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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经盛鸿：奋起反抗日寇暴行的南京市民和中国战俘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攻占了南京，立即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进行惨绝人寰、持续40余日的血腥大屠杀与强奸、抢劫、焚烧，使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威慑中国人民，以建立长久稳固的殖民统治。然而，善良的南京市民与不屈的中国战俘面对日军的血腥屠杀与殖民统治，日益觉醒，奋起反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对日军暴行的奋勇抗争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后，面对着日军世所罕见的战争暴行，许多南京军民在经历震惊、恐惧以后，终于醒悟，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与民族的尊严，勇敢地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的抗争。
当日军在南京城北下关江边分批对中国战俘与南京百姓进行疯狂的屠杀时，中国战俘与南京难民虽然手无寸铁，也集体冲向敌人的机枪与刺刀。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山麓集体屠杀中国约数万名战俘与难民时，就发生了日军意想不到的猛烈反抗。日本学者洞富雄在其所着《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记录了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地冲向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汽车队在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他们丢下了汽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边扔去。……这种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
许多南京妇女，坚决抗拒日军的强奸，宁死不从。据记载，“城内所有妇女因不愿或不堪敌之蹂躏而自杀者，平均日必数百起”。一位年仅17岁的妇女李秀英，已有7个月身孕，与父亲一同避难于设在安全区内、由美国教会创办的五台山小学的一间地下室里。当数名日军要对其施暴时，这位勇敢的年轻女性进行了殊死的抗争，九死一生。她后来回忆说：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点钟，来了六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它十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到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这天中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军上来解我的纽扣，我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机握住刀柄，同日军拼搏。日军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个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这个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它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戮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日军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他找几个邻居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抬出去准备埋葬。当他们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哼了一声。父亲听见了，知道我还活着，赶忙抬回家，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经过七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
勇敢地反抗日军暴行的，绝不仅是李秀英一人，还有些南京民众愤然打死了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士兵。据日军第10军第114师团重机枪部队士兵田所耕造回忆说：“有一个新潟的兵，一人跑到城里去强奸，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大家就去找他，把见到的男人都抓起来，叫他们说出来去向。拉出一个人来，当场砍死给他们看。这才把我们领到一个好像防空洞的贮藏苹果的仓库，那个新兵已被杀在苹果堆里。他是抓了个女人去强奸时，让人从背后用三齿镐干掉的”。
1938年4月24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位何姓的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受施暴的日军士兵的侮辱，毅然而奋勇地杀死了这名日兵：“可能是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个醉醺醺的士兵来到一个姓何的人家，要找一个年轻姑娘。何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女儿，见那个日本兵醉了，就杀了他，并将他掩埋在防空洞里。一切都平安无事，但附近的一个孩子将消息走漏给了正在寻找这个失踪士兵的日本兵。那些日本兵去了何家，但杀了日本兵的何先生和全家都出逃了。他们捉住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惊骇之下大叫姓焦的人的名字，向他呼救。日本兵以此为证据，抓走了姓焦的人，并百般加以折磨”。
当时滞留给在南京的西方侨民亲眼看到在日军的屠刀与血泊中，南京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饱含血泪，仍坚韧不屈、英勇无畏地向侵略者抗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与自己人格的尊严，都被感动了。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负责人乔治·费奇在1938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未来如何？近期的未来决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它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
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
日本当局企图以血腥的大屠杀使中国人民慑服，从而在南京等广大占领区建立起稳定的殖民统治。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血腥大屠杀虽然暂时表面上压服住南京等沦陷区的民众，但在绝大多数南京市民的内心里却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火种，这火种总有一天要形成漫天的复仇怒火，烧死这些侵略者。一位南京难民说：“日本人这次在中国上了一次唤起民众的课程，实在说非如此中国还不会彻底觉悟！”
在日军屠城后的恐怖日子里，南京市民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的感人事件：
1938年年初，南京刚刚恢复社会秩序。在中山东路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6岁的小学徒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
罗瑾十分激愤，就偷偷多加印了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他精心装订成一个小相片本子，挑选出16张最有典型意义的照片贴上去，并在小相片本的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南京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
罗瑾知道收藏这些日军照片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以这些屠城血证控告日军的罪行，为被日军杀害与侮辱的千千万万同胞讨回公道，报仇雪恨，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小相片本保存了两年。1940年5月，18岁的罗瑾为了谋生，考进了汪伪政府的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学习电讯技术。通讯队设在南京市中心的毗卢寺的大殿内。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小相片本藏在自己宿舍的床下。不料到1941年初的一天，因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检查中发现了一只来历不明的手榴弹，就在全寺进行大清查。罗瑾在紧急中将这小相片本藏到厕所的一个墙洞内。恰巧这个小相片本被罗瑾的同班同学吴连凯无意中发现了。吴连凯不知道这小相片本的来历，但他立即认识到这小相片本的特殊重要意义，就将它转藏到寺内一座佛像的底座下。罗瑾发现小相片本丢失，不知实情，为防不测，就立即在家人的帮助下，逃离南京，流亡他乡。吴连凯则将小相片本密藏到抗战胜利，才将它上交到南京军事法庭，作为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罪证。吴连凯为纪念抗战胜利，改名吴旋。他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才与罗瑾在南京重会。当年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这时都已是白发苍苍了。这两个普通南京人的壮举，正是在日伪八年统治下南京人心不死、人心不变的典型说明。
日军的武力攻占与残酷烧杀，不能征服南京的人心。南京市民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内心里始终燃烧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之火。
宁可失业不为日伪做事
对日本当局在南京先后扶植起一个个汉奸傀儡政权，对日伪当局在南京实施的各种“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思想奴化的殖民主义政策，对他们抛出的“东亚联盟”运动与“对华新政策”等等，强压着家仇国恨的南京市民则采取“不合作”与“消极抵抗”的态度。
1937年底，当日军当局在南京拼凑扶植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时，曾胁迫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工作的罗逸民、程调元二人，出任伪“自治委员会”的委员，企图利用他们在难民中的影响，给伪政权贴金。但罗、程二人不愿做日本当局的傀儡与帮凶，毅然冒险逃离南京。日军特务机关组织日、伪宪兵警察在南京全城搜查，未能抓获。被日伪当局指定为登记难民第十分区区长的张永生，想出种种理由，向日伪当局坚辞此职。日伪当局还曾胁迫许多原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警察充当伪警察，但这些人一有机会就脱掉警服，化装逃走，有一些人被日军抓回枪杀。
有更多的南京市民宁可失业挨饿，也绝不到伪政权中去工作。1938年8月31日，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不断地有人来找工作，他们说，宁可领取仅可糊口的薪水，也不愿在傀儡政权下工作。”1938年9月2日，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今天下午一个接一个地面试求职者，大多数的人宁愿拿很低的薪水，而不愿在（伪）市政府开办的学校里工作。”
原中央大学教授王瀣，字伯沆，号冬饮，更是一位在日伪统治时期坚持民族气节、不向日伪摧眉折腰的有骨气的文人。他学识渊博，诗文、书画、篆刻皆精。他对《红楼梦》与明末阮大铖诗的研究深得章太炎赞赏。1927年以后他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为人清高自负，每天从城南家中到城中心四牌楼中央大学上课，相距10多华里，无论风雪酷暑，从未迟到过一分钟，深得学生爱戴尊崇，授业弟子桃李满天下。1937年12月日军屠城时，他以衰病之身，未及撤离南京，避居于“安全区”，目睹国破城毁的悲剧与日寇的暴行，激起他的满腔义愤。1938年2月，“安全区”被迫解散，他回到城南破败的家中，闭门度日，写诗纪实：“叩门唯立壁，观化尽浮沤。稳卧藜床听，人嚎杂鬼啾。”由于失去工作，又年老多病，家境日益困难，以至不能举炊。他只得变卖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画典籍。1940年夏汪伪政府筹办伪中央大学，想利用他的名望与影响，派人胁迫与以高薪诱惑他去任教授。贫病交加的王伯沆老人断然拒绝，说：“余以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实不敢见张邦昌、刘豫丧权辱国之举。” 1944年8月5日，王伯沆终于在贫病中去世，终年74岁。临死前他交代家人说：“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不要发丧，棺材不准出门，就地埋在自家后院里。”他的家人遵其遗嘱，将其遗体在后院草草埋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安葬于其故里。
王瀣教授是日伪统治时期的南京城里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抗战胜利后，回南京复校的中央大学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民政府为他发布了褒奖令，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他题写了“爱国者儒”的金字匾额，着名学者柳诒徵为他题写墓碑：“耆儒王冬饮先生之墓”。
在日伪统治时期，一些教师为家庭生活所累，不得不到南京的一些学校中去任教糊口，但他们的心是永远向着祖国的。1939年9月24、25日香港《大公报》第5版刊登报道，题为《南京魔窟实录——小学生对汉奸的打击》，披露南京市一中的一些情况：“一位市一中的地理教师，在初中一年级里讲着江苏省与南京市时，心头酸痛拭泪，当场学生纷扰的痛哭不止，老师严戒噤声，不语携书挥手而去”。
在南京各大学求学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忘记自己国家的命运。如在日伪控制最严密的伪“中央大学”，在1945年初出版的《国立中央大学复校第二届暨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纪念刊》上，刊登了一位政经系学生写的文章，其中竟赫然写道：“中日战火的弥漫，侵及了大半部国土，祖国是受伤了！残留在沦陷区的莘莘学子们，心境是多么地酸楚，是多么地愤慨吧！……现在呢？欧洲的战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太平洋的战局，莅临到结束的前夕。中日战事，也降至最后的关头。所以我们的级史，固然是平凡的，然而已经是异于平常了”。在日伪枪口下的大学里，敢于写出这篇文章与敢于刊出这篇文章的学生与教师，是具有何等的胆识与爱国热情啊！
铁路运输对日军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同时也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南京地区的铁路主要是沪宁铁路、津浦铁路与宁芜铁路。浦镇机厂则是附属于铁路系统的大型工厂。三路一厂的工人是南京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与行业。日军占领期间，日本当局不仅以重兵护路，而且以日本人直接控制的国策公司“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对三路一厂进行严密的管辖，但中国的工人们自发地开展抗日斗争，他们的斗争主要是消极怠工，三条铁路的工人们提出口号：“磨洋工，混饭吃，不给日本人卖命。”浦镇机厂当时有工人1万多人。但他们普遍消极怠工，每月只能修理两台机车和10节货车，而且修理质量差，跑不了多久得重新送回厂修理。该厂的工人编了个顺口溜，在全厂广泛流传：“一个放哨，车底下睡觉；小便半小时，大便半个工，东摸摸，西混混，糊住鬼子磨洋工”。
下关发电所是日军直接进行严格军事管理的要害单位，不仅在厂里驻兵，而且调来日籍管理人员任厂长、工头，对中国员工进行监督。中国员工们牢记着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深仇，在日军的刺刀与皮鞭下，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抗争：一是消极怠工，即在上班时，以一人看管设备，其它人或睡觉，或溜上街打零工，做小生意。他们掌握了日籍人员的管理规律，等到日籍人员来巡视时，就装得一片繁忙；二是不动声色地制造人为事故，如降负荷、锅炉熄火、停机、拉闸等；三是有意多烧煤炭，不等炉膛里的煤炭燃尽，就换加新煤，消耗紧张的战略物资。1943年7月，下关发电所全体中国员工以物价高涨为由，向日籍厂长冈本一诚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并推举章生、曹阿荣等4人为代表与日方谈判。由于工人坚持条件，不肯让步，日方恼羞成怒，调来宪兵逮捕了4名代表，将他们酷刑致死；又以“煽动罢工”罪，拘捕了工程师徐士英与翻译张凤苞，还在徐士英的家里搜出了重庆扬子电气公司发给45位遇难工人抚恤金的汇款收据，就给他们加上“重庆谍报员”的罪名，并继续抓捕了多名员工。但发电所的员工没有停止斗争，而是采取更加隐蔽、更加巧妙的方式，使发电所的各种设备事故不断发生。日方毫无办法，只得在1943年年底又增派200多名日军到发电所，对员工盯梢、监视、迫害。下关发电所中国员工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南京广大民众，包括黄包车夫、劳工甚至还有中国警察，常常对那些在南京凭借特权横行霸道、作威作福的日本人投石袭击与辱骂。1943年7月3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田中彦藏致汪伪政府的一则照会说，自本年3月份至5月15日止，南京市民如人力车夫、苦力及一部分警察“时于马路、公共汽车停留场及空地处向日本居留民有投石、恶骂等侮辱行为，计有408件。”
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各学校中，一些青少年学生激于爱国热情，也自发地开展了一些抗日爱国活动。1940年4月7日，即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约一个星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实验班女子中学有三名女学生，出于对日伪的憎恨，她们毅然决定离开南京，准备徒步走向当时的大后方的地区。她们是三名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身上只带了很少的钱，要经过重重封锁线，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后来，虽因被学校与家长察觉而被劝阻，但却在南京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了1941年7、8月间，在南京市内多处广告栏中张贴或悬挂的汪精卫照片被人涂抹，以至成为南京人民茶余饭后的笑谈资料。日伪当局对此极度恐惧与恼怒，如临大敌，他们除调集警察、特务严密查办之外，还“转饬本市教育局各小学教师规戒小学生注意，以维法纪”。于是各学校当局在9月开学之后，都奉命利用周会和精神讲话的机会，向学生“讲述应尊重主席照相之意义”，“于公民训练时由担课教师分别讲解主席倡导和平，建设新东亚，谋中日永久和平之种种方案计划等，以焕发儿童之崇仰”。可这种作法却更使人看清汪伪政权色厉内荏、遭民众唾弃的虚弱本质。
日伪当局企图在南京等日占区的广大中国民众中，营造起日中亲善的气氛与崇日、亲日的感情，但结果完全失败。中、日两国一切稍有观察能力的人，都看到、都感到、都承认，在南京等日占区的广大中国民众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始终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与殖民者的愤懑与仇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