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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与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

“女学”本身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的历史范畴。在历史上，学者们运用这一概念的内涵不尽相同。《礼记·内则》中说：“女学事以共衣食”。说明社会分工决定女子教育的内容与方式，由此产生了最原始的女学概念。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演变，当代学者们运用的女学概念，多为“女性学”，即研究女性行为的学说，包括女性个体行为和女性群体行为。本文意在通过对戊戌变法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女学思想的分析，揭示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与近代女子教育兴起的历史原因及其社会价值；探讨中国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社会地位提高与社会变革和教育发展的关系，以阐明教育在解放妇女，改变妇女生存方式，提高妇女生活质量中的独特意义。

一、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
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发生在戊戌变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女学思想及其实践，清晰地反映出中国传统女学终结的社会历史原因，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所导致女学思想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必然性。
（一）女学产生与“女教遂绝”的历史际遇。
研究女学产生，首先无法回避的是残酷的历史事实。文明社会产生之后，女性先于男性陷入奴隶状态，对女性的贬低，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是一个共性问题。当男女的自然差异，在生产、战争等社会活动中逐渐转换为一种社会差别时，女学的产生就如同男权社会的建立一样不可避免了。
“在野蛮时代，女权特别优越；未开化时代，女子地位仍然极高。”（《杨贤江教育文集》第439页）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畜牧与农业的生产劳动中，男子胜于女子，形成了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别，同时也就形成了男女的差别教育，进一步导致独立女学的产生。然而，由于社会分工，形成了女性社会角色家庭化倾向，女性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逐渐偏离，女性与学校教育也越离越远。继之产生了“女学独立，女教遂绝”的矛盾现象。对此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入分析。
1891年，宋恕在《变通篇·开化章第四》中痛斥：“赤县，秦前学校最盛，男女无不知书，秦后频遭惨劫，劫余之族，日以昏愚。”“愚民之主皆以绝女学为要义，故秦一统，汉继之，而赤县女学遂绝。”
1899年，经元善在《劝女子读书说》一文中也说：“上古无不读书之女子也，三百篇，闾巷妇人之作居半也。是以中垒列传，有取于静女，兰台续史，特进乎大家。前徽不沫。可按而稽。自后世以文章取士，仍谓无女状元科，遂至沈痼之疾，无以砭箴，迄于今日，民志日愚，国势日蹙。”
女学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在封建社会日趋完善之时，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空疏无用的文风，以及排除女性的科举制度等封建文化，又成为制约女子受教育的主要因素。传统女学本身就是性别歧视，男权统治的产物。女子的教育状况，因与其社会地位相关，女子与教育“绝缘”的历史便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三代之后，特别是秦以后中国女子教育走向了低谷，造成了越演越烈的悲剧性的女性人生命运。那么，封建社会是如何把中国女子置身于这样一种悲惨境地的呢？传统女学的形成发展，与女子同教育绝缘的怪圈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以德为本的封建女学体系构成及其异化。
何为中国传统女学？郑观应在《女教》一文中概括：“中古女学诸书，失传已久。自片语散见六经诸子外，以班昭《女诫》为最先，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女训》、《阃范》、《女范》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赡。”这些历代女学着述，又成为历代的女子教科书。梁启超说：“宫中宗室，古经厘其规纲；德言容工，昏义程其课目。”即：妇德（指妇女应具备的德行）、妇言（指妇女的言语）、妇容（指妇女的服饰打扮、举止仪态）、妇工（指妇女所作纺织、缝纫等事），构成以德为本的女学体系。这种女学体系在清代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从通俗的《女儿经》，到权威的《内则衍义》等一系列女学典籍。清代贺瑞麟新编《女儿经》中说：“女儿经，女儿经，女儿经要女儿听，第一件，习德行；第二件，修女容；第三件，谨女言；第四件，勤女工。”利用三字经的形式，对以德为本的女学体系，进行简明概括，以便于民间记诵和传世。在《内则衍义》序言中强调：“谨案《内则》所载，皆闺门之内，起敬起孝，兴仁兴让之事。而首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谓之此乃王后世子所躬心得，而可为民法者，故不言布教，而言降德也。”可见，以德为本是统治阶级推行女学的终极目的，而这种“德”是以是否能维系封建等级秩序为准绳的。因此它的前题是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为什么封建社会如此推崇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女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女学体系，而社会上的女子学校教育却荡然无存呢？
陈炽在《妇学》中指出：“三代以上所由大化翔洽，而贤哲笃生也。后世妇学失传，其秀颖知文者，或转为女德累，遂因噎废食，禁不令读书识字，至骄佚偏僻，任性妄为。”（《庸书》外篇卷下）指出封建社会强化“女德”，反而阻碍了女子受教育。郑观应明确指出传统偏见对女子教育的制约：“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的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工亦无专师，其贤者而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女教》）揭示出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学观，把女才与女德严格对立起来，是女子不就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封建社会中，所谓女才往往被局限于闲情致意，风流邪僻方面，因此女才被视为恶魔，与女德对立起来。“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能指之浮浪之子，靡论妇人。”历史上对“才女”这种不恰当的规范，强化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偏见。
康同薇认为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空疏腐化，造成女性追求的也必然是虚华邪僻的东西。“女才”与“女德”的对立，是封建文化自身弊病的反映，其连锁反应便是限制女子受文化教育这种“因噎废食”的极端做法。经元善更尖锐地指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实质是，凭借女性的愚昧无知，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梁启超从两方面驳斥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陈词滥调，其一，女才本应体现对内开阔心胸视野，对外有利生计，近代女学首先要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女学观。其二，妇女无知无识，才是败坏道德，家庭内外不和睦的真正原因。只有使妇女受到相应的教育，了解天下大事，才能形成崇高的精神境界，才能与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启蒙思想家们，从理论上揭示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女学观的谬误所在，并指出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国女子无知无识，不学无术。这正是以德为本的封建女学异化的一种反映，这种异化使女子远离教育，得不到系统文化知识的熏陶，更日益加深了“女子天生无能”的偏见，人为地拉开男女之间在各方面的差距，使中国妇女千百年来一直处于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
（三）中国传统女学的基本特征及其衰落。
根据戊戌变法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传统女学的界定，中国传统女学的基本框架由女学观、女学内容、女子教育三大部分构成，三者之间相互制约。女学观决定了女学内容，限制了女子教育。这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宗法制度把女性置于一切社会活动的从属地位，以维系男权统治绝对权威的结果，由此形成了封建社会传统女学的三大特征：
其一，女学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它是女学观、女学内容、女子教育的一种相互矛盾的混合体。是一种建立在相对停滞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意识形态。
其二，女学沦为封建宗法制度的附庸。女性服从男性，作为封建社会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三大部分之一，成为维系封建宗法关系的纽带，女学以三从四德为核心，成为宗法制度的文化根基。
其三，女学的传播，对女性而言，主要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基本脱离学校教育的轨道。而对男性来说，则在多种形式的教育中，强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夫唱妇随”的传统偏见。
在封建社会女学的熏陶与渲染下，中国女性突出的特征是人格依附性，寻求人身依附成为女性生存选择的主要方式。因此其对女性的教育更多地是一种束缚，而不是一种发展。时至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远远落后的状况已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当外国资本主义挟着军舰和大炮，披着宗教的外衣涌入中国之时，中国女性的愚昧与虔诚，面临着更大的危险。“西人在我通商之地，分割之境，皆设学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矣。”（《女学利弊说》）中国女子教育的弱势，已成为西方列强从精神上奴役中华民族的可乘之机。所以，当近代工业社会改革即将到来之际，这种以束缚女性服从男性，服从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近代女子教育思想也应运而生。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率先“兴东土二千年绝学，造中华二百兆美材。”（《万国公报》第125册1899年6月）
二、戊戌变法时期女学思想体系的构建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风雨飘摇之中，中国传统女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小生产的没落与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人的素质发生相应的变化，与之相应的教育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以德为本的传统女学，受到了近代工业化思想的极大冲击而赋予了新的内容。
（一）自养、自知、自强的女学宗旨。
当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中国大地勃兴之时，“以妇学为治天下所学事”的启蒙思想家作为政治群体已开始影响着一代人。“自张其军，以提倡同类”的女中豪杰，也一马当先奋力冲决着封建网罗。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呼唤，使妇女应该自养、自知成为人们呼吁改革女学、倡明女子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提倡女子教育，首先是对人性的一种自然回归，这种回归以走出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走向大生产的工业社会背景为前提。然后才是人格层次上的社会自觉，这种自觉以抛弃传统观念，形成近代意识，促进女性近代化为目的。
严复明确指出中国妇女必须自强是社会发展内化为新的女性特征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这一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他说：“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故使中国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人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
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首先明确提出“自养、自知、自强”为提倡女学的宗旨，与今天人们提倡妇女应“自立、自尊、自强”是一致的。换言之，近百年前，人们对女性人格独立的特征已经产生了基本共识。这种以否定女性人格依附性为目标的人格独立，是对男权文化的一种自觉挑战。人格依附与人格独立是传统女学与近代女学的分水岭；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所形成的不同女性人格特征；是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在人格层次上的本质区别。
（二）男女平等的女学内容。
男女平等是近代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作为改变女性人格依附性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女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与传统女学思想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
男女平等的思想究竟源于何处？戊戌时期启蒙思想家们的论述涉及两方面。
其一，强调中国传统学说中就存在男女平等概念。1896年，陈炽在《妇学》中说：“《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古人立教，男女并重，未尝有偏倚于其间也。”康同薇说：“是故孔佛之道，男女平等，孔子编诗，则首关睢，传礼则详内则，大义昭然，至可信据。”（《女学利弊说》）梁启超也说：“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创设女学堂启》）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传统学说中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长期桎梏下，被扭曲、被淹没了。
其二，指出男女平等思想是近代西方走向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论女学》）“男女平权，美国斯甚。女学布镬，日本以强。兴国民智，靡不始此。”（《创设女学堂启》）同样，今日中国要重新强盛起来，也必然要从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重视女子教育做起，“今而欲为起化之渐，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
为了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现象，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男女不平等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偏见直接相关，是封建主义压制的结果。康同薇通过比较印度与美国对待女子的不同态度来强调这一观点。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更痛斥男女不平等是封建主义压制的结果。其次，他们进一步论证，男女在教育上平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不同于禽兽，不是靠自然本能，而取决于后天的学习。男女即同为人类，虽有性别差异，并不具有优劣之分，同样享受教育权是天经地义的。至于男女的性别差异，仅仅导致男女在学习不同学科方面各有所长而已。“西人格致家之言曰，言算学、格致等虚理，妇人恒不如男子；由此虚理而施诸实事，以成为医学、制造等专门之业，则男子恒不如妇人。然则男女之于学，各有所长，非有轩轾。”数千年来女子难以建功立业、展其所长，是因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原故。如果让妇女与男子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根据女性的特点，则“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梁启超《论女学》）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不知人有两画，具左右阴阳之义，非男子名人，而女子不得名人也。男女既同为人，即可以同参天地，同立三才。”（劝女子读书说》）
男女平等作为戊戌变法时期女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受到重视，并直接反映到兴建女子教育的具体过程中。《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立学之意，义主平等。”也就是说，兴办女学，首先就要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那么，在实践中该从何做起呢？
（三）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女学风范。
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格局，加之传统的观念习俗，使中国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所有的活动几乎都被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
梁启超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妇女必须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社会原因之外，还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角度论证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必要性。他说：“学也者，匪直晨夕伏案，对卷伊吾而已。师友讲学，以开其智，中外游历，以增其才，数者相辅，然后学乃成。今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所以，女子欲学有所成，必定要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严复提出了阅世思想。“虽然，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不见村学究之日事咿唔，而一无所用乎？读书不阅世，直如此耳。今倘有人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发明妇人应出门之故，庶几风气渐开矣。”（《论沪上创兴女学堂》）这种思想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开明女士们的响应。
在上海女子学校兴建之前，部分上层家庭中的妇女，几次集会讨论兴建女学的问题，蒋畹芳女士曾即席赋诗：“转移风气苦心殚，巾帼须眉一例看。此日开基诚不易，他年踵起自何难。”“经营缔造辟新基，巾栉英才吐气时。学贯中西臻美备，四方闺秀萃于斯。”预示着“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女学风范，将从此改变女性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使她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之间，施展抱负，贡献于社会。
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这种新的女学风范，是对传统女学的大胆改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无疑，在近代中国兴办女子教育，是女子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家们，以“独掌堙河”的勇气，开始了兴办女学的事业，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倡而明之，推而广之。”以“振二千年之颓风，拯二兆人之吁命”。他们坚信：“同心并胆，坚忍不挠，期以十稔，中国女学可遍寰宇。”（《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第3页）
女子接受教育的确启迪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几年之后，受过教育的开明女性，便表现出不依附于男性及男权社会的自我解放思想。在1906年《广东移风女学校序言》中明确提出“故今日我二百兆之养面如盲如聋如醉者，咎不在男之压制，而在女之放弃自由。往者康同薇君女史曾论缠足之害，女子亟宜自革，余亦尝着论女子亟宜自立。盖皆愤女权之不振，发我类之精神。然欲振女权，先兴女学。女学兴而后有知识，有精神，有才力。”反映出对教育在解放中国女性中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
正是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使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成为事实。女革命家秋瑾，女报人陈撷芬等，都是近代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纵观近百年来的历史，当中国妇女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之时，她们在各行各业中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这就是教育对女性发展、女性社会价值实现的独特意义。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