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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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福建地处亚洲大陆东南沿海的中、南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土壤风化层深厚,有利林木的生长。《汉书·严助传》载,汉代的闽越“非有城郭邑里”,“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到处都有茂盛的南亚热带(季)雨林和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原始森林的分布。到了唐宋,特别是至南宋,江浙赣和北方人大批南渡,丘陵山地广泛被开垦,矿冶业、制茶业也得迅速的发展,已使一些地方原生植被群落受到了破坏。而至明清,人口急增,缺粮日趋严重,人们为其减轻粮荒,纷纷上山扩种番薯和玉米,又为迎合市场需要,而在丘陵山地扩栽扩种茶、蓝、蔗与其他的经济林果,森林残遭滥伐贩卖,且受霜、雪、雹灾接二连三的摧残及受清初迁界乱砍林木的影响,便使许多地方原始森林毁灭而成童山秃岭,或为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所替代。于是不少地方水土流失也就日益严重。兹分若干地区略述如下。
一、闽江上、中游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闽江是福建第一大河,上、中游的支流很多,有建溪、富屯溪、金溪和沙溪等,各溪流至南平相遇,经樟湖又有尤溪汇入。先从建溪小流域植被的破坏和水土流失说起。
1.建溪流域:
建溪及其支流流经浦城、崇安、建阳、建瓯、南平、松溪与政和各县,是福建最先得到开发的地区;至宋,仍是人口最多、经济最称发达之地。那时,山区梯田广泛被开辟,矿冶业和制茶业闻名于世,植被已经受到较大的破坏。进入明清,随着人口急增对耕地的需求,更因社会对其茶叶和木材的需要量大,人们到处开山种茶和滥伐森林贩卖,原生植被进一步受到摧残,就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其时,崇安、建阳、建安、瓯宁、南平、政和和松溪各县种茶规模甚大,是福建最大的茶区[1],“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大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2]。建阳更是“山多田少,荒山无粮,……近来多租于江西人开垦种茶”,每逢茶季,“突添江右数十万人”[3]。崇安九曲茶厂也是“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4]。这些茶叶初销国内,至清,大批远贩欧洲各地,就连俄罗斯运茶船队也都深入政和沈屯湾停泊采买[5],许多茶商都因此致富。如崇安下梅的邹姓,“原籍江西之南丰,顺治间,邹元老由南丰迁上饶,其子茂章复由上饶迁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屋七十余栋,所居成市”;“朱云龙由安徽歙县迁崇安,咸丰中,裔孙芷江以茶起家,号百万,……邑人言家世者,首称四大家,则朱、潘、万、丘是也”[6]。
闽北各地开山种茶,对植被的破坏极大。周亮工《闽小纪》卷1 《闽茶》谈到武夷山种茶曾经说过:“武夷产茶甚多,黄冠既获茶利,遂遍种之,一时松栝樵苏殆尽。及其后崇安令例致诸贵人,所取不赀,黄冠苦于追呼,尽斫所种武夷真茶,九曲遂濯濯矣!”赵模《建阳县志》卷2更称,乾隆五十六年发大水,建阳城厢内外官房民舍大坏,“其濒溪村落尤甚,山多陷,四乡民田荡为溪者,不下数千亩”,“自是逢淫雨或骤雨,溪辄涨作红色,田多推荡,其不大坏者,亦半成硗确。大率逾三五载辄复加甚,越今四十余年,益荡坏极矣,总由茶山日辟,田日受坏”所引起。
建溪其地不但产茶,杉木也早有名气。鸦片战争后,木材生意隆兴,砍运木材贩卖获利最厚,特别是光绪后,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由是“山主弃茶植木者十居八九”[7],人们又纷纷转而经营木材生意。诚如民国《建瓯县志》卷25《实业志》所载:“杉木遍地可以种植,……故出产较多,除本地供用外,岁出京筒二百余厂,……均输出省会,运售上海、宁波、天津等处”。但因砍伐销售量远超人工栽培的供应量,致使“森林在迅速的毁坏”,“树是愈来愈少,并将很快地更少”[8], 又因在其“弃茶植木”间要使荒山重新绿化,尚需一个过程,这样,就使这一地区植被更遭破坏,水土流失也就更加严重起来。犹如志书所言,自乾隆后,整个建宁府地“近因所在垦山,弥望皆童,泉流多为湮塞,旱则勺水不可得,雨则泥沙而壅下,农颇苦之”[9]。
另是山地滥垦并将旱作引种上山,这对建溪流域的植被也具极大的破坏性。民国《南平县志》卷11载,时由汀、泉和漳、永来此“依山傍谷诛茅缚屋而居”,“携山禾、山芋、桐、茶、杉、漆、靛、苎、菁、薯之种,携眷而来,披荆棘驱孤狸种之”的棚民,已将硗确崎岖之地“垦辟殆尽”。嘉庆《浦城县志》卷6 谈到该县的垦植也说:“山头地角皆垦为陇亩,百工杂作,呈能献技,……地无余利,民无余力,焚山而樵,掘根株,种苞谷,泉竭苗枯,土松溪积,旱潦可虞”。而时之闽北各地“山田薄无粪,农家烧山茅,候雨至流入田中为粪,以故入春则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烧为奇,陆行遇烧山皆童而黑,殊乏景趣”的耕作方式[10],致许多原生植被化为灰烬,水土难于保持,更使水土流失严重。
2.富屯溪与金溪流域:
富屯溪流经光泽、邵武、顺昌各县,金溪流经建宁、泰宁和将乐县,二溪至顺昌相汇,经南平汇入闽江。这些地方所产林竹,也都大批被砍贩卖。万历《邵武府志》卷9 《物产》载:“杉,……近三四十年来郡人种杉弥满冈阜,公私屋宇悉用之,必取诸本土而足,且可转贩以供下四府宫室之用,盖(原字为马的繁体右加侵的右部)乎与延、建之杉等矣。郡人所谓货,此其最重在也”。乾隆《建宁县志》卷6《物产志》:“杉木,建宁所植,……大者用锯解,各方板货之四方,以为棺木,长尾则不用解裁,货之四方,以为宫室。土人自运,或外商行贩,道途搬木,相离不绝”。将乐则砍竹为箸,“捆束船载,货于省会”[11];或砍竹为纸,“细嫩,色白如雪,且不用末粉,年久不蛀”,多由闽江运到福州各地。顺昌的竹纸更是“行天下”,“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海而去者,尤不可计”[12]。邵武竹纸也是“四方商贾多结贩往湖广、南直隶诸处变卖”[13]。此外,府属四县尚都产茶[14]。
按二溪流域先是到处开山栽杉植竹种茶,毁坏原生植被,继后大批砍伐贩卖,使其植被复遭破坏,在这植被反覆更替之下,引起许多地方发生水土流失,是在所难免的。
而在此时蕃薯传入,瘠土砂砾之地皆可种植,“今(邵武)郡中广种之”[15],“至垦丘陵,辟崔嵬以艺稼穑,层层如百级危阶”[16]。 泰宁县更因“地僻而民贫,山多而土瘠,……播种所及,殆无隙地”[17]。这样,就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了。
3.沙溪流域:
沙溪及其支流流经宁化、清流、永安、明溪(归化)、三明和沙县各县市,至南平汇入闽江。
宁化产茶,李世熊《宁化县志》卷2《土产志》:“宁茶最蕃, 岁计数十万斤”。另据光绪《闽县乡土志》商务杂述五《输入货》记载,宁化等处每年都有木料、寿板沿溪贩运。1980年《宁化县地名录》说,禾口位于宁化西部,境内多光山秃岭,系因森林残遭破坏,由是引起水土流失严重,“春雨汛期,溪水黄泛,泥沙混浊”,淮水地方水土流失也很严重。这些地方位居宁化西部,是宋代客家进入闽西重要的入口处,开发较早,植被自当较早受到破坏。
清流“种之山者名山茶,种之园者名园茶,山茶味厚,而园茶次之,视作手以为精粗。顺治初年,有江南人至清,遍山种茶,依松萝制之,香味并与闵茶无异”[18]。蕃着也有种植,“近日山乡皆解,种之”。在人们广泛开山种茶种薯下,植被受到破坏,也当有轻度水土流失的出现。
永安产茶、产靛,“多由永安溪运来”[19]。陈天枢《宁洋县志》卷2 复载:“按宁邑所产之木,无甚奇材,独杉为营造常需。康熙年间,近地采买已尽,商人复从永安辖界贩运”。据此,是永安局部地区的植被也已遭到破坏。
另是归化(今明溪),“归化邑万山之中,为四塞之区,……不通舟楫。……其中山多土狭,民皆佃于溪之趾,山之巅,合田园数十区,仅足亩计。tàn(原字为叹的繁体)则山田焦,潦则溪田溺”[20],盖境内沿溪地方,也当出现水土流失。
沙县水土流失较重。梁伯荫《沙县志》卷4 《赋税》说:“按沙田在山者十居其七,在原衍者得二焉,其一又在è(原字为阝右加厄) (原字为阝右加区)硗确之间,不可以片段计,有一亩而占十余所者,一遇霖雨暴涨,建翎之势,沙石皆颓,其临kēng(原字为阝右加亢)谷者尤易冲射,水塌沙压无岁无之,宜浮粮多矣”。
4.尤溪流域:
马传经《尤溪县志》卷9 艺文上引明田琐《新建鹿原朱侯去思碑记》:“(尤溪)田硗确,火耕山伐,岁劳瘁,收获甚凉薄”。卷8 又载:“尤邑山多田少,地瘦人贫,dì@⑦年米谷之产,仅济半年之需,所赖种作山物杂粮,以添口食,故自前清道、咸以来,未有采购外来之入,一年颇足相抵。迨同治四年一大饥荒,天时人事迥不古若,始有采购外米接济。以后生齿日繁,游民日多,更兼连年水旱交侵,地利变迁,米谷愈少,虽有米商之采购,入不敌出,往往无处告籴,犹不至大饥,未有如民国以来dì(原字为递的繁体)年粮食缺乏之甚者也。究其原因,皆由惰民不务生业,山物缺种所致。当此庚癸,频呼哀鸣载道,稍有关心民瘼者,莫不欲筹画当务之为急矣。统观三十一都,到处皆山,其抛荒未者,随在皆是,人但知栽纸竹,种杉木为生计,而不知种地瓜栽杂粮为便食,杉竹必待十余年而出息,山物不过一半载而收成,务非所急,轻重倒施,所以生计日蹙,谋食愈艰,而酿为乱阶者,职是之故。语云:土地能养人,而尤恶物弃于地。近来之山,满目荒芜,濯濯而废弃,弃者多矣”。
由上可知,尤溪“火耕山伐”,山地开垦甚粗放。另是“田硗确”,“收获甚凉薄”,人们为求生计,多用山地栽杉种竹,大约十余年砍伐一次。盖自清末民初,杉竹难售,或因资本不足,人们不再经营其业,遂致山地“满目荒芜,濯濯而废弃,弃者多矣”。所以尤溪水土流失也当较重。
5、闽江下游及其长乐、福清二县:
闽江流至古田之水口镇,古田溪来汇;该溪源于屏南县。沈钟《屏南县志》卷7《物产》:“(屏南)各山皆有(茶),或似武夷, 或似松罗,惟产于岩头云雾中者佳”。曾光禧《古田县乡土志·物产》:“本境地瘠,产物无多”,“茶,东乡种者最多,北次之,有红茶、绿茶、乌龙、水仙数种,采制既成,在省销行,……近年茶市锐减大半,折阅茶行不及曩时四分之一,茶山亦多荒废”,“杉木,本境近年种植稍稀,商客多往建安、屏南附近采购,由小溪委折而达县溪,至水口联合为木排放闽江运省销行,历年衰旺不一,岁或以万计,或仅以千百计”。是此二县也当有局部地方水土流失。
闽江流经闽侯,又有大樟溪汇之;该溪源于德化,中经永泰(即永福)。民国《德化县志》卷4:“万山中森林弥望皆是,中以杉、 松为最多,二者除供本邑需求外,运销泉州、省垣,每年所得不亚于磁、纸、铁”。森林砍伐较多,又是瓷都之地,水土流失也当难免。
永泰人口较多。《闽书》卷38《风俗志》:“其民火(原字为艹下加翳)水耕,崖锄垅莳;《福建通志》卷55:“引水不及之处,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植被受到较大破坏,水土流失自当较为严重。
闽侯、长乐与福清三县,人口密集,缺粮尤其严重。周亮工《闽小纪》卷3《蕃薯》谈到蕃薯的传播和扩种说:“万历中, 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其初入闽时,值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故随人口急增,为缓粮荒,山地丘陵更被广泛开辟。而至明清,气候严寒,这里盛产的荔枝都受冻害,众多果园也当改作农地之用。另是光绪《福建沿海图说》云,过去长乐的漳港、平潭的芦洋埔曾是山青水秀,有林草,田舍相望,到了此时已是“一片平沙,目断无人烟”。是至清代由于植被深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因此,也就使得福州闽江河段沙洲迅速形成和扩大,并使长乐县广阔的太平港等迅速淤塞起来[21]。
二、连江、罗源与闽东北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四明丰熙记》谈到福州通往中原道路的变迁,曾载:“闽为华东南陲,人文货贿,上通中原,率道浙西,由崇安历沿、信、取衢。最近稍缩,由浦城取金、处其故孔道。然皆怵剑溪激流,惟陟北岭陆行,取温、台,为履实且捷。顾连江、罗源、宁德抵福宁,岭林木深阻,自昔罕pì(原字为辟的繁体)干,霄蔽曰,行者及yǎn(原字为合下加卉的下部)中,如入坠hē(原字为蠢的春部换成若)疠噬吞,魂销魄lì (原字为忄右加栗)。罗源、连江之界曰朱公桥,尤险畏,非结旅百辈,晴日当午,则道无一迹。福宁南舍许曰盐田,支海载途,潮退舟胶,公私虽甚急,必坐以待。潘渡故有桥,久圯于涨,舟子索直获逞。始陟北岭,多歧涂族,剽掠 (原字为氵右加倏)忽,行旅相戒,宁就远道,一州诸县,几为荒服。嘉靖二年,临海蔡公来参政,聿恫兹瘼,朱轮fǎng (原字为日右加方)驻躬,历崎岖,募民屏伐,口授方略,居人竞劝断讼,……盐田则循山麓,垦蹊凡三十里,李园麂湾增置邮,乃行者无候潮之滞。又修潘渡、任溪二桥,成可久,北岭、飞鸾、云岭敷化,诸险镇设关斥堠讥察,惟饰惟谨,凡道上每五里作一亭,暑雨疲困之所假休,盖昔称魑魅罔两之窟,尽为康庄,齿经涂矣,商旅取捷,晨夜弗惊,岩 (原字为木右加妻)成聚,荒鄙湔dí(原字为涤的繁体),欢声交动”[22]。虞凤琴《罗源县志》卷3引明《邑人林琚记》:“席帽山, 在罗川之东五里许,……与凤山、莲花山相鼎峙,林木蓊郁,人迹罕到”。据此,是至明代由今福州北岭至今连江、罗源、乃至闽东北霞浦各地,到处都有林木的密布,这些林木是至嘉靖及其之后才被逐渐砍伐。
而至于清,邱景雍民国《连江县志》卷34《杂录》和《罗源县志》卷28则载:“鳌江上受五邑之水,每淫雨泛溢,尾闾难泄,沟灌穴,城市在巨浸中,既霁犹然。……距今百余年,港道淤浅,数倍于前”,罗源的蕃薯“明季邑始有之,以为点茶之品,今则切丝为粮,功不下五谷,又为酒为饴为干为粉,迩来栽种千百倍于前,缺收则以为荒”。1981年《宁德县地名录》也载:“霍童溪自古是屏、周两县木材、毛竹、土产等运输要道”,霍童山“是少草木的童山”。盖至清代出于市场之需,这些地方大批森林被砍,丘陵山地广种蕃薯,水土流失已经严重。
福安开山种茶,“山园俱有”,尤以桂香山之坦洋“产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风,外邦称为小武夷是也”[23]。由于到处开山种茶,植被深受破坏,水旱灾害频繁,也在城关周围、三十都、茜洋、垣洋各地相继发生“山崩压屋伤人”、“山石夜行”、“山崩地陷”等事件[24]。
霞浦也受粮荒之所苦,到处开山种薯,“清初食薯少,今民间食米十之二,食薯十之八,……几于无人不种(原字为艹下加诸)”[25]。又因“人争垦溪”,而致“耕地冲陷三分之一”,“山崩地陷,田园悉成沙砾”[26]。
三、莆田、仙游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明清时候,莆田平原的海堤失修,常遭海溢破坏,“白浪直趋壶公山下,草木尽死”[27]。 清初迁界,“将边海居人尽移内地,燔其舍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刻期十月内不迁,差兵荡剿。以壶山、天马侧入雁沁为界。……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qūn(原字为菌的下半部)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近界居民尚有附界之利,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28],更使植被残遭破坏。此时,适逢蕃薯“渐及莆”[29],被迁入山区内地的难民,自会到处开山种薯,水土流失严重,是可想而知的。
四、晋江流域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早在宋代,时人已经说过:“泉州人稠山谷瘠,虽已就耕无地辟”[30]。到了明清,人口急增,耕地更加欠缺。那时适逢蕃薯传入,“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31], 人们便纷纷上山开垦种植,“今大盛,功倍五谷”[32],“泉人资以充饥”[33]。又为扩大经济收入,“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34],加上花生的传入,“利至大,性宜沙地”[35],人们广种之。于是,遂使晋江“山氓佃作,……多凌层阜,而理钱bó(原字为钅右加傅的右部)耕获,所获大率以人力胜”[36],从而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溪渠陂塘多被淤塞,“郡中水利,其大者如东湖、尚书塘、烟浦埭等处,今皆填巨浸为平田,其佗所存,亦多淤浅,不能潴蓄”[37]。
安溪也因“田畴阡陇多在崇冈复岭间,……刀耕火耨”,“依山之户,垒石而耕”,“山几童矣”,“田畴陇亩多在崇山复岭间,……而坡陀延斜,以种蔗黍,(原字为山下加列)(原字为山下加施)垦艺,大雨旁流,无草木根柢为之底障,土坠于溪,而壑几实矣”[38]。
惠安植被的破坏和水土流失同样严重。嘉庆《惠安县志》卷5 《田土水利》:“吾邑山川陡泄,陂流迅驶,经旬弗雨,则田龟裂矣。然淫潦衍期,又有崩压之患。故其为水利也,与三吴两浙有殊,善兴利者,使陂(原字为氵右加睿)其流,塘汇其泽,则庶几焉。然今日之害,则在水源之泄。其故何也?人采于山者旦旦,于是则山童,一霖雨,则山塌,而委沙于溪,沙填,则溪高于田,此旱潦所以两受其病也”。甚至就连县西北多丛山的山地,“有竹木果实薪炭之饶”,也已招徕大批沿海的民众和漳州的侨民“伐山为业”[39],而使植被同遭破坏。
另据光绪《福建沿海图说》云,惠安的崇武和后型、晋江的石湖各地,土壤严重沙化,也都始于此时。
五、九龙江流域及诏安、云霄、漳浦各地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九龙江流经龙岩、漳平、华安、长泰,至今龙海市出海,又有支流从今宁洋与平和来汇南靖。以上各地连同诏安、云霄、漳浦各县,明清都属漳州府。
漳州府地唐初尚与汉人“不相通”,为“蛮僚”地,“林木阴翳”,直到陈元光率兵入闽,“乃开山取道,剪除荆棘,遣土人诱而化之”,才“渐成村落,拓地千里”,而置漳浦郡[40]。然至宋景yóu(原字为礻右加右)间,“境内多瘴雾蛇豕之毒”,虽经“吕(原字为王右加寿)教民焚燎以耕”[41],仍是“闽山到漳穷,地与南粤错,山川郁雾氛,瘴疠春冬作,荒茅篁竹间,蔽亏有城郭,居人特鲜少,市井宜(原字为艹下加肖)索”[42],“素多象”[43]。
漳州地区人口急增,经济发展,始于宋末。到了明清,人口增长迅速,商品经济也得较大的发展。至是丘陵山地广为开辟,“水田仅止二三,山地居其七八,漳泉贫乏之户多以番薯为粮,故山地之种番薯居其六七”[44]。蕃薯的引种漳州最早,“近时盛种”[45],“民赖以不饥”[46]。其时,“俗种蔗,蔗可糖,各省资之,利较田倍”[47],“山居之民种苎麻、竹蔗,高下瘠地皆宜,取直颇多,俗尤尚之”[48],各地也都广泛栽植。而在垦山之际,山区的人们“种于山”多半“刀耕火种”[49],甚或“山有肥瘠, 率二三年一易其处”[50],更使丘陵山地植被残遭大规模的破坏和水土流失。
值此,山地松杉林竹与纸也被大批沿江下运贩卖,成为大宗的货物。乾隆《南靖县志》卷2载:“靖邑西属梅垅、施洋等处总与龙岩、 永定、平和交界,山地辽阔,多产杉松杂木,商民拮措工本,买做火柴,从水运至山城转售,航运到县及漳郡南河发卖,以资民用,由来已久”。《宁洋县志》卷2更有话说:“按宁邑所产之木,无甚奇材, 独杉为营造常需,康熙年间,近地采买已尽,商人复从永安辖界贩运”。盖因植被已遭严重破坏,所以到了光绪年间便使流域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洪灾。《石码镇志》祥异第十载:“石码自前明宏治开埠以来,遭水灾者屡矣,然未有如光绪三十四年秋九月二十至二十三日等日受灾之剧且广者。先是自二十起,暴雨倾盆,狂风拔木,悠忽间,地决山崩,洪涛怒涌。查其灾源,其一则自永定、平和、南靖,始经靖辖之鳌港、梅林、奎洋、长教、施洋,至船场、南坑山城以达南靖;其一则自龙山、涌口、(原字为石右加空)口迳奔南靖,两路汇腾,淹靖邑,穿漳城,直至石码各乡及角尾等处入海,灾区之广,绵亘二百五十余里,建瓴而下,平地水深二三丈。廿一日午后,水入码镇,入夜八时,水高没屋,一时房舍倾塌声,男女哀号呼救声,……廿二日六时,水稍退。廿三日尽退,而洼下处依然没股也。据公署调查,计此次受灾之地,南靖大小百三十余乡,决堤四千五百数十丈,倒屋万一千余间,溺死大小男女五百余人,淹没田园六万千亩,城崩百六十余丈。龙溪总计八十五保,大小四百六十乡,决堤百三十三处,长千三百余丈,倒屋万七千七百二十一间,溺死男女百五十三人,淹没田园八千六百六十余亩,城崩九十余丈。至于两邑沿河村落,十减六七,或一村无一家,家无一人者,甚有极目力之所至,概为平地者,……斯诚数百年来未有之奇灾也”。至是,遂使其九龙江下游沙洲迅速形成和扩大,河床迅速淤浅[51]。
另是漳浦县,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引《漳浦志》:“颠崖皆开垦种艺,地无旷土,人无遗力”。加上清初迁界,界外森林被砍,使得漳浦的赤湖、霞美与东山的赤山、西港各地“一片平沙,目断无人烟”[52],水土流失也已严重。
六、汀江流域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汀江流域的开发同样较迟。《太平寰宇记》卷102 引《牛肃纪闻》:“江东采访使奏于处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是至唐五代到处仍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分布。至宋,《海录碎事》云,武平之象洞“未开拓时,群象止其中”[53],植被仍当保持完好。而植被广受破坏,当是始于宋末元初,盖值此时北方人大批南渡,人口已经急增。进入明清,《闽部疏》称,“闽山所产,松杉而外,有竹、茶、乌臼之饶,竹可纸,茶可油,乌臼可烛也”,“余始入建安,见山麓间多种(油)茶,……已历汀、延、邵,逾益弥被山谷,……然独汀之连城为第一”。其时,人工栽杉已经开始,“初栽插时跨山弥谷,栉比相属,初辄数十里”[54],规模甚大。至是,除高山地带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原始森林被砍,已为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所替代。
明清时候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至鸦片战争后,木材生意兴旺,汀江流域之木材已成大宗输出的商品。“先是徽贾买山连筏,数千为捆,运入瓜步、唐巫、罗俊,以此致富。近皆本邑自运。长汀则潮州商来计山论值,运至滨泛筏而下,县中沿流乡村多以此致富”[55]。长汀“向称林木为出产大宗,杉木一项,昔时运售潮、汕、佛、广者,多以十数万计”[56]。上杭“杉木极盛”,每年运销潮、汕、佛、漳及厦等,也以十数万计[57]。
此时,随着人口急增,粮食欠缺,人们开山种植蕃薯也十分普遍。《临汀汇考》卷4说,汀州府属“瘠土沙土皆可种, 一亩之地收可十余石,山居之民以此代饭,可省半岁之粮”,山区农家“视所收之丰欠为日食侈约之度,以佐五谷而岁储之”。在人们滥垦乱伐下,更使长汀的河田、羊耳山区与连城县西的果茶农场各地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而长汀的新桥、馆前、童坊,连城的城郊、四堡、北团和庙前,也都成了荒山和荒地[58]。
总之,福建现存的天然林已经少见,只在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高山深谷地带才有之,绝大多数地区多为次生林或农田植被所替代,甚至已成童山秃岭,而现存的次生林木据统计又有92.2%是属幼中林,大多是在解放后才得培植,天然林多数已在明清毁灭。此时,人们上山滥垦乱伐,大种蕃薯、茶、蔗及砍松杉林竹贩卖,引起水土严重流失,生态环境已经变坏。人们滥垦乱伐,付出的代价极大,这一历史教训是不能忘却,应该引以为戒!


[1]详见《闽峤yóu(原字为车右加酋)轩录》。
[2]蒋衡《云寥山人文钞》卷2 《禁开茶山议》。
[3]陈盛韶《问俗录》。
[4] 董天工《武夷山志》卷21。
[5] 1981年《政和县地名录》。
[6]郑丰稔《崇安县新志》卷4《氏族志》。
[7]《闽省商业杂法》第31期《调查》。
[8]详见戴一峰《论近代福建的植树造林》所引资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
[9] 《福建通志》卷57。
[10] 《闽部疏》。
[11]宋应星《天工开物》卷12。
[12]《闽书》卷38、《闽部疏》。
[13]万历《邵武府志》卷9。
[14] 《闽峤yóu(原字为车右加酋)轩录》。
[15]王琛《邵武府志》卷10。
[16]嘉靖《邵武府志》卷6。
[17]光绪《邵武府志》卷9。
[18]王士俊《清流县志》卷10《物产》。
[19]《闽峤yóu(原字为车右加酋)轩录》、《闽县风土志》。
[20] 王国脉《归化县志》卷首《图说》。
[21]详见林汀水《福州市区水陆变迁初探》《长乐县海岸线的变迁》,分别载于《福建文博》1981年1期、 《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史学专号增刊。
[22] 邱景雍《连江县志》卷5《水利》。
[23]光绪《福安县志》卷7、4。
[24]《福安县志》卷37。
[25]徐友梧《霞浦县志》卷11。
[26]徐友梧《霞浦县志》卷10、3。
[27]宫兆麟《莆田县志》卷2《郑岳记》。
[28]余yáng(原字为扬的繁体)《莆变纪事·画界》。
[29]周亮工《闽小纪》卷3。
[30]《舆地纪胜》卷130引宋谢履《泉南歌》。
[31]周亮工《闽小纪》卷3。
[32] 道光《晋江县志》卷73。
[33] 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34]《闽书》卷38。
[35]檀萃《滇海虞衡志》卷10。
[36]道光《晋江县志》卷7。
[37]乾隆《泉州府志》卷首。
[38]乾隆《安溪县志》卷4。
[39]嘉庆《惠安县志》卷14。
[40] 陈汝咸《漳浦县志》卷19。
[41] 乾隆《泉州府志》卷46《循绩》。
[42]吴宜燮《龙溪县志》卷22艺文引宋王安石《送李宣叔(原字为亻右加卒)漳州》。
[43]吴宜燮《龙溪县志》卷21引宋《彭乘墨客挥犀》。
[4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一辑引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报巡历各邑地方情形摺》。
[45]乾隆《南靖县志》卷7。
[46]道光《漳平县志》卷1。
[47]乾隆《漳州府志》卷26。
[48]乾隆《南靖县志》卷2。
[49]陈天枢《宁洋县志》卷2。
[50] 乾隆《龙溪县志》卷19。
[51]详见林汀水《九龙江下游的围垦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4期。
[52]光绪《福建沿海图说》、1981年《漳浦县名录》。
[53]曾日瑛《汀州府志》卷3山川所引。
[54] 《临汀汇考》卷4。
[55]《临汀汇考》卷4。
[56]民国《长汀县志》卷18。
[57]民国《上杭县志》卷10。
[58]详见1981年《长汀县地名录》、《连城县地名录》。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710.html

以上是关于明清-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