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

明清-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清-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


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
祝碧衡


徽商这一课题,已有诸多论着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它。就徽商的活动范围而言,前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沿海、沿江地区的各大城市,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东南市镇。(注:曹觉生:《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徽帮》,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王廷元;《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载《江淮论坛》1985年第5期;周志斌:《明清时期南京徽商》,载《江淮论坛》1988年第4期;陈学文:《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载《江淮论坛》1990年第1期;朱宗庙:《徽商与扬州》,载《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吴仁安:《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徽州商人》,载《上海研究论丛》1992年第1期;翟屯建:《徽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载《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等等。论着有: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1月版等。)相比之下,对于微商在内陆地区的经济活动很少涉及,管见所及,仅有曹国庆的《明清时期江西的徽商》、《明清时期徽商在江西的活动》,张雪慧的《论明清徽商与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关系》(注:分别载于《江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徽学通讯》1988年第1期,《徽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等。但明清时期内地经济的开发很多都有徽商的参与,徽州商人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选择明清时期浙江的衢州、严州二府作为研究对象的活动区域,原因是:衢、严二府地处浙闽丘陵的北部,与皖南丘陵南部的徽州府交界。这三府境内山岭丛杂,河谷盆地相错,同属新安江流域。新安江(又名徽、歙江)即发源于徽州府,经严州府东流,与汇入其中的衢江一同构成各地商旅往来的水路大动脉,使三地的交通十分便利。尤其是新安江,为徽商东下的必由水路。府界邻近和交通便利,为徽商在衢、严二府的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衢、严二府丰富的土产,又为商人们进行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时期在衢州和严州的徽商主要就沿着衢江、新安江这两条水路运出当地的土产及其就地加工的各种成品,运进当地所需用品,从而互通有无。在这一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徽商在此定居下来,进而入籍于当地。与此同时,龙游商帮崛起,于是有了“遍地龙游”之说,它们的存在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气。
一、徽商在衢、严二府的经济活动
明隆庆以后出现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士商类要》(注:(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并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版。)是徽州商人所编纂的两部路程图记,主要就记载了商人们外出所经行的路线,同时也涉及他们出门必备的各种基本常识。由于徽州府与浙江的衢州、严州二府地壤相接,因此,从徽州出发到达这两府的交通比较便利。水路主要沿着从徽州发源的新安江顺流而下,到达严州府。从严州府附郭建德县“转搭横港船”(注:(明)程春宇《士商类要》,载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页250。),过兰溪,沿衢江往西,即可到达衢州府境。衢州府地处浙、闽、皖、赣四省的交通要道,龙游县尤为“金(华)、衢(州)、处(州)、徽(州)之冲”(注:万历《龙游县志》卷八《艺文》,(明)涂杰《建龙游城记》。)。陆路从徽州府出发,向南,经衢州府开化县,到达常州、江山等县,由常山县可到江西省,而由江山县越仙岭可到达福建。或向东南经严州府的寿昌县境,到兰溪和龙游等地。此外,严州府的分水县位于徽州府的东面,“上通徽、睦,下达苏、杭”(注:光绪《严州府志》卷三十五《艺文》,何希范《重建河头埠安定石桥碑记》载:“分(水)邑河头埠石桥,上通徽、睦,下达苏、杭,八闽三衢莫不由兹通透”。),交通位置也比较重要。由于徽、衢、严三地都处丘陵山地,山路崎岖,陆行不便,在现代交通手段未发展的情况下,水路就成了商旅出门的主要途径。
明清时期衢州府辖西安、龙游、常州、开化和江山5县,严州府下辖建德、淳安、遂安、寿昌、桐庐和分水6县。二府山多地少,所产粮食甚至不能满足本地所需,(注: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历代沿革》;天启《衢州府志·西安县治图》。)但“民富于山”(注:天启《衢州府志·开化县治图》。),这二府的民众主要就依靠丰富的山区土产以自给,而丰富的山区土产也成为商人们趋之若鹜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徽商,随着贸易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家乡的土产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他们就把眼光转向邻府。在衢、严二府的土产中,贩卖杉木获利最大,“杉于衢地取利最饶,而开化尤甚”。(注:康熙《西安县志》卷3《物产》。)开化由于“田少地瘠,不足一邑之食,惟栽杉为生”,明中叶时,贩卖杉木的利润最高时每年可达近十万两,“以致户鲜逋课,莅开者颇称易治”。(注:崇祯《开化县志》卷3《物产》。)清初徽州木商程某“常在衢处等府采判木植,商贩浙东、南直地方,因此常处开化”。(注:《详状公案》卷2《断强盗掳劫》,转引自滕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另一个徽商王恒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拼买丁氏山林即用银一千五百两之多。(注: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严州早在宋代就有“漆、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注:光绪《严州府志》卷22《佚事》。)到了明清,“当杉利盛时,岁不下十万,以故户鲜逋赋”。(注:光绪《淳安县志》卷5《食货志》。)据乾隆《严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严州府推官宋lín@②“时委采木,徽大贾胡某持金为献”,被其拒绝,“贾人倍其金,公峻拒”,(注:乾隆《严州府志》卷12《遗爱》。)说明当时严州府杉木的产量很高,获利也相当可观,于是就有了商人行贿地方官要求准许采伐之事。
由于当地山民没有能力将杉木运出山外发卖,只能卖给资本雄厚的徽州木商开采。徽商从木材贩运中获利甚巨。明崇祯年间,由于徽商“乏本,吴下货滞而上下交困”,开化地区出现了“数十年杉利大损”之事。(注:崇祯《开化县志》卷3《物产》。)靠种杉为生的山民,利益因此大受损害。另一方面,杉木从栽苗到成材,一般历时三四十年,由于未能随伐随种,采伐缺乏计划,可资利用的材木日少。而过度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不利于杉木的生长。到清光绪年间时,采伐杉木已“本大利微,出息不如前矣”。(注:光绪《开化县志》卷2《物产》。)
茶叶是徽商从衢、严二府向外贩运的另一种重要商品。严州“惟桑蚕是务,更蒸茶割漆以要商贾懋迁之利”(注:淳熙《严州图经》卷1《历代沿革·风俗》。)。衢州各县都产茶,如江山的江郎条。开化金村所产的茶叶茶品不差,可惜产量不高,土人“任意蒸焙,不按火候”,加工不得法,另一方面,当地人逐什一之利的意愿也并不强,故“剩利在山,为徽人来去,细剪缓炒,充入松萝,以取倍值”。(注:崇祯《开化县志》卷1。)“松萝”指产于徽州休宁县松萝山的松萝茶,自明代以来即为南方名茶。徽商在松萝茶中混入开化金村之茶出售,牟取暴利,尽管说明了徽商“狡而黠”的形象,但也充分反映开化茶质量之高,充入松萝茶中,竟可以假乱真。
衢州纸的产量也相当可观,造纸已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手工业。早在明代,衢州的造纸就已相当有名,尤其常山、开化等县,老百姓以造纸为业,纸还供应宫廷之用(注:(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2,卷13,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页153、157。)。据雍正《浙江通志》引《常山县志》载,常山纸的种类非常多,“大小厚薄,名色甚众”,各地商人纷至沓来,(注:雍正《浙江通志》卷106《物产六·衢州府》。)因此造纸也成为常山县民的一大利源。龙游“多烧纸,纸胜于别县”(注:万历《龙游县志》卷4《物产》。),其“南乡稍有竹木、纸、笋之利可以贸易他郡”,由于当地栽竹甚多,“民间全赖山竹造纸,藉以为生”(注:康熙《龙游县志》卷4《物产》。)。因此各地商人纷纷在龙游开设纸行,收购纸张外销。民国《龙游县志》载:龙游南乡的溪口村是当时一个很大的纸张贸易市场,由于客商聚集该地,“其村之繁盛,乃倍于城市”(注:民国《龙游县志》卷六《食货志·物产》。)。光绪二十年(1894年)龙游县还有纸店近20家,如设在溪口村的有成记、坤源、同发、乾大、恒源等;在驿前的纸店有同泰、同茂;在湖镇有汪裕泰、张升泰纸店;茅头还有五家纸店,(注:民国《龙游县志》卷二十三《掌故十四》,《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禀纸商纸行名号》。)其中许多是由徽州商人所开设的。
徽商以衢、严二地作为原料产地,将杉、茶等大宗山货运往他方贩卖获利,另一方面,徽商又从外地运人衢、严二地所需用品,在该处设肆坐贾取利。严州为东面孔道,“由富春驿前登岸……出南门外沿城而下,则为下黄埔,沿城而上则为上黄埔,有前后二街,惟是徽人杂处,舟车往来,生意凑集,亦称闹市”(注: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3《经略志·城郭》。)。这是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事,那时已有相当多的徽人在严州经商。清时江山“其列廛而市者,则间有豫章、皖南之人”(注:同治《江山县志》卷1《风俗》。),“皖南之人”主要也就指徽州人。江山《环山汪氏宗谱》中就有很多关于定居江山的汪姓家族成员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如汪杰“与兄游于江城,设栈肆营什一之利,以赠家焉”(注:转引自(日)臼井佐知子《徽州汪氏家庭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2期,下文所提到的有关《环山汪氏家谱》的内容均转引自此文。)。龙游“其稍大之商业皆徽州、绍兴、宁波人占之”。(注:民国《龙游县志》卷2《风俗》。)遂安经商之人也以徽州籍居多。(注:民国《遂安县志》卷1《商业》。)由于寿昌地处偏僻,咸丰壬子、癸丑间(1852-1853年),苏、杭、徽、池之巨商豪族为避乱多侨寓于寿昌县城,“徽商之设肆寿城者,日使人探信,往来不绝。徽郡难民扶老携幼相望于道,而徽人之肩贩者米盐食物皆取给于寿城,提囊载橐日百十人”。(注:民国《寿昌县志》卷10《拾遗志》,引蒋屺培《咸丰兵灾记》。)而分水“自洪杨后,土着衰耗,客民麇集,……商者全属宁、绍、安徽”。(注:民国《续修分水县志》卷14《杂志·佚事》。)
在徽州商人运入的货物中,盐占了重要的地位。当然,由于存在着零售与批发的差别,与两淮盐商贩盐之获利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浙东多阻山隔岭,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注:(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2,页148。)但盐为民间日常生活必需品,一日不可或缺,其利润率甚高,因此,各地仍有盐商为逐利而奔波,故见于记载的盐商也甚多。如:王季光,明万历年间以业鹾迁居常山城东二十里江家村(注:光绪《常山县志》卷59《寓贤》。)。明崇侦十四年(1641年)歙人汪文俊因业盐,居龙游县的龙回陈村(注:民国《龙游县志》卷3《氏族考上》。)。休宁金浩,明万历年间“业鹾来常(山),卜宅于观澜桥”,歙县人许邦荣“明万历年间业鹾,遂家于(常山)邑东隅新街”,吴国利“崇祯年间以业鹾居常邑,后迁于季村”。(注:并见嘉庆《常山县志》卷9《流寓》。)吴@③,为休宁人,“长以盐cè@④来常(山)”(注:雍正《常山县志》卷8《流寓》。)。嘉庆《常山县志》中载有一烈妇,祖籍为休宁之富昨屯,其先世为鹾商,因贩盐至常山而安家于那里(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0《文艺志》,汪滋畹《烈妇江汪氏传》。)。从这些记载中可看出,在衢、严二府尤其是衢州府的常山县,前往贩盐的徽籍商人很多。究其原因,明清时期衢州、严州二府的引盐主要是走水路,从杭州逆新安江而上运的;而江西东部的广信府的引盐则是从常山县分销的。(注:(明)阮元等编:《钦定重修两浙盐法总志》卷一《疆域》,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另外,徽商在衢、严二地还有经营典当行业的。分水“地僻民贫,百货鲜至。商之大者为盐肆一,为典商一,皆非土着”(注:道光《分水县志》卷1《疆域·风俗》。),实为徽州商人所设。徽商程廷柱,于康熙年间“创立龙游典业、田庄”(注:歙县《程氏孟孙公支谱·程廷柱传》,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等编,黄山书社1985年8月版,页166。)。据《环山汪氏宗谱》载,有族人岳中在开化县经营典当业,后将典当业委于汪杰经营,“不数年间,典益充实”。从清同治年间至于民国,见于记载的这支汪氏家族在开化经营典当业者有多人,此外还有在常山县经营杂货店者。
总的来说,衢、严二府便利的交通和当地丰富的土产,加上它们又与徽州府相邻,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这二府成为徽商向外投资开发的首选地点。而徽商在衢、严二府的贸易活动,已和这两地社会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其对客居地的影响
两宋之际地处东南山区的徽州由于未遭金军的蹂躏,故在靖康之乱后,有大批的移民迁入。(注: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页291。)加上人口的自然繁殖,徽州人多地少的现象日益严重,南宋时已有大量徽人迁移到长江沿岸地区,“比年(淳熙前后)多徙舒、池、无为界中”(注:(宋)罗愿《新安志》卷1《风俗》。)。到了明清,人地矛盾愈益紧张,故小民“能以生业着于地者,什不获一,……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贾也”,(注:(明)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4《与徐安台》,复旦图书馆古籍部藏。)明清时期的徽州成了一个高移民输出地区,史籍记载,“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五六”(注:万历《歙县志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1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页35。),徽州商帮因此蜚声远近。
衢、严这两个与徽州府相邻的地区,不仅成为徽商货殖之地,而且有不少商人定居当地。早在宋代,徽州蓝田商人叶万实就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挚家居“故盈川县之万石里”(注:民国《衢县志》卷11《族望表》。),据《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故盈川县地在西安县。李寿,婺源人,元至元五年(1268年)在龙游行商,入赘王氏,迁于县北龙门桥居住。(注:民国《龙游县志》卷3《氏族考上》。)到了明清,徽商在衢、严经商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主要反映在各府、县志中的“族望表”或“寓贤”、“流寓”条中。譬如,洪盛源,明洪武年间从徽州歙县来衢州贸易;程圣通万历年间由徽州绩溪在衢经营米业生意,几年后娶了西安县西河徐氏女为妻,到清顺治年间,程姓在城西大路口已聚族而居了,(注:民国《衢县志》卷11《族望表》。)这说明当时其家族中还有其它成员相继在衢贸易定居。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歙人叶光在西安县行商,后定居于龙游县的北叶村。(注:民国《龙游县志》卷4《氏族考下》。)徽人王国卿,其父“商于衢”,赴衢寻父未果,“困留南货号肄业,既又改业山货木植”。(注:民国《衢县志》卷26《杂志》。)黟且从汪正滢、李永英等都因在开化经商而定居当地。(注:光绪《开化县志》卷9《人物·寓贤》。)《太函集》中记载歙西溪南人吴荣让。由于“里俗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孙也”,于是带领全家迁居到桐庐的焦山,以买卖茶叶、漆、栌(一种木材,可制器具)、栗谋什一之利,“居二十年,处士自致巨万,远近襁至,庶几埒都君”。(注:《太函集》卷47《明故处土吴公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98。)在严州,还有徽商主持开矿工作,如建德城西有煤灰矿一处,计山34亩,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徽商叶仲俊开办,窑名大立生。(注:民国《建德县志》卷2《地理·矿区》。)
徽商有举族、举乡移徙一地就贾的传统,前面所提到的环山汪氏即是此种类型。另外,据《歙新馆鲍氏着存堂宗谱》(鲍诚献撰,光绪初年刊本)卷十六《迁派总目》所载,鲍氏有棠公派迁浙江龙游县1例、西安县1例,概公派迁浙江西安县1例,乐公派迁浙江常山县1例。(注:转引自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1月版,页67-69。另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国家档案局二处编,中华书局1997年9月版)页668所载,浙江衢州市文管会藏有一部安徽歙县的《歙新馆鲍氏着存堂宗谱》十六卷。该家谱是从衢州民间收集到的,因此可以肯定,歙县鲍氏家族中应该有支派迁徙到衢州地区居住。)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衢州府常山县的“新安里”。“新安里”在常山大东门内南首,歙县人郑九皋于明中叶创辟。(注:康熙《衢州府志》卷29《艺文》,《常山新街新安里记》。)时人叶向高记其事云:
定阳(系常山之古称)之有新安里也,盖鹤阳郑子创也。郑子,新安名族,以业盐侨寓定阳,因携家卜筑焉。其址在邑城之东,环数十家,皆其产也。凡新安人士流寓兹土者,郑子悉聚而居之,既洽比其邻,又念里族邱垅皆在新安,因于其地创辟一里,颜曰“新安里”,示不忘本也。……今兹闾轩敞,房舍参差,盖俨然新安故里。(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上》,(明)叶向高《新安里记》。)
盐商郑九皋贩盐到常山,并定居当地,逐渐拥有了数十家产业,说明其经商的规模逐渐扩大,也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资金创辟一“里”之地安置新安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同时说明前来常山的徽人数量也较大,其中不少人在常山定居了下来,浓重的桑梓情结将他们连在了一起,在客居地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徽人社区。
衢、严二府徽商的活动还可从各地所设会馆中窥其一斑。许承尧曾指出“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注: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247。),衢、严二府几乎每个县都设有徽州会馆。常山县城小东门朝京坊新安里的徽国文公祠,建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实为徽州会馆(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上》,郑瀛《文公祠记》。);遂安的新安会馆设在关帝庙,也于明天启年间创建(注:乾隆《遂安县志》卷2《营建·坛庙》。);建德徽国文公庙,俗称“徽州会馆”,在福运门内,祀奉朱熹,乾隆五十年(1785年)徽商共同建为新安公所(注:道光《建德县志》卷8《秩记》。);寿昌新安会馆在县城东门(注:民国《寿昌县志》卷4《建置志·馆》。);西安县也于乾隆年间创设(注:嘉庆《西安县志》卷43《祠祀》。),等等。朱熹在徽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因此,徽商在外地创建的会馆中一般都奉祀朱文公,有些则是直接以朱文公祠作为会馆馆址。会馆的成立说明异地同籍人士已达到一定数量,这些人久在他乡异地,于是就有了联乡谊、祀神祗(朱子或关帝)的需要。不言而喻,这些活动一般都在会馆中举行。不过会馆、公所要有持续有效的感召力,使异地异业之人对其保持长久的向心力,单靠联乡谊和祀神祗等活动来维持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办善举即社会救济活动以求得客居地人们的认同和好感(注: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以便在当地更好地开展活动。徽商在衢、严二府所办的义施很多。如西安县的浮石、东迹二渡为杭州、金华、徽州、严州的陆路必经之地,其中东迹浮桥由休宁商人金梅于明万历年间独资兴造。(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桥梁》。)雍正七年(1729年),徽商黄源兴、汪文棠等在开化捐设义冢。(注:乾隆《开化县志》卷12《杂志》。)清人余文彬在衢州经商时恰逢饥荒,城中出现平民抢米风潮。官府正要关闭城门准备镇压之时,余文彬急忙找到当时的西安县令,献“连赈平祟可弥变”之计,并先出粟二百石,其它商人也纷纷解囊,最终平息了这场民变;他又“于航埠造渡济人,捐田为经久费”,受到衢州人的赞许。(注:嘉庆《绩溪县志》卷10,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326。)姚嘉全,黟县人,“贾于衢之常山。嘉庆甲戌、乙亥,选赈岁饥。道光中,衢饥,捐银三百助赈”。(注:同治《黟县三志》卷7《人物·尚义》。)咸丰年间,徽商与开化当地人共同捐资设慈济渡。(注:光绪《开化县志》卷3《建置二·水利》。)汪成裕,徽州歙县人,居寿昌北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造南溪桥,子孙继续修理如故。此等善事不胜枚举。徽商筑路、铺桥等义举确实方便了客居地人民的生活,同时也为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条件。
在衢、严二地经营的外地商人除徽州商人外,主要还有江右商人、宁(波)绍(兴)商人和福建商人,但它们的势力远远不能与徽商相匹敌。不仅徽商在数量和资金上超过他们,而且,清季在各省商埠繁盛之地成立商务总会,州县设立分会,会址一般都设在徽州会馆,会长这一重要的社会性职务也往往都由徽州商人担任。如徽商之子叶华生,和其兄弟道生“共事老父经营商业”,就曾经为衢州的商会会长(注:民国《衢县志》卷24《人物志·流寓》。);寿昌县商会和县商民协会筹备处设在南门新安会馆,会长为徽商程秉洋(注:民国《寿昌县志》卷4《建置志·会》,卷7《选举志下》。);遂安由于僻处山隅,商务不很发达,故其商会到民国十年(1921年)才假新安会馆为会址组织商会,第一任会长是杭州人,副会长余成淦则是黟县人,行的会长章渭鎏是绩溪人,副会长胡景洛是黟县人(注:民国《遂安县志》卷5《文治·实业》。),这似乎可以证明徽州商人在衢、严二府的势力。
三、徽商与客居地社会风气的变迁
在衢州府的府志及县志中,有不少徽人在衢经商并定居、进而由流寓入籍当地的记载。如吴琏,原籍歙县,入籍常山后登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科王式丹榜进士,钦受翰林院庶吉士。(注:雍正《常山县志》卷7《选举》。)因为根据“雍正七年议准,浙属冒籍文武生员,除入籍二十年以上,有田产庐墓者不议外”,均不准冒籍考试,(注:《钦定学政全书》卷30《清lí@①籍贯》。)那么,可以肯定,吴琏居于常山历时已久。此外,还有程万钟等在常山寄籍而登进士的。(注:许承尧《歙事闲谈》第11册,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502。)但雍正《常山县志》卷7“选举”条认为程万钟是该县观音阁下村人,显然他入籍观音阁下村这一事实已获得当地人的承认了。吴@③,休宁人,从小跟随父亲吴道遐侨居杭州,后到常山经营盐业,便入籍常山,“性慷慨,好行其德,旱则施粥,冬尝给棉,设姜茶,济贫乏,行事有足称者”。(注:雍正《常山县志》卷8《人物·流寓》。)方志中的“族望表”、“氏族考”、“流寓”或“寓贤”等条目记载了很多徽商,他们大多已入籍当地。无疑,徽商及其后裔入籍当地,入试登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衢州府的文化发展。
由于徽州人的乡土情结很浓,因此出门在外,也都是聚族而居,前面所提到的常山“新安里”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新安里”这个徽人(尤其是徽商)社区中,有文公祠,祀朱子文公,明天启七年(1627年)徽商又建为徽州公馆,以后屡次重修重建,并“赁资办祭,订立条规,岁时荐享”。这一做法,不仅受到徽籍人士的赞赏,“邑人士莫不欢腾瞻仰”(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上》,郑瀛《文公祠祀》。)。可见徽商的一系列举动已为当地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徽语也深深影响了衢州府境内的方言。由于历来徽州、严州人(严州话属徽语体系)在当地经商、做手工业者多,大户林立,因此,在衢州话中融入了相当多的徽语口音或词语,这在开化的华埠话中反映得最明显。(注:《衢州府志》第32篇《风俗、宗教、地方语言》,衢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页1233。)
严州府与徽州也是地壤相接,风俗相似,所讲方言相近,因此定居于此的徽籍人士也很多。宋室南渡后,大量人口涌入该地区,使得本来就缺粮的严州愈发捉襟见肘了,“民食仰籴旁郡航粟,一不继,便同凶年”(注:景定《严州续志》卷2《荒政》。),因此严州府对户籍控制很严,政府将外来人口都编制在寄庄内,以防户籍混淆,(注:乾隆《遂安县志》卷10《艺文》,(清)章振萼《寄庄记实序》。)故商人很少有入籍当地的。不过仍有冒籍考试之事发生,如清康熙年间遂安的寄庄户中就“有徽民张永登者,出身微贱,违禁捐纳”,于是官府将之“成案勒之石”以起防微杜渐的作用(注:乾隆《遂安县志》卷10《艺文》,(清)毛升芳《冒籍纪实》。)。但江、浙两省相邻之府存在的冒籍之事仍不时发生,“江浙两省,复土壤相接,从前隔省及同省异府,同府异县之人,冒考取禁者甚多”。(注:《钦定学政全书》卷30《清lí@①籍贯》。)寿昌县只有到了清光绪年间,由于造文庙和文昌宫时资金缺乏,才允许在寿客民只要每民捐洋百元,便可入籍当地:
文庙兴工甲午秋,柱梁改换已全修。
地方瘠苦难筹款,入籍捐输两美周。(注:民国《寿昌县志》卷9《文艺志下》,(清)方履谦《光绪甲午大修文庙兼造文昌宫诗以志之》。)
不管这些徽商及其后裔人籍与否,无庸讳言,他们在客居地长期生活,必然会给客居地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明代中叶整个社会风尚习俗日趋奢靡,从理论上可以说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注: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288-346。)而具体到浙江衢州、严州二府这一地区,明代中叶尤其是万历后,徽人“流寓五方”(注:万历《歙县志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页35。),“业贾遍于天下”(注: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4《与歙令君》。),也影响了衢、严二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闻名遐迩的龙游商帮几乎是与徽州商帮同时崛起。龙游人民“往往糊口四方”,“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邻”,于是就有了“钻天洞庭遍地龙游”之谚。(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当时社会上还流行“洞庭遍地徽”之说,徽州商帮与龙游商帮同为明清时期中国着名的地域性商帮之一(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10月版。),它们的这种相似性不能不为后人所关注。陈学文先生认为“龙游商帮是以龙游命名,实是包括了衢州府属西安、常山开化、江山、龙游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名。同时,他又认为龙游商帮融入了徽、闽、江右等商人,这些外籍商人的加入推动了龙游商帮的发展。(注:陈学文:《龙游商帮》,载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广义上的“龙游商帮”,而从狭义上讲,“龙游商帮”就是龙游县的商人群体。从地图上可以一目了然,龙游县gǔ@⑤水(即衢江)一分为二,这条明显的地理界线也成了一条社会界线,在gǔ@⑤水以南的龙游人民从事农业耕作,gǔ@⑤水以北的则善于行商。(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引旧志。)因为“南乡稍有竹木纸笋之利可以贸易他郡”,而gǔ@⑤水以北几乎没有什么土特产可成为商品,“故北乡之民率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着者不过十之三四耳”。(注:康熙《龙游县志》卷4《食货志·物产》。)今查民国《龙游县志》与现修《龙游县志》(注:浙江省龙游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1年。)中的《氏族考》,发现北乡有许多氏族是从徽州迁徙而来的。可见gǔ@⑤水以北之乡民“尚行商”并非只有上述原因所引起,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是众多徽商家族迁入此地的结果。而南乡则聚集了大量的外地商人,他们主要向外销售当地民众加工的土产。
正是在徽州和龙游等地商人的共同推动下,衢、严二府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风气在明朝中叶以后也逐渐走向奢靡。
衢州府“近日隆(庆)、万(历)以来习为奢侈,高巾刷云,长袖扫地。袜不毡而绒,履不素而朱,衣不布苎而锦绮,食不鸡黍而炊金馔玉”。(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6《民俗》。)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举”(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6《政事志》。),他们将所获资金和所至之处的社会风气一起带回了家乡,于是出现了“屋庐往称朴素,今日则尚雕斫”,“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侈靡相高,已非一日”的现象,“其俗侈靡,效尤慕三吴之豪”。(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开化向来以淳朴称,也是到了隆庆、万历后,“邑稍饶,民渐习而奢侈”(注:崇祯《开化县志》卷2《风俗》。)。江山人以务农为生,但由于其地处浙闽孔道,“至隆、万浸入奢靡。饮撰衣室争为美丽,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注:康熙《江山县志》卷1《风俗》。)常山县民自中叶以后,“丁壮者屏耒耜而事负重戴,以取日人之佣值”,结果“务本力农,已去十五”。(注:万历《常山县志》卷3《土产》。)桐庐县到了明朝,“民之贫啬者日臻于富侈”(注:弘治《严州府志》卷1《风俗》。)。入清季,衢、严二府的这种侈靡风气更盛。西安县明时商家屈指可数,而且一年的贸易量并不很大;到清康熙年间,由于“谷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往往致富。……于是人争驰鹜奔走,竞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征贵贱者矣”,(注:康熙《西安县志》卷6《风俗》引旧志。)可见“游情逐末者日多”(注:康熙《西安县志》卷1《舆地》。)。龙游“风俗恶薄,轻义重财。”(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纪》,引邑人祝君元《原溺》。)建德由于地处山中,“俗尚勤俭,商贾末作皆习俭朴,不尚华丽”,但到清康、雍、乾之际,社会风气也渐奢靡。(注:乾隆《建德县志》卷1《风俗》。)寿昌县向来“衣惟布素,近间(引者注:指雍正、乾隆年间)有眼纨绮者”(注:乾隆《寿昌县志》卷1《风俗》。),侈靡之风渐行。衢、严二府地处内地的山地丘陵间,原来与外界的接触不很紧密,因此与同一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东南市镇相比,其民风犹算淳正。但到了明隆庆、万历以后,在徽商和龙游商帮等商人群体的共同影响下,与外界的各种联系显着增强。因此其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风气也逐渐转奢侈。其中,徽商起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四、结论
徽商在明清经济史上占有举重轻重的地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徽商的踪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参与海外贸易(注:(日)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原刊《史泉》第60号,1984年8月,赵中男译,薛虹校,见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页457-472;王振忠《〈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在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2、3、4期。)。但他们在不同地区,投资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衢州、严州二府与徽州府界相接,交通便利,加上这二府的山货品种丰富,产量相当,成为徽商开发经营的重点,尤其是贩卖杉木,获利颇丰,体现了他们灵活的经营手段。而对于衢、严二府而言,种植杉木成为当地人重要的谋生手段:“植杉者,募贫民先种杂粮,例不取租三年,后以牲酒劳之,承种者始为植苗,次年补苗,再次修枝。看山防火必三十年始得成林。……此虽富人之利,贫民往往籍以佣给焉”,(注:乾隆《建德县志》卷2《食货》。)他们的生活也由此得到了改善。我们看到,衢严二府从明代中叶起侈靡之风逐渐兴起。这种现象的缘起,只能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当地人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同时,当时人也已注意到,社会风气的侈靡是“慕三吴之豪”的结果,当地所受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与外界的联系加强所导致的,而徽商正是这种联系的重要中介者。当然,徽商在二府的开发也有不利的一面,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无节制的开发加重了两地的水土流失。(注:据乾隆《建德县志》卷2《食货》、光绪《分水县志》卷1《疆域》等的记载,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砍伐林木,另一是客民涌入内地山区开垦种植靛青、苞芦等作物。时人已注意到了这种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的恶果,并表示极为堪忧。)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明清二代徽商所带来的方言、习俗及信仰等,已深深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厘”字的繁体
 @②原字王加遴去辶
 @③原字日加章
 @④原字竹头下加夹
 @⑤原字氵加(土下加冖下加一下加禾)加殳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03)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551.html

以上是关于明清-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