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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派与戊戌维新

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戊戌维新，既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洋务派发挥了什么作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维新派的关系怎样？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因篇幅有限，论述难以详尽，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敬请方家校正。
一
戊戌维新如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是在民族危机、清朝统治危机十分严重的形势下发生的。戊戌维新上承洋务运动，下启清末新政，是晚清“同光新政”的第二次高潮。但它不同于洋务，也不同于新政，是由新型的政治派别发动、组织的变法改革，具有全新的意义。洋务运动孕育了戊戌维新，为戊戌维新作了物质的、思想理论的准备。戊戌维新继承，发展了洋务运动，是深层次、高层次的变法改革。以经济变革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转化为政治变革、文化教育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维新变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置身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有各种派别。他们怀有不同目的，持有不同态度，发挥了不同作用。概括起来，有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是运动的支持者，百日维新的主持者；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是运动的阻挠者，戊戌政变的主持者；以各色人物组成的封建顽固守旧势力是运动的反对派，政变的发动者。而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则是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不是反对派，也没有发动、参与戊戌政变。虽然他们屈从于后党当权势力，对维新变法加以限制，个别人物甚至起了阻挠和破坏作用，但不是主流。总之，洋务派是维新运动的右翼，是维新派的盟友。
在学习西方，倡导“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以求富强，抵抗外国侵略以拯救民族危机等问题上，洋务派与维新派大方向是一致的，没有根本性的对立，所以洋务运动转化为维新运动，是水到渠成，势之所然，洋务派支持，参与维新运动，也是势之必然。事实也是如此。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有权势、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一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二是任两江总督，控制长江下游的刘坤一，三是任湖广总督，控制长江中游的张之洞。甲午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洋务派的主要首领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声誉扫地，“生归困谗，威脱权劫”，退居“二线”。刘坤一已经老朽，碌碌无为。于是张之洞显露头角，成为洋务派的第一号人物。戊戌维新时期，张之洞极为活跃，所代表的集团也成了左右政局的重要势力。他的立场和态度受到各方人物的重视和赞赏，连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也说：“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122页。)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遭到挫折，但没有“宣布破产”，而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继续展开。以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王文韶、盛宣怀、张謇、廖寿丰、廖寿恒为代表的洋务派继续兴办洋务，仍然充满着活力。同时与兴起的维新运动交织在一起，同步进行。
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维新运动进入高潮，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充当主角走到前台。洋务派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与维新派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和宣传活动，成为维新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我们先从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北京、上海、湖南地区，考察洋务派的维新活动及发挥的作用。
北京。1895年康、梁发动“公车上书”，象一声春雷震撼了京都。随后康有为接受洋务派陈炽的建议，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中外纪闻》）。不久，北京强学会成立，陈炽任提调，以“为中国自强”为宗旨，以“开风气，开知识”，“合大群”为目的。参与筹组和支持学会的洋务派官僚有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张荫桓、杨锐、陈炽、郑观应、张权（张之洞之子）以及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其中刘、张、王“各捐五千金”办会，李鸿章欲捐二千金“入股”，竟被“屏之”（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42、145页。)。此外有翁同龢、文廷式等帝党人物。可见强学会是维新派、洋务派与帝党联合组织的政治团体，且由洋务派“主其事”，维新派“竟无一席”。强学会遭到顽固派杨崇伊的奏劾被封禁，又是洋务派官僚杨锐出面“倡言恢复”（吴樵《致汪康年书》，引自汤志钧《戊戌人物传稿》。)，与会中志士联名抗争，后来终于重设官书局于强学会旧址。
1898年保国会成立，亦由维新派、洋务派、帝党联合筹备创立，张之洞系有杨锐、刘光第等参加，但维新派占主导地位。
上海。1895年11月，康有为到南京游说张之洞，准备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张之洞立即表示支持，并捐款一千五百两，是捐款最多的一个。他又派亲信幕僚梁鼎芬等人与康有为赴上海设立强学会。并以他的名义为上海强学会作《序》，其宗旨是“专为中国自强而立”，“求中国自强之学”，反映的是洋务派的思想主张。入会者和赞助者主要是洋务派，除梁鼎芬外，有黄绍箕、黄绍第、屠仁守、蒯光典、张謇、乔树柟、汪康斗、黄遵宪、邹代钧、岑春煊、黎庶昌、经元善等。几乎都与张之洞有关系。不久，张又派亲信汪康年“主沪会”，洋务派在强学会里占绝对优势。
强学会遭到顽固派弹劾被封禁后，汪康年、黄遵宪邀约梁启超等筹议办报，又有盛宣怀等人捐助，吴德潇等人参加。1896年《时务报》创刊，汪为总理，梁为撰述。两派合作，发表了大量倡言“变法”的言论，影响很大。张之洞饬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湘抚陈宝藏，浙抚廖寿丰也令湘、浙两省购阅、分销《时务报》。后因汪、梁之争，梁启超愤而去职，《时务报》完全由洋务派控制。
除了强学会、《时务报》，还成立了近十个学会、学堂，如不缠足总会、中国女学会、中国女学堂，另设《女学报》。参与筹组活动的除维新派外，洋务派有张謇、郑观应、黄遵宪、汪康年等。此外还成立了农学会、新学会、算学会、蒙学公会、译书公会、医学善会等。
湖南。1895年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后，大力推行新政，倡导变法革新，积极网罗推荐新政人才，如黄遵宪、江标、徐仁铸、梁启超、谭嗣同等先后赴湘任职，加上在湘的熊希龄、唐才常等，形成一个声势很大的阵营，使湖南成为最有朝气的地区。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也“以改革为急务”，大力倡导“变通陈法”（张之洞《普天忠愤录序》第3—4页。)，同时支持湖南的维新活动。汪康年也积极活动，拟设中国公会，起草《中国公会章程》。1897年在陈宝藏主持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熊希龄任提调。创办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洋务派。后邀梁启超任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渠甲先后来湘，维新派才参与其中。时务学堂《学约》十章。规定其宗旨是“以中学为根底，兼采西学之长”（《时务报》第49册《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仍然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梁启超任总教习后，鼓吹兴民权，设议院、产生很大影响，湖南风气为之大变。不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在陈宝箴支持下成立南学会，参加讲演的除谭嗣同等人以外，主要是洋务派，如陈宝藏、黄遵宪、乔树枬、邹代钧、曾广钧等，会长皮锡瑞讲的次数最多（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280、282页。)。此外，湖南还先后成立了不缠足会、延年会等十多个学会。
与此同时，《湘学报》、《湘报》先后创刊发行。《湘学报》出江标发起创办，唐才常等任编辑，主要“讲求中西有用诸学”，“不谈朝政，不议官常”。《湘学报》发行后，张之洞又饬令湖北各府州县购阅。梁启超赴湘，配合唐才常在《湘学报》上发表大量维新政论，得到新任督办，洋务派官僚徐仁铸的赞赏支持。1898年3月、《湘报》继《湘学报》发行，因梁、谭、唐的参与，维新变法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895——1898年，由于一批学堂、学会、报刊的创办，湖南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同时培养、聚集了大批维新人才。这是与陈宝藏、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支持、参与分不开的。梁启超、谭嗣同等在湘的时间并不长（1897年冬至1898年春），所起作用有限，湖南维新运动基本上由洋务派主持，主体力量亦是洋务派及和洋务派有关的官绅。
北京、上海、湖南具有代表性。再查阅当时其它省市成立的学会、学堂，发行的报刊，大都有洋务派参与。或合作，或单独创办。（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时，无论是上海、湖南，还是全国各地，维新运动的涨落。与洋务派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有影响有实力。
三
再考察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及所持的立场与态度。
陈宝箴，其活动如前所述。由于他在湖南“鼓吹革新之气运”，“力行新政，为疆臣之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60页。)，故造成湖南“风气之开。几为各行省之冠”（《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70页。)，被光绪帝视为“新政重臣”。到1898年，因为守旧派的攻讦弹劾，张之洞附和逆流对陈施加压力，陈宝箴被迫改变激进的态度，对于新政渐渐消极，随即湖南的维新运动迅速低落。但其对维新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在洋务派中无出其右者，不愧是近代变法改革运动的先驱。
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主要首领，历任封疆大吏，特别是在总督两广、两湖、两江期间。大力推行新政。实绩显赫，赢得“天下之望”。在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他又积极响应、参与，并扮演了主角。1895年，张之洞附和“公车上书”，吁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此后，他积极支持参与维新派的立会、办报活动。资助、列名北京强学会。促成捐助上海强学会成立，任会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99页。)，并为学会作《序》，提出“成人才”，“讲学术”，“合群”而“济中国之变”的主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86页。)。支持汪、黄、梁创办《时务报》，并在湖北推销。邀梁启超赴鄂参办新政，给梁以格外礼遇。梁后来赞誉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上南皮张尚书书。)梁如此推崇张之洞，并非孤立现象，当时维新派、洋务派皆寄希望于张。谭嗣同称赞他“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69页。)。刘光第称赞他“真识时务俊杰，中国神智人哉”（刘光第《哀圣斋文集》，湖北总督张公六十寿辰。)。可见张之洞在维新派里的影响很大，与维新派的关系也不错。
但是，张之洞一面支持、参与维新运动，一面力求将运动纳入洋务新政的轨道，对维新派加以限制。对于梁启超、徐勤及汪康年等人的过激言论不满，尤其是对宣传“民权”，批评洋务，以及孔子改制说不满。对于《强学报》、《时务报》、《湘学报》、《湘报》，开始时他支持赞赏，“广为传布”。但他不敢触怒操生杀大权的守旧势力，在顽固守旧派的攻击反扑下，张之洞迅速软弱下来，禁止《时务报》，取缔南学会，刊行《劝学篇》，拟办《正学报》，寻求新的出路。尽管如此，对于他对维新运动所作的贡献却不应抹煞。也正由于他和陈宝箴的支持，上海、湖南的维新运动才得以蓬勃展开。
盛宣怀，是个洋务实业家，成就显赫，他虽没有直接参与维新运动，但他表示支持，并提出了许多维新主张，如主张企业“商本商办，摒除一切官气”（《盛宣怀档案资料》。)；主张华商自办，“权自我操，利不外溢”（盛宣怀《愚斋存稿》卷24。)：主张办女学堂，“可开风气”。甲午战前，盛宣怀就倡议“变法”。战后，“变法”之倡更切，“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国家转弱为强，中兴在此”，但主张变法之权操于皇帝。主事者寄希望于李鸿章（《盛宣怀档案资料》。)。到百日维新前，他多次谈论“变法”，奏请“变法”，但坚持“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东华续录》卷145第25—26页。)。可以说洋务运动在新形势下，已与维新运动“同步”，洋务派与维新派已经成了“同路人”。
张謇，是个洋务实业家、也是个政治活动家。他是洋务的后起之秀，也是维新变法的后起之秀，其“变法”活动主要在20世纪初年。甲午战后，他走上“实业与教育救国”的道路，也走上维新变法的政治舞台，战前与康有为结识，1894年与康结交。次年列名强学会，参与变法活动，还想自己组织类似的团体。先后撰写《农会议》、《商会议》，递呈了《请兴农会奏》、《农工商标本急策》等革新建议。又匡赞创立第一所女校，提议《时务报》扩大维新宣传。百日维新时，拥护变法新政，筹备上海商学会。但他属于温和派，劝康、梁变法“勿轻动”，不赞成“骤变”。其变法主张是“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法久必蔽，蔽则变亦变，不变亦变”（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2，变法平议。)。这话虽然是在1901年的《变法平议》里说的，但他的变法思想已在戊戌时期形成，并贯穿于他的变法活动始终。这话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里说的“法久必变也”，“天之道也”，“变亦变，不变亦变”（梁启超《变法通讯》。)，是一致的。他始终是维新派的同志和朋友。
李鸿章，甲午战后“闲居京师”，后又出访欧美，使他“顿扩灵明”。回国便向慈禧太后、光绪帝“沥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变法”（《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676页。)。对正在兴起的维新运动，他明里观望持重，暗里同情支持。因为深知“现在政权在守旧派手中”，所以“格外小心”（苑书义《李鸿章传》第353页。)。但“变法”是他的素志，意欲参与维新运动，“自愿捐金二千”加入强学会，未被接纳。上海强学会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他支持废八股，兴学堂，声称“取士之法。亟应变通”，相信八股废，学堂兴，“庶二十年间，风气变而人才出”（李鸿章《李文忠公尺牍》第29页。)。维新运动期间，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未出场的支持者和赞助者。
黄遵宪、汪康年更不待说，活动如前文所述。黄是上海、湖南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汪代表张之洞主持上海强学会和《时务报》，参与维新，并发表政论，主张“改革政体不可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04页。)，与张的旨意相违。刘坤一、王文韶等继续推行新政，举办实业，兴学育才，配合维新运动。王文韶在奏请设立畿辅学堂时，就提出学堂“应屏去一切词章旧课，以究极义理通知中外古今政要为主，期得员亮干济之才”。陈炽、杨锐、刘光第、郑观应、林旭等都是维新活动的积极分子。这一时期，对于许多人来说，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界限已基本消失。一些洋务派人物转化为维新派，成为其中坚。
1895年至1898年，洋务派积极支持参与维新，与维新派结成了联盟，在某些地区起了组织、领导作用。这是主流。同时又力图将运动限制在洋务新政的范围之内。“中体西用”是两派合作的思想基础。在不违背这个原则时，洋务派能够与维新派合作，否则就要“纠谬”，就要施杀威棒。他们不赞成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反对用“孔子纪年”，更反对“兴民权”，至于讽刺洋务，直言犯上，违许纲常，触犯圣学，涉及满汉问题时，他们就要干涉，就要出来“劝学”，教训了。1897年冬到1898年春，顽固派与维新派的冲突加剧，一股政治暗流汹涌而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人物迅速“撤退”，《劝学篇》应时而发。在顽固派、守旧势力的上下攻击、反扑下，洋务派终于全数撤兵后退。张之洞如此，陈宝藏也如此。维新派失去有力的同盟者，也陷入困境，锐气全消，被迫妥协。
四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由此引发维新变法浪潮再度高涨。1898年春，维新派云集京都，痛陈危局，呼吁变法，一时朝野震动，“人思自奋，家议维新”（《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五）第245—246页。)。光绪帝终于被激昂的维新志士所打动，不甘做亡国之君，决心变法。洋务派也卷进“变法”大潮，但他们通过参与以操纵“变法”，左右政局。这时，帝党，后党、洋务派、维新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变法一开始，各派之间的斗争就尖锐激烈。年初，光绪帝令总理衙门召康有为辩论变法大计。会上，后党头子荣禄声称“祖宗之法不能变”。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张荫桓、廖寿恒关心的是怎样变法。帝党首领翁同龢支持变法。康有为坚持仿效日本变法，且提出“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变法刚开始，四派的立场、观点、主张已经十分明朗。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帝党与后党的矛盾发展为主要矛盾，帝党与维新派结合，后党与顽固派结合，洋务派游离于帝后两党之外，见风使舵，左右摇摆。这时，后党要保住权势，阻挠变法。帝党欲借变法图存，借变法夺权。帝党与洋务派李鸿章因甲午战争主战主和之争，关系十分紧张，光绪欲起用张之洞主持变法，因多方掣肘，决心不大而罢。帝党对维新派怀有戒心，翁同龢言康有为“居心叵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46页。)。顽固派至始至终反对变法，攻击康梁维新派“心怀叵测”（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见《翼教丛编》卷4。)。洋务派不赞成维新派的“急变”主张。同时又因李鸿章“威脱权劫”，闲居京师，洋务派势力削弱，只好屈从后党，与维新派貌合神离。百日维新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开始。
这里要特别指出，从1897年到1898年（即汪梁之争到《劝学篇》出笼），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维新派与洋务派发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中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不要进行政权体制改革，即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改官制，开国会，设议院，立宪法，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在对比总结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时指出，日本学西方成功，中国学西方失败，就在于中国求其“末”而舍其“本”。谭嗣同，严复对于洋务派变法失败的原因也作了类似分析。这场争论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中体西用”问题展开的。张之洞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即“本”不能“变”，“用”即“末”可以“变”，可以“效法”。维新派坚持中学之“体”、“用”都要“改造”，西学之“体”、“用”都可以“效法”。但是张之洞的貌似调和的主张，不仅慈禧太后能够接受，而且得到光绪帝的支持。这样，百日维新也就沿着洋务派路线发展下去了。即使如此，仍遭到顽固派，后党的阻挠和反对。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维新派与帝党终于结成联盟，促成变法的展开。6月，光绪下诏变法。维新派康、梁、谭等参与变法新政的制定，但职卑权小，只有上条陈、奏议，查阅具奏之责，光绪帝抛开朝野实力派主持变法，加上翁同龢罢职，更加孤立，变法大政终于被洋务派操纵，按照他们的主张行事，大多推行洋务派的路线。维新派无权，才识亦不足，洋务派朝中势力削弱，地方势力逍遥观望，于是由“变法”引发的帝党、后党之争激烈展开，百日维新也纳入帝、后两党争斗的轨道。这就是百日维新期间的政治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维新派为了争取光绪帝主持变法，争取帝党、洋务派参与变法，减少来自后党、顽固派的阻力，只好妥协让步，改变激进的变法主张，推行一种与帝党、洋务派相吻合的变法路线。
首先，改变活动方式。由“自下面上”转变为“自上而下”，从“托古改制”到推行“君权变法”，“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1．)，既利用孔子的权威，也利用皇帝的权威。推行“君权变法”，洋务派也是支持的。而光绪帝只是个傀儡，实权操于后党，且光绪非一条船上的人，并不听维新派的吁请，于是“君权变法”落了空。
其次，改变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代替“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开制度局”政治色彩淡薄了，洋务派并不反对，却仍然没有得到光绪帝的支持，成为一纸空文。但揭开了清末政体改革的序幕，功不可没。
第三，立足于文化、教育、经济改革。维新派以冷静的现实态度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以争取其它方面的改革获得成功，也是可取的。这些方面同样需要变革。但狂热的政治雄心熄灭了，变法主张大多回到洋务派路线。查阅康有为的新政奏议，绝大部分是洋务派，早期维新派倡导或实践过的。惟有废八股，兴学堂。才赢得光绪帝的支持，下诏推行。这是百日维新取得的最大实际成果，使洋务派曾倡导过的主张部分变成了现实。
总之，戊戌新政表明，光绪帝主要接受了洋务派的变法主张，走的是洋务派路线。这也说明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五
我们再考察洋务派在百日维新期间及前后所进行的活动，所持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洋务派终究是主张“变法”的。在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冲突斗争中，他们终归是偏向、附和变法派，并支持、参与了变法活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张之洞，戊戌三月抛出《劝学篇》。这是张氏变法思想的代表作，也是他对洋务新政的基本总结。《劝学篇》是在维新派与顽固派激烈冲突的背景下刊行的，既是基于时势与权术的需要，“预为自保计”，是一种退缩的表现，又力求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20，抱冰宝弟子记，恭报交卸起程日期折。)。《劝学篇》二十四篇，内篇九，外篇十五，宗旨是“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戊戌变法》（三）第220页、)。前者固国本，后者求变通。通篇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系统阐发，但求变通的外篇占有十五章，且设“变法”专章，强调“务通”，“变法”。《劝学篇》欲在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寻求一条两者都能接受的途径，以推行变法。所以他既批评顽固派“不知通”，也批评维新派“不知本”，更批评那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苟求之谈士”，“不知变”。《劝学篇》非反对变法而作，非反对维新派而作，所以光绪帝“详加披览”，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20，抱冰宝弟子记，恭报交卸起程日期折。)，谕令总理衙门印行，成为“钦定维新教科书”而畅销海内外。
百日维新前夕，光绪帝以张之洞“明达时务，老成持重”，是疆吏中倡导变法最积极者，便电召张入京“辅翊新政”，主持变法。因翁同龢忌妒，孙家鼐阻挠，“守旧大臣恐张为异己，百计阻尼，得借沙市教案，令回两湖本任”（《戊戌变法》（一）第334页。)。其本人亦有退缩之意，遂罢。其实，张之洞是当时主持变法比较合适的人物，光绪优柔寡断，为左右掣肘。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支持并推行新政，且主动条陈奏议，与陈宝箴联衔上奏支持废八股，改革科举，单衔上奏请振兴商务，兴办学堂，变通武科考试，也支持改革官制。积极推荐新政人才，除荐陈宝箴、黄遵宪、郑孝胥等五人外，又通过陈宝藏荐杨锐、刘光第参与军机，光绪所起用的四军机章京，只有谭嗣同是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都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杨、刘代表张之洞，林是沈葆桢的孙婿，虽与维新派关系密切，但代表洋务派的主张。
李鸿章对于“变法”似乎是局外人，但他同情，支持变法。1898年初，光绪帝准备起用康有为等人参与变法，遭到荣禄反对。荣禄欲串通李鸿章阻止，李不为荣禄的威逼所动，并将其阴谋报康有为，让其认识“荣禄老辣”。百日维新期间，李没有发表政见，但在与朋僚的交往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得知“朝廷有意更新”，便欣慰地信告同人，支持弃旧图新的新政措施。尤其支持废八股，兴学堂，赞赏康有为，称“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废之，吾深深愧焉”，故有人把他“目为康党”（《梁任公年谱长编》（上）第100—101页。)。
九月政变发生后，李鸿章反对慈禧镇压维新人士，“言捕新党之谬”，并设法关照“新党”。康有为危难之时，他派亲信出面劝康“出游避之”，又“遣人慰行”。并寄厚望于康、梁，希望日本朋友予以“培植”，让其“大有作为”。并一直与康梁保持书信往来，特别是他任两广总督期间，他在慈禧面前庇护康梁，当慈禧对他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时，李直言不讳：“臣实是康党。”（《梁任公年谱长编》（上）第100—101页。)因他没有参与维新活动，不怕慈禧抓辫子，徐致靖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曾上疏“请定国是”，又举荐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梁启超参与新政。政变发生，徐遭到后党逮捕，被判“斩立决”。后因李鸿章“重托荣禄”，大力相救，才保住性命。
此外，陈宝藏，胡芬、张元济以及刘坤一、王文韶等都不同程度参与或推行了新政。其中陈宝藏最得力，与张之洞、张元济等受到光绪帝的表彰赞赏。张元济积极参与变法。在康有为为奏请“开制度局”的同时，张也上奏请“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五）第420页。)。张的“议政局”与康有为提出的“开制度局”，性质和作用是一样的。政变后，张被革职拿问。
与张之洞、陈宝藏关系密切，又由他们推荐给光绪帝参与变法的杨锐、刘光第，为变法改革献出了生命。虽代表洋务派，但同样光彩夺目。戊戌政变中被后党、顽固派杀害、惩处的变法人士中，洋务派官僚被杀害者两人，即杨、刘，被拿办下狱、革职、流放、逮捕家属的，有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徐致靖、徐仁铸父子、张荫桓、江标、黄遵宪、张元济、熊希龄、容闳等15人以上，占数27人的一半以上。（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盛宣怀、张謇对维新变法虽持谨慎态度，但表示支持。张謇明确说：“非改革变法不可。”廖氏兄弟拥护并参与了变法活动。廖寿丰在浙江积极推行新政，保举人才，奏议新政。廖寿恒利用军机地位勾通光绪帝与康有为的联系。康呈献给光绪的书籍、条陈、奏议，多由廖寿恒代转，故顽固派骂他为“康狗”。
刘坤一、谭钟麟等对变法虽“意存观望”，“因循玩懈”，受到光绪帝指责，但他们不是反对派，更不是维新派的敌人。刘坤一上折议政，戊戌七月二十九日（政变前几天）连上三折，支持兴办学堂，改革科举，振兴工艺商务（《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五）第300—304页。)。又主持成立商务局，筹办上海商学会。在许多问题上与张之洞一致。政变发生后，刘反对慈禧废除全部新法，专折上奏表示：“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并荐孙家鼐主持京师大学堂。又阻止封禁农工商方面的学会、报刊（《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五）第488—489页。)。尤为可贵的是疏请慈禧“曲赦康梁”，“以慰天下臣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01页。)，制止滥杀。正因为洋务派的反对，慈禧太后才放下屠刀。
百日维新期间，从总体上说，洋务派是同情支持，并参与了变法活动，是维新派的盟友。其主要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虽然退缩旁观，但没有与顽固派“联合绞杀”戊戌变法，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活动。同时也应指出，由于洋务派当权人物的退缩，削弱了变法派阵营的声势和实力，对推行变法增加了阻力，有利于后党顽固派发动政变。
综上所述，洋务派作为维新运动的右翼，作为维新派的盟友，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退缩旁观，反对政治变革，对削弱变法派的力量，瓦解变法派的阵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功过是非应予恰当评价。
整个说来，戊戌维新是维新派与帝党、洋务派联合发动、组织的变法运动。它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维新运动的直接产物，发生不可抗拒，失败势之所然。风气未开，民智未开，改革派的社会基础薄弱，力量弱小。旧时代脱胎出来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产生不成熟的思想理论，产生不成熟的改革者。要战胜和推翻强大的顽固守旧势力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变法要成功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洋务运动终归打开了缺口，维新运动终归攻破了坚冰，中国近代化的航船终归在洋务、维新两代人开辟的航道上驶向前方。
【资料来源：《求索》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