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嘉湖访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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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嘉湖访书记

浙江省嘉兴、湖州地区,濒临太湖,土地肥沃,这块素称“鱼米之乡”的地方,不仅孕育了诸如沈约、陈振孙、赵孟頫、凌濛初、谈迁、吕留良、王国维、张元济、朱希祖、茅盾等文化名人,而且还蓄藏着许多丰富的图书典籍。就以明清两代的藏书家而言,大小不下数百家,其中驰名遐迩的,则有归安茅坤“白华楼”,姚觐元“咫进斋”,乌程王济“宝砚楼”,长兴姚绍科“白云斋”,武康孙琮“山晓阁”,秀水朱彝尊“曝书亭”、曹溶“倦圃”,携李项元汴“天籁阁”,海宁查慎行“得树楼”、吴骞“拜经楼”,平湖胡惠墉“小重山馆”,嘉兴钱仪吉“仙蝶斋”,海盐张廷济“清仪阁”等十数家。这些藏书,历遭战乱浩劫,有的化作秦火余烬,不复存于天壤;有的几易其主,流落四方,甚至漂泊海外,沦为他乡插架。解放后,政府曾拨款大力搜采,嘉湖一带散佚的图书,遂散而复聚,保存在京、沪、宁、杭及嘉兴、湖州诸处的图书馆或博物院中,供人们使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我于八二年冬至八三年春到江南考察,顺便访求嘉湖一带的明清文献,现将所见略术于后,以供同志们参考。
从浙江省会杭州坐汽车,约四小时即可抵达湖州。湖州图书馆位于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内,系旧式平房,敞轩瓦屋为绿树、假山所掩映,显得格外幽静。馆内线装古籍仅有一部民国初年刘承干编的《吴兴丛书》。据图书馆的同志相告,湖州博物馆存有一些古书。
经博物馆的同志介绍,这些书籍均为“文革”时“破四旧”所得,约百余种。从新编的《目录》上看,绝大部分为常见书,失望之余,还是见到两部难得的书籍。一是清陈启文着《退斋剩稿》,三卷,八万余言。陈启文字虹江,江苏泰兴人,生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嘉庆时任工部水部主事,历仕广东、湖北、新疆、青海诸地,参与西宁等处的黄河治理事务。书中前两卷为公牍,多述治河事宜,因系作者亲历之事,故对研究清代中叶的黄河水利及西北风土人情,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书为陈氏后人于民国初年油印传世。另一种是高元枳等撰《双林高氏家乘》,二册,约二十万言,记述湖州吴兴县双林镇高氏自清康熙至民国初年繁衍派生大略。此书与其他谱牒所不同的是,书中清楚地绘有高氏先人各代男女的肖像,从其服饰来说,无疑是研究清代民俗学的好史料。当然,这部家乘也是研究清代宗族社会和双林地方史的可靠材料。全书为手抄稿本。
湖州没有旧书店,另一处聚书的地方为湖州档案馆,藏有近代史资料多种。湖州西北的长兴县,前几年出土明吴承恩撰写的碑文,报上曾作过介绍。总之,湖州明清史乘的蓄藏,相对说来为数不多,其原因是,随着清末民初“湖丝”的大宗出口,拥有巨资的地主与丝商,大抵寓居“十里洋场”的上海,及苏、杭、宁、甬等东南都会,其中附庸风雅者亦将湖州旧有文物捆载而去,古籍乃流入他乡。不过也有个别豪富挟资归里,刊刻图书,兴办文化的,这就是湖州东陲南洵镇的刘墉、刘承干父子。
南浔镇距湖州计两小时汽车行程,康熙初年着名的文字狱“庄氏史案”就发生于此。沿着河岸整洁的石板小道往镇南深处走去,约三里许,即可见到浓荫丛中的刘氏“嘉业堂”藏书楼。此楼建于同治年间,回廊式双层建筑,每面七间,共五十二间书库,面积达三千四百多平方米。楼的四周护以铁栏杆,其上、下两层分别镌有“希古”、“嘉业”纂文。楼中央为水泥天井、方整、宽敞,光线充足。楼前有数亩水池,环以叠石、亭榭,古柏修竹,洵为读书佳处。刘氏父子经营此楼四十余年,藏书数百万卷,他们不但收罗了许多珍本秘籍,而且还刊刻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章学诚《章氏遗书》等,楼内现在还存有刘氏当年开雕《钦定续通志》诸书木板万余片。现在,“嘉业堂”归属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解放初期,“嘉业堂”藏书约二百万卷,但因僻处浙西一隅,不便利用,因而大多调至杭州孤山浙图古籍部。现存的近百万卷藏书,大抵为浙图古籍部的复本书。虽间有《各省绿营制》、明郑元勋《影园瑶华集》、清汪楫《使粤记》等稀见的书籍,但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这些书只有少数几种为明末刻本,而大多为清代以来的刻本。因而,如果要研究清代书版及印刷史等情况,此处藏书倒是可资考稽的。与“嘉业堂”毗邻的是刘氏祠堂与刘氏“小莲庄”。刘氏园林有柳暗花明、取径通幽之趣,可供研究清末江南园林史者参考。
离开南浔,乘车南下,两小时后便到了位于沪杭线中部的嘉兴市。嘉兴图书馆是浙江的市级图书馆中较大的单位,所藏嘉区文献颇多,属于明清史料的,大致有以下四类:
一、地方志。该馆除藏有一般的府、县志外,还藏有弘治《嘉兴府志》(平湖部分)抄本一册、正德《嘉善县志》“长发堂”旧抄本六卷、康熙《湖州府志纂要》抄本一册、嘉靖《临山卫志》一册,宣统《东山志》二册等外间罕见的方志。后两种据洪焕椿先生《浙江地方志考录》称,仅为嘉兴图书馆独家庋藏。尤为难得的,该馆还存有几种孤本村镇志:同治《新塍琐志》,十四卷,稿本,未刊。作者郑凤锵,字拙言,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侨居嘉兴新塍镇,感无旧志,创而为此;《梅里志校堪记》,三卷,稿本,民国初年嘉兴祝廷锡撰。梅里镇在嘉兴县南三十余里,处大彭、嘉会二乡之间,又名“梅会里”、“王店”;《花溪志补遗》,一卷,抄本,附《花溪备忘录》。作者许良漠,号梦椽,乾隆时海宁人,据《海昌乡哲遗书目》称,许良漠“着述甚伙,惜多散佚,有《花溪志》十八卷,未经付梓,已遭火劫”,因此这部《溪花志补遗》就更可贵了。花溪即海宁县袁花镇,亦作“袁化”;《闻湖志稿》,四卷,清末秀水唐佩金纂,闻湖又名“芦泾”,“雁水”,世称“王江泾”,属嘉兴县;《双林镇志新补》,民国四年(1915年)稿本,蔡松纂,未刊。双林镇属湖州吴兴县。这些村镇志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该地的农业、手工业、人口、赋役、文化等方面的史料,为我们研究明清江南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该馆所藏另一部村镇志《濮川所闻记》,记述嘉兴县濮院镇发展史,亦为稀见的好书。
二、家谱、族谱。有清初朱建子修《秀水朱氏家乘》,抄本,一册,清高桢撰《嘉兴竹林庙嵇古堂高氏谱》,稿本,一册;民国初年嘉兴祝廷锡撰《祝氏史传汇编》,稿本,三卷,咸丰九年(1859年)吴璠撰《重修携李吴氏族谱》,附《支裔图》,二册,抄本;明俞继孝撰、清俞长发续补《如在堂重修家谱》,抄本、一册;《董氏家谱》,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刻本,十二册;《杭州韩氏谱》三册,抄本;《武阳谱稿》,一册,抄本。这些谱牒,为我们研究宗族制度和地方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中万历刻本《董氏家谱》,还辑录许多诗文,大抵为董氏家族所作,虽为游记,墓铭之属,但却从侧面记述了明代携李社会状况,很有参考价值。
三、诗文集、笔记。该馆收藏明清笔记、文集并不多,亦较普通,仅有五种为稀见:《升云集》,八卷,稿本。作者汤新,字斌三,号介中,康熙时湖州秀才;《泺源问答》,十二卷,稿本,清沈可培着;《砚农文集》,八卷,稿本。作者陈元颖,字表亭,嘉兴人,乾隆时任景宁县学训导;《香严庵杂稿》,无名氏抄本,有《香严庵笔记》、《香严杂抄》、《真庐私载》、《潜庐文集》、《法藏一勺录》、《浙雅》、《滮湖遗老集》、《书目》八种,似为清末作品;《敬所笔记》,一卷,抄本。作者许敦俅,字存吾,号敬所、顺庵,海宁袁化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卒年不详。上述五种古籍,大多为诗词杂稿或论学之文,可采史料不多,唯《敬所笔记》一书,作者以自己数十年的生活经历,记述袁花镇社会风情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明代后期该地区物质生活的发达,货币地位的上升,蚕桑的发展,市镇的繁荣及市棍、讼徒的活动,对研究明代江南经济生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书还向我们提供该处庙宇沿革资料,可为研究明代宗教史的同志参考。
四、碑刻资料。约二百余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书法艺术为主,如文征明《停云惯丛帖》、王铎《拟山园帖》及董其昌、笪重光、郑板桥等的书画拓片。二是修建庙宇、学校等的碑记拓本,如万历《郡侯长谷吴公鼎修儒学碑记》,康熙《重修嘉兴县儒学记》等。这两类碑刻拓片虽可资研究明清美术史、文化史之用,但或流传甚广,或已见诸方志着录,相对说来价值不大。三是府、县衙门的告示、揭贴,如万历《秀水县丁粮银总数碑》、《总督漕运军门示谕》,顺治《秀水县嘉六秀四坐坊派值碑》,乾隆《嘉秀两县典商议窃盗质当碑》,嘉庆《永禁厨司当官碑记》,道光《奉宪勒石永禁碑》等,这类碑刻资料包括工商业、农业赋税、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物价等方面的内容,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又可补充地方志的缺漏,是研究明清时期嘉兴地区经济状况的重要材料。但因代久年湮,或原碑破损较大,有的拓片已残缺不全,难以卒读。业经有关同志访求残碑校勘整理,不久即可公诸于世。
承嘉兴图书馆张振维馆长的介绍,我又去嘉兴博物馆作了参观,该馆藏有一些契约文书,是研究清代土地卖买、人身依附关系的宝贵史料,他们为嘉庆六年(1801年)《嘉善县支希田出卖南源圩基地契》、道光十五年(1835年)《乌程县姚巩庭兄弟出卖程邑祖房契》、道光十六年《乌程县姚巩庭兄弟出卖程邑祖房契约》、道光十六年《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税务契尾告示》、道光十八年《吴四观卖身做工契约》、同治二年(1863年)《张存得出卖圩田契约》。此外,该馆还存有同治六年《南汇油车巷镇民清除枪匪蒋少梅等红纸公禀》,反映了清末土豪横行、官匪狼狈为奸的社会面貌。
尽管嘉湖地区所藏明清文献数量不多,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的为当地所独有。我们应当让这些不曾被利用的史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便更加科学地进行明清江南经济区研究。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