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孙中山-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切思想家都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回答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这些回答具有现实针对性，但是，其中的若干观念、范畴、命题又常常超越他的时代，具有长远的甚至是永恒的意义。孙中山活动于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一生为中国的振兴奋斗。他的思想的许多部分都具有这种超时代的意义，可以长期成为中国人民的珍贵思想营养。例如他爱国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等，这些，人们早已熟知。本文拟就既往多有争论或谈论较少的孙中山社会经济思想阐述其现代价值。
一、民生史观
人类社会面临着千千万万、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类历史，可以说就是不断解决各种问题，又发生新的问题的历史。在所有各种问题里边，最大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孙中山答曰：民生。他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825）什么是民生？孙中山有过许多解释，但其核心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就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他说：“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817页）“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819页）孙中山进一步解释道：“人类生活的程度，在文明进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满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说是半死不活。所以第一级的需要，是人类的生活不可少的。人类得了第一级需要生活之外，更进一步便是第二级，这一级叫做安适。人类在这一级的生活，不是为求生活的需要，是于需要之外更求安乐，更求舒服…得了充分安适之后，再更进一步，便想奢侈。”[1] 孙中山将人的生活分为“需要”、“安适”、“奢侈”三个等级，未必科学，但是，他实际上是在说，人的需要是不断增长、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正是人的这种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所以他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835页）
既往和现实的人类社会千姿百态，万象纷呈。孙中山认为：“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836页）这就是说，社会现象之所以有各种变化，各种形态，其根源在于“民生问题”。
孙中山上述言论反映出他对人类社会和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看法，通称为“民生史观”。孙中山的看法有其直观、肤浅的方面，有表述不清或不准确的方面，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其一致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l页) 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人要生存、生活，首先就 “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这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怎样解决人类的这一“需要”呢？这就要从事生产，而要生产，就要有生产工具，人与人就会发生这样与那样的关系。人的“需要”不断增长，人就要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发展生产力，科学因而发展；同时，人也就要改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改革，有革命。其结果，社会因而不断发展，历史也因而不断发展。
孙中山曾经批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其实，马克思主义只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社会领域内，则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曾有过“物质是历史的重心”一类论断。孙中山的批评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出世之后，人们对它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人们大都承认，这一学说有其合理内核。了解这一合理内核，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前提”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改革、革命，都是基于“民生”问题上的斗争，也有助于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专心致志搞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二 调和互助
在推翻清朝统治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孙中山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但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孙中山则不赞成革命，也不赞成“阶级斗争”。他说：“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又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与“斗争”说相反，他主张调和，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他并且举例说：“欧美各国从这种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发达以后，社会便极有进化，大多数便享福。”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理论有其正确性。当旧的社会力量顽固地维护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时，就需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反对以致打倒旧的社会力量，形成新的适宜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便由此进步、发展。但是，这一理论又是不完整的，有片面性的。这就是，它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人们都知道，原始社会，当时还没有出现阶级；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已经消灭。自然，阶级斗争不会是那两个时期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且，阶级斗争在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破坏社会生产力，影响和阻挠社会发展。在将阶级斗争过度夸大，达到“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程度时，这种破坏作用也可能更大。
其实，斗争与和谐是矛盾的统一体。斗争固然可以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和谐也可以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在矛盾尚未发展到对抗状态，或在非对抗性社会与阶级中间，采取措施，使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处于和谐状态，从而创造出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环境，同样，会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前进。这种缓和矛盾、化解矛盾，使事物处于“和谐”状态的努力，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调和”。孙中山强调的就是这种“调和”。
中国古代高度重视“调和”的作用。儒家着作《中庸》有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之说，指的就是一种世界和谐，万物并生的理想境界。后来又有所谓“调和鼎鼐”之说，初指厨师能利用甜、酸、苦、辣、咸等对立的五味调制出美食来，后来更指最高的治国艺术。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并不都需要用斗争的方法，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打倒一个的方法。
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地方需要“调和”。
与提倡“调和”的同时，孙中山提倡“互助”。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156页）“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如其他之动物者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365页）又说：““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187页）
发现“物种竞争”是达尔文对进化论的重大贡献。但是，将“物种竞争”之说引入社会，发展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成了为强权者、压迫者辩护的理论。与之相反，克鲁泡特金提出“互助论”，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大量“互助”共存的实例，用以论证人类应该“互助”，而不应“斗争”。克鲁泡特金的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孙中山的“互助”说显然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
正如“和谐”理论适用于非对抗社会和非对抗性矛盾一样，“互助”理论也只适用于非对抗性社会和非对抗性的阶级、阶层之间。孙中山的时代，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中，自然，他的“调和”“互助”理论都不会发生作用，但是，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调和”、“互助”之说就大有研究和提倡的必要了。
三 利用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相伴而生，它摧毁了中世纪的小农经济和手工生产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和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加速了人类历史的步伐。但是，它同时又充满血污和丑恶。例如，对美好、纯净的大自然的破坏，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外国殖民地的掠夺，对财富和物欲享受的疯狂追求，对道德和人类各种美好情操的践踏和蹂躏，把一切关系都转变为利润关系等等。因此，从资本主义降生人世以后，就同时出现了对它的歌颂、赞美与对它的批判和抗议。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大地缓慢地出现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思想界也就出现了或迎或拒两种意见。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大资本家，没有托洛斯集团，就无法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要积极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当然，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在中国人民身上加上一种新的剥削方式，损害劳动者的利益。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因此主张以发展资本为第一义，以保障劳动者为第二义，有时，即使牺牲劳动者的部分利益也在所不计。以章太炎和刘师培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人类愈进化，恶也就愈发展，幻想建立一个“五无”社会。连远在俄国的托尔斯泰都发表《致中国人的一封信》，力劝中国人不要走西方道路，而要保存中国农业社会的种种优点。中国是小生产者和小农经济的大国，综观中国近代思想史，大张旗鼓地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并不多，而恐资、惧资的人却很不少。
孙中山和上述两派都不一样。一方面，他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同时，又积极企图利用资本主义。早在1905年，他在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时就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2] 第二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中国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老路。他说：“近世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孙中山期望以西方为鉴，采取措施，另辟新途，创造出远比西方更高的新社会：“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同年，他又发表声明，批判社会党人“复古”思想，声称：“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孙中山在这里表现出了他的辩证智慧和勇敢精神，既要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又努力预防、避免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祸害。1917年，孙中山制订《实业计划》，这是一份无比庞大的工业计划。在其结尾部分，孙中山说：“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在这一段话里，孙中山除了明确提出要积极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外，还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互相为用”，共同促进将来的世界文明。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割断一切联系，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立即腐朽、灭亡。20世纪以来，在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充分发展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广泛采取社会福利政策，并实行某些改革，因而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社会主义也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方面，用以发展自己，否则，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僵化、停滞，丧失生命力。“互相为用”，可能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
四 混合经济
有一种看法，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于是，人们设想，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完全、单一的公有制。但是，孙中山研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认为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此路不通。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一度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但是，在国家稳定之后，立即改行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俄国革命的这一转变使孙中山懂得，高度的公有化经济，只有在欧美那样高度发展的国家中才有可能，像俄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说：“照俄国人说，俄国现在的失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812页）又说：“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841）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实在太低。他说“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830页）孙中山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思想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这一思想有其错误的方面，但是，又包含着合理内核，这就是，中国就整体来说，还是不发达社会，生产水平低，社会财富少，因此中国的急务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基于此，孙中山主张，中国必须实行混合经济。他说：“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 “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217－218页）孙中山认为，国家经营的企业之外外，有些企业由私人经营较国家经营更为适宜，就应坚决交给私人去经营，国家不仅予以奖励而且要加以法律保护，并为之排除障碍。清末以来，政府官吏、官办企业常常阻挠民营企发展。对此，孙中山坚决表示：“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除。”
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积极方面，但是也有其消极方面。怎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又最有效地限制其消极性呢？孙中山提出的办法是“节制资本”。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表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就是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限度，这个限度的警戒线不在于比例大小，而在于能否“操纵国民生计”。
对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毛泽东曾给予很高评价，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
五 开放政策
怎样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是对外开放？还是闭关锁国？孙中山的回答是前者。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之相应，对外长期处于闭关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更强化了不少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孙中山与众不同，一直主张对外开放。1912年9月，他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上演说：“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之世界甚不相宜……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孙中山仔细地研究过美国西部开发、日本明治维新和南美阿根廷等国的振兴史，认为其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对外开放。他说：“诸君试看日本国，土地不过我中国两省多，人民亦不过我中国两省多。四十多年以前，亦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俨然称为列强。全球上能成为列强者，不过六、七国，而日本俨然是六、七国中之一国。他是用何种方法，始能如此？亦只是用开放主义。”
孙中山开放主义的内容之一是募集外资。民国初年，孙中山曾计划以十年时间在中国修建20万公里铁路。当时，中国民穷财竭，不论国家或人民，都无力筹此巨款。孙中山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募集外资”。孙中山总结清政府向外国借债的失败经验，认为其原因在于丧失主权、浪用无度和必须抵押。因此，他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作为民国政府借外债的条件。为了既能大量引进外资，为民族兴利，又能坚决地抵制各种形式的侵略，维护民族权益。孙中山特别重视主权问题。他说：“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340）为此，孙中山提出，外国资本家在向中国贷款时，不能过问中方用途，不能乘机要求监督中国财政。1912年，他在上海对《大陆报》记者说：“外国不允借债中国则已，苟信任中国而借之以债，则不应过问中国作何用途。假使中国将款投弃于海，亦系自由权。”1913年，孙中山在上海与法国巴黎联合银行代表谈判创办合资银行，孙中山提出的条件是：银行在中国注册，悉依中国法律；董事局全为华人，西人居顾问局；总办十年内用西人，十年后用华人。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国势不如人，财力不如人，在合资银行中，华股必须略占优胜地位。
凡事有利必有敝。孙中山清楚地意识到，引进外资不可能完全无弊，但他权衡轻重，认为利多弊少。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孙中山特别指出，只要措施得当，还可以“避去其害”。1924年，他在《北上宣言》中特别表示，要改变外债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的地位。
在当时，孙中山积极主张华洋合办，共同经营实业。他说：“我国因排斥外人，不肯由外人办一工厂，而出重价以购他国之机器，其不合算亦甚矣。”他设想，由外人入股五千万，我国自出五十万，共同修筑铁路。立定期限，届时由我收赎，使利权不致永落外人之手。他以京张铁路为例，说明该路系借债修建的，但三年收入即可还本，以后每年收入即为纯利。如果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孙中山甚至主张，以四十年后归还中国政府为条件，将铁路批给外国资本加修筑。孙中山认为，此法在中国虽为创见，在世界各国则已司空见惯。有人认为，这样钱就被外国人赚走，中国人就吃亏了。孙中山批判了思想。他说；“倘使此路不能修成，千万年我亦无利可得。今让他赚四十年以后归我完全所有，合计尚是便宜。”1914年，孙中山还设想过，和外人合股开办百货公司。初期，完全由外国商家经营，然后，逐渐由国人接替。
除了引进外资，孙中山还主张引进外国人才。他说：“我们既采用西法，即不能不借用外国人才。”既要聘用“专门家”、“发明家”，也要聘用“有学问、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才。孙中山指出，这种聘用是有条件的，“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
现代化的生产必须有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绝不能沿袭小生产的老一套。孙中山说：“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有时，他甚至将“方法”提到了和“资金”同样重要的程度。他说：“日本以外资、外法，数十年一跃而为强国。”。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孙中山可以称作是提出完备的开放思想与政策的第一人。但是，孙中山一生都处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奋斗过程中，历史不曾给他实施其开放思想与政策的机遇。
孙中山思想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地方还很多，例如，他的以“振兴中华”为主体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公仆”论为主体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给我们以振奋，以启发，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奋斗。
[1] 《三民主义》（1924年），《全集》，第9卷，第413页。
[2]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