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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谈洋务派经济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洋务派经济思想概括地说是借“西法”以谋求中国的“富强”。所谓“借西法”，并不是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而只是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并有限度地引进一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的主要活动是购买西方的新式武器和自办近代军事工业，认为这是当时“救时之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81页。)和“自强之本”。(《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5页。)他们最先主张购买洋船洋炮，进而主张造船造炮，最后则主张制造工作母机。所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要搞“机器制造”，又必须了解和学习西方在“制器”方面的技术和“声光电化”等多种专门知识，否则，“虽曰司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机器之所以然”。(《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页。)为此，洋务派主张在军事工厂内设立译书局和学馆，并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注意收罗和培养既懂西方技术又会办“洋务”的人才。当时曾国藩的总督幕府中，就曾聚集了法律、算术、天文、机器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共“百人左右”。(《西学东渐记》（容闳），第86页。)在这段时期内，经济活动完全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主要是为军工生产服务。借“西法”以求“自强”是洋务派六十年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李鸿章在1865年就曾说过，“洋机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它“于耕织、刷印、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5页。)但七十年代以前，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决不涉及“民生日用”方面。
七十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随着其政治、宗教、文化势力的推进，已从中国沿海逐渐渗透到内地，并慢慢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几家外国轮船公司相继在中国成立，垄断了中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航线的船运业，使各种外国商品更能长驱直入，活跃于中国城乡市场。外国在华企业的出现，洋货的大量涌入，加上近代军事工业的引进，必然影响和刺激中国商民对兴建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欲望。事实上，当时很多中国商人，或附股洋商企业，或自办工厂，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新式工商业取代旧的工商业，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现象呈现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形势下，洋务派官僚开始注意并逐步展开了“民生日用”方面的经济活动。李鸿章说：“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12，第29页。)，又说：“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20页。)，并主张由“官设立商局”，将那些“依附洋商名下”的“所有轮船股本”“归并商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0，第32页。)。显然，这种倡导创办近代企业进行商品生产，以“国货”代替“洋货”的言论，包含了抵制外国经济势力侵入的思想。于是，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经济活动的重点由兴办军事工业转为民用企业，洋务运动的中心则由“自强”转为“求富”。
经济活动重心的转变，不但表现了洋务派对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重视，而且反映了洋务派思想体系中已具有了“商本”乃至“商战”思想的内容，这就决定了洋务派是地主阶级中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集团。早在六十年代初，曾国藩就指出：“泰西以商战二字为国”(《洋务运动》（一），第166页。)，露出了一点对“商战”的欣赏态度。八十年代，张之洞也曾说过“以工商立国”、“以兵战为用”的话。(《洋务运动》（一），第324页。)李鸿章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明显言论，但他关于发展民用企业的一些主张，实际上也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商本”思想，并且也多少含有“商战”的味道。前述关于自办企业生产“土货”代替“洋货”的主张就是一例。另外，李鸿章还说，办轮船公司是为了“与洋商争衡”(《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6。)；又说发展机器纺织业是“富在民生”，而“国本”也能因此“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7页。)。李鸿章关于“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32页。)的财政思想，本身就是与“以农立国”的“农本”思想相对立的。洋务运动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时候，洋务派这种重视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发展工商业的思想，对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起了催生与促进的作用，对外国资本的侵略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抵制作用。当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近代工业出现初步发展前景的时候，这种作用就更为突出。这段时期，革新与保守之间思想的斗争也非常激烈。顽固派愚顽不化，仇视任何变革，死守“祖宗之成法”不能改变的信念，拼命反对学习西方任何先进的东西，洋务派官僚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洋务派倡行的洋务措施，从购买船炮，设同文馆到兴办工厂，建造铁路等，他们都激烈反对。在经济领域，他们用于攻击洋务派的主要思想武器仍旧是那一套“重农抑商”和反对“言利”的传统教条。他们赞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妄图将中国永远凝固在这种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洋务派批驳了顽固派的种种谬论，在舆论上突破了守旧思想的禁固，开创了一个“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司其法、欲用明变俗”。(《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81页。)的很有声势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兴办近代企业所必需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可以说是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共同创造的。当时的许多改良派，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就是以洋务派大官僚的追随者或幕僚的身份参加了反对顽固派的论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宣传收回利权，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洋务派值得肯定的重视发展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改良派人士的思想影响下而形成。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洋务派的整个经济思想是进步的。洋务派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思想，仅仅是在与顽固派的对立和斗争中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与革新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只在他们二者的对立斗争中去研究和评价洋务派的整个思想，因为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个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其性质最多也只是革新与保守之争，他们二者的矛盾毕竟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洋务运动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则是受制于这两对矛盾的。如果把洋务派经济思想放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中考察，就不难发现，洋务派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所谓“商本”乃至“商战”思想，并不是为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它是受洋务派主要思想倾向，郎对内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对外坚持妥协投降主义的思想的指导与制约，这就决定了洋务派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反动而不是进步的。
由于受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制约，洋务派所谓要发展近代工商业，就是要对新式工业进行封建性的垄断和控制，以此压迫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洋务派与顽固派都是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时期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表，是旧封建专制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们都害怕私人兴办新式工业会冲击封建制度的根基。只是在如何对待民间工商业的办法上，洋务派不是一味禁阻私人投资近代企业，而是采取严密控制民间工商业的传统政策。“官督商办”是洋务派对民间工商业进行控制的重要的形式。这一形式大约推行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所谓“官督商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官总其大纲”(《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40页。)，即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大权必须由官方掌握，这就是“官督”之义。官督是通过由官方“专派”的“督办”来实现的。其二，“商务应由商任”，这就是“商办”之义。因为官督商办企业是由商人集资兴办的，商股理应有权自行管理，李鸿章等也表示企业应“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商务应由商任，不能由官任之”(《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41页。)其意思是官督商办企业应是官商分权，官方行使“官督”之权，商股行使“商办”之权。(见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第413—414页。)但实际上，一个企业只要有“官督”之权，就绝无“商办”的地位。企业的主要权力，不过是用人与理财，这种权力，洋务派官僚是绝不会让民商染指的。如汉阳铁厂官督商办之后，张之洞提出要“官商分权”，并把“用人，用财及一切买地、购料、雇工、凡计费，筹款，管理，出纳之事”都划为商权的范围，还表示商权官断不侵。但最后却声明，“官虽不干预其银款，而用款必须报官；官虽不干预其用人，而所用之人有不合礼法者，官亦可令公司撤换”(见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第413—414页。)，并明确说明，商对官权不得违抗，这样，所谓“商权”便成为一纸空文了。这种在官督商办政策统治下的企业，自然具有明显的封建性，第一，它必然有一个以“督办”为首，由大小封建官僚把持的组织机构，这种机构完全排斥了商股支配企业生产资料的权力，投资者名义上可以按年领取股息，但又必须负担企业亏损的责任。“在‘官督商办’公式之下，就意味着企业在实际上须受官僚主义的宰割。商人出身的经理人员仍然处在他们的官老板的掌握之中”(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49页。)。第二，它必须有一套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制度。封建官僚控制了企业，又搬进了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封建官场中习以为常的诸如等级森严、机构臃肿；滥用私人、冗员繁多；贪污中饱，挥霍浪费；讲究排场、办事拖拉等腐败现象在企业中普遍存在。股东们要求“民主”管理的权力被剥夺，要求革除弊病的呼声无人理睬，商股利益不断遭到官僚们侵犯。第三，这些洋务企业又是以资本主义利润生产为目的，必然存在一个社会竞争的问题，官督商办企业成为一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混合物。洋务派利用官方给予企业的专利或营业特权以及通过减免税收，津贴等政府优惠，进行垄断经营。例如对纺织、轮船等很多容易获利的行业，洋务派只准自己独家经营，民间资本只许“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4页。)。这种只许“一家获利”，不准“百家仿行”的政策，直接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洋务派要发展的“商”，主要是“官商”而不是“民商”；他们谋求的“富”亦主要是洋务派官僚集团之一己私利而不是国家与“商民”之富。难怪这种“官督商办”政策在当时就受到人们激烈的抨击。郑观应愤怒地指出，官督商办是“困商之虐政”(郑观应：《商务二》，《盛世危言》卷3，第6页。)，它只有“强权”而无“公理”。钟天伟也说：“官督商办事权偏重，一切唯总办之言听之，近年来各公司皆办不得法者，即坐此弊也”(《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夏季钟天伟课艺。)；吴佐清则说：“此官督商办万万不可也”(《格致书院课艺》癸已冬季吴左清、殷之辂和信者桂山课艺。)。而且这些抨击又主要是针对洋务派自诩办得最为得心应手，最有“成效”的轮船招商局及上海机器织布局。
洋务派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思想还具有浓厚的买办色彩或半殖民地性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洋务派官僚集团，其本身就是与洋人买办的结合体。这一集团的中央代表奕䜣、文祥等是由外国侵略势力直接扶植起来的；其地方代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各有其外国势力作后台。尽管洋务官僚的骨干队伍中也曾出现过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活动毫不妥协的人物，但是，决定这一集团大政方针的主要代表人物却始终是“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梁启超：《中国四十年大事记》，第33页。)的外国列强的奴才。曾国藩对洋人的卑躬屈节连当时的李鸿章也曾觉得“过于谦退”(《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2，第42页。)，但后来李鸿章在几十年中出卖中国主权的行径却比曾国藩更加无耻。当然，他们毕竟还是维护封建王朝的当权者，在某些时候也会与外国资本侵略势力发生矛盾和对抗，但这种矛盾从来没有上升为主要地位，且在列强的压力下，总是很快地妥协退让。政治上的投降卖国，必然导致经济上的买办性。
洋务派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经济活动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承认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不损害洋人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曾国藩就说过，中国要富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上着眼。(《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他们为清政府制定的对外方针就是“信义笼络”和“委屈求全”。他们认为，对洋人“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第80页。)，因“外国强盛”，“惟赖守定和议”(《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页。)才能保证中外相安无事。这种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和“守定和议”的观念，乃是洋务派官僚集团“坚持一心”面“绝无改更”的根本思想。试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完全承认外国资本在华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合法性，甚至连关税自主这样的权力都不敢去争取，哪里还谈得上保护和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因此，洋务派尽管口口声声要发展近代工商业以“自强”，但实际上只不过奉行洋务派“略分洋商之利”主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0，第21页。)而已，对洋商有极明显的买办性。正是这种买办性，决定了洋务派在办企业的活动中过分地依赖洋人，使许多洋务企业在技术上长期由洋人垄断，在财政上则逐渐受外国控制，严重危害企业主权和企业的生存发展。江南制造总局开办二年后，曾国藩承认局中“所用极大木材与铜板、铁板之类，无一不取材外洋”，耽心这些材料“一旦无以购运”，则制造局就办不成了，至于如何设法自己解决原材料，连想也不想，只要求乘外国供应原材料的机会“量力试办”，不必管“他日之如何”(《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6，第21页。)。这样，该局在机器原料和生产技术上只好长期依赖外国。1867年至1904年的38年间，该局向外国购买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费用总计为规银2，077，356两，平均每年40万两以上，成为外国资本家的一个阔绰主顾。(见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84页。)江南制造总局创办40年后，一个本国工程师也没有培养出来，这种在生产技术上一直由洋人垄断的现象，连当时局总办也深感耻辱。官督商办的招商局自成立后“各船皆购自外洋，驾驶管理全属西人”(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30页。)，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近60年的时间内，总船主和各船船主竟没有一个中国人。
几个主要洋务企业，如汉冶萍铁矿厂，开平煤矿，本来可以作为国库的生财之源，但由于经营管理腐败，盲目扩充，滥用资金，又大举附有苛刻条件的外债，最终被外国人控制。还有一些办有成效的洋务企业，本来可以成为倡导民族资本兴起的中坚力量，并能在某些范围内起到收回“利权”的作用，但就是由于“略分洋商之利”指导思想作怪，主宰这些企业的官僚们不敢同洋商真正开展有效的竞争去谋求独立发展，结果只能分享外国在华企业所获厚利的一点余额，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兴起。如前所述，兴办招商局之初，李鸿章们确有抵制外商在中国内河、沿海贸易中获得厚利，并收回外国在华轮船公司中华商资本的意图，同时也顺应了当时民间商人要求独立发展中国近代航运业的潮流，但后来招商局却采取了与外国公司妥协，共同垄断中国内河、沿海航线的方针，几次与外国公司签订了甘愿吃亏的所谓“齐价合同”，落得一个受制于人的地位。于是，李鸿章们“与洋商争衡”的企图便化为泡影。虽然集聚（实际是控制）华商资本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同时又阻止了其它民间资本独立兴办近代航运业。
综上所述，洋务派“求富”、“求强”几十年，引进了一些中国从来没有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近代企业，开创了中国“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受洋务派官僚集团自身内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对外推行妥协投降主义这一根本思想的制约，使洋务派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给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带来了严重恶果：一方面，使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近代企业在封闭的封建主义的躯壳内备受摧残，不但不可能对旧的封建经济起破坏作用，反而变成强化封建制度的力量；另一方面，又造成洋人垄断企业先进技术和控制企业财政的条件，使洋务企业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因此，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将中国引向富强的道路，相反，使中国更加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0年第5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5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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