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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生：大学的“学统”与“文脉”之辩——谈《民国大学的文脉》

近年来，随着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民国时期的大学的故事又热了起来。其中既有对据称那时就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大学的怀念，亦有对当年若干学术大师的风骨的追忆，而所谈事例从所谓的“教授治校”的神话到刘文典脚踢蒋介石的段子等，不一而足。但这些叙述，大多是现在的人一厢情愿的想象和“演义”，更多反映的是对大学现状的不满情绪而非历史真相。
其实，这已经是民国大学的第二波热潮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曾有一股“老大学”热出现。那时整个社会包括大学都正向商业化急剧转型，很多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身份及定位产生了困惑，刚好有不少老大学都陆续进入九十及百年校庆，他们借此着文谈论这些大学1949年前的校史及师生们的趣闻轶事，以重新“发现”其传统来寻找和建构自己在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中的位置。那时，这个热主要还是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而现在为大众所熟知的那些民国大学的“神话”和“段子”其实就是来自于那个阶段的“产品”。
但是，对学术界来说，从“老大学”热到如今“民国大学”热，却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因为“老大学”热还只是让人把注意力放在大学自身的历史及人物的事迹上，而“民国大学”热则让人把大学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及历史语境中去考察，不仅着眼点不同，其研究目的也不同了。换句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当下的“民国大学”已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成了一种研究相关问题的“方法”。而我认为，南大文学院沈卫威教授的《民国大学的文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就是以“民国大学”作为研究“方法”的一本出色之作。该书并非是泛论民国大学的文化或精神传统之作，而是以北大和南大（主要论及其前身“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诸阶段）两校为基点，探讨其自身建制的变化及相互影响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文学及学术，乃至思想所发生的推动作用。用作者的话来说，他在这本书里做的工作就是对民国的“学统”和“文脉”之间关系作一系统梳理与批评，以发掘和激活“新的思想资源、学术资源和文学资源”。而所谓“学统”，就是“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合称，具体到北大为“激进”，南大则为“保守”，与之相关的便是两校历史上曾有过重要影响的“新青年派”和“学衡派”学术团体，前者掀起了“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狂潮，以白话为尊，后者则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嚆矢，以文言为美，两相颉颃，以致“学分南北”，启“古典”与“现代”学术精神之分野，而其流风余韵亦迁延至今。
显然，从此一线索可以看出，作者意欲以现代大学为中心重写文学史以及学术史乃至思想史的努力。而本书即循框架渐次展开，从第一章“异口同声”指出清末由“东京语”到“京城声口”的“国语统一”之梦，到第二章“旧学新知”中的“文学革命”后北大与中央大学等校国文系的不同课程设置所展现的不同学术取向，再到第三章“雅言俗语”中对当年《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和《文学旬刊》之间的争论背后的文学“新旧”之辩的挖掘，乃至第四章“激进保守”中对北大的“新青年派”与南大的“学衡派”的“学脉”在大学的空间分布等，皆有史有论，别出心裁且有条不紊。作为一个业余时间也从事点文学创作的人，此前我一直有个困惑，那就是现代文学史上出身于北大清华两校的作家颇多，几可谓星汉灿烂，而同样是得天下英才以育之，此一时期的南大即东南大学及随后的中央大学所培养出的新文学作家却寥若晨星，知名者仅有卢前、关露、陈梦家及苏青等数人。而对此问题，作者在第六章“古典现代”中亦给出了解释。这既与南北大学对待新文学教育的态度有关，也与具体的举措有关。如北大清华皆设置新文学课程，聘请新文学作家任教，而东南中央却排斥此类课程的设置，师生热衷于效仿中国传统文人修褉结社，吟诗作赋，联句射覆。在这种风气之下，即使像宗白华这样曾从事过新文学创作的人对新文学的兴趣也索然寡味了，更不要说学生了。
沈卫威早年曾从事胡适研究，有《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等，对曾掀起新文学革命的胡适等人及北大有深入的把握。其后，他又从事“学衡派”研究，有《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对吴宓等人及南大前身诸校也有独到的了解，这使得他在本书的论述中能做到“南北汇通”，左右逢源。而且，作者对新的史料的考掘与发现也使得该书的论述更加坚实，如前文提到的《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学界虽屡屡征引，却都语焉不详，而在该书中是第一次得以全貌披露。
不过，这本书虽然名为《民国大学的文脉》，但作者对相关人事的论述却并不止于“民国”，而是有始有终，有的甚至直抵今日。如言陈梦家，则又述其“文革”遭迫害而死，其夫人赵萝蕤据英国诗人艾略特亲赠之诗集所译之《艾略特诗选》到1999年方得以出版等，让人在对人物的命运叹息的同时，也对国家百年来的沧桑巨变感慨不已。而且作者亦不时将自己与论题相关的学术经历融入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虽具体而微，却生动活泼，使人在产生今昔之别的同时亦增亲近之感。此外，对我来说，关于本书还有一点有意思的就是南大所尚的颜色。沈卫威在该书中引史料指出，1928年中央大学在拟定校歌校训之余，亦曾拟定“校声”与“校色”，其中，“校色”为“紫金色”。我曾在一篇随笔中称南大的校园建筑主色调为灰色，与“哈佛红”相较，可有“南大灰”之名，如今看来，追溯历史，似应改为“南大紫”才对了。这也是我读该书一得，故特记下来博读者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