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李传玺：胡适“救人”与“被救”的两则小辩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胡适-李传玺：胡适“救人”与“被救”的两则小辩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李传玺：胡适“救人”与“被救”的两则小辩证
一
第一则其实是胡适和马衡两人的。
近读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先生之孙马思猛所着《金石梦故宫情》，写到马衡先生与胡适的关系，中有一段：“1931年，爷爷因为揭露‘东陵盗宝案’而遭军阀孙殿英报复，正是胡适和一位日本留学生护送爷爷乘火车逃离北平的，后经天津转水路南下，胡适一路陪同到达上海，在爷爷脱离险境之后俩人才分手。”读完后，心生疑惑，记忆中胡适1931年没这回事啊，再翻日记也没翻到，于是找责任编辑再找到马思猛先生。马思猛先生说，此段话时间印错了，应是1930年6月14日（此段故事，该书后边写“无咎无恙”一节有详细叙述，时间就是此日），故事来源于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俞建伟、沈松平着的《马衡传》，最原始的则是日本留学生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日记。马思猛很快将与此有关的两段拍照发给了我。我一看，首先是时间问题。《马衡传》说6月14日是农历，而武四郎日记仅标明时间，并没说是不是农历。胡适此段时间是去了北京，但由于日记缺此段，包括胡适年谱在内，都没标明胡适南回上海的时间，如果把时间弄清，也能填补这一小“空白”。查年历，1930年的农历六月十四应是公历的7月9日，而7月2日，胡适已去南京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又据6月27日丁文江先生给胡适的信，开头即说：“自从你离开北京，不知不觉的又过了十几天了！”由此，6月14日应是公历。
其次，到底是不是胡适先生和这位日本留学生护送马衡先生出北京的。武四郎的日记说：“打点行李，颇形忙碌。四点到站检查行李。”“同车则马隅卿也。七点到津，遇胡适之，亦同车而不同级也。因检查烦琐，先到惠中旅馆见叔平先生（即马衡）。隅卿特发汽车取行李，检查也者，有名无实。遂送至埠头握别。闻叔平、适之两先生亦此夕驾英船通州赴沪。天津丸三等人满，终夜喧嚣不已，于我借得一夜之安可也。”从这段日记看，这位日本留学生根本没有参与护送马衡先生，他只是在车上遇到马衡先生弟弟马隅卿，可能才得知马衡先生在天津，才乘着对他行李进行检查的当口去旅馆看望了马衡先生，之后，也没有参与送别胡、马二位，而是由马隅卿派汽车直接将他的行李从火车站取出，然后送他去了码头。那么看来胡适也没有参与护送马衡先生出北平。还是这则日记，武四郎在车站遇到胡适，而马衡已在旅馆，可能马衡根本就没有与他们同车，而早已到了天津。至于胡适之后和马衡同乘一条船南下，是不是有意陪护，则只能说有可能。6月7日，胡适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看书，适逢北平图书馆协会举行本年第三次常会，应邀作了演讲。由此看，胡适此番去北平，与马衡有交往是可能的，得知马衡被“通缉”消息，相约陪护马衡一块南下也是有可能的。否则到了天津相遇又同坐一条船——马思猛先生的解释是：他们是乘英国籍的小船从运河经南通州南下的——又走艰难得多的运河，也太巧合了些。
遗憾的是，胡适那段时间日记空缺。
二
第二则是因查证这个“故事”，把胡适先生这前后两年日记又翻了遍翻出来的。
1929年10月10日日记，“克银汉君剪寄New York Times(Aug.31,1929)[《纽约时报》（1929年8月31日）]。”胡适粘附此则剪报，并对之作了翻译，标题为《钳制中国说真话的人》。一读之下，脑子一激灵，这是不是前几年热炒的《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民国采访战》（2008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14年中国画报出版社以《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出版）中所载的所谓营救胡适的那篇文章。
连忙找出阿班的书，一对照，还真是的。
但两者又有出入。
阿班说是自己推动《纽约时报》发表谴责国民党的文章营救了即将被处死的胡适，经过是，胡适因在《新月》发表一系列批评国民党的文章被国民党党部“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办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8月3日”《纽约时报》刊出了社论，“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未有丝毫减弱”。
阿班的《民国采访战》前几年出来后，一边是好评如潮，一边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特别是有关胡适此段，因为8月初胡适没有这事。按阿班的计算，最快胡适8月7日才放出来，实则是，6日，宋子文仍来看他，并请他代为起草辞职通电。
而胡适记的却是8月31日。胡适是当年记的，又粘附了剪报，应该不会错。阿班是后来的回忆，记忆出现误差，特别是8月3日与8月31日极为相似，相当可能。另一证据是，8月份之前，批判并要求惩办胡适的风潮并没出现，一直到8月中旬才开始涌动，8月2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通过决议：“认为侮辱总理，诋毁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今议决呈中央严办。”此文于8月31日推出，正好对应。如果顺此进一步推测，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决议，社会上开始传言胡适被捕而引起阿班上述举动。而这也可能是阿班后来记忆发生误差认为是自己的“新闻”营救了胡适的原初“由来”。
虽然胡适并未被捕——如有此事，则肯定会是胡适历史上甚至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件，但阿班此举以及《纽约时报》的社论，从国外一些朋友将此文剪寄给胡适，或写信给胡适询问详情可以看出，还是对处于国民党围剿中的胡适产生了强大的舆论支持作用。
如果把此社论定于8月31日，似乎合情合理，遗憾的是，从那天到9月5日的五六天，胡适日记又出现了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