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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平原：抗战烽火中“长大”的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陈平原：抗战烽火中“长大”的中国大学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但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有一张老照片令我印象深刻，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堪称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我曾说：“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却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就精神境界而言，其实我们比不上抗战那一代。正因此，我写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希望带领读者回眸那段历史。
■中国大学不仅没被炸垮，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弦歌不辍，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抗战军兴，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华北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战争结束时，大学数量由108所增加到141所，学生从4万多增加到8万多。中国大学不仅没被炸垮，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弦歌不辍，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这是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提到，当年她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念书，战事紧迫，随时可能撤离，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王星拱说了，不到最后一刻，弦歌不辍。第二天，朱光潜先生继续讲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篇，只字不提随时可能降临的炮火。战争不会影响我们的阅读与思考，反而加深了我们对文学、对美的向往与追求。
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的职工们决定，把畜牧场饲养多年的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良种实验家畜，搬迁到大后方去。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的11月中旬，这些职工赶着牛呀猪呀，终于到达了重庆。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他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如此有情且鲜活的历史画面在当时比比皆是，仔细阅读与钩稽，很容易理解中国学人的个人修养、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能在忧患中浴火重生的答案。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未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
■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力量。历史上，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衣冠南渡”的情形虽并不鲜见，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这次内迁有几个引人瞩目的特点：第一，这不是溃败后的逃难，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好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因大学内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批大学的内迁，把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到原先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很多人有疑问：为何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内迁大学依然能够培养出大学者与大师？答案很简单：第一，无论师生，在如此艰难的大迁徙中，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第二，生活圈子缩小了，教授们第一次和学生走得这么近，互相感召与启迪。第三，这段时间，枪口一致对外，校园里没有那么多内讧与政争。第四，生活艰辛，但对未来充满期待，反而显得“幸福”与“单纯”。这种精神状态，其实更适合于求学或治学。
以上所说都是内迁大学的有形功绩，而无形的贡献是笔墨难以形容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罗家伦有一句名言：“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让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
我曾就“抗战中大学内迁”这一问题写过很多文章，但皆为随意点染，算不上专业研究，故不收入本书。本书共四章，各文的大致思路如下：
第一章《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讲述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后回忆与学者发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事人当年的文字，看他们如何在惊魂未定之际回首往事，制造传说，总结经验，畅想未来——那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精神。此文利用各种史料，勾勒各大学的迁移路线、地理分布以及办学特色。另外，选择二十篇或年轻学生或大学校长的文章，纵横交错，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文章最后讨论如何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老大学的故事”重新焕发光彩。
第二章《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试图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重新发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此乃当年中国大学的共同生态；可后人谈论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为何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除了三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更因牵涉“故事”的诞生与传播机制。对于这所明星大学，本文强调其“必胜信念、学术关怀以及师生情谊”，凸显“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辨析“人和”的另一面，自信有不少精彩的发现。
第三章《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主要讲述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萧涤非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多有旧体诗创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他们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养与趣味。八位教授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选择旧体诗，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指向的是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些“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以及压在着述背后的心情。
第四章《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主要谈论吴宏聪（我的导师）、王瑶、季镇淮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追忆他们各自的导师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象的。此文可谓“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在写作时，我抛开大路，另辟蹊径，选择“限制叙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样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本书的目标是，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着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抗战内迁大学的历史，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回望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以及社会改革，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便只是着眼于教育，起码让你我警醒：大学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传授具体知识、生产科研成果，更包括坚定正确信念，以及塑造民族灵魂。
谨以此文，向饱经忧患而奋斗不息的前辈们致意；并以此小书，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