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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国桢口述回忆对上海史研究的价值和启示

笔者与吴修垣教授等合译的《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1946—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以下简称《吴国桢口述回忆》）一书，自问世后颇受学界的关注，《中华读书报》、《作家文摘》、《书市》等多家报刊相继选载，评论文字亦复不少。吴国桢（1903—1984年）曾长期担任国民党高级官员，其口述回忆做于60年代初的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此时他不仅与中共不共戴天，和蒋介石集团也彻底决裂，因此字里行间少有顾忌，敢言善论，透露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笔者专门从事上海史研究，译读此书尤觉获益良多。现试述如下：
（一）
1946年5月至1949年4月，吴国桢曾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这三年的政治经历，是其口述回忆的一项重头。由于吴氏当时处在“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职位上”，所以其谈话内容——虽有不少自我粉饰的成份——无疑为研究战后上海史，尤其是国共间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吴氏首先披露了国民党接收上海中的腐败现象。他归结为“由于事先并未对接受作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确保良好和有效管理的计划，以致出现了狂乱的抢夺”，“政府所有的各种机构均受权接收敌产，但却没有作集中监督”。接收大员们“表现得就像是自己人民的征服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开始很快失去威望”。[1]有关接收何以变成劫收，以前有许多人谈过这个问题，描述的现象也大致相似，吴国桢的特点在于，能将其与蒋介石当时的特殊处境和国民党的不善体制相联系。他认为，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太专注于共产党问题了”，“蒋委员长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马歇尔谈判上，而且他正将其所有的精锐部队派向华北的战略地区，以便抢在共产党的前面”，“公正地说，我想蒋介石并不完全清楚接收敌产中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被其他更迫切的问题困扰着”。[2]那么蒋为什么对如此严重的腐败知之甚少呢？对此，吴国桢反复强调：“这正是由于我们政府的整个体制不好”，“以致在蒋的周围仅是些唯唯诺诺的人”，“一个独裁政府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人，敢于对独裁者直言这些事，除非他们有确凿的证据，即使有，也仍然会犹豫不决，因为害怕可能因此树敌。蒋是吃了自己独裁的苦头”。[3]
国民党的腐败并没有随着劫收的结束而终止，而是愈演愈烈，以致最后不可收拾。吴国桢举了几个亲身经历的事例，内容相当具体，其中一个涉及到打仗无能但腐败有术的将领汤恩伯：
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这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与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至少我认为如此。
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围没有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4]
吴国桢自述曾屡次向蒋介石反映官员中的腐败问题，但他总感觉蒋当面既未表现出嫉恶如仇的态度，事后也没有采取切实的制止措施。时间长了，吴逐渐感悟到蒋容忍腐败的隐秘心态：“他多半是以对他本人的忠诚与否，而不是按他们的能力来挑选指挥官，只要一个人对他忠诚，有点腐败他也不在乎”，“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5]从蒋的例子或许可以推知，历代的“昏君”其心镜未必不明，抑或是欲擒故纵，把腐败和无能作为控制臣下的砝码而已，这大概便是所谓的“术”。
说到腐败现象，吴国桢还顺便提及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这是针对1953年他和蒋介石决裂后台湾方面对他的贪污指控。他说：“（抗日）战争期间我失去了所有的储蓄，我在汉口的家具全丢了，作为一名部长，我战时的薪金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6]他坚称自己没有腐败行为，但又承认在政府供职时确也攒了些钱。“我就任上海市长时，由我的前任呈报，经中央政府批准的预算中有一项‘市长特支费’，经询问，我查明那是市长薪金的附加部分，其数目可观，大约每月有相当于1万美元的旧法币。在我任职时，尽管有通货膨胀，我仍可得到价值大约5千美元的钱，在我3年任期内，该预算增加了许多倍，但我从未增加过特支费。当实行金圆券改革时，特支费只相当于7金圆，但在前两年中，我已为自己存了很大一笔钱。”[7]许多材料表明，在国民党官员中，吴国桢是个生活操守尚佳的人，但想一想当时上海市民普遍面临的经济窘境，一个市长每月竟有等值5千至1万美元的收入，也委实令人惊叹！这虽不是贪污，但也绝算不上清廉，至少是一种合法的奢侈。
当被问及主政上海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时，吴断言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是上海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的。吴国桢指出“上海那时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是中国的神经中枢，国民年收入中大约有57%来自上海，在上海制造的任何动乱，都将会破坏全国的经济命脉。因此，共产党集中在上海的特工（地下人员），也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在我任职的3年中，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共产党煽动的骚乱或示威。”[8]有鉴于此，上海市长也就显得特别关键。据吴氏思量，在蒋介石眼里，“上海市长一职仅次于行政院长”，“蒋曾一度认真考虑过要让我当财政部长，但他告诉我，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因为找不到别人接替我任上海市长”。[9]上述这些估价应当说是相当准确的，当时的国共内战除了一条明的战线外，确实还存在着第二条、暗的战线，作为全国经济和政治“晴雨表”的上海，注定要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吴国桢当然就是这条暗线上国方的“主将”了。也正是如此，1948年12月25日中共宣布首批43名战犯名单时，将这位国民党文官列为第24名。次年1月28日，吴又名列毛泽东宣布的15名主要战犯的第10名。
策动学潮是共产党地下斗争的主要形式，吴国桢详述了学潮的动因和他平息学潮的各种努力。“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他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10]与一般的国民党官员不同，吴国桢反对简单地使用武力镇压的手段，而主张“宁可采用劝说的方式，以便争取群众，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中立的”。[11]为此，这位“五四时代的健将”曾多次亲自上阵，与罢课学生展开辩论。“依我个人的看法，学生中大多数是真正要求学习的，他们不愿在罢课与示威上浪费时间。当我与学生谈话时，我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位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12]为了对付学潮，吴氏确实费尽心力，“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吴终于认识到：“上海的学生们组织得如此严密，如果有一所大学出现麻烦，其他大学肯定迟早会参加进来，上海所有的煽动都是共产党集中指挥的。”[13]
既然独长一方，那么吴氏施政有多大的自由度呢？蒋介石是否给了他独挡一面的足够权力？吴国桢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我非常幸运，我知道我的前任处境有所不同，但在我主政期内，我是比较自由的。”“尽管我不是淞沪警备司令，但我的警察局长兼任该职，所以我仍然是最高权威。”[14]众所周知，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并不是严密的统一体，派系斗争遍布，许多决策、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大小派系频繁角逐的产物。身处其间，吴国桢不可能不受到掣肘。尽管吴当时是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在沪的军、警、宪、特等机关碍于蒋的指令和面子要接受吴的节制，但这主要限于名义，实际上他们常常当面允诺，背后仍然自行其事。面对共产党组织的示威和罢工，具有一定西方民主思想的吴国桢，要与那些动辄镇压的武夫莽汉达成同一步调，常常相当困难！在谈到三青团的作用时，吴国桢承认：“我可以为三青团制定对付共产党活动的方针，但我对该组织的本身缺乏控制力。”[15]实际上，令吴国桢感到缺乏控制力的又岂止三青团一家，军统、中统、市党部乃至市警局等莫不如此。难怪蒋介石曾特地“指派陈立夫到上海，作为这些组织的协调员来帮助我”[16]。
限制吴国桢手脚的还有来自南京方面的压力，由于彼此分属不同的实体，利益和角度有异，京（中央）、沪（地方）间的分歧频频发生，有时甚至非常尖锐。1947年8月南京行政院颁布了在全国禁止营业性交际舞的法令，次年8月又宣布实行金圆券改革，对上述两项政策，吴国桢结合沪市的实际情况，均表示强烈反对，但在重压下又不得不违心地予以执行。在口述回忆中，吴氏尤其对金圆券改革的经过作了细致描述，揭露出蒋介石对孔令侃扬子公司的袒护，并借李铭的案件说明了国民党政权对江浙资本家的肆意压榨，从而为这些老话题增添了新材料。
毛泽东通过颜惠庆策反吴国桢，是吴氏透露的另一个隐密材料，对于反映中共的策反工作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关此事，以前似乎未见有任何文字记载。1949年初，为倡导国共谈判，颜惠庆曾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面见毛泽东主席。回沪后，颜告诉吴国桢：
他在北平附近一个地方见到了毛泽东。毛请颜吃饭，颜对毛说：“对共产党我有一件事弄不明白，你们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那时共产党公布了第一批战犯名单，一共37个，以蒋介石为首，我紧接在蒋夫人之后，名列第17个。
毛泽东笑着说：“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然后毛转身对周恩来说：“恩来，你和吴国桢是同学，你安排一下。”[17]
吴国桢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办事真有效率”，几天以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其联络，但吴基于其坚定的反共思想，一口加以回绝。然而，“既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接近我，无疑也一定去接近过别人”，“在这种敦促下，我想必定有许多人留下了”。[18]显然，吴国桢的同僚吴绍澍、姜豪、赵祖康等人便属于这种情况。
（二）
1945年至1949年这个时段，无论是民国史研究，还是在上海史领域，都是薄弱环节，成果相对较少。吴国桢口述回忆除了资料作用外，还蕴含着颇多有价值的选题提示，可供有兴趣的学者继续深入研讨。比如：吴氏从政坛退隐多年以后，就大陆易手的原因做过反复斟酌，并将其归结为四点：第一，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第二，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性质缺乏真正的了解。第三、美国采取的政策有错误。第四、俄国给中共的援助。[19]作为一个变乱时代的当局者，经冷静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无论对错与否，均值得史家予以尊重并细细体味和考察。
40年代末中国知识阶层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以及对中共的真实观感，一直是个敏感而富有吸引力的问题。就此，吴国桢谈得比较真切、详细。他说：“当我是上海市长时，有各种各样由学生团体发动的反政府示威，我把同各大专院校的校长、教授，以及同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相接触作为自己的职责，为此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20]“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21]“象闻一多、潘光旦、吴景超、罗隆基、钱端升以及我的许多其他学友，我不认为他们中有什么人懂得共产主义的性质。我曾同他们中的几个人辩论过，尽管我讲的是心里话，但他们却认为，我作为政府官员，谈的只是政府的路线。总之，那时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愿意为政府工作而反对共产主义，或者由自己来发表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论。”[22]面对接连不断的学潮，“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吴氏将上述现象的内因解释为三点：其一，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中国那时正经历通货膨胀，大多数教授待遇很低，知识分子感到难以糊口。”其二，对政治的冷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其三，对现政府的不满。“由于国民党政府方面缺乏改革，以及政府有时采取了不可原谅的镇压措施。于是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情绪，认为任何东西都要比现政府好。即使是那些对中共有所怀疑的人也认为，由于有中共作为政府的反对党，政府可能会被迫进行某些改革。”[23]笔者尤其感兴趣的是，吴国桢与罗隆基等人争执的内容，遗憾的是书中没有细述。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派”，如吴国桢、叶公超、俞大维等，与“民主个人主义者”们在向往西方民主体制的大目标上并无二致，只是在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以及其他的具体方式方法上有分歧。探讨这样的分歧，对研究中国现代政治中的自由主义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作为40年代末主政上海的首席长官，吴国桢对同业公会和商会在市政管理中的作用印象至深。学术界以往对上述组织的钻研主要限于20、30年代，实际上到40年代末它们仍然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存在价值。吴氏对同业公会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个“相当好的体制”。“ 同业公会一直是重要的，它是个合作组织，没有严格的规章，各有各的惯例与规矩，如果某一成员违反了它，公会中的其他成员，就不与他合作，所以公会很有效率。在我整个的工作中，我发现同业公会非常有用”。回顾那段经济异常动荡的日子，吴氏告诉读者，同业公会是他当时“经济上的真正依靠”，尽管它们对通货膨胀无能为力，但却可以“满足供求”。“我完全是通过他们的帮助才坚持下来的，我没有建立过任何独立的局，只是与各个公会就不同商品的供应进行协商，它们会帮助我。”相反，在谈到历史上曾经“很有影响的，很重要而且相当强大”的上海商会时，吴却认为“这一时期它实际上是在苟且偷安，什么事也干不了”，“商会是同业公会的集合体，如果你有一个特殊问题，你最好找专门的同业公会商讨”。[24]对上述问题恐怕尚需专书做全面研讨，吴氏在此不过略有提及而已。
民以食为天，米粮是民食的核心，米价又是一般物价的基准。抗战胜利后，因诸多因素的影响，上海的米价呈现出跳跃式的上升态势，以每石大米为例，1946年12月为6万多元，比上年同期的7000元上涨了8倍多，1947年同期为90多万元，高涨15倍，此后到1948年8月，则猛涨62倍，达6000万元。粮价狂涨，米潮频繁，必然引起民情不安，是工潮起伏、社会骚动的内在因素。所以自上任第一天起，吴国桢便把保障民食、抑平米价，作为全市首要的经济问题，并为此竭尽全力：
以1948年底粮食短缺为例。由于金圆券的崩溃，也由于严重的物价上涨，突然间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出现了米荒。在南京，米潮持续了3天，蒋介石本人那时就在南京，然而他也无能为力。但在上海，我们只有一次小的骚动而已，有一家米店被抢，这立即引起我的注意，我组织了小分队，一队为警察，另一队来自我的社会局。我召见了米业同业公会会员，告诉他们，万一在米店门前有暴徒聚集，店主可以并且应当用电话报告我本人。我一旦听到报告，就立即从那两个小分队中，派两部卡车到现场。社会局的那部卡车装有米饭和咸菜，警察的卡车停在旁边，任何饥饿的人均可免费用餐，而警察则不断告诫人们，任何不轨行为，会就地遭到武力弹压。同时我还打电报给香港总督，请求借1万担米，而且我从美国经济援助团(American Economic Aid)的人那里得到同意，担保偿还这笔借贷。这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了，也在电台广播了，所以在上海我们没有遇到严重的米潮，尽管上海要比南京大4倍。[25]
吴国桢虽然谈的比较简单，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米潮从形成到发展，米业的态度、市民的反应、当局的措置，几乎每个环节都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它是解读当时上海城市生活乃至全国局势的一把钥匙。深入研究1945至1949年的上海粮食问题，意义重大！
这一时期上海财政状况的严重恶化，是吴国桢面临的又一经济困境。也是研究者以往鲜有涉及的课题。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工商萎缩、税制转型、百政待举，全市财政一直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收入远远少于开支。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赤字为88亿元，1946年下半年是333亿元，1947年则高达870亿元，以后更是翻倍扩大。为了弥补缺损，吴国桢奔走呼号，多方筹集资金。除不断要求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等加大拨款外，还力谋各中央银行贷款，并敦促市参议会同意开征市政建设捐、公共事业附加税等。吴国桢的回忆点及了上海地方与南京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当我开始任上海市长时，市政府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的补贴，经过我的改革，两个月后市政府完全可以靠税收自给了。宋子文那时是行政院长，他看我干得不错，于是颁布一个新法，将我控制下的许多市政税收调走，移为中央政府之用。”“根据我们的法规，营业税应为市政税，宋子文所干的是下令将所有大商业归入国家管辖，只留下小的归市府管辖。即使在如此变化之后，我仍能办得很好，原因是我实行严格的税收，而中央政府之所以失败，则在于松松垮垮。”[26]显然，除了财政问题本身值得研究外，国民政府与上海当局的异议和分歧也须进一步探讨，当然这不应仅仅局限于财政领域。
顺便一提的是，尽管财政状况如此之糟，吴国桢仍力图在市政建设方面有所作为。1946年5月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市越江工程委员会，吴氏兼任主任委员，并聘请着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负责设计黄浦江越江方式，最后在高架桥、低架活动桥、隧道、上游固定桥四种方案中确定营造隧道。吴回忆说：“至于公共工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但最初我还是抱有很高希望的，甚至试图寻求外资修建一条横穿黄浦江的隧道。对这个项目，某些英国公司和一个美国公司都很感兴趣，英国公司甚至拟出了计划。到1948年，政治形势已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无法进行下去。”[27]这一建设虽因特殊的历史原因没能贯彻成功，但却给40多年后开发浦东、改善两岸交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通读吴国桢的口述回忆，必定会使许多人对吴氏本人产生浓厚的兴趣。五四前后，他就读于中国的两所名校：南开中学和清华学校。20年代他是留美运动的参加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0年代担任汉口——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芝加哥”——市长达6年之久。抗战期间，又先后任重庆——中国的战时首都——市长和外交部政务次长。国共谈判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随后的3年内战中，任上海市市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担任过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曾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但最后却因尖锐地批评蒋的独裁专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他与周恩来亦是少年时代的挚友，成年后竟由于信仰不同成为政治上的死敌。早年他为了施展抱负，弃学从政。晚年在政坛失意后又返回学界，在美国某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和历史。在中国现代史的各个阶段，吴国桢占据着许多典型性的位置，他的传奇一生亟待全面、深入、客观、严肃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学术界对他的研讨尚处于初步阶段[28]，与其在民国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很相称。事实上，吴氏本人虽长期为官，却不乏学者气质，他除了留下这份口述回忆外，还用英文撰写了数本大部头着作，足资挖掘。不过这些文献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试列举如下：
一、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1926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专业哲学博士论文。未见汉译。二、Night Cometh: A Personal Study of Communist Techniques in China（《夜来临——对中共斗争策略的个人研究》，未刊稿，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部。1955年所撰之个人回忆录。未见汉译。三、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永定巷》），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1962年版。以周恩来和吴氏自己为原型的政治小说。未见汉译。四、Why is America not Better Informed on Asian Affairs? (《美国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理解亚洲事务？》），1968年自行出版。学术论辩性的通信集。未见汉译。五、The Chinese Heritage（《中国的传统》），美国纽约皇冠出版社1982年版。史学着作。陈博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5月汉文版。就民国史和上海史研究而言，上述诸书中以《夜来临》的史料价值最大，此书尚未被学界所利用。笔者新近托人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购得《夜来临》的缩微卷，粗观之下，内容精彩，喜不自胜。该书若译成中文，约15万字，可与《吴国桢口述回忆》相互印证，以成双璧。翻译工作目前正在进行。
（三）
近年来，口述回忆作为文献和档案材料的重要补充，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笔者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近便承担了“上海口述历史”项目。《吴国桢口述回忆》无疑为开展此类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两位采访者：裴斐（Nathaniel Peffer，1890—1964年）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1908—1998年）不仅是美国资深的汉学家，且曾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能切入关键，击中要害。而作为被采访者的吴国桢，当年也不过50多岁，记忆清晰，精力充沛，本人亦有着良好的学术素养。因此，他们的谈话完全是一场内行式的交流，在口述工作中实属难得。就形式而言，与着名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同，《吴国桢口述回忆》采用的是问答式。其优点在于能保持当年采访的原貌，给人以如聆其语之感。弱点是容意跑题，有时显得支离了一些。但综观此书，全文有着严格的章节划分，显然在正式采访前双方已有了周密的准备，采访后又做过精心的编校，因此基本上避免了这一弱点。口述回忆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因记忆模糊或有意粉饰而导致的史实出入时常有之，这就需要史家做仔细的鉴别。例如，1948年2月2日申新九厂工人罢工，吴国桢下令镇压。吴说：“警察开了枪，只有一人受伤，不是枪伤，而是由于践踏”[29]。参阅权威材料，事实是，在这次事件中有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重伤42人。
通过译校此书，笔者对口述回忆的重要性有了切身体会。因此新近在从事1948年上海舞潮案的研究时，除了系统掌握文献和档案资料外，还依样画葫芦寻访到十几位健在的当事者，请他（她）们口述往事，果然获益匪浅。在此过程中，笔者来回奔波，去过破落的棚户区，也走过豪华的高级住宅楼，面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口述笔录，颇有心得。上海的每一位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一本书，不能让它白白地随着岁月变迁而流逝，将他（她）们的人生悲欢记录下来以告诉后人，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通过口述回忆，甚至有可能使一些当事人以某种形式参与我们的研究工作，从而达成研究客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协调和沟通，避免以往两者脱节、彼此孤立的局面。笔者深信，对上海史的研究——尤其是40年代以来的上海史，应将做口述采访作为一项基本工作，并列为衡量学术成果价值的重要指标。王国维先生在研究上古史的过程中曾提出过两重证据法，指的是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上海史研究同样需要两重证据，一为文献、档案，二为口述历史，这样或许能开辟一条新的治学途径。最后想说的是，做口述采访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队伍建设尤其重要，热情、责任和技巧是必备的素质。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如果对口述采访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缺少一个对资料工作真正重视的氛围，那么要取得相当规模的成功恐怕并不容易。
--------------------------------------------------------------------------------[1]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3页。[2]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5、6页。[3]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6、7、9、10页。[4]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50至52页。[5]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53、261页。[6]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12页。[7]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91、92页。[8]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0页。[9]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2、44页。[10]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9页。[11]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3页。[12]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0、41页。[13]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1、42页。[14]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23、101页。[15]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6、37页。[16]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3页。[17]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78页。[18]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79页。[19]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60页。[20]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65页。[21]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9至40页。[22]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66至267页。[23]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0、265页。[24]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75至77页。[25]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5页。[26]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4页。[27]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2页。[28] 现有的成果，大陆方面有：一、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建始文史资料第五辑）》，湖北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8月版。二、许有成、徐晓彬着：《宦海浮沉——吴国桢》，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三、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续集（建始文史资料第六辑）》，湖北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年版。马军撰：《论上海市长吴国桢（1946—1949年）》，连载《鄂西文史资料》1998年、1999年各期。台湾方面有：一、尤本立：《吴国桢博士与国民党中国（Dr. Kuo-cheng Wu and Nationalist China)》，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1993年硕士论文，英文未刊稿。二、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台湾自由时报企业股份公司1995年6月版。[29]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8页。
文章出处：《史林》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