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红楼梦-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一）胡适与甲戌本的收藏、流通
1927年5月，胡适从海外归来后不久，便接到一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意转让。来函云：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只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手此。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i]
胡适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故未予理会。[ii]但稍后，藏书的人就把书径直送到新月书店（胡适与徐志摩等开办）。胡适看后，深信这是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重价购藏。
此抄本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书中有“至脂砚斋甲戌钞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批语，故通称“甲戌本”。不过，此本是一过录本，甲戌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是指它最初底本的年代，并非抄录的年代。此本仅存16回（第1～8回、13～16回、25～28回），原分装八册，后合并为四册。半叶12行，行18字。由书上的“子重”等图章和第28回后刘铨福等人跋语，知道此本曾归刘铨福收藏。
胡适购藏“甲戌本”这一“孤本秘笈”之后，并未将其“珍藏密敛”，秘不示人，而是到处昭告。1927年8月12日，也就是他刚刚购买此本后不久，胡适即致函钱玄同，“远道奉告”。[iii]然后，又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并把研究报告——《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发表在《新月》杂志上。在这篇报告中，胡适详述此本的重要性。他指出：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是最近于雪芹原稿的本子；此本的批语，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年月日，可以考知《红楼梦》最初稿本的状态，可以考知《红楼梦》后半部预定的结构等等。
是为胡适研究甲戌本的最初报告，也是《红楼梦》版本学的奠基之作；它不仅是胡适研红文献的代表作之一，也在20世纪红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关于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容后文详细讨论。
胡适发表第一篇“甲戌本”的研究报告后，又请俞平伯先生写跋语。俞先生的跋语题写在“甲戌本”书后，落款是二十年六月十九日。胡适非常狼狈地离开上海回到北平，是在1930年11月底，从俞先生跋语的落款时间看，显然是胡适在回到北平后不久，就让俞平伯写跋了。而俞平伯在研究此本期间，又将其借给浦江清。[iv]
1948年，胡适曾将“甲戌本”借给素未谋面的周汝昌。因“研红”与胡适有一次信函往还的周汝昌先生，于6月4日向胡适函借“甲戌本”。周函云：
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语，我要全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须要检索一番。这都是海内孤本，希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汝昌爱人书如己书，污损是绝不会的。[v]
据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适函，我们得知：周从胡适处借得了甲戌本。同时，周氏提出要以甲戌本等作底本，做版本校勘的工作，并希望得到胡适的帮助：
前造谒，蒙不弃款谈，并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来的。……我已准备要写一篇专文，叙论脂本的价值……其次，……我决心要作这件事（按，指集本校勘）……我计划以下面三本（按，指甲戌本、庚辰本、戚本）作主干……[vi]
我们今天读这封信，依然感受到周汝昌先生当时的感动、感激之情。50年过后，周先生写回忆胡适的文章，情绪仍然不能平静。[vii]
胡适收到周函后，在信上作了眉批：卅七，七，廿，回信，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
周汝昌既借得了甲戌本，一面对此本进行了深入研究；[viii]同时在未事先征求胡适同意的情况下，就影抄了一个副本。事后（9月11日），汝昌才函告胡适：
……我们未曾征求先生同意便录出一个副本来。……我们太喜爱太需要这本子了；……原本过于珍贵……实实不忍看他经过翻弄而受损害……若要充分利用而又同时珍惜这本子，唯一的办法便是录副……我四兄在家……专人之力，一心不二用，整整两月才完工……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现在特向先生声明，或者能谅下衷而不怪责。这副本将来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请求先生审鉴题记，以志流传授受，渊源踪迹。如果先生不愿意不同意我们的擅自录副，也不要紧，我们也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反正先生的书也肯借我用的。……[ix]
胡适接到周函后，立即复函汝昌表示：副本归周所有，并允为之作一题记。胡函云：
……你们弟兄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抄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那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x]
胡适的态度自然令周汝昌感动、感激万分。又据10月29日周汝昌复胡适函，我们得知，甲戌本被周汝昌借阅期间，胡适又允燕京大学的孙楷第先生借看：
孙子书先生昨天特别亲过敝屋，把先生的来信已给他看过了，我预备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给他看。……脂原本本想立即归还，但因先生提议给孙子书先生看，我想等和《四松堂集》一并奉还吧。……11
周汝昌先生向胡适归还甲戌本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从1948年12月1日胡适在甲戌本上写题记来看，当在汝昌还书后不久。也就是说，甲戌本在周汝昌先生手中保存了5个月左右！而从周先生归还到胡适带着它匆匆逃离北平，还不到1个月。此时的北平城，早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蒋介石担心胡适出不来，于15日特派专机来平，接胡适南下。由于走的极为匆忙，胡适不得不舍弃他的大量藏书（共102箱）和档案，12仅带走甲戌本，以“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
1948年12月1日，胡适在甲戌本上写的“题记”中说：我盼望这个残本将来能有影印流传的机会。事实是，此本未经影印时，既已流传。首先，周汝昌在其成名作《红楼梦新证》中不仅有专章讨论脂砚斋，而且在其它章节中多次引用脂批。131949年，周汝昌又将他们的录副本借给陶洙，陶洙便用蓝笔将甲戌本上的全部批语和“凡例”过录在己卯本上。之后，甲戌本上的批语又被俞平伯先生收入《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1950年1月22日的胡适日记记道：下午去看王际真夫妇，取回我的《脂砚斋批本石头记》。由此，我们知道：此前，胡适曾将甲戌本借给王际真研究。同一天，胡适又在此本上写下“题记”一则：
王际真先生指出，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已引余姚《戚氏家谱》说蓼生是三十四年进士，与《题名录》相合。
显然，这是胡适在取回原书后写下的。
1951年，胡适授权哥伦比亚大学为甲戌本做了显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图书馆，一套送给王际真先生，一套由胡适自己保存（后来送给林语堂先生）。
1960年12月17日，胡适在钱思亮为其举行的七十寿宴上，对参加宴会的中央印铸局的人表示：想请他们翻印甲戌本。在座的中央印铸局的秘书张祖诒，当下慨允。为影印甲戌本，胡适于1961年2月写了《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一文，文中说：三十年来，许多朋友劝我把这个本子影印流传。我也顾虑到这个人间孤本在我手里，我有保存流传的责任。141961年5月，胡适以朱墨二色套版影印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终于面世了。此后，台湾、内地和香港均据此翻印。15甲戌本的原本，则保存在胡适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图书馆里。
笔者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详述1927～1961年这34年间甲戌本被胡适收藏后之情形，一方面是想让读者明了胡适收藏、流布、刊印该本的经过；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来说明：胡适并未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将甲戌本秘藏34年而不敢示人。
一粟编《红楼梦书录》在着录甲戌本时，这样写道：“此本刘铨福旧藏。……后归上海新月书店，已发出版广告，为胡适收买，致未印行。”胡适在《跋红楼梦书录》一文中予以更正道：“这是无意的误解或有心的歪曲我说的‘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一句话。”16类似于一粟书这种有意的或无意的歪曲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界，是司空见惯的。更有甚者，有的书中甚至诬称胡适“窃据”了甲戌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复制版中做了如下“说明”：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通称乾隆甲戌脂评本，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资料。其原钞本于解放前为胡适所窃据，去年五月，台湾据以影印出版。因此书局为我国学术界研究所需，我所特加以复制，去尽胡适涂抹痕迹，个别缺字，间加移补，按原装分为四册，俾恢复其本来面目。
此外，吴世昌说：“（甲戌本）为胡适买去，被他独占了三十多年没有公开。”17周汝昌在1975年说：“他（按，指胡适）不但不想早将甲戌本公之于世，让大家可以进行研究，却让亚东图书馆把他的程乙本重印……”181986年，周先生又说，胡适“根本没有打算使之（按，指甲戌本）流布以供研阅”。19王毓林则说：胡适垄断甲戌本，秘不示人。20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阳健先生多次申说这样一个观点：甲戌本是有人为了迎合胡适而伪造出来的；胡适有意隐瞒了卖书人的地址和姓名，掐断了进一步寻访甲戌本流传的线索，而胡适也不得不将甲戌本秘藏34年而不敢示人。
事实是这样吗？
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21刘广定先生还发表《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一文，声称要为胡适“辩诬”。刘先生的理由有二：第一，这种行为与胡适一向的治学态度是不符的；第二，刘先生又列举多个事例说明，胡适晚年记忆力渐差，以证明1961年胡适说的“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不是有意说假话。22笔者完全同意刘先生的理由。但单凭这两条理由，还不足以推翻前引诸家的说法；因为，刘先生的两条理由，尽管很有说服力，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胡适没有说假话”的证据。胡适说，“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23
这里，我要为刘先生补充几条证据。除了前文详述的事实以外，我要列出以下理由：
一、影印图书，在清季民初即已盛行，而以上海为最盛。但1932年“一·二八”战事期间，上海的出版公司（如中华、商务）多遭日寇炮火轰炸，此业遂受重创。其后10余年间，几呈一蹶不振之势。这是当年基本的大背景，不可不察。
二、影印图书，总须出版商家与图书主人合作才可。若一家出版公司为影印一部书，要赔上很多钱，那他们一般是不会做的，古今皆然（哪怕是极有价值的学术专着！今日写书的人恐怕都有切身体会吧？）。翻一翻中国出版史，有多少穷书生辛辛苦苦（有的是倾毕生心血）写出书来，却因“无资”而不得刊刻、刷印！所以，有书不能出版，不可以单怪书的主人的。
三、胡适的甲戌本得自胡星垣，胡星垣得自何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此本有更早的藏主刘铨福。刘铨福、胡星垣在收藏此书时，均未加以影印，是否刘、胡二人也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想把甲戌本居为奇货、加以垄断而不示人？
四、刘广定先生说，秘藏甲戌本而不示人的行为，与胡适一向的治学态度是不符的。我再为刘先生的说法举一条例证。大学问家刘文典恰有将珍稀材料居为奇货、不愿示人的习气。胡适曾颇为严厉地诤劝老友：“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过你，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勘。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24试想，胡适如此劝谏朋友，他自己还能做那“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的事吗？
五、我们再来分析这34年胡适的情况。胡适得甲戌本，是1927年，在上海。在沪居住的3年多时间里，胡适担任过中国公学的校长，而其最重要的闪光点，我以为还是他无畏地向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一次次“争人权”的斗争。最终，是惹恼了当局，被迫离开上海，所以我在前文说他“非常狼狈地离开”。25在这种情形下，胡适还有多少心思去印一部残缺不全的旧抄本呢？胡适回到北平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立即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此时的胡适，与朋友办《独立评论》，讨论时局，已很难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术事业中去了。1937年，抗战军兴，胡适接受政府的征调，先是去欧美开展国民外交，尔后又担任驻美大使四年之久。而任大使的四年，“从没有写过一篇中国文字”。26卸任大使后，胡适仍居住美国，先后长达9年之久。此时的胡适，又迷恋上了《水经注》，其后很多年都在从事《水经注》研究。在胡适的红学研究生涯中，1934到1947年，几乎是空白。如果不是胡适因周汝昌发现了《懋斋诗钞》而主动写信给周，进而引发了胡、周之间的一系列通信，那么胡适在这十几年间的红学史上，实在是太沉寂了——他几乎忘记了由他开创的“新红学”研究事业。加之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46～1948年）的期间，国内也战火四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谁还想得起（除了周汝昌这样的专门研究者）胡适手里有一部甲戌本呢？1949年4月，胡适又去了美国，开始了他一生最黯淡的岁月，他在纽约几乎过着一种近乎流亡的寓公生活，甚至为了生计，他为了谋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个东方图书部的负责人职位，都得不到丝毫的优待。在此种情况下，他又有什么能力来主持翻印甲戌本呢？但是，处境的艰难，丝毫没有减损他对保存史料和典籍的热心。27因此，当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他就把包括影印甲戌本在内的很多大计划都付诸实施了。
难道这些事实还不足以推翻那些所谓“胡适垄断甲戌本，秘不示人”、“胡适说了假话”这些说法吗？
（二）甲戌本的划时代贡献
胡适多次说过：“甲戌本在《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上曾有过划时代的贡献”。什么划时代的贡献呢？最重要的，就是：“自从此本发现之前，我们还不知道《红楼梦》的‘原本’是什么样子（按，即后来说的“可以考见写定之前的稿本状况”）；自从此本发现之后，我们方才有一个认识《红楼梦》‘原本’的标准，方才知道怎样访寻那种本子。”28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探访雪芹原书的真貌。
所谓“‘原本’的标准”，也是胡适在研究了甲戌本以后定出来的。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说：“《红楼梦》的最初底本是有评注的。”1933年，胡适又指出：“凡最初的抄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29
自从《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发表之后，研红学人才知道搜求《红楼梦》旧抄本的重要，才知道按照胡适提出的上述“标准”搜求旧抄本。301961年2月12日，胡适列出了已知道的各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本子清单：
（一）乾隆甲戌（1754）脂砚斋钞阅再评本（甲戌本），凡十六回。
（二）乾隆己卯（1759）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己卯本），凡38回，是钞配的。
（三）乾隆庚辰（1760）秋脂砚斋四阅评本（庚辰本），凡77回有零。
（四）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戚本），凡80回。
（五）乾隆甲辰（1784）菊月梦觉主人序本（甲辰本），凡80回。
胡适特别指出，上述前3种，“皆在雪芹生前”，后2种，则“在雪芹死后”。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真正意义上的“脂砚斋评本”，只有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3种。此种观点，笔者颇认同。不过，所有的抄本，对研考红书的成书过程、雪芹原书真貌，均有价值。这些抄本的发现，为人们研究《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和版本源流，提供了物质基础。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就对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到辛亥、壬子（一七九一、一七九二）的版本简史做了梳理。然后，胡适说：
这是《红楼梦》小说从十六回的如果没有三十多年的甲戌本的出现，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红楼梦》原本或最早写本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三十多年陆续发现的各种“脂砚斋重评本”，我们也许不会知道《红楼梦》本子演变的真相这样清楚吧？
胡适逝世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新抄本：
（六）列宁格勒藏抄本，凡80回。
（七）南京图书馆藏戚序本，凡80回。
（八）舒元炜序本，存1至40回。
（九）郑振铎藏本，残存23、24两回。
（十）蒙古王府本，存120回。
（十一）梦稿本，存120回。
（十二）北师大藏本，凡80回。
另有所谓“靖本”，但此本已迷失，故不录。1961年，胡适说：“在这二十多年里，先后有出现了几部‘脂砚斋评本’，我的假设大致已得到证实了。”我们这里能充分高感受到胡适在假设被证实后的喜悦。倘胡适泉下有知，在他身后又有那么多抄本被发现，不知道又多高兴呢？
（三）“胡适的甲戌本研究”之平议
下面，我将对“胡适的甲戌本研究”，加以平议。
本文第一部分，曾对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在这篇长达一万七八千字的报告中，胡适根据“甲戌残本”这一“新材料”（主要是此本上的脂批），提出了如下新观点：
关于《红楼梦》的着作时代，胡适据脂批提出“雪芹作此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
关于曹雪芹去世的年月日，胡适据脂批提出“雪芹死于壬午除夕”。
关于脂砚斋，胡适提出：“评者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第十三回所记宁国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 也许是曹颙或曹颀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
“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对此，胡适举多例来说明。
此外，胡适据脂批提出：秦可卿之死是“淫丧天香楼”；她的死与瑞珠有关系；天香楼一段原文占本回三分之一之多；此段是脂砚斋劝雪芹删去的。
胡适还首次研究了“甲戌本”独有（其他本子皆无）的“凡例”，刻意强调三点：1、此书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系石头所记之往来”。2、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并非怨世骂时之书”。3、关于此书所记地点问题：雪芹写的是北京，而他心里要写的是金陵：金陵是事实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学的背景。……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的“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很显然，胡适的这三条，依然是紧紧围绕他和他的学生们提出、讨论的“新红学”的主要论点、论题。
胡适将“甲戌本”与“戚本”加以对校研究，提出：“脂本与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本，但脂本为直接抄本，而戚本是间接传抄本”；“《红楼梦》的最初底本是有评注的；最初的评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其余或是他的亲信朋友如脂砚斋之流的”；“高鹗的底本也出于那有评注的原本而已”；“脂本与戚本同出于一个有评注的原本，而戚本传抄在后。但因为戚本传抄在后，《红楼梦》的底本已经过不少的修改了，故戚本有些地方与脂本不同。”由此，我们知道：早在1920年代，胡适就自觉地把不同的抄本（当时仅有的2种）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了；1933年，胡适研究庚辰本时，又拿甲戌本与之对勘。而这种研究最有助于揭示不同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后，胡适据脂批，推测了雪芹未完之书的情节，实开后来所谓“红楼梦探佚学”之先河。顺便说一句，周汝昌先生提出“红学”包括四大分支：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此说，颇遭诟病。这里，我不想讨论周说的是非得失，只想指出一点：周先生提出的这“四学”，都能从胡适那里找到源头。换言之，周氏之分法，正是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的产物。
是为胡适研究“甲戌本”的最初报告，有很多结论早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成为定论。当然，也有的结论有待商榷，甚至胡适本人也在此后做了不少修正（如对“脂砚斋”是谁的问题）。
胡适较早研究“甲戌本”的文献，除本篇外，还有一份。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中，有1页文稿，题名“脂砚斋评本石头记 四册”，卷宗号147，分号3。看其内容，实系上文第一部分之梗概，故不再赘引。但因该档案乃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及其它胡适文献书从未公开发表者，故在此特意点出。
我们仔细研究这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一）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不仅表现在胡适根据脂批，提出了很多新观点，如“雪芹作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雪芹死于壬午除夕”等等；还表现在胡适对该本的研究，是紧紧围绕“新红学”的几块阵地（作者、版本、自叙说、雪芹原书真貌等）而展开的。如果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真存在一个“体系”的话（胡适在其治学生涯中，一直反对建立“体系”），应该说，通过对甲戌本的研究，这个“体系”更加完密了。
（二）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开所谓“脂学”之先河。自从胡适发现了甲戌本并对其加以研究之后，红学研究就进展到重视脂本并重视运用脂评的时代，“新红学”也因此发生了一次飞跃。此点早已为前辈红学家所指出。这里，我要想说的是，在“脂学”研究方面，胡适又一次扮演了“开山祖师”的角色。时下围绕脂砚斋、脂批的研究，几乎所有的论题，均已在胡适的这篇最初的报告里提出来了。如“脂砚斋是谁”，根据脂批推论曹雪芹的卒年、《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等等。综观今日的“脂学”研究，又有哪些问题不是胡适提出来的呢？因此，研究“脂学”，无论如何是无法绕过胡适的。
（三）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再一次体现了胡适在开创“新红学”之先，就反复表白的要用“科学的治学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基本诉求。从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胡适读《红楼梦》及其他旧小说的考证，都不过是他提倡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的举例而已。“科学的治学方法”要求，凡立一说，须遵循“寻找证据、尊重证据、并由证据导出结论”这样的步骤；当有新证据出现证明自己提出的假设不成立时，要勇于纠正。胡适的“雪芹作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的结论，是依脂批“至甲戌钞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条新证据提出来的。而“雪芹死于壬午除夕”的结论，则是根据“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条新证据，对他自己先前考出的“雪芹死于乾隆甲申”说法的修正。当然，令胡适欣喜异常的是，甲戌本也为他先前提出的一些观点提供了新证据。如，涉及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脂批，就为其《红楼梦》是“作者自叙”、“写曹家事”的观点提供了新旁证，而使他进一步认为：“自叙说”更是“颠扑不破的了”。正因为“新红学”具有“无征不信”的科学品质，因而在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不停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引领着众多的研究者亦步亦趋地跟着胡适走，至今仍不绝如缕。
1928年以后，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60年前后。他反复强调以下几个观点：
（一）甲戌本在《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上曾有过划时代的贡献，亦即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者。
（二）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
（三）曹雪芹甲戌年成稿止有十六回，是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样子。这就修改了他在1928年研究报告里说的“甲戌以前的本子没有八十回之多，也许止有二十八回，也许只有四十回”这一观点。
对于胡适晚年的观点，笔者是颇认同的。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如有的研究者不同意“甲戌年成稿止有十六回”的说法。这里，不想再展开申论了，只强调一点，不管你是否同意胡适的观点，你都不能否认：胡适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注释：
[i]此函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卷号1530，分号1。
[ii]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手稿。
[iii]《鲁迅研究资料》1984年第9辑。
[iv]俞平伯1931年1月3日《日记》称：“江青（按，指浦江青）假脂本《红楼梦》去。”（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十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208页。）而同日《浦江青日记》则记：“向平伯借得胡适之藏脂砚斋本《红楼梦》而归。”（浦江青：《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6月，44页）浦江青12日《日记》又记：读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觉胡适之的考证确实不容易推翻。我从前对于《红楼梦》一书有很多特别见解，现在读了这部书，自己取消了一大半。脂评本中有一处说及小红狱神庙一回已迷失无稿，有一处说及卫若兰射圃一回已迷失无稿，此最重要。（同书47页）
[v]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486～487页。
[vi]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488～490页。
[vii]周汝昌在《平生一面旧城东》一文中说：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viii]研究成果主要有二：将对脂砚斋及其批语的研究写进了奠定周先生红学地位的《红楼梦新证》一书，又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专题论文一篇。
[ix]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494～496页。
[x]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校订：《石头记会真》（10）；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年，26页。
11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509～511页。
12据耿云志先生统计，这批档案中有胡适文稿958件，他人文稿1898件，胡适书信约600通。其家属的信件亦近600通，他人致胡适的书信，约10，000余通。胡适日记，包括记事录，来往书信登录簿等计43册。公私文件近1000件，总共所藏资料15，000余件。
13胡适看了《红楼梦新证》后，除了高度赞扬该书外，多次说过这么一段话：
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你试看他的《新证》页三○——三七，便知我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的敦诚《四松堂集》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甲戌本脂砚斋》本是我借给他的，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
1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3500页。
15按，此影印本于次年即重版；1975年胡适纪念馆三版。此本还有多种翻版本，1962年6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台湾1961年5月版复制（线装，一函，四册），书后有俞平伯写的《后记》；1973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据中华版再翻（线装，一函，四册），书名、版框、开本、装祯，都没有改动。惟书前多一“出版说明”，书后删却俞平伯的《后记》。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平装本。
16胡适：《胡适手稿》（第9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174页。
17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6页。
18周汝昌：《〈红楼梦〉版本常谈》，载南京师院中文系编：《红楼梦版本论丛》，1976年。
19周汝昌为王毓林着《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所作的序，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20张国光：《论胡适考证红楼梦并创立“自叙传”说的历史性贡献》，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22《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3期。
23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300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226页。
25按，胡适本来不想离开上海。1929年8月，周作人曾致函胡适，苦劝其离沪赴平；因为此时胡适在上海的处境已很艰难。但胡适复函称，不想回平，原因有三：怕“搬穷”；习惯了上海物质设备较高的生活；不想连累北大。但最终，胡适还是于次年被迫离开上海。胡适离沪返平之黯淡情形，可参考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8-102页。
26胡适：《胡适的日记》(第8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6页。
27可参考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69-397页。
28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
29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284页。
30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说：
这八册抄本（按，指庚辰本）是徐星署先生的旧藏书，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这部书。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斋甲戌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一类的抄本。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叔鲁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家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