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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谭徐锋：从浙江潮到民国风——《蒋百里全集》出版前言

蒋百里-谭徐锋：从浙江潮到民国风——《蒋百里全集》出版前言
第一卷 政论
第二卷 兵学上
第三卷 兵学下
第四卷 文史
第五卷 讲演·书法
第六卷 函札
第七卷 译述
第八卷 附录
从浙江潮到民国风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
一
蒋百里，名方震，乳名福，号飞生、余一，晚年号澹宁，以字行，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人，生于1882年，今年是蒋氏逝世七十七周年。
蒋百里自幼家贫，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与寡母相依为命，为人至孝，曾有割臂疗母之举，联系到执掌保定军校之时的愤而自戕，其壮怀激烈可见一斑。自幼聪慧过人，为学以博洽着称，深得同乡名儒与父母官赏识，得以进学成为秀才。后入浙江求是书院，因涉及反清言论，被迫赴日留学。
蒋百里自幼生长于海宁，钱塘江潮每每鼓荡而过，气吞山河，沛然莫之能御，少年时代的蒋百里一定对此记忆深刻，以致日后留学东瀛时期，创办《浙江潮》，在其主拟之发刊词中对此再三致意。这一唐宋以来文人骚客笔下的惊世奇观，隐隐中似已深深印入浙人蒋百里的心魄。
甲午中日之战中国惨败，帝国的创深痛巨，演化为少年蒋百里的沉痛记忆，常手捧《普天忠愤集》，读至伤心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掀起学习外国的雄心。留学日本期间，因目睹国家贫弱，蒋百里设法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蔡锷、张孝准等人先后同学，因志行坚卓，学业优异，毕业时名列前茅。后归国效力，不久又远赴德国学习陆军，扬名异国，深受德方军事统帅击赏。经过在当时陆军强国日本、德国十余年的磨练，蒋百里已经成为一位视野开阔、素养超群的杰出军官。
留日期间，蒋百里在精习军事学术之外，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社会活动，主持着名革命刊物《浙江潮》风行一时。归国后投身新军，为革命奔走效命，堪称辛亥革命之元勋。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以蒋百里“留学东西洋十余年，品行、学术、经验、资望为东西洋留学生冠，亟应罗致，以餍海内之望”，向孙中山、黄兴全力举荐蒋氏出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谋部总长或其他重要军事要职。
民国肇建，蒋百里投身军队建设，出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作育英才无数。1916年袁世凯甘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共和于不顾，公然称帝，蒋百里与梁启超蔡锷师徒奋而讨袁，作为反袁势力的骨干，对护国运动的成功居功至伟。
五四运动时期，蒋氏追随梁启超，为新文化运动之落实与新生努力，积极发表言论，参与社会改造，举凡政论、文学、翻译，皆有创见，被誉为中国现代文艺复兴式之杰出人物。
五四运动至抗战爆发之间，蒋百里先后出任吴佩孚、孙传芳总参谋长，北伐后襄助唐生智实现蒋氏心目中的“新湘军”，多所筹划，只是由于当政者未从善如流，一一化为泡影。助唐生智起兵反对蒋介石失利之后，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只是由于其保定系领袖的角色，俨然一身系天下保定系之向背，所以才被蒋介石豁免，仅幽禁其数年。壮志满怀的蒋百里，在华年消逝之余，以抄佛经度日。一心以国家总参谋长自期的蒋百里，出狱后自号“澹宁”，内心之郁结可想而知。
不过，剑胆琴心所萃，作为军人的蒋百里，其以身许国的热情犹如一座沉积已久的火山。一旦日寇的全面侵华来临，蒋百里便一跃而起，以往的个人恩怨早已置身事外。
作为国民政府元首特使，蒋百里曾出访德国与意大利，竭力争取军事援助，一定程度上延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自华北形势危急以来，蒋百里以其对日本之深入了解，全力分析国内外形势，为国家抗战战略建言无数，在在皆堪称金玉良言，既切合实际，又高瞻远瞩，其所着《国防论》一书为国共两党军政领袖公认为战略巨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指示郭化若对其进行研读。与此同时，蒋氏还就日本之国民性与国情做深入研究，所着《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发行数十万册，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激情，大大摧折了日寇之锐气。蒋百里在1938年前后发表近百次公开演说，为全国各界分析时势，揭露日寇之外强中干，不少演说脍炙人口。
蒋百里晚年，临危受命，代蒋介石主持陆军大学事务，在竭尽心力之后，于赴任途中病逝。病逝当天，还在为陆军大学的未来殚精竭虑。噩耗传来，一时举国悲痛，然而其着作与精神却永存霄壤。
蒋百里作为一代军事学大师、文学家、翻译家与书法家，着作宏富，见识卓绝，决无浮泛之作，加之人格卓荦，谈吐幽默，在当时即传诵一时。由于逝世较早，蒋氏着作散失较多，后人一直缺乏一部了解先生思想全貌之全集。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屡次挑起钓鱼岛争端，吾国上下群情激奋，只是热情有余，知性与认识似乎略显不足。蒋百里作为近代中国“知日派”的佼佼者，于抗战前后对日本之国民性与政治军事情势有极为精到之剖析，风雨如晦的当年，这些建言与分析大大鼓舞了抗战军民的斗志。如今展卷读来，依然不得不佩服其目光之敏锐与文字之精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知兵与知日闻名于世却提倡慎战的蒋百里，如能通过其全集的出版，传播其对于敌对势力的深入研究，以及其极具睿智的思考，以便知己知彼，相信应该有益于国家与国人对于相关国是之认识。
二
自蒋百里去世以来，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的大小报刊上公开登载的追悼、纪念、回忆与介绍性文章将近200篇。1982年4月，台北各界人士举办了“蒋百里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并在《近代中国》刊载座谈会纪实。1992年11月，浙江省海宁市政协召开了“纪念蒋百里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并编辑出版《蒋百里先生纪念册》。海峡两岸多次重版《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欧洲文艺复兴史》、《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等蒋氏着作。《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甫一问世，即有日文译本与相关评议。另外还相继编辑、出版了《蒋百里抗战论集》（黄萍荪、张禾艸编，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版）、《蒋百里抗战论集》（张禾艸编，金华友声编译社1939年版）、《蒋百里先生文选》（黄萍荪编，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版）、《蒋百里先生抗战论文集》（《大公报》西安分馆1939年编印）、《英雄跳，我们笑：蒋百里先生遗书》（褚道庵编，重庆时代出版社1939年版）、《蒋百里文存》（韩一青编，西安大东书局1941年版）、《蒋百里先生文选》附册《纪念之页》（黄萍荪编，永安新阵地图书社1944年版）、《蒋百里先生文集》（国防学会1947年编印）、《蒋百里先生文选新编》（龙冠军编，台湾新生命出版社1955年版）、《蒋百里选集》（钮先钟选编，台湾壬寅出版社1967年版）、《蒋百里先生全集》（蒋复璁、薛光前主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蒋百里传记资料》（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蒋百里先生墨迹》（吴德健、邵德法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等。这些文献的整理与刊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原始资料，黄萍荪、张禾艸编《蒋百里抗战论集》、《蒋百里先生全集》可谓其中最为杰出的成果，为后人了解蒋百里提供了较为可信与相对全面的版本。
但是就蒋百里文献整理与个案研究而言，由于没有详尽地占有和使用原始资料，使得整个现状并不能让人满意。很多关于蒋百里的说法更多是沿袭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的说法，以讹传讹，未能进行详实的考辨。其中影响最大的说法，即蒋百里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以第一名夺得天皇赐刀，就存在颇多疑点，因为当时只有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时的第一名才能获得天皇赐刀，作为基层军官养成院校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是不可能获得天皇赐刀的。这一说法的缘起与真实有待考察，可能是另外一种荣誉的误传，作为一种以讹传讹的迷思（myth）,更多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人嫉妒与仇恨交加而急于战胜之的心理期待。
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原始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要推进和深化蒋百里研究，首先应该在此处寻求突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既有的《蒋百里先生全集》谈不上真正的全集，连蒋百里留日时期的大量着译文章和《参谋勤务书》、《军事常识》、《国民经济学》等重要着作没有收录，甚至《改造》上的文章也有遗漏。资料的搜集既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然而基于民国资料的浩瀚，遗珠所在多有，大有可为。
清末民初，蒋百里除了在自己主持的《浙江潮》和《改造》上发表大量长文及短评，又先后向《新民丛报》、《庸言》、《大中华》、《东方杂志》等报刊投稿或应约写稿。他发表在这些报刊上的撰译文章，有的署有笔名，有的则匿名，但经过笔者考证，可以确认部分，如在《浙江潮》上有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先后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俄人之性质》、《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真军人》等论文、译作13篇，除了已收入本书者之外，其中近十篇很有可能是出自蒋百里之手，更细密的考证有待今后进行。此外，笔者更顺藤摸瓜，搜求到此前未被注意到的蒋百里译着《教育家言》、《修学篇》，为认识蒋百里及当时的阅读风向提供了一些新的文献。
近代中国史一波三折，蒋百里也三度成为全国瞩目的新闻人物。1913年6月自杀以后的一段时间，1920-1926年间主持讲学社、参加湘浙两省制宪及周旋于吴佩孚、孙传芳、赵恒惕、唐生智等人之间的时候，1938年出使欧洲归来居留汉口迄至去世之初，在这三个时期内，各地报章纷纷报道他的行踪，刊发他的演讲和文章，或者登载对他的悼念和追忆文字。因此，《民立报》、《顺天时报》、《申报》、《长沙日报》、《晨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留下了关于他的不少资料。蒋百里交游广泛，又先后出长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虽为时甚短，但对学生影响甚大。这些友朋和学生中不少是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有关他们的传记、日记、年谱和回忆资料已相继在海峡两岸出版，从中可以觅得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此外，北洋时期、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档案以及蒋氏后人家藏文献中，也保存着不少有关蒋百里的资料。时至今日，在近代史料大量披露的局面之下，很有必要重新编辑、出版一套《蒋百里全集》，为深入开展探讨蒋百里及其时代提供便利。
三
笔者很早即对蒋百里有粗略的认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从受众的视野关注清末的革命动员，在大量披阅清末革命报刊之际，对蒋百里主持的《浙江潮》印象极深，由此留意其人其书，深深佩服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曹聚仁语），遂注意搜寻蒋氏相关文献，已有近十年光景。呈现给读者诸君的这部《蒋百里全集》，即是笔者十多年来悉心搜寻的结果，期待能为学界研究蒋百里及其时代提供些许助益。
此前各种蒋百里论着的版本，或由于事出仓促，或由于信息不便，或由于人为偏见，或由于政治区隔，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此次重新收集、整理蒋百里全集，笔者尝试着从海内外收集蒋百里已刊未刊论着，除了从近代数十种报刊辑录其论着，还从档案馆寻觅其函札与遗稿。另外，也从蒋氏后人提供的蒋氏手迹整理出一批家书。所录文献，很多为有句读而无标点，此次一一标点。为让读者领略其书法的魅力，亦收录蒋氏留下的墨宝，以便大家从多个层次见识这位先贤的风采。
近年国中劲吹一股“民国风”，由出版界蔓延到知识界，似乎意味着大陆文化界欣赏趣味的位移。蒋百里，这位由秀才远赴日德修习军事，进而执民国军事教育界牛耳，又因壮志未酬敢于奋而自戕的先贤身上，广求知识于世界的磊落豪气，临难不苟免的勇气，奖掖后进不遗余力的热力，君子不器的自我期许，在笔者看来，这与民国乃至国史上杰出人物的风范，实在若合符节。如果这是坊间所谓的“民国风”或“民国范儿”，那么此风甚可长。不过，蒋氏笔下所呈现的，正是一个苦难与希望如影随形的时代，以至于蒋氏之去世，也是被迫离乡背井，飘零西南之时，最终留下千古遗憾。如何衡量与解读那段岁月与人物，想必需要采取一种更加公允而平实的姿态。
蒋百里的为世人所知，更多是作为军人与兵学家，不过这绝非他本人的自我预期，倘若揆诸史实，也很快可以发现，蒋氏远远不仅仅是一位兵学家，作为近代中国一位才气横溢的人物，他谈吐优雅而幽默，纵横于政治、外交、文学、佛学与书法等领域，流露出敏锐的眼光。蒋百里的文字除了切近当时的时局与问题，本身就有美文的意蕴，蒋百里去世时才是高中生的着名学者何兆武先生就提到，“中国的，我想蒋方震（蒋百里）的文章还是很值得一读的。他是军事学家，但文章很好。我上中学的时候，看了很多他的杂文，都非常欣赏”。无论蒋百里生前与逝后，这些灵动的文字，俨然成为国史上的名作，不断进入现代中国人的阅读视野，以致不绝如缕。
作为研究者，如何在中外军事韬略与学术文化交融的视野中，对蒋百里一生作更全面的考察和切实的分析，将其作为折射近代中国军界、知识界命运的多面体，进而捕捉那种若隐若现的“民国风”，似乎还有待于今后更扎实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
因着一颗敏锐而坚强的心灵，蒋百里宛若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每一个有心人都可以在他的着述与风范中收获感动，蒋百里，作为清末民初横空出世的先贤，必将在中国未来的历史隧道中发出格外动人的声光！
谭徐锋
2015年6月27日午夜于北京观海楼
蒋百里妙语录
迄于古昔，则凡治兵于四面楚歌之地，欲突起以成功者，其事较难，而成功者独多。制兵于天下升平之日，欲维持于不敝者，其事较易，而成功者乃绝无也。盖惟忧勤惕励之诚积于中，斯蹈厉发扬之致极于外，故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呜呼！可以观矣。
——蒋百里《军事常识》
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从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用以实行其政略者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者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
——蒋百里《军事常识》
所谓立必战之志者，道在不自馁。夫强弱无定衡，英俄德法，今之所谓强国也，望尘而不可及者也，入其国，觇其言行，何其危亡警惕，不自安之甚也？此见强者之未必终强也。五十年前之日本，百年前之德国，败战及革命后之法国，彼惟不以现状自堕其志气，而至今日耳。此言弱者之未必终弱也，惟志不立，万事皆休。夫怵于外患者，退一步即为苟安，故古人必刺之以耻而觉醒之，故曰“知耻近乎勇”，又曰“明耻教战”，耻者，馁之针志之砭也。
——蒋百里《军事常识》
吾侪今日之所谓国者，其在欧洲四五百年前，实无此一物，有之则自文艺复兴后各民族之自觉始也，而其萌蘖实始于法。法人之所谓爱国心者，实于其国性上有甚深之意义，非他国民之所能比拟，盖法国处欧洲南北之冲，文艺复兴以后，南北文化交会于法，于是以北欧之乡土观念，运用南欧之世界性文化，是故法人之所谓爱国者，其根柢中含有世界性，革命之际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者则全人类之呼声也。而一闻“祖国危险”之布告，乃无不执戈以起，盖其心目中以祖国为世界正义之权化，而拥卫祖国与拥卫世界正义其途乃出一辙。即此次欧战，其下僚弁卒之脑中，亦确有此种观念，此与外交家之词令，知识阶级之鼓动，绝对不同此则决不能谓为利己心之团结者矣！惟革命后拿破仑以世界的之旗帜，而实行其帝国的政策，激起民族之反抗心，以演成百年来之复仇式之爱国主义，则当初之纯洁，不免为其所污矣。
——蒋百里《共武论》
蒋百里先生在本校，讲演军事学将近一年，兹以有事暂行南旋。请李济川先生代理。濒行，留下四题：
1、城濮战役之晋楚外交政策。
2、唐代府兵与藩镇之关系。
3、英国之所谓绅士（Gentleman）者何物耶？
4、欧洲大战之原因（不得过二百字）。
要学生军同人于上四题中任作两题（必须中外各一），限于本年三月底缴卷。除第四题限定字数外，其余各题任意发挥，愈多愈妙。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22日第二版
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工夫，因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速决方面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到各国，尤其是持久战失败的德国，就注重在“持久”两字，风行一世的自给主义便是持久战的根本政策。不过，文章是要从反面看的，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各国如今以守势国策，须知他们一方面高谈持久，然而各种战斗方式，莫不趋向速决的方面，而持久却是达到速决的一个门径。
——蒋百里《速决与持久》
近世史上曾国藩确是一个军事天才家，所以湘军虽是内战，但就国民性看来是成功的。他知道乡土观念是富于防守性的，所以第一步要练成一种取攻势的军队。政府叫他办团，他却用办团来练兵。他一面办团，利用防守维持地方，保守他的经济来源；同时又练一种能取攻势的兵。他能在和平的经济生活与战斗的军事生活分离状况之下，双管齐下，使分离的编成一致。
但是他的天才所以能发展，却更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环境，能给予他及他的左右，一种事业的长期锻炼。因为同太平军天天打仗，不行的人事实上会自己倒，行的人自然的得到了权力。但是现在谈国防，谁能用国家的存亡来做人才的试验场呢？
所以我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在于知识与行为的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不适事实；做事的人一味盲动，毫无理想。因此将我们祖先的真实本领（即经济生活与战斗生活之一致）丧失了。
——蒋百里《国防论》
我说中国最没出息一句流行话是“人亡政息”。（这一句话是战国时代以后造出来的，孔子不会说，孔子时代是政息而人不亡。）天天在那里饮食男女，何至于人亡？政治原是管人，人亡而政可息的政，决不是真正好政，像一大群有知识的人，内则啼饥号寒，外则钻营奔走，而负相当职务的，又时时不知命在何时，谁还有心思真正办事？
——蒋百里《国防论》
农民之爱土地，可说是爱国心的根苗。土地依天然之形势，自有其一定之区划，顺其自然之势，而国家所注重者，只在这许多个重要的神经结。这个神经结在军事上名之曰战略要点，然同时又必为经济中心。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国家，这几个神经结应该由中央直接管理，而其余的地方不妨委之于地方自治，而中央为之指导。自治之单位应从地方之最小单位起，而提倡每单位间之共同利益，及单位与单位间之互助，为政府指导之大方针。
——蒋百里《国防论》
欲明未来先谈过去，我是先在日本军队中研究德国战术，他们根本是一条路线，老师教一句记一句，自己尚不会用思想，后来到德国读了德国战术着述家巴尔克的《德法两国战术之异同》才发生对于法国战术的兴趣，才知道兵法（包括战术与战略）有种种的不同，才知道一国要有一国固有的兵法，可以盲从，不可硬造。德法两国战术的不同，如今不能细谈。举个比方，德国是外家拳，法国是内家拳，我后来读了曾国藩的《得胜歌》，深深地感觉到湘军的战术是有些法国风味，至于国民革命军战术的成功，令人完全回想到拿破仑的散兵纵队互用战术。
后来又详细研究孙子，又感到中国兵法实兼有德法之长，颇发野心，欲会而通之，以建立我中国固有之兵法。但是两种风度还是绝然不同，如何能够会通，还是困难。
最近到德国又看见德国的新战术，才觉得会通是可能。说也奇怪，如今德国人采用了法国战术，法国人却有些德国风味。
——蒋百里《国防论》
今日的战争不但将职业军队运用，并且需要有全部资力和有自信力的民族参加。一个能决胜的攻击，不但以破坏武力为目的，并要以破坏敌人后方民族中心为目的。要用地面的武力达到这个目的，一定先要击破敌人的抵抗武力。飞机则相反，可以超越一切障碍，任意攻击地面武力或对方空军，并且打击整个敌国，他的资源，他的自信力。所以空军是良好的攻击武力。他的优越的性质，是由于本身和空间发生的。空间是苍茫，不易捉摸，他在地面海面之上，不能为地面海面所阻隔。
——蒋百里《国防论》
当一个民族吃了大亏之后，天然的会发生一种重新估计运动。但是革新运动的人物，大都在当时失败过程中不曾负过相当责任。群众本来是情感的，所以这时候只知道清算过去，因为破坏一切的理论很容易成立，却不能指导未来；因为改造社会的实际不是靠理论，而是靠行动；民族第一次反省的过程，总是这样，所以真正的成功，必在第二反省时代。
——蒋百里《国防论》
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虽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今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并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
——蒋百里《国防论》
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有两种基本点为西洋人所不易了解。
第一点，是我们的乐观态度，这乐观并非眼前的一点的享乐，而是悠长的永久的希望。我们对于历史，终于五千年一回溯，三千一综括。在欧洲人看来，三五千年的老古董，学问上研究固属有益，与实际的人生则不相干，在新教育家看来，这徒然造成了时代的落伍。但中国人却从这种历史教育中间养成这一种特性，在今日就发生了影响。中国人是：因为时代经过既久，社会变迁自多，所以他的历史观念是强者未必永久强，弱者未必永久弱，汉、唐、宋、明、曾经几度的败亡，但未来赋予的一个模糊的希望始终勇现于国民潜意识里。王夫之顾亭林在宗族失败以后，仍是拼命着书，这种例子只有最近一位德国海塞尔博士，在德国战败后从新把本国历史叙述一篇，提倡一种乐观精神，我觉得他的功效，比了费希特勒的讲演还重要些，但较之顾王，独不能望其项背。
这种悠久的乐观态度，非今日物质文明眼前享乐的人们所能明白。也许有人说现代的文化与从前不同，然而真正拿历史的眼光来看，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在其传染性，发酵性。假如不化，就不得谓之文。所以文化这回事第一是适我同化。蒙古人满洲人会骑马，西洋人日本人会用机器，但他骑马我也能骑，他用机器我也可以用。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所以决不能取胜，那么历史上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于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获得最后胜利，这是什么原因？福煦将军指挥了一千万人以上的武力，握有全世界的补充，他却说一句话：“只有自认打了败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败仗”。我们知道福煦将军先有了这个根本信仰，然后英法美的武力才交给他。换句话说，因为法国人精神的坚决，所以物质能从贫乏里一天天充沛起来，武力能从弱小里一天天强大起来。
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是胜利的，这种说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有正式的科学根据。须知我们是农业国家，并非工业国家，后者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坂，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他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你们把南京比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这就错了。史丹法尼他倒懂此心理，他说现在中国人人心头有一个南京，日本空军炸毁了几所新式建设，并不算一回事。
第二点，便是我们的决心，是直觉的，不是计算的。毛奇将军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后要断”。现在欧洲军官一天到晚只是算，平生难逢一次断。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平时的计算无论如何精密，到了战时仍不可算。毛奇将军这句话的价值，就是把“算”和“断”分为两件事。断的时候，就不能算。假如算定稳打胜仗，然后打仗，这种军官，就不成其为军官。
——蒋百里《抗战的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