省联络发动。汤寿潜即派人到浙江进行发动，并向各府寄发传单和签名册，要求各地士民签名并派代表到省城开会。7月28日，各地代表聚集杭州开会，会上推举叶景葵、邵义等为赴京请愿代表，通过了由汤寿潜主稿的《国会请愿书》。这份由归安籍前吏部侍郎朱祖谋领衔、全省8000多绅民签名的请愿书，驳斥了反对开国会的种种观点，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速开国会的极端重要性，“海通以来，十数强国鹰膦虎视，其所以驯至富强者，所有政体无不归墟立宪，收效于国会，且有视立宪更进者，大率立两院制度之国会，予人民以参政之权，有参政权而后有责任。时势所趋，日本迎其机而利用之，蕞尔三岛，已见明效。中国为之，事半功倍，何独不为？顾或疑人民程度太低，惟其太低也，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训练，得以增长其智力。国会一日不开，即缓至数十年，其人民之程度现象犹今日也。…或又疑人民权力太大，中国幅员广矣，交通又不便，人方议我十八省如十八国。正苦人民未有权利，故如溃瓜，如败叶，有事辄烦，朝延[廷]独当其冲，主客劳逸，势成倒置，动为列强所凌辱。未闻人民有权力之国而列强敢于凌辱者。”至于中国教育未普及、工商业不发达，那也是无国会之故，“无国会则予夺之权操之政府，人民率观望不前；有国会则人民参订工商法律，资本家地位巩固，自能并全力而为对外之竞争。”总之，“图存济变，系命于立宪，而根据于国会。”请愿书警告清廷：“国势日亟，列强对我政策瞬息万变，愈迫愈紧。”如不迅速成立国会，“恐列强无容我设立国会之余地。”（注：汤寿潜：《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光绪戊申年，《史料专辑》，第489—490页。）
在各地络绎不绝的上书和请愿的压力下，1908年8月，清廷被迫公布9年预备立宪期限。汤寿潜认为9年预备期太长，要求早开国会。1909年农历十月十六日，汤寿潜上奏《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再次呼吁“提前速开国会”。汤氏指出，成立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使人民与中央直接议事，共担责任，不但可以消弭内乱，且外交艰危事件也易应付。他批驳了国民程度底，召集国会需待以时日的观点，指出“试思日本明治二十三四年间，其程度岂能一一尽合？中国人民知为立宪之请求，亦正非无程度矣。如曰‘待’也，安保待至九年必能尽合？且外祸方急起直追而旦夕不待我也。”（注：汤寿潜：《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史料专辑》，第522页。）同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再次陈述局势危迫，尽速召开国会的紧迫性。
1909年各省咨议局相继设立后，立宪派有了更大的活动舞台，各地之间也加强了联系，形成了一定声势。在自身实力壮大后，立宪派更不满足于已定的预备立宪期限，于是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国会请愿运动。汤寿潜因“路事竭蹶”，坚辞浙江省咨议局议员。他在复咨议局议员函中说：“下走目击外力内渐，意非立宪不克支柱，暗言者廿年，明言者十年，皆在举国不言之日，有着作可按也。”他说今所以坚辞议员，实因路事，因“路事系奔走之役，不特杭沪也，今已远至甬绍，更非鞭长能及，正苦求脱不遂，兼任之说，期期以为不可。”（注：汤寿潜：《复咨议局全体议员》，《史料专辑》，第579页。）汤氏虽辞议员，但他仍是浙江省咨议局的精神领袖，给咨议局的活动以积极影响。1910年4月，汤寿潜游历广东，对广东各界发表请开国会的演说，再次论及君主立宪制度的益处，希望广东各界发扬三元里人民斗争精神，再接再厉，再次发动国会请愿运动。（注：《汤蛰仙学使游历粤省演说词》（请开国会演说词），《史料专辑》，第585—586页。）
由于清政府预备立宪原本只是为了欺骗舆论，消弭革命，所以1911年5月8日它所成立的“责任内阁”，皇族成员竟占一半以上。汤寿潜立即与张謇、沈曾植、赵凤昌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皇族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但被拒绝了。“皇族内阁”的出笼，加以领导浙路斗争中的艰难经历，使汤寿潜对清政府完全失去希望。同年6月27日，清朝已岌岌可危，汤寿潜在汉口遇郑孝胥，因主张共和，与主张保皇的郑氏决裂。（注：陈志放等：《汤寿潜年谱》，《史料专辑》，第635页。）
由上可知，汤寿潜是20世纪初最早宣传君主立宪并策动朝廷遣使出洋考察宪政的立宪派人士之一，并极力敦请朝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发动和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皇族内阁”的出笼，汤氏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即已转向共和。
二、汤寿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筹建统一政权问题很快被提上了日程。汤寿潜积极参与了筹建活动，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把汤寿潜与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相提并论，认为汤寿潜等企图操纵临时政府的筹建权，因而多有贬责，这是值得商榷的。
汤寿潜是较早意识到组建统一革命政府问题并公开发出这一倡议的人。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汤寿潜抵达武汉，在鄂两天，他看到武昌起义的蓬勃声势，并了解到湖北、广西、四川等地一些州县已继起响应，意识到清政府即将倾覆，遂于13日返沪，22日即“与三数同志组织临时会，为临时政府之预备会。”（注：《浙军都督府卷宗》有关都督汤寿潜书信底稿集拾，《史料专辑》，第712页。）
11月5日汤寿潜被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后，11日，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以筹建临时政府。电文说：“自武昌起事，各省响应，共和政府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因此，急宜仿美国独立战争时大陆会议的精神和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外妥善方法，以其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并提出代表举派方法是由各省咨议局和军政府各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注：《民立报》1911年11月14日）汤寿潜等关于组织临时会议机关的倡议顺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得到各省的积极响应，其集议方法也为各省所接受。11月15日，先期抵沪的苏、沪、闽三省代表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汤寿潜倡议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筹建临时政府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为了统一内外政策，结束独立各省的纷乱局面。这已在前引电文中说得很清楚。在致云南及各省电中，他又说：“海内苦专制久矣，自武汉义旗一麾，不一月全国响应，应天顺民，具有明证。侧闻各省之主旨，多以后此政体，专采共和，一洗苟且补苴之陋。”但今独立各省“虽同激于义愤，而起事各不相谋，容或多立名目，头绪纷繁，此一都督，彼一司令。今虽势力较厚，后则观听将淆。为久远计，不能不虑。”（注：《汤寿潜等致滇省及各省函》，《史料专辑》，第595页。）所以必须组织统一政府。如果说这类公开电文不免有些冠冕堂皇的话，那么他给他人的私人信件当是他真实思想的表白。11月13日，即他与程德全联电发出的第3天，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说：“东南人士，咸以政体不可不立，外交不可无主，谓宜亟设共和政府，以收统一之效。”（注：汤寿潜：《致袁世凯函》，《史料专辑》，第709—710页。）稍后，他在给黎元洪的信中也表露出对“省自为制，纷絮错乱”（注：汤寿潜：《致黎元洪》，《史料专辑》，第693页。）局面的忧虑，表示应急速成立中央政府，统一内外政策。第二，为了统一军事行动，彻底推翻清政府，肃清封建势力。汤寿潜在给一位故友的信中说：“援鄂伐燕，俱不容缓。但得临时政府早日成立，庶可望谋定后战，以靖余孽耳！”（注：汤寿潜：《复绍兴议事会金腾》，《史料专辑》，第696页。）第三，为了避免列强的干涉、瓜分。汤寿潜担心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致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更担心帝国主义乘此旧政府将倾、新政府未立之际瓜分中国，当时也确实存在这种危险。他认为避免列强干涉、瓜分的根本方法就是迅速成立共和政府，并设法使列强承认，而要求外人承认，就必须统一外交政策，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安全。11月17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惟是新国初造，来日大难，东西强邻，眈眈虎视”，“必先保治安，始可不生交涉。”（注：《汤寿潜史料专辑》，第695页。）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今旧者推翻，新未承认，吾曹遂为无国之民，……临时政府能早承认，则无国亦有国，否则，千万进行皆水泡。”（注：汤寿潜：《致子川》，《史料专辑），第688页。）
从上述情况看，说汤寿潜倡议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是为了操纵临时政府的筹建权是有失公允的。
总统人选和建都地点是组建中央政府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学术界认为，汤寿潜是主张举黄（兴）的（注：金冲及等《辛亥革命史稿》第3册第488页及章开沅等《辛亥革命史》下册第292页均持此说。），在建都地点上他主张都鄂，反对都宁。（注：刘坚等：《首任浙江都督汤寿潜》，《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这并不符合事实。关于中央政府首脑人选，汤寿潜经历了举黎（元洪）到举孙（中山）的转变，反对举黄；在建都地点上，他又经历了由都鄂到都宁的变化。
如前所述，汤寿潜在11月11日的通电中主张在沪召集临时会议机关，但他并没有提临时政府设于何处，且当他得悉武昌方面黎元洪已于11月9日发出通电，要求独立各省派全权委员赴鄂组织临时政府后，即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主张亲赴武昌组织中央政府。11月16日，汤寿潜召集参议员、各部目、敢死团长等特开临时会，并在会上“倡议亲赴武昌，会合各省筹联邦政府之组织，以定国基”，后经全体商议改派张元济赴鄂。（注：《中报》1911年11月20日。）所以，他迟迟不派代表参加原由他发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直到11月20日代表联合会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后，他才派汤尔和等作为浙江代表出席联合会。（注：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第242页。）反映了他的建都地点和中央政府首脑人选意向。
11月20日，黎元洪通电各省，建议“先由各省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聘请来鄂，以政府成立照会各国领事，转各国公使各请本国承认，庶国基可以初定”，并拟定了临时政府暂分内务、外交、教育、财政、交通、军政、司法7部的组织机构方案，提出除外交首长推伍廷芳外，“财政首长敝省拟举张謇。”（注：《黎副总统政书》卷一，第6页）汤寿潜复电对此表示赞同，并电举了各部首长，除外交推伍廷芳外，“内务程德全、教育章炳麟、财政张謇、交通詹天佑、军政黄兴、司法汪兆铭。”（注：《申报》1911年12月1日。）从这一复电可以看出：（一）当时汤寿潜是主张都鄂的，这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的以“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一致。（二）汤寿潜在电文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临时政府总统人选，但黎元洪当时是以中央政府首脑的姿态电告各省的，汤寿潜既赞同黎电主张，并推举了各部首长，其总统人选意向是明确的。这也与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的“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相吻合。（三）在汤电所举的各部长人选中，除外交、财政属附和鄂方建议外，其它内务、教育、交通、军政、司法五部中至少有3个部的人选是革命党人，看不出有使立宪派人控制中央政府权力的企图。
南京光复后，汤寿潜的建都地点主张发生了变化。南京光复的次日，即12月3日，他即与程德全、陈其美、赵凤昌及留沪各省代表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5日的《申报》、《时报》也说汤寿潜赞成都宁。（注：转见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3页注②。）以前对汤寿潜等的这一都宁决议曾有指责，认为是背着赴鄂代表和鄂军政的一幕“滑稽戏”（注：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第242页。），似乎又有企图控制临时政府筹建权之嫌。其实这一决定适应了客观形势的变化。武昌是首义之区，革命党人云集之地，且起义爆发后一度成为全国革命政治军事中心，本是理想的建都之地点，但11月27日汉阳陷落后，武昌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威胁之下，显然已不宜再作都城。南京为六朝古都，东南第一重镇，南京光复，东南底定，自然成为最适当的建都处所。事实上，就在汤等与留沪代表作出都宁决议的当天，赴鄂各省代表也作出了“临时政府设南京，各省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南京”的决议。这种不谋而合，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12月4日，程德全、陈其美又与留沪代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次日复议决，以大元帅主持临时政府。学术界有认为汤寿潜是这一行动的策动者之一（注：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上海人民版1991年版，第490页。），并据此得出汤主张举黄的结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如前所述，汤寿潜鉴于武昌的军事压力确实同意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但他并不同意由留沪代表选举大元帅，更不同意举黄。所以，在12月4日的会上他先是反对选举，继则拂袖而回杭州。12月10日，他在给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何海鸣的信中解释道：“若沪会之举，合席惟闽代表林（即林长民，引者注）与弟反对，因托快车，不终议先散，盖恐负黎，且自负去鄂之代表，期期以为不可，第少数无如何耳。”（注：汤寿潜：《复何海鸣》，《史料专辑》，第702页。）同日，他在给浙江赴鄂代表陈时夏、汤尔和等的信中也说当时他反对举黄，但江苏、上海的代表“全持之尤力”，他“乃拂袖不终议先散”。（注：汤寿潜：《去组织临时政府代表函》，《史料专辑》，第694页。）章太炎在其自订年谱中也说12月4日沪会讨论大元帅人选时，“诸代表未有言，蛰仙称浙江有事，遂引去。”（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4页。蔡元培在20多年后写的回忆录《辛亥那一年》中说汤当时主张举黄，显然有误。蔡的回忆录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集》，第426页。）
汤寿潜为什么反对由留沪代表选举正副元帅，反对举黄？其中缘由是：（一）汤寿潜认为，既然各省代表联合会早已议决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那么再举黄兴为大元帅，则“与推黎之宗旨顿悖”（注：汤寿潜：《去组织临时政府代表函》，《史料专辑》，第694页。）“盖恐负黎”，将失信于黎，失信于民。（二）汤寿潜又认为，既有前约，以赴鄂之各省代表议组临时政府事，留沪的各省代表只作为联络通信机关，为鄂会后援，那么由留沪代表选举正副元帅，虽情有可原，即为“急求统一起见”，但“终似不正当之行为”（注：汤寿潜：《致黎元洪》，《史料专辑》，第713页。）“且自负去鄂之代表”。（三）汤寿潜还认为，作为首义之区的黎元洪督师武汉，抗击清军，苦支危局，使东南各省得以“暂安枕席”，其功业“于廿世纪亚洲光复史中首屈一指”（注：汤寿潜：《致黎都督》，《史料专辑》，第693页。），而且事实上已在起着执行中央政务的作用，自然是比较合适的大元帅人选。
怎样看汤寿潜的举黎主张？能否因今人看来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党领袖，黎元洪是武昌起义时持反对立场的清朝高级军官而对汤的这一举动进行贬责？我以为在评论这一问题时不能不注意以下两个史实。第一，在这之前各省代表联合会确已有以湖北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的决议，而且近两个月来湖北军政府事实上已扮演了中央军政府的角色。第二，黎元洪是首义之区的都督，而黄兴则是他设坛亲授的中华民国军事总司令，当时又背上“汉阳败将”的名声，在当时独立各省，黄的地位和影响确不如黎，这可以从12月17日鄂沪两地代表齐集南京后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及12月28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酝酿总统人选时主黎者达十分之六，主黄者仅十分之三（注：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70页。），得到说明。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不是出于某一集团或个人的考虑，自然会作出举黎的抉择。
但汤寿潜获悉孙中山回国后，其临时大总统人选意向发生了变化。12月22日，即孙中山抵达香港的第二天，汤寿潜在致伍廷芳的电报中说：“袁先违约，唐非全权，浙曾有议和作罢之电。今若再与迁就，盖示以弱。中山既来，必有北伐之计。”（注：汤寿潜：《致伍廷芳等电》，《史料专辑》，第595页。）表达了他对南方与袁世凯议和的强烈不满（南北和议已于12月18日开始）和对孙中山归国主持军政大计的厚望。对南方与袁妥协的不满，自然包括黎元洪，因为黎是南方与袁议和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12月25日，即孙中山到达上海的当天，汤寿潜又在给程德全的信中说：“中山到沪，情态何似？是此来能否有总统之资格？公路（引者注，公路为三国时袁术字，汤借指袁世凯）逢此敌手，恐益坚其诱约进犯之志矣。”（注：汤寿潜：《致程德全》，《史料专辑》，第706页。）这里汤寿潜虽然没有明确提以孙中山为临时总统人选，但十分明显，他已在考虑是否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汤寿潜并非革命党人，此前与孙中山也从无交往，且由于孙流亡海外16年刚刚归国，他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也不十分了解。但即使这样，汤寿潜还是在孙中山一到上海就考虑是否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且把孙中山看作袁世凯最主要的“敌手”，其总统人选意向还是很明显的，次日，他又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闻中山君已到，唐亦约伍续议，临时政府诚刻不容缓耳。”（注：汤寿潜：《致伍廷芳》，《史料专辑》，第707页。）如果我们把这封信与前述两则史料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看出汤寿潜的意图是：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迅速成立临时政府，中止与袁世凯议和，由临时政府统一谋划北伐。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终于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而宣告成立。
综上所述，汤寿潜倡议并积极参与筹建临时政府，是为了尽早结束独立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内外政策，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建都地点和临时大总统人选问题上，他的主张经历了由都鄂举黎到都宁举黎，再到都宁举孙的变化，这都是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作出的正确抉择。在筹建临时政府问题上，汤寿潜与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人的主张不尽相同，不可简单化相提并论。
三、汤寿潜与南北和议、北伐
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湖北军政府就接受了袁世凯的秘密议和，并于12月1日达成了武汉地区停战3日的协定，以后民、清双方又派代表正式议和。以往学术界认为：浙江都督汤寿潜是这次议和的幕后策划者和襄助袁世凯夺权的得力谋士之一。事实上，汤寿潜是坚决反对议和、主张北伐的，也是立宪派中为数不多的激进反袁之士。
汤寿潜出任浙督后四天，即11月9日，已被授予“钦差大臣”、拥有节制赴鄂水陆各军全权的袁世凯又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政府事实上的实权人物和革命的最大障碍。
鉴于当时省内外形势，汤寿潜督浙后，在推进全省光复、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于11月12日派出援宁支队，积极参与光复南京，期以“铁血主义”彻底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注：南京光复后，汤寿潜在给援宁浙军前线指挥官的的信中勉励浙军将士再接再厉，为造共和血战到底。他说：“此役所以底成功者，实赖浙军誓死血战。…诸君为倾覆专制政体而战，为造一般人民之幸福而战，此为二十世纪我中国最可尊可敬之军人。…世界共和政体，无不以血战得之，诸君实行其铁血主义，何功勿成，何战勿克！”见汤寿潜《致徐则恂队官、张兆辰指挥官》，《史料专辑》，第717—718页。）。为了尽早结束战争，稳定社会，避免列强的干涉，减轻人民的痛苦，汤寿潜同时也试图策动袁世凯拥护共和，“反戈一击”，推翻清朝，成就光复大业。所以在派出援宁支队后第二天即11月13日，汤寿潜就致书袁世凯，说“东南人士，咸以为政体不可不立，外交不可无主，谓宜亟设共和政府，以收统一之效”。他指出清朝政府已日暮途穷，“财匮民贰，根本已摇，诸镇离心”，即使有“百胜之师”，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且外人伺隙，不容自为攻战”，若由此而遭“分割之祸”，将是全国的不幸，希望袁世凯能“翻然变计，恭行天罚”，只要袁“举戈一挥，中国遂定”。那么，共和政府“元首之选”，属之于袁，袁氏之英名将“与华盛顿争烈”，“功罪之的”，在袁一身，何去何从，要袁认清形势，自己抉择。（注：《史料专辑》，第709—710页。）
但鉴于对袁世凯本性的认识（注：汤寿潜曾在辛亥以前多次上奏，揭露袁氏阴险狡诈、玩弄权术、祸国殃民，奏请朝廷罢黜袁世凯。参见《史料专辑》第511页、514页、535页、588页。），汤寿潜对袁世凯真正转向共和不抱妄想。所以当11月下旬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议和一开始，汤寿潜就表示反对，同时积极备战，力主北伐，11月25日，汤寿潜在给香港林景嵩的信中说：“议和恐不可恃，东南仍修战备。项城舍三千载一时之伟人不为（指袁没有转向革命，反戈伐清），不学无术，大可惜也。”（注：《史料专辑》，第688页。）南方公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的同一天即12月9日，汤又在给程德全的信中说：“北方愈有世变，北伐愈不可懈，恐彼出我不意，倾巢而来，不可不以攻为堵。虽唐绍怡（仪）之来，为天水所成算，要之有备方无患耳。”（注：《史料专辑》，第711—712页。）次日，他在给浙江赴鄂筹组临时政府代表陈时夏等的信中说：民军既以推翻旧政府为职志，则无论是奕勖内阁还是袁氏内阁都应彻底推翻之，“应申明大义，以彰天讨，为大义，不为满洲”；提出应立即与袁决裂，“声明其为民贼，与之宣战”。（注：《史料专辑》，第694页。）12月11日，汤寿潜又在给黎元洪的信中说，“此次议和，必多要挟，不妨与之决裂，因合词以布其罪于海内外，而遂以联军讨之”，“一举而振大汉之天声，去中原之民贼。”（注：《史料专辑》，第712—713页。）
12月中旬民、清双方正式和谈前夕，袁世凯乘机派兵向陕西、山西、安徽、山东发动进攻，攻占潼关、娘子关等民军要地。汤寿潜又不断打电报或写信给民军议和代表伍廷芳和江苏、上海、安徽、湖北等省份的都督及浙江筹组，临时政府代表，一再提醒他们要警惕袁世凯“悍愎多诈”的本性和玩弄的和谈骗术，应切实做好北伐准备；他指出北军偷袭皖北等地决非偶然，必有袁世凯的密令指使，要伍廷芳“以诱约诘责”袁世凯，并公布袁氏迭次诱约进犯之罪状，以振作民军反袁士气；他一再提出中止议和，举兵北伐，明确指出如一再迁就议和，必将功亏一篑；他坚信孙中山归国后，“必有北伐之计”（注：详见汤寿潜下列函电：12月22日给程德全、12月25日给孙毓筠、12月26日给（吴）锦堂函，分见《史料专辑》第704页、第692页、第686页；及12月23日致伍廷芳、12月24日致陈其美等、12月31日致伍廷芳、1912年1月1日致民军议和代表、1月2日致南北民军代表、1月2日致伍廷芳、1月13日致伍廷芳电，分见《史料专辑》第595页、第596页、第596页、第596页、第597页、第598页。）。
汤寿潜还为北伐作了几方面切实努力：一是令测绘学堂制图科全体学生速绘北上沿江沿海要道形势图，并派出军事侦探，收集军事情报，为大规模北伐作准备（注：《浙江治兵种种》，《民立报》1911年12月26日。）。二是大规模簿饷募兵。他要求“筹饷各绅尽力劝募，俾集腋成裘，共襄大举”。同时，他主持的浙江军政府广事征兵，把王金发部及其在嵊县一带招募的新兵编为第6标，又派俞炜、钱伯坚前往绍兴、严州练兵，编成第7标。三是扩编援宁支队，令其出师北伐。南京光复后，浙江军政府又陆续调驻中波新军第83、84标开赴南京编入援宁支队，使之成为拥有步兵4标，炮、工、骑、辎重兵各1营近万人的浙军第一镇。12月15日，汤寿潜亲赴南京浙军司令部慰问前线将士，告诫官兵勿松懈革命斗志，勉励他们继续北进。他说：“燕京未复，正军人磨砺以须之时，我军人当珍重前途，努力前进，……直捣黄龙。”（注：《申报》1911年12月19日。）从1912年1月15日始，驻宁浙军冒着严寒陆续渡江沿津浦路北伐，成为当时陆路北伐先锋（注：浙军出师北伐后，与粤军发起组织“联军北伐参谋团”，以统一步调。1月底，北伐浙军司令部移驻临淮。2月中旬，浙军与粤军将张勋逐出徐州并进驻该地。详见《申报》1912年1月28日、2月14日报道。）。
12月31日袁世凯撤回议和代表唐绍仪后，汤寿潜即以浙江军政府名义急电孙中山，提出立即兵分四路北伐。电文说：“南京孙大总统鉴：唐使撤回，衅端非开自我，先发制人，兵家要着，滦州既经反正，尤应亟为接应，浙军府意宜亟分四路出师：一军自鄂湘分开汉、滠；一军自皖北进窥陈、颖；一军自清江袭击徐州；一军航海自蒲河口附近登陆，接应滦军，横断京、奉，以操必胜之势。民国初建，尤宜示威，以表实力，浙人枕戈已久，惟命是听！”（注：《浙江军府致孙大总统电》，《申报》1912年1月8日。）
但汤寿潜的主张大都没有为民军所采纳，反而于1月14日与袁世凯达成停战续展14日的协议。1月15日，汤寿潜临卸浙督前夕又电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各军政首脑、各省都督、总司令，历数袁世凯议和期间背信弃义、违约进犯的14条罪状，力陈与袁议和的严重危害，尖锐地批评了革命政权的对袁妥协，再次呼吁迅速北伐，“迅与决一死战，庶不再受其愚。”（注：《史料专辑》第81页。）
从以上并不全面的史料可以看出，汤寿潜是坚决反对议和、力主北伐的，他是立宪派中的激进反袁志士，与张謇等立宪派人不可相提并论。

（资料来源：《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