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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深刻影响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由于这场运动在时间上与洋务运动前后相继，洋务派人物又活跃在戊戌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所以探讨洋务派与维新运动的关系自然成为研究维新运动的题中自有之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关系似乎已有定论，比较典型的说法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于是有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是对洋务的否定，洋务派在维新运动中实质上是站在顽固派一边，破坏、抵制维新。维新运动的失败，是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共同胜利。
果真如此吗？需要重新考察。一
的确，维新运动的兴起，与甲午战败有直接的联系。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注：《戊戌变法》（一）第249页。）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引发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革新的呼声。从普通士子伏阙上书，吁请拒和、练兵、变法，到各级官员言学、言兵、言财，改革意识迅速弥漫。连徐桐这样的守旧人物，也奏请张之洞来京主持改革。当时在京且熟悉官场风气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曾说：“侧闻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章，皆谓不变法不能救中国。”（注：《戊戌变法》（四）第217页。）可见，甲午战后，国内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变法浪潮。
一向以富强为要务的洋务派战后也表现得十分活跃。虽然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海、陆军一败涂地，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因战败主和成为众矢之的，一时不再为清廷所倚重，但整体而言，洋务派并未因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依然是影响朝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并积极提出新的洋务建议。《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光绪皇帝发布了两道谕旨，要求内外臣工坚苦一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注：《德宗实录》卷366。）于是，洋务大员们纷纷上书言事。五月，新疆巡抚陶模上折奏请培养人才，勉图补救；顺天府尹胡僪芬上疏言变法自强十事；钦差大臣刘坤一上《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两江总督张之洞上折“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提出练兵、筑路、设厂、兴学、举办商政、工政等项措施；八月，陶模又一次上折，陈说时务，主张变法。此后有关变法的条陈和奏折也络绎不绝。
不仅老洋务派频繁亮相，新洋务派也在生成，洋务派的队伍在甲午后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战败的刺激，转变了不少人对洋务的认识，由不感兴趣乃至抵拒变为理解、接受、提倡。这一点，唐才常曾有过评说：“自吴中丞狼狈牛庄而后，介胄之夫，稍稍知旧法之不能用，而向之读书谈忠愤、攘臂诟詈、弋乡愿名者，则亦开通其耳目，充浚其知识，幡然求之中西图籍，一洗从前迂骄之气，雍雍彬彬，怀瑾握瑜，庠序之士靡然向风矣。”（注：《唐才常集》第170页。）曾对西学反感、冷淡的李鸿藻、孙家鼐、翁同和等人也不同程度地赞同变法。翻检一下甲午后林林总总的变法奏折，就会看到，不少人在三十年洋务运动中无所表现，此时却能如李鸿章那样，夸夸其谈，大讲洋务救国了。
甲午战后，不但洋务派的队伍有所增加，洋务思潮进一步高涨，洋务思潮的内容也有了新的扩展，出现了由局部学习西方向全面、综合学习西方的趋势，开始由“变事”向“变法”发展，由学习西艺向学习西政发展。盛宣怀在《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中说：“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注：《戊戌变法》（二），第438页。）显然，这已不是就练兵而练兵、就理财而理财、就育人而育人，而是主张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综合学习西方。甲午战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主张，除了旧有的练兵制器外，更集中于发展工商、改革教育方面，他们对官办及官督商办已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由商办，政府应恤商惠工，设立商务局、商会，保护新式工商业。甲午战前，洋务派就已认识到八股试帖、章句小楷“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此时则更是大声疾呼，明确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广设学堂，以使国无弃民，地无废才。对待西方政治，洋务派在战后也突破了旧有的认识，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对官制、体例进行改革。甚至对西方的国会制度，洋务派也不是全然否定，张之洞认为西方由于有议院，“君与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中国只是暂时无法实行，“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注：《戊戌变法》（三）第224页。）
上述表明，甲午战后，洋务派不是消沉下去，而是更趋活跃，队伍增加；洋务思潮不是走向寂灭，而是更趋高涨，有了新的内容。这一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们的研究者忽视了，或者说有意回避了。为了凸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性质，人们大谈维新思潮，大讲维新派的活动，似乎戊戌仅有维新思潮，变法仅是维新派所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维新派有几人？以维新派主张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又有几家？在甲午战后兴起的改革思潮中，洋务思潮是重要的一个层次，它与维新思潮一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戊戌思潮”，二者虽有差异，但因方向趋同，能相互呼应，相互鼓荡，为变法营造了社会氛围。同样，洋务派也是与维新派颇为接近的过渡性集团，因而能与维新派合作，推进变法的发展。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甲午战后洋务思潮有新的兴起，洋务派的队伍又有所扩大，何以维新派能颖秀超群，使变法运动成为维新而非洋务的继续？圆满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专题性的研究，这里只能概要指出三点：其一，甲午战败，使人对只变事、不变法的洋务模式产生严重的怀疑，体制变法已是人心所向，维新派紧紧抓住这一点，宣传大变、全变，以变法统率变事，从而先声夺人，执舆论之牛耳。其二，维新派以激进的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使自己区别于洋务派。一般说来，在一场社会变革运动中，激进派的主张最为引人注目，人们也惯于从激进派的主张来概括运动，尽管这些主张在运动实践中没有落实或很少落实。其三，维新派是政坛新秀。新秀比老面孔有吸引力，人们也寄以较多的希望。如此几点，使维新派能迅速凸显于政坛，叱咤风云，将各种改革主张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如果因此而认定仅仅是维新派单枪匹马地变法，则是片面的认识，有悖历史真实。二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的初步开展阶段。我们先来考察这一阶段洋务派的活动。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维新派康、梁的交往上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筹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十分融洽。张之洞虽在孔子改制方面与康意见相左，但对康的才华颇为欣赏。（注：《戊戌变法》（四）第135页。）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后，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词气殷勤。（注：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82页。）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绝，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上南皮张尚书书》。）另一位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也与梁启超同感：“今之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一人。”（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54页。）
对于维新派出面倡导的活动，洋务派大都抱支持的态度。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发起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团体，但参加者多数是洋务派官员。洋务大员张之洞、刘坤一捐资支持，并在会中列籍。李鸿章也不甘人后，表示要捐资加入，但主要因帝党人物极力反对，未能如愿。
上海强学会是在张之洞的支持、赞助下建立的。当康有为劝说张之洞时，张之洞“颇以自任”，大力赞成，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黄绍箕赴上海协助，还捐银1500两作会费。由于张之洞的表率，其他一些洋务官员也纷纷解囊。由康有为执笔的上海强学会“序”，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参加上海强学会的人物，几乎都与张之洞有关系。（注：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61页。）
张之洞原拟派幕僚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强学会，但到上海后，强学会遭弹劾被封。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授意下，赞同黄遵宪的办报主张，共邀梁启超等人筹办《时务报》。办报经费除黄遵宪、盛宣怀等人的捐款外，则是强学会的余款。汪康年任报馆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创办后，发表了一系列改革的言论，颇受欢迎，数月之内，行销万份，受到了张之洞的称赞：“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设第一种有益之报。”他饬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预付报款。（注：《戊戌变法》（四）第548页。）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也分别下令两省官府购阅。（注：《戊戌变法》（四）第550页。）由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的努力和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时务报》风靡海内，“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第68页。）对维新运动颇有微词的胡思敬也说，《时务报》“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欲意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行销至万七千余册。”（注：《戊戌变法》（一）第373页。）
湖南新政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合作的结果。湖南诸新政的举办，得到了洋务派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陈宝箴主持建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教习，熊希龄为提调，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成为湖南新政的一个核心机关。此后，谭嗣同、唐才常诸人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南学会、《湘报》。陈宝箴、黄遵宪诸人还在湖南推行其他一些改革，如兴办矿业、电报、轮船；仿照西方警察制度创办保卫局；开办新式学堂等等，使新政渐具规模。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注：《戊戌变法》（一）第303页。）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学会、学堂、报刊等新政宣传、组织机关，大都有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与，有些就是洋务派创办。这些活动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声势，集中了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为维新运动走向高潮创造了条件。离开洋务派的参与支持，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
除了支持、参与维新派的活动外，洋务派自己也积极进行改革变法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洋务”味道更浓一些，多集中在实业与教育上。如盛宣怀创办了中国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了北洋西学堂、南洋公学，并经办芦汉铁路；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兴办储才学堂、铁路学堂，在武汉创办武备、农务、工艺诸学堂等。这些活动虽属“变事”的范围，但与“变法”并不矛盾，因而与维新派的活动连为一体，相互呼应，是维新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洋务派虽支持、参与维新运动，但他们毕竟与维新派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与维新派有矛盾斗争。二者之间的矛盾斗争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论学的不同。康有为先后撰《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前者指斥古文经学为刘歆所伪造，后者将孔子断为改制先驱，六经为孔子改制所假托。在康有为来说，固然是布衣变法，事大骇人，所以拉大旗作虎皮，但由于其“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注：《戊戌变法》（一）第436页。）学术上不能立足而效果适得其反。饱读儒家经典的洋务派当然不买康的帐，指斥批评自在意中，进而疑康“心术不正”。张之洞多次劝康、梁放弃孔子改制之说，并对《湘学报》刊登素王改制之说加以干涉。其次，改革的政治诉求不同。维新派强调变法须大变、全变，主张实行民权，最终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洋务派虽然也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注：《戊戌变法》（三）第221-222页。）双方在《时务报》、《湘学报》办报方面的冲突，概缘于此。再次，作为改革派中的元老与新进，两派之间也有意气与门户方面的矛盾。洋务派视维新派为洋务新秀，总是试图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自己的幕僚或智囊，招致了维新派的不满。张之洞对康梁都进行过“为我所用”的试探，许以美差厚俸，但均遭婉拒。张之洞一方面支持《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却又时常干涉报纸内容和报馆的用人之权，企图使《时务报》连同维新派“入我范围”，激起了梁启超等人的不快。以致十数年后，梁启超依然愤愤不平：“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注：《戊戌变法》（四）第254页。）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注：《戊戌变法》（一）第437页。）根本不是肯寄人篱下之辈，梁启超等人也深受康的影响。洋务派笼络不成，遂有种种或明或暗的排斥攻讦。另一方面，维新派得到光绪皇帝的器重，一时间颇有青云直上之势，不免引起一些人的妒嫉。如张謇自称与康有为“群而非党”，并说：“康本科进士也，先是未举，以监生至京，必遍谒当道，见辄久谈，或频诣见，余尝规讽之。……往晤，见其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且宾客杂沓，心讶其不然。”（注：张赛《啬翁自订年谱》卷下，光绪24年6月。）酸溜溜的神态，跃然纸上。由此不免有种种冷嘲热讽。
必须指出，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矛盾与斗争虽然存在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二者之间并非根本对立，也没有从根本上破坏维新运动。这种矛盾被一些论者夸大了。例如《时务报》第40册载有梁启超执笔的《知耻会序》，其中指责清廷大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张之洞见后马上致电陈宝箴，称此文“太悖谬，闻者人人警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绝矣”，要求“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不少论者以此作为洋务派破坏维新派宣传的一个证据，但在我们看来，这应属出于保护的一种规劝，不宜作诛心之论。因为张之洞同时还对陈宝箴说：“报馆为今日开风气、广见闻之要端，不可不极力匡救维持”。（注：《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26。）同样，维新派对三十年洋务的批评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洋务运动，正如谭嗣同所说：“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58页。）
在参与、支持维新运动的过程中，洋务派自身也在变化，部分洋务官员逐渐接受维新思想，转变为维新派，如杨锐、刘光第、徐致靖、熊希龄、黄遵宪、樊锥等人。洋务元老人物也有变化。李鸿章感叹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什么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页。）可以感觉到，李鸿章对自己洋务活动的局限性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张之洞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洋务运动的基本纲领，但与甲午前比，“体”的范围日益缩小，“用”的地盘逐渐扩大，“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都纳入了“用”的范畴，且认为西政的重要性起过了西艺的重要性。三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维新运动进入高潮。高潮的另一面是斗争的激化，新旧之争、帝后党争交织在一起，波澜起伏，惊心动魄。
百日维新中的洋务派，可依其态度而分为两类，一曰积极派，一曰观望派。积极派以张之洞、降宝箴为代表。张、陈二人在百日维新中多次上书，提出废八股、改科举、振兴商务、兴办学堂、变通武科考试方式、提倡兴办实业、奖励工艺发明等多项新政建议。张之洞积极向光绪皇帝推荐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建议予以重用，陈宝箴推荐杨税、刘光第等人。杨锐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是他“平生最识拔者”，杨锐能参与新政，任军机章京，是与张之洞的支持有密切关系的。在新政的实施上，张之洞也一马当先，他下令通省各属设立学堂，并拨给常年经费；选送生徒出洋肆习；设蚕桑局；又设汉口商务局，倡导“从上海、汉口一带所出物产设厂制造，设商学、商会、商报，切实讲求”，并拟定要义八条：启发、倡导、合力、塞漏、祛习、保护、体恤、奖励。（注：《张文襄公年谱》第121页。）由康有为代拟、御史李盛铎出面上奏的一份奏折称，新政“行者陈（宝箴）、张（之洞）、鹿（传霖）为最，廖（寿丰）、邓（华熙）次，沮者谭（锺麟）。”（注：《翁文恭公日记》光都24年4月26日。）张、陈也因此而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
观望派则以李鸿章、刘坤一为代表。百日维新前，他们虽也曾参与维新活动，但没有张、陈诸人那样积极、投入，与维新派关系也不很密切。百日维新开始后，虽光绪皇帝累颁新政诏旨，康梁等人频受召见，但权力仍然掌握在以西后为首的顽固势力手中，政治大格局并无变化。康广仁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表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第122页。）维新派中已有人看到了这一点，老于官场世故的李鸿章等人自然看得更为清晰。早在百日维新前李鸿章就曾对人说：“现在政权在守旧派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僚得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即使有新主张、新政见，也做不成什么事功。”（注：《戊戌变法》（四）第238页。）刘坤一在百日维新一开始，“即拟奏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勿涉急遽，旋奉严旨，申饬其泄沓因循，则前折不敢上陈矣。”（注：《刘坤—遗集》第2233页。）李、刘等人不可能有谭嗣同那种舍生取义的精神，相反，当是非与利害发生矛盾时，他们总是把利害放在首位。所以，他们取观望态度，“既不甚赞成，也不反对”，（注：《戊戌变法》（四）第328页。）置身局外，预留后路。另一位洋务人士张謇也如此，当他看到翁同和被开缺回籍的上谕后，即预感到事情的结局不妙，遂三十六计走为上，在新政正趋高潮时离开北京。（注：张赛《啬翁自订年谱》卷下，光绪24年6月。）
但观望派不是反对派，他们并不反对变法，不是新政的阻挠者。其基本倾向还是与维新派相近的，因而在百日维新中，他们有选择地推行一些新政。李鸿章对诏定国是持欢迎态度，他在给人的信中说：“朝廷有意更新”，（注：《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复钦差出使俄国大臣杨子通》、《复湖南藩台陈伯平》。）“薄海争传新政”。（注：《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复钦差出使俄国大臣杨子通》、《复湖南藩台陈伯平》。）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活动中，他出力甚多。百日维新中，裁撤冗衙一事阻力很大，李鸿章时在总理衙门，他引据典要，制定了并裁的方案，使之得以实行。（注：《戊戌变法》（一）第463页。）李鸿章虽然有意与维新派保持一段距离，但对康有为等人的作为颇为赞许，据时人记载，李在北京“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36)刘坤一认为“新法如改练洋操、添设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至欲变更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拂人情。”（注：《刘坤—遗集》第2233页。）属“当务之急”的洋务，他还是积极施行的，他倡导筹办商务局、上海商学会、改储才学堂为江南高等学堂，并将传统的书院一律改为各级学堂。
百日维新期间，合作仍然是维新派与洋务派两派关系的主流。新政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反映的是双方共同的要求。有些改革主张是由维新派代拟、洋务派出面提出，这更是典型的合作。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淡化了民权宣传，不再提设立议院，开制度局变为开懋勤殿，并由洋务派官员李端棻首先提出，双方在具体的新政主张方面已看不出多少区别。有人称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执行的是一条“洋务路线”，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四
百日维新以后党发动政变、西太后再次垂帘听政而告失败。西太后训政后，一面下令废除各项新政措施，一面严厉打击新政人物。维新派自不必说，部分洋务派也被殃及，陈宝箴、张荫桓、文廷式、陈三立、李端棻、江标等人或遭流放，或被斥革。在恐怖高压之下，曾积极参与维新、且又与维新派关系较密切的张之洞等人虽然“不胜骇叹”，但为自保，又极力洗刷自己与维新派的关系。政变后，张之洞立即上书，请重惩维新派，并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交涉，试图引渡逃亡日本的康、梁等人。但就其本意来说，他仍为新政的失败和被废除而惋惜，他的幕僚称他“不但本心之事不能做一件，即本心之话亦不能说一句。”（注：《戊戌变法》（一）第344页。）陈宝箴被革职后，张之洞表示：“湘省失此福星，鄙人失此德邻，如何如何？以后湖南教案、开埠、铁路之事，必然枝节丛生，三湘无安枕矣。”“思之忧灼，夜不成寐”。（注：《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32。）在清政府下令封禁南学会、保卫局时，张之洞也曾做过一些努力，试图使保卫局在保甲局的名义下继续存在。
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等人因无株连之惧，态度有所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维新派，抵制顽固派废除新政的行为。李鸿章在康有为赴上海前“遣人慰行”，（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政变后“言捕新党之谬”，当西太后说有人告他是新党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28页。）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获罪的徐致靖，安排张元济到上海落脚。刘坤一也冒险上奏，吁请“曲赦康梁”，（注：《戊戌变法》（四）第201页。）“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资造就而育真才”。他还对西太后严禁报馆学会的谕旨进行力争。维新运动中罗振玉等人曾于上海创办农学会与《农报》，戊戌政变后，朝旨禁学会报馆，罗振玉等人害怕牵连，主张自行关闭，呈报刘坤一。刘埋一表示：“农报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农社虽有乱党名，然既然学会，来者不能拒，亦不必解散。”并批上海拨款二千元予以维持。（注：《戊戌变法》（四）第250页。）盛宣怀在政变后上书庆亲王奕劻说：“训政以来，百事皆归旧辙，而寰海疑议纷腾，以为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他还借列强的名义向朝廷施加压力。说“外人皆曰中国若是，恐难自强，不如各自为计，分谋占夺，并将以兵力胁制，为干预内政之谋。”（注：转引自夏东元《盛宜怀戊戌维新异同论》，《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六君子遇难后，大学士王文韶密示尚在北京的严复赶快离京躲避，严复立即去了天津。
上述说明，对维新运动的失败，洋务派是痛惜的，并且做了一些努力，使新政能薪火相传，不致全军覆没。只是他们囿于身份地位、认识水平及官场习气，不可能公开、正面抵制顽固派。这是软弱的“同路人”的姿态，而非顽固派同党或帮凶。所谓“与顽固派共同胜利”之说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庚子事变后，洋务派再次活跃于政治舞台，掀起了新的变法改革浪潮。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联衔上奏，吁请改革，即着名的“江楚会奏三折”，被清政府采纳，成为清末新政的指导性文件，其内容与维新派在戊戌时期的要求基本相同或更进一步。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诸人也接受了“议院”的主张，并赞同在中国设立君主立宪政体。至此，洋务派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成为立宪派的右翼。五
通过上述考察，可得出如下结论：
甲午战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洋务思潮有了新的高涨和新的发展。士大夫集团中，接受洋务思想的人迅速增加，洋务派的队伍有所扩大。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一起，构成了戊戌改革思潮的主体，洋务派与维新派一起，构成了改革派。洋务派与维新派虽有分歧、矛盾和斗争，但属改革派内部的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中，双方的合作是主流，洋务派积极支持、参与了维新变法活动，推动了变法的发展和走向高潮。在变法失败后，洋务派为维护改革的成果进行了一定的努力。洋务派是维新派的同路人而不是顽固派的盟友。通过变法维新活动，洋务派自身也加快了转化，在其后的清末新政中，终于转变为立宪派。
由如上结论，还可以作一些引申。
任何一种社会运动，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多元的，存在着不同的层次，而且这些层次又带有过渡性。中国近代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因而这种层次性、过渡性更为鲜明。这种过渡性的层次往往对历史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的历史研究，却常常只重视两极，而且又认为只有两极，用两极的模式来分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承认层次，不承认中间状态，不承认过渡，所以结论自然容易背离历史实际。实际上，戊戌维新运动是多层次的运动，不仅改革思潮有不同层次，改革派有不同层次，就是洋务派自身也有若干层次。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就这样分析：“其时廷臣主变法者翁同和、张荫桓，守旧者徐桐、刚毅，主变法而专师西人练兵、制械、通商开矿者为奕訢、李鸿藻、荣禄，余则依违二者之间。”（注：《戊戌变法》（一）第369页。）古人能看出的东西，却被我们忽视了。
还可以对某些成说提出点疑问。例如，人们常说甲午战败后，洋务运动破了产。这个结论便可质疑。破了产指的是什么？是指洋务主张不再有人信服吗？上面的论述已否定了这一点。是指洋务活动不再继续吗？也不是如此，维新运动中的多项新政也可说是洋务新政。是指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富强吗？且不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老大封建帝国内能否30年就富强起来，即以结果而论，破产说也缺乏说服人的力度。以此逻辑，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都没有使中国富强，能否说维新、革命都破了产？历史的演进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发展也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洋务为维新奠定了基础，维新又为革命准备了力量。这种新陈代谢和历史的累积是不能以“破产”来概括的。破产说反映了我们对历史发展的一种简单化的认识，认为存在着一种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历史发展模式，而这已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幻想。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