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瞿骏：胡适、“园丁”与《燃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胡适-瞿骏：胡适、“园丁”与《燃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瞿骏：胡适、“园丁”与《燃犀》

1928年4月24日，胡适本来就不太愉快的心情被一篇文字又拉拽了一下。这篇文字就是作者署名“园丁”的小说《燃犀》。第二天，胡适就给《京报》社编辑主任写信道：
我不认得作者“园丁”先生，但我想托先生转达一点意见。我只见了这一期登出的《燃犀》，其中已有许多地方是完全错误的。如：
(1)　我结婚时，先母尚未死，此书中所说完全错了。
(2)　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
(3)　当陈独秀先生做北大文科学长时，当蔡先生长北大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当教员。
(4)　他给蔡孑民先生的长信，并不是辞职的信。
(5)　作者引我的新婚杂诗，其中多割裂讹误。
本来这种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gossi p)(按,曹伯言先生整理的各种《胡适日记》均误作gossi )，做的不好便成了谣言的乱谈了。“园丁”先生有志作文学，似宜向真材料中去努力，不宜用这种不可靠的传说材料。质之作者，以为如何？
这段出自胡适日记的话多有研究者引用，他们的解读不少从胡适为林纾“辩诬”的话出发，说明胡适对待林纾的“厚道”，却基本无意去问：“园丁”是谁？　他为何要写《燃犀》？《燃犀》写了些什么？　这部小说背后折射了什么？这些问题均值得做些更深入的辨析。首先要考察的是“园丁”为何人。
一
胡适的信由京报社转给了作者“园丁”，他的复函公开发布在登载《燃犀》的《饮虹周刊》上，云：
适之先生：
顷由哲民兄转来大札，不胜愉快。因为我已要在下一期上发表　《三论新诗问胡适之先生旧话重提》一文。时光过得真快，先生还记得那一年在南京青年会梦华兄订婚席上，坐在您身旁的那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学生么？那个人就是我，我如今已是二十四岁的人了，并且混得一名大学教授了。先生，你记得他的名字罢？行不更姓，坐不更名的“某某”呀!
这几年间，我跟随吴瞿安先生在金元这所荒僻的田地中讨生活。自己觉得已经理出一丝头绪来，并且因此对于新体诗，略有一些具体的主张。这回先后向曾孟朴前辈、闻一多兄提出来的，便是鄙见之一部分，还望您多多指教呢。
至于写《燃犀》这部长篇小说的动机，不妨先告诉你。就是平常一班朋友在一块儿闲谈，说到东，说到西，有时很令人好笑，也有时令人增加了解的能力。我于是感觉到文人多方面的生活，想把他写出来，以为时人观察文坛现状之助。一方面我可以练习描写的手段。所以相识的朋友如郑振铎、闻一多、梁实秋、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滕固、成仿吾、朱湘等，和不相识的一些前辈，甚而至于我自己都想写进去。因为不是作个人的传记，所以有些想象的，不全是事实。
文人可以说是怪人，《燃犀》　所烛的是这般文学界的怪人，非妖怪之怪也。全篇以幽默为中心，丝毫无攻讦的意味!　诚然，何识时或许就是先生，所写违背事实的地方，当然有的，因为我原来有些想象在里面的缘故。
来信所说“这种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不错，我很感谢你的忠告，然而吴敬梓作　《儒林外史》，其中同他同时的人还不多着吗？就是曾孟朴的《孽海花》，其中又何尝不是以活人为材料？　若说不符事实“就是这谣言”，那是非后学所信矣!　根本上小说决不是完全的事实，我觉得这一椿椿都是“真材料”，所以才试作此书的。
信中所列第二条，林琴南先生拾女红鞋的事，的确是事实。王晓湘老先生(名苏，林氏弟子)固亲口对我说过。我还另外听见林老先生的亲戚也说过。实际上拾女鞋不能说诬蔑他的人格。先生又以为如何呢？
其他，第一、三、四条承你指出，我想在全书完成以后，再酌量删改，第五条原诗之割裂讹误，是我有意为之，因为完全照原本，觉得一点味道没有了。总之蒙你先生远道惠书，加以指正，我是十二分感激的。
我们这个《饮虹周刊》的组织，在这儿我也可以说一说。这是去年我在苏大、南中任课的时候，一部分同学组成了这个文学团体。我因为南京的空气太沉闷了，所以很努力地帮助他们。现在已出了第七期，不知还足观否？甚愿时赐教益，以匡不逮!　赐函请迳寄金陵大学。
又阅报知先生新任中(国)公(学)校长，可贺，可贺!　正望中(国)公(学)以后能做东南学术界的中心，我小“园丁”也可以放下花盆，前来摇旗呐喊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奉托，阮石巢的《咏怀堂诗》，前胡步曾先生嘱为印布，我在上海接洽了好几家书店，至今还不能出版，你先生能为之助否？勿使古人心血一旦埋没也。稿存敝处，伫望覆音。
不知你的住处，所以仍在这儿发表，尚乞恕个罪儿罢!
园丁敬复，五月二日
由前信出现的各种讯息，结合其他材料，可以判定“园丁”是卢前　(冀野) (1905—1951)。理由为：
第一，卢前为吴梅(瞿安)的弟子，1905年3月生人，1928年虚龄24岁。
第二，1926年卢前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在大学、中学都有教职，1928年正在金陵大学任教，这才有信中说的“混得一名大学教授了”和“赐函请迳寄金陵大学”。
第三，信中所云“南京青年会梦华兄订婚席”指1923年　12月1日，胡梦华与吴淑贞的婚礼。不少文章像胡昭仰的《胡梦华传略》均误作1922年　12月1日，这一错误大概来自于《表现的鉴赏》重印本中胡梦华的前言《青春文艺因缘忆南东》。卢前为胡梦华在东南大学的同学与挚交，自然会参加。
第四，1928年8月30日，《京报副刊·文艺思潮》第19号上曾发表《新兴文艺之前驱》一文，文章直接署名“卢园丁”。而且从此文内容看大体就是卢前193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的一部分。
对于卢前的研究，朱禧曾作《卢冀野评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以下简称　《评传》)，此后亦有十数篇论文。在材料获取不那么方便的1990年代，《评传》算得上搜罗宏富，用力甚勤，足为后来者参考。但据笔者有限目力所及，《评传》　与之后研究卢前的论文，大概都未注意到这部小说，主要原因是不知“园丁”就是卢前的笔名。若知此，大量卢前早期的文章将可浮出水面。下面大略介绍一下小说《燃犀》的基本情况。
小说从　《饮虹周刊》　第4期　(1928年4月8日)　开始连载，胡适所见为第6期的连载。最后一次连载笔者所见为第9期　(1928年5月27日)，每期无间断，第9期并未终稿。其以何识时　(影射胡适)为主线，写了一部截止到1920年左右的新文化运动简史。从小说的立场看，卢前所言“全篇以幽默为中心，丝毫无攻讦的意味”，大概只是对胡适稍稍表示客气，当不得真。所谓“燃犀”出自　《晋书·温峤列传》，本就有“洞察奸邪”之意。小说虽未作完，但从已有内容看，其对胡适和
其朋友们的讽刺、揶揄、捕风捉影甚至是无中生有，大概相较林纾的　《荆生》　和　《妖梦》都不遑多让。从小说的水准看，它和卢前1927年在泰东书局出版的小说集　《三弦》　相似，“无论从思想深度、写作技巧、生活积累等等方面来说，都不能算是20年代的上乘之作”。因此我们不妨将《燃犀》　看成为当时20岁左右的“新新党”对于“旧人物”和“新党”之风闻、传说和想象的集成，大概就有些趣味。这可以分别从卢前和胡适这两方面来分析。
二
从卢前这一方来说，他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环境”对这篇小说的形成有双重合力的影响。从卢前的“生活环境”看，胡适与他的生活交集和他在大学毕业前的家庭变故是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因素。1920年代初，胡适是全国青年共同瞩目的“明星”，那是一个据章士钊说“以适之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的年代，卢前也是这“瞩胡”大军中的一员。1923年12月胡适到南京讲学，同时出席胡梦华婚礼，这对卢前而言是个难得的机会，他可能准备了满腹的话要对胡适讲。但在婚礼上，胡适借致辞的机会宣扬文学革命，遭到了东南诸教授———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人的强烈反击，被人形容是“单枪匹马，陷入重围”。由此可以推测胡适当时压根没有工夫去搭理一个坐在他旁边的无名后辈。所以卢前回信中才会有：“先生，你记得他的名字罢？　行不更姓，坐不更名的‘某某’呀。”———这几句陈年怨气破纸而出的话。如要做一类比，卢前的失落心态和欲留胡适在苏州一晚而不得的钱穆很近似!
在“明星”胡适带给青年卢前大失落之后，卢氏家庭也在他大学毕业前发生了剧烈的变故。据《卢冀野评传》，1925年冬，卢前父亲因劳累过度，出差青浦时，在旅馆里患急性中风而亡。自此全家十来口的生活全靠卢前在中学兼课的几十元月薪维持。所以易君左在《卢前传》　中就说：“人但观其嬉嬉笑笑，而不知此诗人实负有两肩之重荷。盖卢生早孤，仅奉高堂菽水之欢，诸弟及子侄教育费皆其所负。”
而且父亲的去世，对卢前来说不仅是需要扛起一家的经济重担，同时还真切感受到了家中支柱坍塌后的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其　《呈随三丈翰英》　诗中就有“先公游宦江南北，平生不少云龙友；卅年苔岑管鲍交，唯我丈人输恩到身后。于戏!　翻云覆雨见人情，试问高山流水何处有”等愤愤不平之句。
大人物的漠视和家庭的困境让卢前表面看似学问颇得肯定、也有比较体面的教职，其实在他内心有重重压力，急需寻找学界更普遍的承认，宣泄压抑的情绪。而承认如何找寻，情绪从哪里发泄呢？　这就和卢前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历史环境”的变动中，最重要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向全国的拓展与由此引发的东南学风与新文化大风的对抗。
在新文化运动向全国拓展的过程中，南京的青年和各地青年一样也都会被此种风气围绕。据卢前说，15岁在南高附中读书时，对于诗他只知道“乱读乱作”，并无深切认识。随着“新文化运动又渐渐地扩大起来”，胡适等人倡导的“诗体改革说”甚嚣尘上，这更使得他“彷徨歧路在这里面”，荒废了好几年，不知道“涵养自己的诗趣，领略真实的诗境，探讨古贤的诗绩，徒徒想什么写什么，不假思索，不加锻炼”。
与卢前同学，1920年从河南转学南高附中　(后来同样就读于东南大学)　的郭廷以则回忆道：
我从开封带来不少新书、新杂志，到南京不惜花钱买得更多。杂志方面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新教育》《星期评论》《建设》《新中国》《曙光》《新社会》《太平洋》《湘江评论》《闳声》《新体育》等，报纸副刊有《学灯》《晨报副刊》，新书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周作人自　日本译来的《欧洲文学史》、陈大齐的　《心理学》、陈映璜的　《人种学》、梁启超的《尚志学会丛书》(其中有《新道理论》《群众心理》《革命心理》)、《中国人口论》等、商务印书馆丛书(其中有郭耀根的《近代思潮》以及稍后出版的《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论》《到自由之路》《共产党宣言》)等，这是凡以新青年自居的至少要买几本这类的书籍杂志，以表示学问的渊博，而藉以结交新朋友。一些爱好新文艺，具有新思想的同学看到这个插班生书架上那么　多书说：“这是了不得的朋友。”由此交了不少好友，最称莫逆的是同班的赵荣鼎(特夫)、卢正绅(冀野)、黄素封(化育)、曾广棻、低一班的周同庆和高一班最早劝我读附中的乐焕文等。
一个是卢前时过境迁后自称“悔已无及”的回忆，另一个是卢氏莫逆之交对当时青年思想气氛的生动写照，都能够说明新文化运动对卢前和他周边人物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时卢前和其周边人物又在与新文化大风对抗的东南学风之中，这种学风在当时人和后来的追述中基本是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和《学衡》为标志的。胡适曾说：“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胡先骕小传》　中则称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提倡人文主义，与当时学术界狂澜抗衡，崭然树立东南学风”。
对此学界前贤多有精彩研究，此处不赘。不过需要特别指出这种两造分明，标志明确的“理想型”描述大概适于历史大势的分析，而不完全适于讨论具体人物，比如以卢前等为代表的东南大学的学生辈。要更深入地理解这批人物，需要进一步揭示新文化运动与东南学风既纠缠又对立的丰富多歧性。这一点牵涉甚广，我打算另作专文讨论，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对立当然存在，且争夺激烈，但双方都已不能跳出自1895年后开始建构的新制度媒介———报刊、新式学校和出版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媒介已是新旧双方共同的基础平台，其不仅为新派，同时也为南高、《学衡》等“旧派”规定了运动的路径。“旧派”若没有报刊发表的机会，得不到新式学校的教职，丧失出版机构的支持，他们的声音就很难被听见，对于学生辈们尤其如此。
第二，新旧两派的对立除了造成读书人的分裂之外，也经常成为他们彼此“互渗”的源头与原因。在新派这一方，李大钊曾指出：“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着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不断重演，以致李大钊们经常称新文化运动为“新名词运动”。那么他们的着作谁会读得较认真呢？　有时恰是要与他们论争的“旧派”。从卢前的文章看，他对胡适等人的书很下过功夫，读得很熟!而对“旧派”这一方，新派常常会通过他们主导的新制度媒介简化、曲解甚至制造他们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旧派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派塑造出来的。因此“旧派”就变成了新派笔下和口中的“旧派”，只有模糊的影子，而无清晰的样貌，这正是一种深刻的多歧性。
第三，在当时读书人的感知中，新文化大概并不仅仅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以及由他们主导的报刊来代表，同时若有人与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意见不同，也不意味着这些人就会非此即彼地支持东南诸教授，这中间有广阔的灰色地带。郑振铎曾说他们针对　《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做论争，“扑灭了许多想做遗少的青年人们的‘名士风流’的幻想”!　据沈卫威研究，在这期　《诗学研究号》　上就登载过卢前的两首旧诗。但卢前真的只是“想做遗少的青年”吗？大概并不是。
卢前出版过白话小说集《三弦》，在《时事新报》《京报》上也常有文章。对新诗，他有浓厚的兴趣，着有新诗集《春雨》《绿帘》。而且据《饮虹周刊》上卢前以笔名发表的一系列谈论新诗的文章看，他对诗之“更新”的期待并不亚于胡适等人，只不过他反对胡适等人的“推陈出新”，强调“继陈出新”。卢前曾把中国的新诗分为三派，第一派是旧瓶子装新酒，这一派作新诗的方式是“《学衡》中如吴雨僧先生一般所主张的”，虽然平稳，但“还不能使时代满足”。第二派是洋瓶子装新酒，如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人的诗，但此派最大的问题是———“诗是否专给知识中人看的？”在卢前看来诗是要“往民间去，向民众去”的，由此他欣赏和力图建设的是第三派———新瓶子装新酒，即“国性的音节、字、句，合乎现有民众的叙述、描写”，加上“西洋诗中合乎我们胃口的调子、字句和想象、思想、情绪”，此谓之“新瓶”；“新酒”则指新时代的民情风俗等等。
这些见解和郑振铎在　《新与旧》　一文中的理解从表面上看基本无差，区别在于何为新瓶，何为新酒。它和闻一多提出的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等看法更是相似。可见卢前虽可能在郑氏所言的“想做遗少”的青年之列，但并无太多“遗少”口吻，同时也不步趋东南诸教授的看法。
第四，卢前等人对于新派的反对意见中当然不乏宽泛的新旧对立的因素，因为东南学风特别是其师吴梅对他一定有不小的影响，这从他一直强调旧曲与新诗的联系就可见端倪。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批青年代际超越的冲动。在给胡适的回函中，卢前提到了他相识的那些朋友。结合其他材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此圈子的成员有闻一多、梁实秋、胡梦华、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滕固、成仿吾、朱湘等人。其中卢前生于1905年、胡梦华生于1903年、闻一多生于1899年、梁实秋生于1903年、郭沫若生于1892年、郁达夫生于1896年、田汉生于1898年、滕固生于1901
年、成仿吾生于1897年、朱湘生于1904年。
这群人里除了郭沫若年纪稍长，都属于1895—1905世代。这一世代的成员未尝到过科举废除的痛苦，同时也没机会搭上清末新政的顺风车。辛亥革命对他们来说则只是一场小部分人浅尝辄止的“挂招牌式革命”。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能充分感受到的是新文化的席卷，民国政治的污浊、“学阀”实际的和想象中的压迫以及身为“高等游民”的无奈，这些汇集成的是强烈的代际超越的冲动。这以胡梦华在评价“梁胡蔡陈”时的一段话即为典型：
梁蔡胡陈诸氏，《小说月报》，《新青年》二三杂志，不足以代表现在的新文化运动了。而《学衡》记者偏根据梁蔡胡陈诸氏，《新青年》、《小说月报》来批评现在的新文化运动，不过益形现出他们的“诬”呵!
这段话明显表露出卢前等人并不是站在《学衡》的立场上来反对新文化，而是希望能由他们来主导“现在的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学生是“以已新批彼新”，同时也不太能容纳“旧”。所以他们对于传统的态度与作为老师辈的东南诸教授有较大区别。而区别就在张灏说的，对传统究竟是处于一个“外部观察”的状态还是一个“参与其中”的状态。对于东南诸教授来说，他们很多是“参与其中”的人，对传统有活生生的体认。像胡先骕与他诸位老师接触就能充分感知传统：沈曾植是“虽任冲繁之首府巨任，实乃霭然儒者”；夏震武谒圣时“必岸然立于中位，幼云先生(按，刘廷琛，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亦听之而侍立其侧，不以为忤”；对林纾，胡氏更是说其为老师中“最令人怀念者”，因为“先生之语言妙天下，虽所讲授者为宋明学案，而以其丰富之人生经验以相印证；又繁征博引古今故事以为譬解，使人时发深省，而能体认昔贤之明训”。
但卢前这一代大概就因隔了稍远而不太能“参与其中”，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以一种冷静和峭刻的方式从外部观察传统。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燃犀》中特别要写林纾在路上捡女鞋事：
有一天，他老(按，林纾)正在十丈京尘的道上闲走着，忽地里前面一辆车子如飞地跑过去，定睁看时，不偏不倚的正落了一件东西在他老前面，红通通的，又有些香扑扑地。他老拾起来，在鼻子嗅了几下；向怀里抱好了，不多时那车子又如飞地折回来，车上坐的一位美人，袅袅婷婷的向他老招呼：
“老伯伯，您老人家看见一只红鞋子落下来没有？”
“没有!没有!什么红鞋子!没看见!　没看见!”
他老先生急的脸红红地回答她，暗地里觑她那副娇态，那女子听了没法子，只好低下头来，叫车子慢慢地向前一路找去。他老于是回到家中。从此书斋里，又多了一样清贡品。
这段充满恶趣味的描写说明在卢前等人心目中，如果胡适等已成为“三代以上的人”，那么在胡适之前的人大概就更无足观。
三
以上说的是卢前为何会作《燃犀》，若从胡适这一方出发，则能看到《燃犀》折射的是国民大革命后新的情势与胡适个人命运的碰撞。对1920年代末的胡适，我们至今仍稍稍忽视，当国民大革命带来又一次“易代”之后，他一方面因政治理念不同经常与国民党政府发生冲突，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言论攻击，甚至有被“法办”之虞。但另一方面他也面对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质疑。这股从各个方面“攻胡”的潮流早在1920年代中期已经开启，而“易代”则打开了洪水涌出的闸门。小说《燃犀》　正是洪水中一波典型的浪潮。
从小说内容看，卢前对于胡适乃至胡适周边人物的着作、文章、掌故、轶事、传闻、谣言等都非常熟悉，涉及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各个版本的《尝试集》《冬夜》《草儿》《新青年》《新潮》、胡适的婚姻状况、胡适的朋友、胡适的学生辈、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关于新诗的各场争论等等。这些着作、文章、掌故、轶事、传闻、谣言等有的原来是塑造胡适“明星”形象的重要元素，有的虽然是不客气的訾评，但也只是在私下言谈、来往书信里如潜流般传递，并未大肆公开传播。但伴随着“易代”的时势大气候变化，这些都成为了可以用来“攻胡”的武器。
比如《燃犀》曾描摹何识时与郑恒则(影射陈衡哲)交往的情形道：
记得有一天留美同学会开会。在男女毕集，杯盘交错的当儿，忽然诸务林君对一位近视眼厚嘴唇的女士指着识时说道：“这何识时兄，郑小姐见过没有？”那位女士正站起来，识时连忙趋前握一握手。郑小姐说：“久仰，久仰，我常在《少年月刊》(按，影射《新青年》)上拜读大作。”识时逊让了一回，务林道：“何君本来家学渊源，他的……”说着在头搔了几下，好豫想了一念，对识时道：“恐怕曾祖罢……是清朝的经学家哩。”识时得意着，点道头，表示他的话丝毫没有错。务林又指着郑女士道：“这位郑恒则小姐的尊翁也是大诗家哩。”郑小姐笑了一笑，于是识时同他恁在阑干上接谈起来。
……
郑小姐向来是佩服识时的，一见之后，格外亲热，渐渐交情浓密了。不过识时毕究算得英雄，他在国内早已与一位张东幼女士(按，影射江冬秀)订婚，既订白头之约，不能做忘恩负义的薄幸郎。虽与郑小姐到了爱情的范围，却终不敢及于乱。偶尔想起朋友陈洪俊(按，影射任鸿隽)还没有订过亲来，就想把郑小姐介绍给他，居然不久这个理想实现了。
这一段大概是要点明胡适与陈衡哲之间关系微妙和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称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的不实。
对《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入手“八事”，小说则极尽讽刺道：
回去是可以回去的了，拿什么去卖出钱来呢？　于是盘算多时，才发明了一种主义，叫做九有主义的。何以叫九有主义呢？什么言有序，言有物，什么有病呻吟，什么有新意，什么有俗字俗句纵好，什么有散句而不骈，什么有白句而不典……东扯西拉的把些旧话凑了九点，重新装点出来，果不其然成为了簇簇新的动人新主义。又把他一位碧眼黄须的老师的学说———“实用论”借作自己文学理论的基础。
……
他经过好多时光的预备，已经有头衔可以吓人，有主义可以哄人，有着作可以骗人；一定可以有名誉，有地位，有利益的；再有学生，有妻有子，三三如九将来必定实现“九有主义”了，决定下主意，一帆风顺便匆匆地回到久别的祖国了。
还有对于胡适作　《新婚杂诗》　情形的大想象。要知道在1921年左右，人们对于胡适婚姻的想象是“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七年后至少部分人的心理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燃犀》着力刻画的不是胡适对旧妻的“不离不弃”，而是胡适对此段婚姻的无奈进入和在婚姻中遭遇的尴尬场景：
罢，罢，这订下十年还没有娶的老婆，还是快一点讨回来罢，算了命，择了　日子，赶快地预备起来。时光过得非常之快，转瞬却到了十二月三十的吉期。把他们俩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了。这是多么开心的事!　还有一件小小而有趣的事呢，就是他娶亲这天所放的爆竹，还是十年前他老妈要替他娶的时候所办的。他本人逃婚之后，已是镀过金，喝过洋水回来，而老妈已死，爆竹不免又陈旧了些!
听了旧爆竹的声音，(何识时)不免动了新诗之兴。于是洞房花烛夜，提起笔来，作了几首新婚诗，虽然满心得意，其中却发了不少牢骚。诗中有些妙句是：
什么“多少兴亡，不堪回想!”什么“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更妙的是：
“老了你和人儿一双!”
“十年陈爆竹：越陈越响!”“百句一晚得，哈成笑呵呵!”识时笑嘻嘻地连忙把诗稿送给夫人评阅。夫人看了似乎不大高兴的样子，抵了一下嘴，说道：“哼!　我真是老了!”识时正想听她的夸奖，谁知反得罪了她，赶快地解释，总算把这一段小风波结束。
如果说以上这些都还有些“薄据”，那么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　《哲学史》)，《燃犀》则造出了全新的坊间谈资。它说道：
(何)识时一壁听来校长的话，一壁心里想着。这时听他说到哲学史不由有些恐惧而且惭愧起来。何以故？因为根本那本东西是用日本人的着作做蓝本的，说不到着作；何况只有半部，仅仅把周秦诸子敷衍说了，汉以后的，连自己都一点不大了解。这怎么办？　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我这半部讲义怎么支持!　还是猫猫虎虎的接着编完了，还是……心中渐渐烦躁起来，听器官也失掉了效力，只见大家手不断的拍着，来校长(按，影射蔡元培)业已讲完，程主袖(按，影射陈独秀)、田元重(按，影射钱玄同)也先后登过了台，眼望着就轮到自己，连忙定一定神，心上不禁大吃一惊。镇住一切的踟躇之想，急急地预备演讲稿，这个关系非轻，与招牌大有关系呢。
这种《哲学史》参考日人着作的话以笔者阅读范围在1928年前似未见，但随着《哲学史》下册的久不见付梓，传言大概正在私底下暗暗流传　(同时在坊间流传的还有《哲学史》实际抄袭自胡适祖父)。而《燃犀》让其浮出了水面，并且传播将愈演愈烈!　两个多月后胡适因揭露“伦敦赛乳会”假新闻一事遭人匿名攻击，利用的也是这一传言，而且直接将“哲学史”对日人着作的参考升级为了对日人着作的抄袭：
你在十年前由美归国，路过日本，在旧书摊上，偶然买到一本日人所着的　《支那古代哲学史》，就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作为你自己的作品。大家因为你是个西洋学生，都被你蒙住了，盲从赞好。你的书就风行一时。真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但你究竟乌龟现了原形，十年来该书下册竟不能出版一字。
正因《燃犀》是如此写法，所以在胡适眼中这部小说大概正是———“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到1929年7月大概是见多了此类“态度不好，风格不高”的东西，胡适为此做过一总结云：
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侮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此种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
这番话提示了一个颇让人省思的问题。清末以来一面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从“形影相依”到“终成陌路”，一面是政治运作中的恶风气不断地在影响各界包括学界。政教的不能“相维”与政教以如此方式“相维”大概正是我们读了《燃犀》　这样的小说后可长思之处。
四
目前的胡适研究当然不乏江勇振先生说的“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但这样说未免打击面过宽，并有矫枉过正之嫌。胡适研究的出发点仍在他本身的材料，关键在如何去用和怎样去读这些材料。本文即建基于胡适日记中包罗的大量剪报和信件，这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史料仓库。但要充分利用这些剪报和信件则需要努力重建其历史语境：胡适何以要在日记中收入这篇文章和信札，其对手方为谁？　与此相关的其他文章有哪些？　能否勾连起信札的你来与我往。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做一些考证源头、报刊重检，来往信函比照的基本工作，这样大概才可能在某一点，进而在一个较大的面上将胡适和其相关人物的研究推向深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系副教授。本文获得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