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熊月之:张謇的精神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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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熊月之:张謇的精神气象


作为中国近代名人的张謇不朽功业主要有三,即高中状元、实业巨子与立宪领袖,每一项背后,映射的都是他雄浑的精神气象。构成这一气象的主要是四大因素:既重视成规又俯视成规,既重视金钱又超越金钱,既把握大势又审察细理,既自强不息又达观认命。
1.既重视成规又俯视成规
高中状元对于张謇的事功来说,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张謇出身贫苦农家,他在科举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痛苦,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要特别指出的是,张謇在高度重视科举的同时,又能明了科举的实质,不为科举所困、所累。张謇从15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到41岁中进士,26年间,并不是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科举方面。
首先,他有好几年时间是能够参加考试而没有参加,并不是每试必到。1894年那次,也是在没有充分准备和父亲督责下仓促应试的。其次,他在社会实践中所投放的精力很多。张謇在中状元以前,先后有三位贵人相助,即孙云锦、吴长庆与翁同龢。这三人并非张謇亲戚故旧,他们之所以在关键时刻倾力帮助张謇,都是看中了他的才学与品德。张謇每做一事,必全神贯注,必全力以赴,必始终如一。他受孙云锦提携,从南通来到江宁学术圈而备受关注。他在吴长庆幕府,一切行事、文章、论说,都不同凡响。他代吴长庆所写《朝鲜善后六策》,备受朝野关注,原因在于他了解实情,明白事理。这些都是科考视野以外的东西,说明张謇在考中进士以前,已经将相当多的精力投放到社会实践当中。再次,张謇中进士后并没有沉醉在状元光环下,也没有恣意消费状元的资源,而是另辟蹊径,走上兴办实业、发展新式教育等全新的道路。
这三点,说明张謇对于科举考试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重视科举,投身科举,但不为科举所囿、所累、所困。科举取士是自隋唐以后延续千年的制度,是社会公认的成才正途。张謇对于这一制度高度重视,努力参与,这是世之通例,人之常情。能够在重视、参与的同时,看清这一制度的实质,不为这一制度所囿、所累、所困,这是张謇不同于、也是他高于同时代许多士人的地方。
张謇得中状元,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玩味,即他的试卷不是被挑出来的,而是被找出来的,是被潘祖荫、翁同龢等有心拔擢他的老师找出来的。潘、翁之所以要拔擢他而不是别人,其原因恰恰不是他科考试卷怎么优秀,而是科考以外的才识。换句话说,张謇得中状元,功夫既在考卷之内,更在考卷之外。
张謇对于其他各种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规则、习俗,其态度大多类此。他参与立宪、拥护共和,他弃政从商,都是对现存制度既重视又俯视的结果。所谓俯视,就是对这些制度进行审视、批判,了解其表象,探究其实质。他从官场的等级制度与繁文缛节,追寻到个人尊严问题;他从百姓疾苦,追寻到仁爱问题;他从私利为己、公利为众的辨析中,在价值的层面上化解了义利之争,为他弃政从商找到了理性基点。这是张謇襟怀宏阔、崇尚理性的大聪明处。他复述父亲的处世准则:“生平耻随人世间一切浮荣虚誉,及流俗猥下之是非,向不以为轻重。”他对于人世间习以为常的浮荣虚誉、是非短长,有着自己独立的理解与理性的判断,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2.既重视金钱又超越金钱
重视金钱,是张謇作为资本家的一般属性。超越金钱,是张謇高于一般资本家、不同于寻常人的可贵之处。他谋取公利,不重私财。他创办大生纱厂,自议创至开车,历时44个月,其生活费仅靠书院薪俸维持,未挪用厂中一文钱。他为地方教育、慈善捐了巨额钱款。他谋利有道,不唯利是图。即使谋取公利,也坚持正当经营,不走歪道。张謇自述:“吾国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他极其重视诚信,合做事与做人为一体,再三强调:“当悟人生信用,作事一而二,二而一,若人格无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亦随之矣。”
在张謇那里,金钱是用来为地方或整个社会造福的工具,不只是满足个人或家庭享乐的资本。他将“利”分为“私利”与“公利”,在价值层面上将义、利统一起来,因为“公利”即“义”,这也就在实质上解决了传统的义利之争。张謇创办了那么多实业,却没有积累起巨额的私人财产,他自奉极端节俭,而为社会捐赠,为慈善事业,动辄成千上万。
3.既把握大势又审察细理
纵览张謇一生行迹,不能不叹服他对国际与中国形势的高度关注,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他在1895年以后,敏锐地将精力转向实业,而没有像大多数进士那样,继续在狭窄的仕途上苦斗。这固然与官场政治博弈格局有关,即戊戌政变以后,张謇先前所依傍的光绪皇帝、翁同龢一派力量的失势,更重要的是与他对世界局势、中国局势的了解、判断有关。他在1901年所作的《变法平议》,那种对世界形势的全面了解,对中国社会症结的深刻洞察,对变法步骤的周密设计,涵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洋洋42项,堪称一份稳妥、周密的改革方案。他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在辛亥革命以后,适时地改变政治态度,由致力立宪而赞成共和,都与他对天下大势的理解与把握有关。
张謇在了解天下大势的同时,对于自己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十分慎重,对于很多细节特别是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关节点,思考得相当缜密。他办厂,注意规章制度建设;办学,注意对学生进行道德、体育教育;办慈善,不但广济穷人,还注意救助残疾人。他为国家设计盐政改革方案,在考察世界各国盐政的同时,还特别注意研究中国自身特点。他曾自述把握大势与审察细理之间的关系:“吾人所主张之政策,必须适合世界之大势,根据本国之历史,若徒好为高论,无裨事实,不过理想上之改革。”
4.既自强不息又达观认命
张謇自强不息的事迹极多。1870年4月,他往通州赴考,结果却排在百名之后,其师大怒,说:“即使1000个人中取999人,落榜的那一个人就是你!”张謇对此铭记在心,将“九百九十九”五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在学馆的窗户上、座位上,从此学业大进。他参加科举考试首尾20多年,仅在考场上耗去的时间就有120多天,没有顽强的毅力是很难实现的。他筹办大生纱厂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建设垦牧公司所遭遇的无情天灾,办理地方自治过程中面临的复杂人事,无一不是以无畏的气魄、超常的韧劲、细密的对策,一步一步闯过来的。
自古以来,伟人都是自强不息、意志超群的强人。但是,天下事完全能够遂其初衷、圆满实现的并不多见,不理想、不圆满、不如意事常八九。对此,张謇的态度是,尽其在我,成之在天。他引述他父亲的教诲:“凡事成败,凡物去来,皆若有命,事安能保其终不败?志士图成而已。”这是一种超越成败的豁达心态。一个人过分在乎成败就会失于执,过分不在乎成败就会流于空,张謇徜徉于执、空之间,能行则行,不能行则止。有了这种心态,其人虽终身勤勉,亦终身旷朗!诚如他的儿子张孝若所说:“我父亲一生无论在个人得意时不得意时,事业在轰轰烈烈时困顿不堪时,他的心地意态总是一样的。就是碰到很失意和棘手的事,也是处之泰然,不改常度。”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