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清朝-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汉学研究中之三大分支蒙古学、藏学与满学，在现代中国以满学起步晚于蒙古学而早于藏学，而其研究成果远不及前二者之博大精深也。满学研究领域从30年代开始，学者们提出的疑难问题经过长期反复讨论辩驳，不厌其详地争论不已，半个多世纪以来迄未取得学术界都满意的共认。需要指出的是，近20年来，满学家们急起直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成果喜人。然其中仍有不少老大难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取得大家共识，似犹有待。兹不揣冒昧，举出其中之荦荦大者数端，分别对其问题的症结所在，稍加绍介，俾有志于此者之专家学者，能继续探讨，努力着鞭，俾尽早逐个一一加以解决，以惬方家之意，是固不独笔者一人所拭目以待者也。
满洲名称问题
30年代初，我国东北史地学者冯升先生撰有《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1一文，对此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满洲(满文作Man—ju)名称的各种诠释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概括，不轻下断语，仍提除了合理性的己见。大体而言，冯文罗列了11种不同说法：一为清亮说，乃罗斯(J．RoSS)《满洲人》中语，以满、清二字通用为依据，“满”即“清”，实为大谬；二为勇猛之义，为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中所提出，认为蒙(mong)与满(man)同源，故说满洲与蒙古同名，不免为妄说；三为因地产名珠而名满珠，乃史禄国(S．M．Shirogroff)《满洲人之社会组织》之说，显系误会；四为因夷酋得救于猪而得名(同上)，实属臆断；五为满仲之重出，亦市村氏之说，直是捏造；六为由肃慎音转，乃乾隆《满洲源流考》中语，实则女真与肃慎二字不可音转；七为由勿吉靺鞨音转，亦市村氏说，略嫌牵强；八为由满节音转，市村氏尤重之，亦近附会；九为由咄(头目)而名，见哥尔斯基(V．Gorsky，O Proihozdbnie etc．)，本于《隋书·室韦传》与《金史国语解》，或与乌珠(满语uju，汉译为头)为不无可能；十为出自梵文“文殊师利”，本《满洲源流考》之说。章太炎(《与弟子吴承仕论满洲旧事书》与《清建国别记》)、汪荣宝(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上编引)，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与《满洲发达史》及《满洲国号之由来》见《朝鲜》四号，昭和九年1934，4)等人多宗之；十一为出自建州女真尊号“满住”，唐邦治首创其说，孟森继之，并详加考证，是满洲之有满住尊号，犹汉人之有帝王、公侯爵秩也。冯先生的结论，认为满洲一词载于《满文老档》，绝非臆造。汉字之满洲一词或起于努尔哈齐、皇太极期间，而满语之满洲一词必早见于前。总之，满洲为民族名而非地名，殆无疑义。
60年代中，三田村泰助驳市村瓒次郎否定满珠为满洲之说，认为满洲Manju一词乃是统一建州女真后努尔哈齐所建立的国名2。此后鸳渊一、小川裕人等均从之，似成定论。70年代初，神田信夫撰有《满洲Manju国号考》3一文，以《满文老档》与《旧满洲档》对勘，认为在对内、对外关系上，因时间不同而用满洲、诸申、爱新、金各名称亦各有差异，至《天聪九年(1635年)档》中的“诸申”原本写作“满洲”，以之作为民族名称，沿用至今，可补前人之所不及。同时台湾黄彰建着《满洲国号考》4一文，对前人研究成果多有评介；李树桐亦着有《清代国号考》5一文，又举市村、稻叶、乾隆与无名氏四说，以“清”之国名与朝代名称代替族名，无多新意。
80年代末，我国薛虹(已故)、刘厚生合撰《旧满洲档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6一文，除校勘《旧满洲档》中的“女真”、“诸申”、“爱新”“建州”、“满洲”诸名词的各种用法外，最后推测“满洲”即为“建州”的笔误，其说似难成立;蔡美彪着《大清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7一文，以“大清”乃沿袭“大元”之习惯用法，颇有新意；王文郁撰《满洲族称的由来》8一文，认为“满洲”汉译应为“神箭”之意与牛录(niru)有联系，聊备一说。
近年我国青年学者王吴、张甫白合撰《满洲名称考释》9一文，从上述诸说对满洲名称来源分析，认为满洲应是在东北地区出现代替女真的统一的民族名称，皇太极(清太宗)之所以用满洲而不用满珠，珠与州或洲音近，并用以名族，而成为新的族称。是满洲名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然满洲与满珠只是汉译用词之略有差异，尚未考出满洲(满珠)名称之来源所自出，能否成为定说，似犹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满洲始祖问题
清朝自认之始祖为肇祖原皇帝，名都督孟特穆，明载于《清实录》10，《满洲实录》满文本作“dudu”(下缺文)，而汉文本作“都督孟特穆”，又满和对译本《满洲实录》11作“dudu mentemu”均不缺；但《明实录》12与朝鲜《李朝实录》13均作猛哥铁木儿，音同译异，实为一人。《清史稿·阿哈出王杲传·论》14云“或谓猛哥帖木儿名近肇祖讳(孟特穆)”，亦同此说。
70年代初，日本学者松村润撰《满洲始祖传说研究》15一文，据《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未载布库里英雄(雍顺)的传说，认为这一传说是后来顺治年间重修《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齐实录》(下称《武录》)加上去的，从而否定了满洲始祖真有布库里雍顺其人其事。这是一个版本的问题。我国青年学者达力扎布撰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16一文，通过《武录》与《文录》(《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简称，下同)、《满录》(《满洲实录》的简称，下同)的勘比，认为《武录》崇德元年初撰本，乾隆年间命“依式重绘”。未再用《实录》旧名，题为《满洲实录》，并核实了《武录》与《满录》在内容、文字上的一致性，从而证明《武录》与《满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显而易见，从达力君一文可以证明，天聪九年确有布库里英雄的传说，且一直在世代相传，并非真有其人其事，而猛特穆则为真人真事。那么，松村氏所提出的布库里英雄神话传说是《武录》顺治年间本加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还有一个关于满洲始祖传到清太祖努尔哈齐有多少代的问题。据史载，努尔哈齐于壬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冬十月朔，曾对乌喇贝勒布占泰说过：“我爱新觉罗氏由上天降生。……数世以来远近钦服，从不被辱于人，汝即不知百世以前事，岂十世以来之事亦不知耶?”17其中“数世以来”一语，当指努尔哈齐之祖觉昌安(明人作叫场)与父塔克世(明人作他失)三四代100年以内之事是有记载可查的；至于十世300年以前事，一定也有所传闻，当无疑义。而努尔哈齐之子皇太极(清太宗)在20年之后天聪七年(1633年)九月癸卯致书朝鲜国王，更明确提到：“若谓瓦尔喀与我非系一国，尔国有熟知典故者，可遣一人来，予将以世系明告而遣之”18。近年董万仑先生着有《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19一文，以猛哥帖木儿为努尔哈齐的六世祖，董重羊(一作重羊、童羊、秦羊、童秦羊、真羊、充也、朱阳、肖阳、除烟、褚宴)为五世祖，失保(一作石报奇)为四世祖，福满(失保子)为三世祖，觉昌安为二世祖(即努尔哈齐之祖)，塔克世为一世祖(即努尔哈齐之父)；自猛哥帖木儿之前一世挥厚(一作挥护，猛哥帖木儿之父)为努尔哈齐的七世祖，范嗏(一作范察，挥厚之父)为八世祖。据考，大致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之间，可备一说。
仍需指出的是，《武录》以布库里英雄为始祖，与《高录》及《满录》之以孟特穆为肇祖，肇、始同义，一般情况下，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只会出现一个。而孟老为之考辨满洲先世的世系：布库里英雄(始祖)——范察——童挥厚——猛哥贴木儿(肇祖)——褚宴——石豹奇(失保)——福满(兴祖)——觉昌安(叫场，显[景]祖)——塔克世(他失，显祖)——努尔哈赤(太祖)20，适足以与从努尔哈齐上溯至布库里英雄为十世之数相符合。殊不知范察上溯布库里英雄仍不知曾经几世，所谓十世亦只勉强凑数而已，殆难成为定论。如依拙文《满洲先世的发祥地问题》21之见，应以猛哥帖木儿(孟特穆)真人真事即是始祖，其生卒年适在元末明初之际，中经明中叶正统、嘉靖年间离乱，建州女真酋长之名缺佚无考，不必强为一一填补，则元末下迄明万历后期，虽不足300年之数，但去300年之数不为太远，则知猛哥帖木儿与布库里英雄当为一人，不过布库里英雄为神化了的猛哥帖木儿之人而已。“刻舟求剑”，徒自劳耳。然我仍不敢自信鄙见之为无失误也。
三满洲发祥地问题
关于满洲先世的发祥地问题，长期以来发表了不少论着，如20年代有章炳麟的《清建国别记》、日本内藤虎次郎的《清朝开国期四史料》和田边赖三的《清朝发祥地四传说》；30年代有孟森的《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日本岩本一夫的《清朝的兴起及其传说》等，成果累累，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学者和田清的《清
祖发祥の地域につぃて》(谈清祖发祥的地域)只谈及努尔哈齐的父祖居地问题，未涉及其始祖的发祥地问题。
70年代初，日本学者松村润撰有On the Founding Legend of the Ch'ing Dynasty 22 (谈清朝开国的传说)，根据《满录》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命将出征虎尔哈部，虎尔哈部正位于阿穆尔河(黑龙江)东南及以北约100里的“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证以《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卷十四标有：“薄科里山，[黑龙江]城南七十五里；薄和力池，[黑龙江]城南六十里”。松村氏认为位于旧黑龙江城南的薄科里山与城东南的薄和力池即是《满录》与《武录》中的布库哩山和布勒和哩湖，因而承认满洲先世的发祥地在今黑龙江北岸俄罗斯国阿穆尔州境内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一带，而不是在今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
80年代末，拙作《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23一文，认为布库里英雄的神话传说长期流传，非短期所能捏造， 《满录》与《武录》所载亦非一时虚构，前面已经提及两《录》成书于崇德年间，固非康熙年间所增撰加入，这一问题在前面提及达力君的文章中已经解决。今必须提出讨论的：一是虎尔哈部问题，史载清初有黑龙江虎尔哈部、东海虎尔哈部、松花江或牡丹江虎尔哈部三种，天聪九年(1635年)所征之虎尔哈部应是牡丹江虎尔哈部而不是其它；二是薄科里山与薄和力池的所在地问题，从《战迹舆图》检核博尔和里鄂谟(满语omo，池)位于旧黑龙江城(艾辉城)东；博科里江位于博科里阿林(满语alin，山)之东，萨哈连乌拉站之东南，从而得知上述诸地均在黑龙江南，山在江南，湖在江北，与《九年档》所述不符。众所周知，今长白山之东数十里的园池24，与两《录》所记里望方位及周围里数无一不合；三是两《录》中鳌朵里城的所在地问题，猛哥帖木儿的先辈原本为金末元初属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三万户之一的斡朵怜万户，后辗转迁于今朝鲜国东北境，仍被授予斡朵里万户，住于阿木河(一作斡木河)一带吾都里地方，那末，阿木河(斡木河)与斡都里(吾都里)以及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内的赫图阿拉(老城)的地望，与两《录》中的鄂谟辉(鳌木辉)及赫图阿拉均相吻合，因而得知满洲先世的发祥地是在长白山一带而非远在黑龙江岸以北；四是赫图阿拉的地理位置问题，两《录》中提到的赫图阿拉位于鄂多理城西1500余里，与位于今依兰县境内的鄂多理城东南数百里之遥不符，《东华续录》25竞改“西”为“四”，里数更不相符，其实，两《录》中之鄂多理城是指猛哥帖木儿已从今依兰县境内迁至朝鲜国东北境成镜道之后的斡朵里即鄂多理城，因知赫图阿拉(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老城)正位于其西1500余里，而鄂多理在朝鲜国东北境亦正位于长白山的东南，无一不合。从而不难推断，松村氏所云满洲发祥地不在长白山而在黑龙江北岸之说很难成立；但拙文所考定是否有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提出来讨论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