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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地下王国的建立——明清秘密教门“左道惑众”的途径

刘平
明清秘密教门指的是被当时政府与正统宗教所排斥并压制的民间教派，他们非道、非佛、非儒，亦有道、有佛、有儒，搀杂糅合，荒诞鄙俚。他们日常潜伏民间，蓄势待发，往往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由于这类教门组织活动广泛，行踪诡秘，宣传劫变，借着师徒关系的纽带，聚合、发动民众，所以，历朝统治者莫不视其为心腹之患，严加惩治，但由于他们触角四伸，网络密布，尤其是世俗利益对教首的刺激，代代继起，难以根绝。
明清教门有一套颇有特色的组织网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三花五叶（或称三宗五派）、“五盘四贵”、九杆十八枝；二是以九宫八卦组织教派，最着名者是清初创立的八卦教；三是“五行十地”；四是辈分传递。各种教门建立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可以使教主的意志得到最大限度的贯彻，“欲兴作则大工可刻期而成，欲财货则千金可一呼而凑，一言传一夕可以达千里，一令招指日可以集万众”，“凡有风信，暗置竹签飞筹，……顷刻可传千里”。[1]明清教门组织之泛滥，加入人数之众多，能量爆发之巨大，与其组织的发育完善有着极大的关系。
明清教门为什么具有如此规模和影响，除了其宗教层面的“感召力”外[2]，我们有必要透视其具体的“惑众”传教手段。
一、教门传教手段之一：家族性传教与教主崇拜
明清教门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族性传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宗教宣传相号召，是家族性传教的基本形式。尽管教门打着佛教、道教旗号，但绝大多数教主都是娶妻生子的俗人，他们死后往往把教权交付子女，而子女继承教权无异于继承一大笔“家业”。罗教教主罗梦鸿家族、黄天教主李宾家族、闻香教主王森家族、龙华会教主姚文宇家族，莫不通过传教致富，也莫不以家族权威统率教权，扩展教务。
由王森创立的闻香教，从明万历初年到清嘉庆二十年，屡改教名，传承十代，前后递传200余年，传教范围达好几个省份。
黄天教教主李宾在教内称为普明佛，其妻则被称做普光佛，李宾夫妇死后葬处叫明光塔。李宾没有儿子，只生两个女儿，都嫁给康家。因普明、普光都称古佛，连他女儿都有佛号。李宾的大女儿被称为普净佛、小女儿称普照佛、次女之女称普贤佛，李宾之女及外孙女所葬坟墓都“各建塔座”。
明末姚文宇所传无为教（在清代又有姚门教、龙华会、斋教等名），姚文宇掌教数十年，教势遍及浙、赣、闽、苏、皖等省。特别是浙、赣、闽三省交界的十余州县，其教势尤大。在整个清代，该教派的核心组织都掌握在姚姓家族的手中。
清代八卦教及其各卦也是着名的以家族传教为特征的教门。到乾隆中叶，八卦教内出现不少世代掌权的家族，如教首刘家，离卦郜家，震卦王家、侯家、布家，坎卦张家、孔家等。八卦教实际上已被大大小小的世袭传教家族所把持，世袭教权已经成为教内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明清两朝，类似于上述教门家族的情况还很多。这些家族被经卷教义和偶像崇拜的神圣光环所笼罩，迷惑了难以数计的教徒，做出许多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事情。
教门在其出现、传播过程中，利用宗教信仰、劝善迷信、治病互助等方法建立与普通民众的广泛联系，劝其入教。一般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出于消灾祈福的愿望，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超现实的神力，以至相信那些能与神沟通的人，这是神汉巫婆在广大农村中大行其道的前提。明清教门抓住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其经卷教义中，仙佛神鬼充斥；在各种聚会场合，仙佛神鬼成为教主教首们刻意渲染的东西。但这是不够的。要知道，那些神佛毕竟虚无缥缈，而教主才是实实在在的人。为了使教徒五体投地，巩固教权，教门往往刻意编造创教祖师、教主的神迹、故事，使之罩上一层神圣而神秘的光环。有些传教家族也故意掀起自我造神运动，
教门教主和教内骨干为了增加其教派的神秘性，往往给创教祖师身上涂上一层神秘色彩。一个常见现象是，他们往往把创教祖师描绘成出身贫寒，自幼吃斋；不识文字，却能读经写经；不入佛门，却能参禅悟道；不能飞天入地，却是受无生老母差遣救世的弥勒佛。所以，各教门教首不论其文化背景如何，几乎都要通过神化自己或创教祖师，在信徒中树立超凡脱俗、人间神仙的形象。
从明代到清代，闻香教王姓家族不停地制造教主王森神迹、弥勒佛下世之说，王好贤 “僭称弥勒佛主之尊号”，其后代则称说“四正文佛落在王门”。闻香教教名来由，也与教主王森的“救妖狐”的神话传说有关。随着闻香教－大乘教－清茶门教势力的蔓延，王家及教众都相信，弥勒佛已经转生或即将降生于王家，如清茶门教王秉衡等传教时，宣称他们王姓祖上即是弥勒佛托生，世传清净门斋，到他已有八代，此时吃的现在佛的饭，修的未来佛的道，将来弥勒佛仍要转生到他家。凡皈依他吃斋的，可避刀兵水火之劫，免堕轮回，不入四生六道。 [3]
八卦教自清初创立，其教主刘佐臣的形象被不断放大，他被奉为弥勒佛转世，被尊为“先天圣人”、“圣帝老爷”，被比作普照万物生灵的太阳，在八卦教内，每年二月初一日被定为太阳的生日，教众集体作会，设斋焚香膜拜。日常，教徒须每日三次朝拜太阳，同时口念“愚门弟子歌词”。 [4]教内设有先天、中天、后天牌位。先天、中天、后天三词来自古代传说：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八卦教供奉这三个牌位象征着该教创立、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及其承袭关系。同时也表示对刘姓教主的崇敬。刘佐臣成了超凡入圣的偶像，其子孙也接续了这种神权。教内称刘佐臣为先天老爷，称其曾孙刘省过为后天老爷。刘省过还被教徒们称为“山上主儿”、“顾劫数主儿，会避灾难主儿”。在八卦教中，造神传教成为刘姓维系教权的一个基本手段。
黄天教经卷《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也称普明夫妇为普照大地的“太阳”。该经作者本人即李宾次女普照，她自称“太阴”，乃是“阴光之首，群星领袖，万圣班头”。在该经《太阳化混源朝元归一品第四》中，把黄天道教主李宾说成是“开天祖，诸佛的，总领袖”。在《太阳化释迦伽叶归一品第十》中，作者甚至把普明与燃灯佛、释迦佛并列，并隐喻普明系未来佛。
云南鸡足山张保太大乘教所崇拜的三尊神祇是无极圣祖、玉皇大帝、弥勒佛，其职分各有所司：无极圣祖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玉皇大帝是天宫主宰，弥勒佛是兜率天下生的未来佛。三者实际上是合而为一的，都代表着一种创世救世的神秘力量，而教主则是它们在人世间的代表。收元教教首方荣升为要寻得世界改变、弥勒治世的根据，不仅编造《万年时宪》等大量经卷，改变天干地支，还把自己神化为弥勒佛，声称入教之人都是弥勒佛弟子。山西先天教（又名悄悄会）教主曹顺自称释迦牟尼佛转世，有知人前生后世之术，说教中各骨干均有来历，分别是罗汉、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咤、孙悟空、杨四郎等人转世。
教门教主教首为了保持其在民众中的神奇魅力，一方面为自己的身世罩上神秘的浓雾，另一方面，在经卷说教中透露自己系神佛转世的玄机。他们的所作所为，目的都在于向普通信众炫耀，使之陷于迷信，以诱使他们产生对教主的神往并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各种秘密教门，不管其显露的政治倾向如何，其教首创教传教的原始动机一般都是利益的驱动。教主教首传教收徒敛钱，其手段百出，花样繁多，或假以行医治病，或教人学好行善；或传授气功长寿之方，或指点消灾祈福之法。尤有甚者，大肆编造水、火、风、刀、兵之劫，十八层地狱之苦，骇人听闻，以纠邀入教拜佛，以求消灾避难，得道成仙。
教门敛钱之巨，清代八卦教教主刘氏家族乃是典型。在刘省过传教案发时，山东按察使国泰负责查抄其家，共计查获现银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两；又有金子一小锭，计重二两五钱。 [5]此外，刘省过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家道殷实” [6]。刘省过本人是捐纳县丞，其父祖也曾捐纳为官，所费银两都不是小数。不止是教主刘家，八卦教内各卦卦长，都依靠传教敛钱，纷纷成为大地主，如坎卦长张柏、坎卦头目孔万林都是地主，他们雇用的长工又是他们的门徒。就是这样一些家族，构成了八卦教上层统治集团。
秘密教门的的组织体系既是权力的分布网——把教主的意志自上而下贯彻下去，又是金钱的运输网——众多教徒的金钱不断汇送上去，以期得到通往天堂之路的保证。
二、教门传教手段之二：“修道”与互助
明清教门把天象变化、地震水旱、瘟疫灾异、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都说成是“灾劫”，而且世界末劫已经来临，只有入教才能避劫。教门引人入教的手段也包括类似宗教信仰的“修道”内容。一般民众也确实是把加入教门视为一种宗教修行的。对此，台湾学者王尔敏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民间秘密宗教的传行及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它与民众有如此深厚的关系，完全在于与民众的宗教情感、宗教意识的沟通，已经切中民众信仰的脉搏，知道怎样安抚焦渴的心灵，以什么样的宗教宣传更能争取更多的信众。烧香诵经，为信徒家人消灾免难。严行茹素，戒杀生重放生免灾避劫。敬祀佛祖，求神保佑。医病疗人，除病消灾，避祸致福。传授道术。代行神命，假借神权。扶助孤苦，以利相诱等等传教手段，实际上并不高明，但却迎合了民众低等动机的生存需求，故而极易打动人心。 [7]
在诸多教门中，十分讲究修道层次，而且，修道层次的提高是与交纳金钱挂钩的。
弘阳教之教首与教徒是以道士面目出现在社会上，其修道之法就是为人做道场。每当村民有丧葬事情，就请他们去斋醮礼忏，一切科仪都与道士行为相仿，但念的经都是弘阳教经卷。正因为弘阳教以“道流”自居，其活动一般都是公开的，村民都乐于就便请来做法事。许多弘阳教徒即以此为生。
应继南无为教和姚文宇龙华会都有“三乘教法”。“三乘”这一术语，即佛教小乘“声闻”，中乘“缘觉”，大乘“菩萨”的三级修持之道。但应继南无为教受黄天教影响，其“三乘”实为“三佛应劫”的教义，而非修行之法。姚文宇龙华会信奉龙华三会说，并相应地提出了三乘教法，即三步修行法：“头一层功夫名小乘，二十八字偈语，第二层功夫名大乘，念一百八字偈语，上乘没偈语，单是坐功。” [8]所谓“上乘”坐功，指的是内丹功。除了“三乘”，还有“九品”，实为教阶：小引、大引、祀主、传灯、号敕、明敕、蜡敕、清应、总敕。 [9] “三乘”加“九品”，合称“十二步道行”。
教门不仅奉行一定的修行方式，还竭力劝人修道，如同一般宗教劝人行善积德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在老百姓中树立一个慈善的形象，扩大本教影响。
有人在谈到明代教门情况时说：“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 [10]。 教主能够约束教徒，正是教门组织的的一个特征。而民众入教，愿意接受某种约束，与教门宣扬互助、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实行互助有关。
我们还要看到，分散的小农经济是难以抵挡天灾人祸的打击的，如果为他们提供一种集体环境，哪怕是与一般社会信条不相吻合的环境，他们为了生存，也愿意冒险一试。山东巡抚阎敬铭在谈到黄崖山张积中一案时说：“（张积中）素之才名，祗以伪托诗书，高谈性命，乃至缙绅为之延誉，愚氓受其欺蒙，其家本无厚资，来东不过十载，遂能跨郡连乡，遍列布肆，挟术诓骗。为收集亡命之资，从其教者倾产荡家，挟资往赴，入山依处不下百数十家，生为倾资，死为尽命，实未解所操何术，所习何教而能惑人如是之深。” [11]张积中被官方视为“教匪”，跟随他的徒众大多战死，但从上述一段话及有关史料可见，张积中是在战乱年代实行了一种“乌托邦”制度，尽管与现行秩序相抵触，那些生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却情愿投入其中。
教门以互助作为吸引民众入教的手段，渊源有自。早在汉末五斗米道时期，“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会，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皆量腹取足，若过多，鬼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12]。这种以神鬼设教、道民互助、政教合一的社会，反映了底层民众最基本的生活愿望。
台湾学者庄吉发、王尔敏在谈到明清“民间宗教”问题时说，这些教派虽然被统治者视为异端，经常遭到查禁，但仍然非常繁盛，究其原因便是因为各教派在地方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正面社会功能 [13]。其功能大概分为分为心理安慰功能、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济助功能、治病健身强体功能、谋生功能、晋升功能等等。同时民间宗教的繁盛也有其客观环境的因素和适存基础，因其“依附民间信仰而创生，取民间信仰之种种内容，以为信仰根本，藉佛道经典为依据，佛道仪节为传布手段，因而能根深蒂固，生机不绝” [14]。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教门也是普通农民求生存的一条生路。
雍正、乾隆年间，江浙等地曾屡破大乘教、无为教案（均为罗教分支），两教早在清初就在运河沿线尤其是苏杭地段建有许多庵堂。各经堂分别有房屋数间至二十余间不等。这些经堂与漕运水手关系密切。“平时有各处驾船水手入教往来，每至堂住宿，给与香钱，多寡从便。惟驾船外出回空时，助报数两及数钱不等，以作堂费。其中有老病无归者，即留堂长寄。死后代为埋葬。” [15]在清初的杭州，信奉罗教的漕运水手也陆续建有72座庵堂，各堂“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业” [16]。漕运水手与罗教庵堂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互助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川陕白莲教起义时，“闻教匪之所以愚民者，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其词无理而悖，比守襄阳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之隐语暗记。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故愚民陷焉，其伪造经咒犹末也。” [17]有些教门则用以富济贫之法行其教。雍正初年，有官员奏称：“臣闻直隶南四府连接山东、河南、山西地方，颇有邪教……其诱人之法，若富者入教，令其输钱；贫者入教，反与之钱。贫民贪利，自然乐从。又恐同居之人泄漏，必令举室之人尽皆愿从，方许入教。” [18]
我们也要看到，有些教门行为并不与社会格格不入，如道光年间直隶南皮县有传习红阳教的张成位、李可学师徒，专门以为人焚香治病为业，信教者多为病人，“每年正、十两月在张成位家做会，讽诵《地藏经》，唱说孝顺父母、和睦乡邻等好话。赴会之人各给钱一二百文不等，名为如意钱，备办斋供，并未入己” [19]。各教派中人交纳香金的金额有多寡之分，其传教性质也有优劣之别。万历年间，山东鱼台县一带有位传习罗教的侯表，其组织单位称“社”，社设社长。教徒入教，每人交银一分，交存社长处，作为教徒（社员）缓急之用，因而民众争相入教，其组织发展至数十社之多。 [20]
一个陷于困境的人或家庭，如果能在一个团体中找到温暖，得到救助，那么，他们一般是不会去理会这个团体是不是“邪教”的。不少教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常常以扶危救贫、互帮互助的福利功能，来吸引那些生活艰难的民众。
三、教门传教手段之三：利诱
现实生活中的农民是很讲究功利的，要想让他们入教，仅仅许诺遥远的未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予以一定的眼前利益。侯杰等认为：“由于中国民众的宗教情感常常只停留在福祸相长的低等动机上，所以对于信仰所持的功利态度往往毫不掩饰。熟悉民众心理的教门领袖便采用一些不甚高明的小恩小惠的方法，诱人入教，再制造些异乎寻常的现象来迷惑民众，使人们真的相信捐献平日积攒的血汗钱就能换来大富大贵，免去大难大劫。” [21]
有些教门以日后封官进爵为诱饵引人入教。一般农民，既不可能通过科举、也不可能通过军功找到进身之阶，猛然间得知无中生有，以后或者来世能得富贵，其代价只是数十上百文铜钱，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冯进京、王会混元教就用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封了数百位男女老少王侯、将军、总兵的职位。其教内人说，王会散给人家合同，凡是“度的人多钱多，就封他做王、做公、做总兵了” [22]。
八卦教教内“定有八等名号，入教后遇有功行，先封为传仕，由传仕升为全仕，由全仕升为点火，以后流水、总流水、挡来真人、开路真人、指路真人，以次递升。 [23]
在教门准备起事的过程中，首领们不仅给予今后进入天国的虚名，更直接答应事成后“加封官职，给与地亩”，在林清、李文成叛乱一案中有位被捕的范采，他是因为听信了传教人的“归教有好处”的劝说而入教的，后来林清起事，说是“事成给我们地亩”，范采遂加入进去。 [24]另外一位骨干刘宗林也供称：“林清约令谋反，许以事成之日封为一品大宗师，凡教内之人俱加封官职，给与地亩” [25] 。
正是由于教门教首的不断努力，生活在农业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为了现世与来世的利益，纷纷入教。列宁曾经说过：“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他们是劳动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又是私有者。……农民作为劳动者，有摆脱剥削、压迫，向往平等、获得温饱的强烈意愿；但作为私有者，又经常产生不满足温饱，希望发家，一朝有出头之日，获得特权，使自己成为有资产的人。” [26]发家、出头是愿望，而教门为他们提供了实现其愿望的便捷途径，至于这条路到底通向何方是他们并不知道的。
四、教门传教手段之四：妖术加骗术
对于教门的形形色色的表现，封建统治者一概视之为“妖言邪术，左道惑众”。
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基础。小农生产具有分散性和脆弱性两个特征，广大农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乞灵于自然与神灵。在整个社会的信仰领域，都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巫术与宗教迷雾。
巫术是一个统称，作为一种习俗，一种民间信仰，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巫医、跳神、走阴、关亡、圆光、扶乩等等。就明清教门而言，仅仅在其教义中描绘一个美好的“真空家乡”是不够的，要使人信教、入教，使人为教首或整个教门组织的利益捐钱纳物、献身，直至走上叛乱之路，就必须引入那些神秘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妖术”如“剪纸为马”、“撒豆成兵”、“刀枪不入”之类。
生老病死与人们的现时关系最为密切。巫术与医学的结合大约在巫术出现时就开始了。从汉代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到明清时期种种名目的教门教主，以“符水疗病”等巫术手段作为引人入教、起事造反的手段，可谓不绝如缕。
这种情况在明清众多教门案件中也时有出现。雍正初年，有官员奏称：直隶、山东、河南等地邪教，“多以邪术书符咒水，巧作幻端，迷人耳目。又访江南、浙江、以及湖广、江西，则有无为、大乘、糍团等教。所称无为者，不耕不织，但播谷于田，听其自生。耕耘灌溉之事，一切尽废，石田丰草，失业良多。大乘、糍团，亦大略相类。甚至一教蔓延数府，每处各聚多人，众者万计，少者亦不下数千。虽南北之教各异其名，大率讲说邪法，多在夜间，男女不分，伤风败化。愚民一受宠络，虽悔无及。此等邪教始不过蛊惑男妇，图利营奸，迨党与日多，则其心叵测。” [27]
从总体上来说，教门中的巫术内容包含巫术信仰与巫术行为。巫术信仰是教门信仰的基础，至于教门中的巫术行为更是无处不在。
许多教门聚会、做法事都有浓厚的巫术环节。中央离卦教的赵二姐供称：“系赵熙元孙女。伊祖在家烧香，用斗盛着高粮，内插白纸红黑旗，并群星经一本……不知住址连镇人李姓，于烧香之日，闭眼坐在供桌旁边，大家掐诀，口内不知念何咒语，向上焚香叩头，并给伊祖赵熙元叩头。烧香毕，伊祖用木印在黄表上押印，焚烧后各散。由此庄内人俱叫伊祖神仙，并说伊们烧香之人，俱系白莲教。” [28]
方荣升传习收元教的手法之一，就是“闲常闭目运气，半晌不言，或另作声音言语，称为天神附体，名曰走阴祷圣”，借以传徒传教敛钱。又以金宗有之死为回宫。方荣升又曾假死三日，醒来后对教徒们说，他师傅金宗有“借伊躯体仍复下凡，因从前金宗有在时，常自称为弥勒佛下世，前愿未了，是以又借体重生，了完前愿” [29]。
教门传教离不开骗术，教门中行使的许多骗术是以传统巫术或江湖把戏作为基础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江湖文化盛行。如果说乡土文化的载体是农民，那么，江湖文化的载体则是游民。两者如影随形，既对立又互相依存。江湖文化内涵丰富，如命相、风水、扶乩、气功等等都是。在教门中，教主会首多为游民出身者，如失业兵丁、游方僧道、江湖术士等，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道光二十四年，青莲教首领刘仪顺为宋慈照算命（两人后来均成为灯花教首领）。据称，天下不久就要大乱，十八龙扰乱中华，俱不能成事。惟有宋慈可做天下总持，可以长生不老。刘又推算“真主”应出在贵州地方，自己将辅助他起事，令宋慈返回楚地，先在荆州、宜昌一带，后到湖南辰州、常德一带活动，日后可通川贵一带声气，宋慈听信，即拜刘仪顺为义父，改名刘汉忠。 [30]后来二人果然搞出咸同年间有名的灯花教“谋逆”大案。
对于教门教主、会首那些不算高明的骗术，明眼人是不难识破的，但对那些迷信而追求功利的人来说，很容易入其彀中。
五、教门传教手段之五：妖言惑众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宗教尤其是秘密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在这类所谓宗教性农民起义中，谶语在发动民众的过程中作用尤大，统治者往往把秘密宗教、教门制造的经卷、灵文、咒语、谶语、谣言及其传播一概视为“妖言惑众”。尽管经卷、灵文等也属“妖言”，但谶语与起事造反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谶语是一种政治性预言，出现于先秦，盛行于两汉（属所谓谶纬神学范畴）。魏晋以后，谶纬屡遭查禁。谶纬神学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面为道教、佛教所吸收，在宗教笼罩下继续存在；一方面则在民间信仰中进行传播。 [31]在下层社会，特别是在民间宗教中，谶纬箴言大行其道，历久不衰。
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谶纬、“妖言”总会不断出现。到了乱世衰世，有的人不满现实，内心愤懑而暗中制造、散布谶语。一般老百姓则因苦不到头，盼望圣人、明王出来救世；或担心灾祸将临，在劫难逃；或憋够了受欺受苦这口恶气，惟恐天下不乱，又不知前途如何。不论哪类人，都急于想听到神佛是怎样说的，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有什么指点，这就是谶语有很大市场的原因。
在社会动荡时期，投入教门的人数增加，谶语也不断制造出来。教门、教门经卷中多有谈劫变的谶语，往往可以震慑人心，使之赶紧皈依入教，而将经卷教义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而造作的政治性谶语，则往往成为造反的先声。
在教门中，谶纬性预言往往说到末世就要来临。《五公经》是唐末、五代动乱时期出现的一本谶纬书，元末白莲教奉为自己的经典，明清教门也每多习用。 [32]经中的谶语每每为有野心的教门教首所利用，如：
造恶祸相连，骨肉满山川，明王出世朝宝殿，万象鬼神现。
明王出不久，只在牛头后，
但逢寅卯明王出，庶人如见佛。
明清教门中的谶语基本上都是围绕教义中的“三佛应劫”、“龙华三会”编造出来的，或是针对当时乱世衰象制造谶语。拿明末创立的龙门教（又名龙天教）来说，教内有《九品收元卷》、《家谱宝卷》等经卷，其中内容有：“卯金刀，八牛江山不坚牢”；“刘赶猪，十八家头目出来把人杀”；“甲子年，降圣人，三月二，午时辰，木子之家去为人。三甲之年龙蛇行，幽燕有灾刑（星）”。 [33]其斗争目标显然是直指朱明王朝的，而且是站在李自成起义立场说话的——掺入着名的“十八子之谶”。
乾隆十八年，山西混元教案发，教中流行的《立天卷》中有大量谶语，如：
堪堪庚辛阴阳动，一半圣来一半凡，
枪刀剑戟人难躲，富豪身家难使钱，
这样迷人不认错，血水淋淋在目前，
提刀跨刀不成世，何日得了太平年。 [34]
冯进京、王会等人根据经中“鸡叫一声天下明，狗咬一声天下乱”之谶准备起事。王会供称，冯进京告诉他：“明年是狗年，该立中京了，叫小的到山西，他帮助小的坐天下。” [35]
清中叶山东、河南、直隶八卦教流传的经书内，有不少“悖逆”的词句，有些就是谶语，如河南八卦教案内的“平胡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山东孔兴己案内“邪书”中有“走肖木易卯金刀来争战”、“贼星八牛焚幽燕”、“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等句。可见，八卦教及其分支有强烈的改朝换代的思想。
有时候，谶语对于老百姓来说，还不一定能够理解，教门、教门中人遂编造更通俗的鬼话、妖言来骗人，为了达到目的，还要加上传单、揭贴等手段。
清茶门教、青莲教及一贯道等教门中流传一部《弥勒尊经》，多有危言耸听：“今有弥勒出在桑树下，显身现化，见阎浮众生，遭下末劫之苦，……若有善男信女，诚心虔意抄写供诵，写经之人虔心斋戒，可免一家之灾，若人不信者吐血而死，化脓而亡。”
这些谶语、妖言的出笼，与教门当时的处境、尤其是教主的个人目的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为了特定目的将编造的谶语、谣言、口号等向大众传播，在大众中制造一定的效应，以便从中起事。
六、教门传教手段之六：气功
如果说教门教义中的三教应劫、弥勒下生和“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曾给沉迷于教门的人们以巨大的启迪或诱惑、使他们追随教门而不愿意回头的话，那么，修炼内丹、坐功运气的内容则对那些惧怕生死轮回、希望长生不老的信仰者有着更强烈的吸引力。
行气之法，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后来，气功成为道教的一项主要修炼内容。至宋元时期，道教内部形成了一整套气功修炼方法，即内丹术 [36]，并与以“服食”为主的“炼丹术”相对应，此即道教内部的内丹派、外丹派。
道教内丹功之“丹”，主要是期望从自身中炼出“丹”来。内丹派认为人的身体即一个丹炉，用天地人之“三宝”为药，熬炼到一定火候，就可结成不老金丹。炼丹过程共分三个阶段：初关练精化气（即小周天），中关练气化神（即大周天），上关练神还虚。这里以“初关”即练精化气为例，其过程大约分为六个阶段：炼己、调药、产药、采药、封炉、炼药。这也是教门尤其是八卦教、黄天教系统的教门的基本修炼方法。在黄天道内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天地妙诀分第十四”中有这样几句话：“过四关，有夹脊，玉枕下降，透寒关，尾闾关，乃为上客”。这里包含了“一把钥匙通三关”的意思，就是用炼精化气之法，开通尾闾穴，经夹脊穴、玉枕穴直达泥丸宫，“合和神水，下降复还丹田”，“后渐渐一起直入脑满，脑满之后，丹自玄膺而下，其味甘，其气香，至此则内丹成矣”。 [37]三关修炼，又叫“三花聚顶”。
教门往往将传授内丹披上神秘色彩，谓之“金丹”、夸为“玄机”。在闻香教中，修炼内丹的方法被称作“真道玄机”，修炼内丹和“三教应劫”的教理结合在一起，系教中机密，秘不示人，除非遇着所谓“有缘人”，才能“显真机，明大意”，“传真诀”。在教门看来，尘世间人本来在“净土家乡、安养国内”，“无形无相”，“无生无死”，但是，在被打发到东土红尘后，迷失了本性，忘记了归路，只有经过明师指点，才能回归本性，其途径就是修炼内丹。
清代，有的教门如静空教、先天教普遍吸收了佛教禅静气功，但更为普遍的是练习道教内丹派气功，教门中的着名经典如《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五女传道书》等都包含了大量道教内丹思想及修炼方法。从《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的经名就可看出，只有修炼“金丹”才能“归真”，才能“还乡”。八卦教的经典《五女传道》一书，通篇都是讲的如何“修炼”成功去见“无生老母”的事。
这些经卷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将教义与修炼气功的内容结合。如混元教《佛说都斗立天后会收圆宝卷》（《立天卷》）“明心见性品第十”中所记有关内容：
九劫青阳斋一步，拔屑抽丁入是极。十八时刻炼真火，现在忏罪心不迷。
两日炼道二十四，接着骨格退毛皮。三十六时炼丹道，转女成男走漕溪。
五七炼丹九日内，真心实意诬菩提。二七连环成道果，三七圆满卵生鸡。
出卵飞升无形像，内里动静有谁知…… [38]
如果要一般教徒弄懂这大段大段的内容可怕也不现实，因此，许多教门教首往往将其经卷、教义简化成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诀、咒语，以便于在徒众中流传。教门中的气功现象也是如此。
在很多情况下，教首在传授功夫时，并不那么“教条”，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嘉庆年间加入义和门的季八供称：“我到新集赶集，遇见王世清劝我学好，把我叫到他家，……领我烧了香、磕了头，教我学好，说是义和门，……还教我坐功运气，修炼鼻眼耳舌。说人头上有三道横纹，为三道紫金锁，三道紫金箍，眉丛中为人之性，脸为钥匙气为簧，运气冲开头顶三道紫金箍，本性从囟门出，修练真性，以修来世。” [39]语句简单明了，还把教义贯彻其中。
练习气功所产生的“美妙”感觉，对练功者来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教首们更是神乎其说。修炼成仙，在道家内丹术中，久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修炼不当，就会出偏差，即走火入魔。气功在明清教门中大行其道，是因为教门中人（当然主要是教众）不必通过他们所缺乏的钱财就可达到强身、“致幻”、“升天”的目的。所以，练功治病、引人入教成为教门发展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七、教门传教手段之七：医疗
人们平日因为种种苦难而产生的痛苦心理，在教门中得到了诸多神灵的抚慰。许多教主会首不仅擅长各种与神沟通的法术，还掌握一些或真或假的治病健身的手段。不少教主往往以行医为名传教，或者妄称法术具有医疗的功能。
弘阳教创教人飘高老祖韩太湖素有‘“正德明医真人”的敕号，其图像也画成（或塑成）颇似药王的形象，俨然是一位包治百病的神医。因此，为人医病则是弘阳教的又一特点。从飘高祖师起，递传到后世的各级教首们，都以为人治病为手段，吸收教徒，扩大影响。其方法无非是诵经求神，喝供奉过飘高祖师的茶水之类。一般弘阳教徒，最初大多因患病求医，而找到弘阳教门上的，进而幻想“老祖显灵”，除灾治病，加入到教门中来的。
道光十八年直隶深州县等处破获红阳教，该教“学习盘坐功夫，借画茶治病，煽惑乡愚”。教首王洛增在病人求他治病时，令病人跪在佛前，自己面北烧香，将茶叶一撮供于桌上，用手掐诀，代为祈祷念咒，病人右首与中间如有凉气，俱与医治；左边若有凉气，即不与治。念毕，令将茶叶煎服。偶有治愈者，则“诱令入教”。
收缘会也以茶叶治病。据韩士英供称：“小的入了这胡二引进的收缘会，给他作了徒弟。每季小的给他喜钱二百文，他教给小的默念无字真经四句，说后来有好处。又教小的四句持受茶叶的佛歌，说‘一杯香茶不非经，男女尽在一梦中，仙茶奠在云炉内，身安保安体安宁。’这四句诗受了茶叶，给人吃了，可以治病。小的在家就依法给人治病。” [40]
贫穷和疾病等是威胁人们生存的大敌，教门传教人掌握一些粗浅的治病方法，施医舍药，按摩针灸，再加上一些类似巫术的神秘手段，使教门更具有吸引力，不少信徒也确实是因病被治好而入教的。“教门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教，而且以敛钱论，则不甚多。” [41]贫困民众花钱不多甚至不花钱就能治疗疾病，增加了民众对教门的信任。
由于明清时期教派林立，与民众接触的机会很多，而民众面对这些教派时，心态不一，最终入教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唯灵是信，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在作祟。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看到了别人入教的示范效应，或者在亲戚或邻居的介绍下而入教。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教民考虑到信教与身体和命运的关系。多数人是由于本身的一点疾病而入教的。这样的例子在民间教派中数不胜数，几乎所有的教派都提供了医疗的方式来诱惑民众入教。 [42]
由上所述，明清秘密教门这类“地下王国”权力的扩张，与其教主为了虚幻的来世利益与实际的现世利益号召民众有关，而缺乏任何保障的小农社会中人，往往愿意投身于这类“宗教”与“迷信”之中而不能自拔。故而，各教主“以成佛成祖之邪说，蛊惑人心，以为帝为王之狂谋，激动众听。谬谓得其法者，不逢灾患。遂至从其教者。遍满闾阎，结会传香，订盟啸聚，阳以举行善事，阴实包藏祸心。有司惧发大乱之端，无故不敢挑衅。奸民遂乘多数之侯，挟众辄自争雄，难方起而决裂难收，响甫传而徒党并起。” [43]雍正也指出教门教主从敛钱起始，以谋逆收尾的必然趋势：“大率假灾祥祸福之事，以售其诞幻无稽之谈，始则诱取赀财，以图肥己，渐至男女混淆，聚处为烧香之会，农工废业，相逢多语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窜伏其中，树党结盟，夜聚晓散，干名犯义，惑世诬民，及一旦发觉，征捕株连，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为罪魁，福缘且为祸本，如白莲、闻香等教，皆前车之鉴也。”
因此，历朝政府莫不视秘密教门为“邪教”，对其严加取缔镇压，但其结果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举止不得要领。本文窥其堂奥，揭其要害，或可为后人引为“参考”欤！
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教门的存在与民众的狂热信仰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政府无法为个体小农提供任何保障，民众投身教门，与宗教信仰一样，也许是寻求解除苦难、期盼来世幸福的唯一途径。
参考文献：
[1] 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王森旧招节略》。
[2] 参见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第二章第二节，商务印书馆，2002年；秦宝琦等《千年王国与白阳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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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山东按察使国泰奏折附件。
[6]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徐绩奏折。
[7] 王尔敏：《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之生态环境及社会功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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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庄吉发：《从院藏档案谈清代秘密宗教盛行的原因》，《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1卷第1期，1983年。
[14] 王尔敏：《秘密宗教与秘密社会之生态环境及社会功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1981年。
[15] 《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日，江苏巡抚彰宝奏折；另见《史料旬刊》第十二期，彰宝奏折。
[16] 《史料旬刊》第十二期，崔应阶奏折。
[17]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28-429页。
[18] 《朱批奏折》，雍正朝刑部尚书励廷议奏折。
[19]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
[20]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一《罗道教侯表列传》。
[21] 侯杰、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
[22] 《录副奏折》，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并附单。
[23] 《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五日，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折。
[24] 《范采供词》，《故宫周刊》第204期。
[25]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谕引，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三。
[26]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3卷，第845页。
[27] 《朱批奏折》，雍正朝刑部尚书励廷议奏折。
[28] 《录副奏折》，《赵二姐供词》，同治五年十月初四，存诚奏折附件。
[29] 《朱批奏折》，嘉庆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百龄奏折。
[30] 《录副奏折》，同治六年八月，刘汉忠供词。
[31] 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41页。
[32] 例如，明清之际，福建闽县等地多有无为教活动，据《榕城纪闻》称：“（顺治）乙未十二年，无为教兴，有《五公经》，言图谶变乱之事，从之者众。”见《清史资料》第1辑，第9页。又如乾隆年间，官府在传播罗教案内的吴慕周家所藏经书内，检出“邪教逆经”《五公尊经》抄本一本、《护道榜文》抄本一本、《红炉接续》抄本一本，中多“悸逆语句”，经有关官员逐一查阅，内《护道榜文》一本，系乾隆四十年经广西抚臣熊学鹏奏明禁毁；《红炉接续》一本，所载崇祯年间罗祖被拿勘问之事；至《五公尊经》一本，假托志公、宝公、唐公、化公、朗公并观音大士偈言，“妖妄悖逆，不一而足，实堪发指。……其中悖逆语句实属神人所共愤，复载所不容”。见《录副奏折》，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江西巡抚郝硕奏折。
[33] 《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那彦成奏折。
[34] 《朱批奏折》，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山西巡抚胡宝瑔奏折附件。
[35] 《朱批奏折》，《王会供词》，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九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附件。
[36] 方维甸《校刊抱朴子内篇序》称：“迨及宋元，乃缘参同炉火而言内丹，炼养阴阳，混合元气”。
[37] 参见《修真太极混元指玄图》、《修内丹法秘诀》。按尾闾关位于脊椎骨的最下端；夹脊关在背部，仰卧时正当两肘尖连线点正处；玉枕关在后头部，正当仰卧后脑着枕处。
[38] 《录副奏折》，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署理山西巡抚胡宝瑔奏折附件。
[39] 《录副奏折》，《季八供词》，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广惠奏折。
[40] 《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抚胡宝瑔奏折附件。
[41] 黄育楩：《破邪详辨》卷三，《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
[42] 王庆德：《魅力权威与明清民间宗教教首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66页。
[43] 王以中：《平妖集序》。
【文章出处】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