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郑也夫：评《乡土中国》与费孝通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费孝通-郑也夫：评《乡土中国》与费孝通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郑也夫：评《乡土中国》与费孝通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去世，翌日有记者来电话邀我写篇文章。我说，我不是合适的人选，我不是费先生的学生和崇拜者，且对他晚年的思想观点和道路选择颇有些不同看法，说这些显然不是时候；此刻要么有独家材料，要么说点场面话。你找朱学勤吧，他手上有不少盘与费先生谈话的录音。
以后我一直想找机会谈谈费先生，一晃竟是十年。日前接到陈心想兄的邮件，他刚完成这部与费孝通对话的书稿，要我写篇序。这无异于赐我谈论费孝通的机会。如何破题？好比两位学者切磋学理于斗室，敝人碰巧闯进，若引为同道，何必寒暄，径直加入讨论好了。
一、文字下乡：需求与供应
费孝通在“文字下乡”一节中说：有些人因为乡下人不识字而认为他们愚蠢，而文字下乡难是因为在“面对面的社群”，在其工作生活中，不需要文字。陈心想反驳：
费孝通先生还是外来者对乡村人不够了解。他们不想学习文字？乡村里认字的人首先身份上就不一样，在人眼里那是认字的，有学问的。……其次，从实用的角度说，认识字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了用场，“艺不压身”。……关键在于两个方面，阻碍了文字的下乡：一个是乡村穷，上学认字大概是比较奢侈的东西。……第二个方面是缺乏教育文字的供给，即使有些人家经济上可以支付的起，也找不到老师。经济学里有个供应学派，认为供应创造了需求。
陈说：“费孝通先生还是外来者对乡村人不够了解”，言重了。我一向反对当事者自以为在认识自身事物上比外来的研究者有优势。况且费孝通此说，是有经验根据的。他在以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济》中说：
学校里注册的学生有100多人，但有些学生告诉我，实际上听课的人数很少，除了督学前来视察的时间外，平时上学的人很少超过20人。……如果你在村里走一走，就可以看见到处有三五成群割草的孩子，有些还不到10岁。……文化教育的价值在人们眼里，还不如孩子们割草直接为家庭收入做出的贡献大。（《江村经济》三章五节，十三章）
费的根据出自一个小时空，而《乡土中国》意在概括一个大时空的特征。书名即可证明。乡土当为中国空间之大半；作者未设定时限，就是说他要概括漫长历史中延续、积淀成的乡土社会特征。内容更可证明：差序格局、礼治、无讼、长老、名实分离，均为大时空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之概括。不幸，上世纪三十年代江村的那个小时空中文字与教育的衰微，未必反映大时空的特征。此前不是如此，此后的情况亦不同。
清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私塾遍布城乡。费孝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开弦弓村看到村民生产生活中没有文字的需求，是个事实。而宋元明清中国乡村私塾中分明弦歌不辍，是另一个事实。后一事实说明，那里曾经有教育，它不是帮助生产生活，而是服侍科举功名。1905年废除科举。费孝通1910年出生，1916年入吴江县第一初等小学，1920年举家迁居苏州，入振华女校。1936年他入吴江开弦弓村调查的时候，科举已经废除31年，很可能那是该村落历史上文字最衰微的时刻。26岁的费孝通看到了这一幕，且从自己十岁前乡村生活记忆中，跳不出私塾时代的文字学习。
年长费孝通35岁的齐如山1955年在台湾撰写《中国的科名》时慨叹：当年科场内外无人不知的一些行话，如今连研究者都搞不明白。说明当时中国人对当下的关切压倒了对昨天的记忆，故有了《乡土中国》中“文字下乡难”的原因推断。但另一方面，细节可以不知，历史大线条怎能不晓。吴江属于苏州，苏州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科举重镇。讲吴江乡村的文字遭遇，不该忘记此地当年私塾的繁荣。其实费孝通赴英留学前写的《江村通讯之四：格格不入的学校教育制度》中，简略地说及开弦弓村的私塾时期。但这段简述未进入日后的论文《江村经济》，更不要说将之扩展。其后的《乡土中国》竟然以开弦弓村一个时点上的教育特征，即“文字难下乡”，定格无年代区分的乡土中国。
此颇耐人寻味。笔者的猜想是，费受其门派的影响。二十至四十年代，功能学派如日中天。生物进化论造诣颇深的潘光旦早就看出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与达尔文的“适应”的相近之处。“适应”就是善于在某环境中存活，而马派的观点：一种文化的功能是该文化不被淘汰（即存活）的原因。潘光旦在《派与汇》中说：“至于这学派是不是自觉到这渊源，承认到这渊源，我没有加以深究，不得而知。”笔者以为，这自觉是不存在的。功能学派并未全面领会进化论思想，它只相似于进化论思想的一半。后者认为，基因突变造就了多样的品性，诸品性在环境中经受考验，不适应者被淘汰。而功能论不问一种文化是怎么产生的。一方面它提出无功能的文化不能存活，这是对的。另一方面，它暗示该文化的功能是其存活和产生的原因，这是不对的，是目的论。但一个事物的产生和其功能（也可说是其可以存活的原因）不是一回事。就是说，功能学派只关注文化的功能，漠视其产生的原因。略嫌偏狭恰恰造就了该理论的干净的逻辑性和超强的力度。潘光旦以其睿智窥见费孝通及其学派的隐患，他说：“学派的主张既成为不可动摇的大前提，于是一切探讨的功夫，名为自果推因，实同自因寻果。……则一切自家来的结果或不免把最后通达之门堵上。孝通在本书里有若干处是有些微嫌疑的。”他含蓄批评的是《生育制度》，而《乡土中国》中这缺点暴露最突出的是“文字下乡”一节。就是只从眼下功能之发挥去推断现象之原因，全然不看历史演化。
费孝通的隔代学子陈心想在透视文字下乡时提出了一对概念（当然不是首创）以求深化这一讨论：需求与供应。审视需求，显然费只看到了生产生活的需求，忘记了在乡村中曾与城镇同样旺盛的科举需求。用供应来审视，则一言难尽。
传统的经济学思想强调需求，认为是需求造就了供应乃至全部的生产生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以吉尔德为代表的供应学派提出，商人的天才创造和推销可以造就出需求。自此，需求与供应的互动被广泛接受。他们讨论的对象基本属于经济领域，供应者为商人。其实，供应不囿于市场和商人，在现当代社会中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最大供应者。在“私塾-科举”的教育模式中，应该说，需求在先，而供应迅速反应需求，呈现出市场供求关系中每每呈现出的弹性。而政府作为供应者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需求-供应”的关系。特别是在不受制衡的集权政体下，政府的供应可以无视需求方的愿望和利益。于是，在不同阶段，分别造就了政府供应与乡村需求背离、供应名存实亡、供应过剩、乃至一些专横强迫的供应等四类现象。其一，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教育法，即《壬戌学制》规定：所有儿童接受四年基础教育。但科举的目标没有了，而新式教育的内容与农村的现实严重脱节，乃至出现了费孝通所观察到的：注册的100名学生平时只有20人来上课。笔者不清楚，那时候乡村办学的费用谁出。其二，1949年以后的几乎半个世纪中，城乡教育呈现极大的差距。城市的教育国家出钱，农村则村民集资，即乡村的义务教育名实不符。其三，1990年代政府推行高校扩招政策，在校生数量大大高于社会工作岗位的需求，日后大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其四，2001年教育部在农村推行撤点并校政策，强迫小学生离家到镇和县上读书，增加了家庭负担，破坏了农村文化生态。
陈心想在农村读书期间，正值义务教育名实不符，即政府“不供应”农村教育的阶段。他对此有切身体会，故难以接受费孝通“文字下乡难”的说法。
二、差序格局：费孝通与潘光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高校社会学研究生入门考卷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是“差序格局”。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学教授和学者们认为，《乡土中国》中的这一术语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最大贡献。
笔者认同这一术语的价值，但认为它非一人之功。潘光旦1940年发表《明伦新说》，1947年12月11日发表《说“伦”字》，1948年2月26日发表《“伦”有二义》，1948年4月发表《说“五伦”的由来》。费孝通是在潘光旦研究的基础上，抽绎出“差序格局”的概念。
为说明以上判断，下面笔者排列出二人的大段文字，供读者判断，是否存在这一思想与概念上的承继关系。潘光旦的论述：
其实“伦”字是最有趣的一个字，比“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一类的字要有趣得多。第一，它比这一类的字要具体而不抽象。……第二，“伦”字比所谓“八德”一类的字要来得概括。……“伦”字实在有两种意义。……第一义，也是比较先出的一义，是类别，是条理。……“伦”的第二义，或许也是比较后起的一义，是关系。……后人的注把人伦解释做人事，我们在这里不妨认为所谓人事应该包括人的差别与人的关系。（潘光旦，1940）
在中国讲社会学，最应该联想到的两个字是“群”与“伦”。……社会学也未尝不可以叫做伦学或伦理学。……不过早年从事于这学科的人事实上并没有想到这可能的译名，或虽想到而没有敢采用，可能是因为从事于道德学的研究的人已经捷足先登地把西文ethics译成了“伦理学”。……伦字从人从仑。《说文》说：仑，思也，从亼从册。……则我们可以的进一步解释是：思想需要条理，册指条理之分，亼指条理之合。……凡属从仑的字都有条理与秩序的意义。……伦，从人从仑。《说文》说：“伦，辈也。”辈字也有类别和序次的意思。……《尔雅》、《释名》说：“论，伦也；有伦理也。”《释名》于沦字下，也说：“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1947年12月11日）
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之所以为我，与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彼此格局的互异，而尤其要紧的，是此种互异的鉴别与体会。（潘光旦，1948年2月26日）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关于“差序格局”的论述：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先生（在《说伦字》，《社会研究》第19期）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
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们现在读来，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怎能和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子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差序格局思想的生发的脉络。我们再细看时间关系。费孝通1949年1月版的《乡土中国》的版权页上写着：三十七年四月初版，0-3000；三十七年六月再版，3000-5000；三十七年七月三版，5000-7000；三十七年八月四版，7000-9000；三十七年十一月五版，9000-11000；三十八年一月六版，11000-13000。十个月内印了6次，说明《乡土中国》显然是当时的畅销书。至于畅销到什么程度，要图书史专家来说话了。印数显然包含一些有趣的信息，故顺便写上。以上引述主要是想坐实这本书初版于1947年4月，因为费孝通1984年在这本书的重刊序言中说：“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这说法拐带着出版社在书上印着“据上海观察社1947年版排印”。而潘光旦上述四篇文章中的三篇，发表于《乡土中国》之前，其中第二篇费孝通在该书中还引用过。“类别”“秩序”“人的差别与人的关系”“格局”这些字眼，潘的文章中都有。他甚至将“伦”提到sociology当初应翻译为“伦学”的高度。费孝通的贡献在于道出了一层潘未明确表达的意思：“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并提出了一个精当的术语“差序格局。”
国学是费孝通的短板。一位研究费孝通的学人告诉笔者：他从英国留学归来谋职，曾被一所机构拒绝，认为他国学太薄。我很震惊。一方面费有国学之外的学术强项；另一方面他对当下的社会有超强的敏感，几年后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公知。我一直以为，社会学系不是数学系、物理系，若该系中一位公知都没有，将是一大缺憾。笔者尚未证实此说，但其他资料似可说明：费不喜欢也不擅长训诂和国史。王铭铭曾问费在民国时代与“中研院”的关系。费说：“当时我们燕京社会学家对自己的理论水平非常自豪，看不起中研院的专家，他们只会摆弄一下档案，研究一下古史。在我们看来这是很笨的。他们也不喜欢我们，认为我们是一群时髦的年轻人，根本不懂历史。……哦，那个人（凌纯声），典型的中研院派。”费对凌纯声的评价不客观，凌纯声文献和田野都在行，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着作。纵观费孝通一生的着作，笔者仅见他在1934年发表的《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中做过文字训诂，而在该文后记中他还说：“作者以为，今后社会史之研究，宜由有现实物可据之民族学及考古学入手，似不应再沿用旧有之考据方法，在旧书堆中讨出路。故此文久久未敢发表。”由此更可判断，他只是“伦”的思想展开的二级火箭，原创不是他。“差序格局”后面的主要思想是潘光旦率先提出的。
笔者一向以为，中国社会学前辈中，非一花独秀，有双峰并峙，即潘光旦和费孝通。学术研究非常重视独创。一项独创即可提升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若“伦与差序格局”的思想是费孝通独创，则可以奠定其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首席地位。但若撇开这一贡献比较二人，笔者认为，潘第一，费第二。
语言能力是学术的基础。潘的古汉语和英文都好于费，前者古汉语几乎无需多说，而关于英语，费盛赞过潘。在美国读书任教大半生的何炳棣在晚年的自传中举出潘光旦谈外文好的三项标准，可见潘英语能力之一斑。语言能力当然包括表达。而在语言表达能力上二人几乎不分轩轾，但风格有异。费雅俗通吃，潘可能打高不打低。读读《冯小青考·余论》便知23岁时潘光旦的文字已好到什么程度。费的文字的特长是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真佛只说家常话。我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的《江村经济》，觉得语言亲切分明是费的手笔，那封面和版权页上均只有作者，而无译者。但深究一番，知道译者是戴可景。不知改版怎可删掉译者。但这译文，令我想到另一层，就是费孝通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后面是其异常清晰的思维。
潘之博学，社会学界的死人活人均无出其右。文史就不要说了。便是社会科学的理论，读读《派与汇》当知费孝通难望其项背。费的优势不在学问大，甚至可以说，费的学问不够大。
从学术成果看，二人均有兴趣致力于绅士研究，且开始了一项大的合作，惜因政治气候所迫，《科举与社会流动》（1947）问世后便告中辍。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此珠联璧合我们休想目睹二次。霭理士《性心理学》中有七万字是潘从中国资料中得出的注释和论述。笔者以为，其贡献可与费的《生育制度》持平。费有深入的农村乡土研究。潘有广博的人文思想研讨。潘的教育学思想独到、深刻、博大。潘还有家族谱系的研究。两相比较，潘占上风。
两人都写作了大量的有学术根底的杂文。费孝通接受朱学勤等人采访时，两次说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专栏作家，一次是自称，一次说：“Time和纽约时报说我是中国最厉害的专栏作家。”费专栏文章的高峰期是《观察》时期。《观察》杂志是个周刊，1946年9月创刊，1948年12月被政府查封，共出版128期。费是该杂志中撰文最多的作者。同时他还伺候《大公报》和《中国建设》。1946年到1948年，费作为专栏作家一时无两。而潘的杂文自1935年至1948年，长流不息。可能1946-1948年数量和影响低于费，但若比较二人全部文章的质量和数量，潘绝不输于费。
三、人治礼治，无为有为
我以为学术生活就是争论。如果学术圈子中见到了对某人的群体性赞颂，那一定是伪学者成灾了。陈心想极其钦佩《乡土中国》，同时也在多处持有不同意见。最不能接受的好像是“礼治秩序”一章中费孝通否定“人治”的观点：
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们，相互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没有一定规范可守，依着统治者好恶来决定。而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社会必然会混乱，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说不上“治”了。（《乡土中国》）
我觉得二人的阐述都有道理，也都有矛盾或纰漏。
我应该是1982年读到《乡土中国》，还是民国的版本。最令我震惊的观点之一就是“礼治”，陈心想说：
我们普通认为，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
读《乡土中国》之前我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认识。那应该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解放的、进步的认识。即认为文革及其之前，贯穿整个传统社会的都是人治。而费孝通告诉我们：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仅靠人治，不能治理，必然混乱无序。我读后觉醍醐灌顶。但是陈心想切身感受到了“人治”，他的体验不会欺骗他。他说：
对某官员有利的法律条文，该官员就可以让其发挥作用，若对之无利或有害，则视若无物，或恶意篡改。当然，他的上司也会这么做，都是选择性的，这样就是一个有规则（潜规则）和无规则（无视规则）之间的博弈。这就是所谓的“人治”社会秩序。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概括之前的社会是人治社会没错，错的是扩大到了全部传统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了礼治（所谓礼崩乐坏，此非不可想象），也没了法治（同样不是不可想象），我们将遭遇到什么样的社会，不是人治社会是什么？有无“党治”社会，即党不靠礼和法，便造就一种秩序，而非无序。
费孝通说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靠谱。陈心想说当下是人治社会，没错。那难道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不成？这不太可能。就是说，传统社会靠礼治为其带来秩序，在礼崩乐坏的时期就是人治。人类历史中有序与无序间隔发生，但无序绝非主流。因为传统社会中秩序在更大程度上不是皇权而是礼治带来的，而皇权通常不破坏礼治；皇权瓦解的时刻，巨大的破坏力量可能在某一时期、某些地域，殃及礼治。就是说，从古到今，存在着礼治、法治、人治三种社会状态。前两种意味着秩序。第三种在措辞上较为勉强，因为“治”有秩序的含义。法治社会中不可能没有“礼”在发挥作用，但其秩序的主导是法律，故称法治社会。清代社会是礼治社会，其虽有大清律，却不是法治社会，因为其法律不是至高的，皇权在其之上，地方官也常常一手遮天。人治社会中“法和礼”也并非没有丝毫的作用，只是“礼”衰微，而法律遭到强人频繁地干扰和破坏，它们已不能为社会奠定基本的秩序。
与“有无人治”上的分歧异曲同工的是，陈心想不赞同费孝通“无为政治”的观点。他说：
但是，实际上乡土社会并不真的那么政治“无为”，费孝通所说的更像一种理想的无为状态，正如诗人笔下美丽的田园生活，只在艺术家的想象里和作品里吧。
我的理解，费说的不是自己的理想和艺术家的想象，而是他认定的周而复始的历史事实和皇权维护自身的明智选择。他认为，“乱”的部分原因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开辟疆土、筑城修河”导致百姓不堪重负，“乱久必合”后的休养生息带来了“治”：
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乡土中国》）
陈心想的反驳是：
绅士本身的权力也可以看作是皇权的一部分，至少在基层治理上是代理皇权的角色。这个观点也是费孝通认可的。……不需要皇帝雄才大略，那些搜刮和掠夺贪得无厌的大臣、皇室或者任何一个皇权构成群体，都不会让皇权“无为”，因为“无为”状态下，他们得不到利益。
退一步说，即使如费孝通所说的，皇权在雄才大略皇帝那里，一“有为”就遭到百姓造反而回归于“无为”，这样循环往复，也意味着乡土社会不全是“无为”政治，至少也是部分“有为”的。
费说“无为”当然不会是指皇帝一人，必是指包括其代理人的统治集团所为。但既然是“循环往复”就不是完全“无为”。但其敢说“无为”，意味着费以为历史上“无为期”长过“有为期”。
我猜想，二人的认识都是自身经验与阅读历史之融合。费提出“无为”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他幼年的记忆、听到的长辈的议论和自己日后的调查。而陈心想反驳的冲动源于自己出生和成长在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政府统治下。历史上皇权的“有为”对村民而言限于兵役、劳役和税收，而当代中国的“有为”，除了这些，还要干预村民的劳作方式，将劳动单位从一家一户变为合作社、人民公社。对远去的古代历史可以有无穷的争论，但二人成长环境的不同，是一个坚硬的事实。
四、避谈阶级，心曲莫测
陈心想说：这本书“奇”，还在于在农村土地革命闹了数年，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的时代，这部书却绝口不谈阶级。但陈心想只谈到了奇之为奇的一个方面，即当时阶级斗争理论之盛行。中国思想界当时的情形是，不赞同阶级观点，坚持中国无阶级的学者亦不乏其人。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梁漱溟，当然其非孤家寡人。摘录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的观点：
在农业社会如中国者，要讨论其有没有阶级，则土地分配问题自应为主要关键所在。此据我们所知，先说两点：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着；一般估计，有土地的人颇占多数。（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可得结论如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二，无地者（包括不以耕种为业者）占百分之十以内。三，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四，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二。……而准此情况以言，对于那一部分人有地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有土地的阶级社会，相离是太远了。……在当时定县中等土地每亩值钱普通不过四十元，而一个长工（雇农）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给外，每年工资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节储几年，他自己买一亩地，有何不可能？……河北省言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间的变化，可能富者不富，贫者不贫）。……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于土地分配。
判断梁氏观点之正误，乃至中国古代有无阶级，非本文主旨。引证上述，仅在说明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有无阶级的讨论是颇有百家争鸣之气象的。而在费孝通的着作中岂独《乡土中国》不谈阶级，《江村经济》亦是如此。请看《江村经济》中与“阶级”关联的段落：
（开弦弓村）当领导人并不与享有特权的“阶级”有关。（第六章第四节）
村里财产分布的不均匀，并没有在日常生活水平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少数人有特殊的值钱的衣服，但住房和食物上并无根本的差别。（第七章第一节）
长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拥有生产工具，偶有锄头。长工来自那些土地太少，以致劳力有余的家庭。尤其是那些需要钱娶妻的人，他们愿意为别人做几年长工。我没有遇到过一辈子都没有土地的人。这个村庄中的雇工总共只有17人。这说明，在这个村子的经济生活中，雇工制度不起主要作用。（第十一章第三节）
以上引文第一段中“阶级”两字打上了引号，说明费使用该词之特殊意趣，而上下文的意思并未显示他对“阶级”概念的积极态度，即使不是消极的态度。后两段引文出自“第七章生活”、“第十一章土地的占有”，并非放在“阶级”的专题讨论中；只是笔者觉得涉及阶级论者关注的东西。如果存在着阶级阶层的话，生活品质的差异毫无疑问与各阶级阶层关联。而开弦弓村的土地情况符合梁漱溟的观点。但这只是笔者的分析。我们从费孝通着作中看到的是不谈“阶级”。且慢，费孝通的着作中还有一处谈到了阶级。《皇权与绅权》中的第二篇《论“知识阶级”》。在该文中，他将知识分为用于生产的自然知识和关于社会规范的知识，后者与文字关联。知识阶级靠着垄断文字和规范知识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里阶级与某种垄断相关联。如果垄断是阶级的属性，农村中的土地可以买卖，且多数人有地，则可质疑中国农村存在阶级。当然，这是笔者的推断。准确地说，费孝通在讨论中国农村的两部专着中避谈阶级。
费孝通是一个时尚的人，一个跟着时代走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接触到阶级的理论及关于中国社会有无阶级的争论。对于一个在当时备受关注、影响巨大、争论纷纭的概念，费孝通不置一词，既不接受也不反对阶级分析的范畴，绝对是令后人好奇的话题。
笔者做如下猜想。第一，功能学派的家法中不含阶级。第二，在其农村生活记忆，及日后的农村调查中，他看不到阶级理论所述的那个群体的存在。第三，从社会历史理论的层面讨论阶级，水太深了：牵涉到封建社会与皇权社会的差异（其《论绅士》的第一句话就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较大流动性，等等。以费孝通之聪明，很可能是只讲说得清楚的事，不肯人云亦云，不愿趟这既深且混的水。
遗憾的是，在其晚年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农村研究中回避阶级分析的范式。开放年代后有些思想意识反反复复，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再未回潮。因此这不是一个令他为难的问题。可以预料，其昔日心曲之披露一定妙语连珠，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费孝通，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民国时代的中国思想界。
五、《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
少年时代身处文化沙漠的学子，初读费孝通民国时代的作品，每每震惊和钦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读过了民国版的《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以后随着读书、阅世，费头上的光环在我心中渐渐陨落。因为读费的热情早已消退，1986年《江村经济》中译本的出版，我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以后发现了，竟然没有挤出时间阅读。直到陈心想来电，要我为其着作写序，我觉得写序前不仅要阅读心想大作，温习《乡土中国》，还应该补读《江村经济》。前两书读读放放，交叉进行，唯《江村经济》一气呵成。
我觉得《江村经济》绝不下于《乡土中国》。完成前书时费28岁，后书时38岁。跨越十年的这两书实为姊妹篇。一个微观，一个宏观；一个是对某一村庄生活的面面俱到的事实勾画，一个是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融会贯通的理论思考。
两相对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定位《乡土中国》。笔者以为，《乡土中国》是一本理论着作。我相信同行的师生中会有不赞同者。不得学问真谛者常陷入两个误区，须棒喝纠正。其一，哲学史不是哲学，理论史不是理论。其二，理论未必是高度抽象和艰深的。什么是理论？从现象的层面提升到概念和道理，就是理论的形成。不论水准高下，中国哲学史家、理论史家多得是，哲学家、理论家少得很。准确地说，《乡土中国》是一本通俗的理论着作，它形成了概念，讲出了自家的道理。通俗的理论也是理论，艰深的理论史也不是理论。而《乡土中国》是通俗理论着作中的精品。
我定义《江村经济》是经验研究、田野研究。我一向不接受“实证”的说法，尽管费孝通也说“实证研究”。我以为“实证研究”属于自然科学，一方面社会学高攀不上，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现象也不是可以实证研究的东西。经验和理论是对应的。汉语“田野”的概念精妙。“野”对峙于“文”“文献”；“田”以其象形，道出边界性、局限性，拒绝泛滥无边、大而无当。费曾说：他做学生时就不喜欢《定县调查》式研究的肤浅。他日后的研究在两端上反其道行之，《江村经济》在深入调查一端，《乡土中国》在理论思辨一端。而二者在他那里发生了关联，没有《江村经济》和魁阁的六年（1939-1945）的乡村研究，就不会有《乡土中国》的宏观思考。
费孝通在开弦弓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离开村庄整理调查20天后，返回村庄补充调查10天。就是如此短时间的调查托举起这个“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语）的研究。第一，当然在于他天分高。第二，他是本土人，他在该县的另一村庄生活到十岁，离乡后少不了听说乡间的事情。因此调查的效率一定高于地道的外乡人。第三，他对这项调查的巨大热忱。他在调查刚刚结束后撰写的《江村通讯》中说：“虽说我是个本乡本地的人，而回去一看，哪一样不是新奇巧妙得令人要狂叫三声。这一个月紧张工作，只令人愈来愈紧张。”如此状态，不出成果都难。有人类学家反对回本乡做人类学研究，说视野早被成见扭曲。有一部分道理，未离开本乡的人调查本乡确实有这个问题。但笔者觉得，离开本乡若干年，见识过另一天地，学习过理论反思，回过头来研究本乡，非但可以，且有其优势。费的成功即其证明。
《江村经济》当初的副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这副标题起得“好”。好在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作者的雄心，另一方面，因标题与论文内容的反差所势必引发的批评——一个村庄可以概括中国社会吗，我们有缘听到费孝通在方法论上的辩解。他说：
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它果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而成的“总数”。同一整体中的个体有点像从一个模式里刻出来的一个个糕饼，就是这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他引用当年他的一位老师、最早赏识《江村经济》的弗思（Firth）教授的话说：
我想社会人类学者可以作出最有价值的贡献或许依然就是这种微型社会学。
我很同意费的辩护。其一，社会的某个局部，与大象的某个局部，迥然异趣。单纯从象牙、象尾，不可能认识大象。而文化在时间上先于每个在世的个体，从空间上传播到广阔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导致一个局部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总体，虽然子文化和小传统也决定了局部不可能完全反映总体。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共性与个性。其二，因为巨大体量的事物难以把握，深入的理解，几乎必然来自可以把握的局部，特别是在迄今为止“大数据”的伟力还未全面释放的社会历史中。
其实，费孝通的姊妹篇的成功就是以上辩护的证据。《乡土中国》论述的不是社会的局部，而是整体。而他此前的主要力量是花费在一个个乡村，即社会局部上面的。在概括中，他扔掉了他判断为局部的个性，整合出各局部的共性。从局部推断整体，当然不能说不会失误，但是舍此该如何认识整体呢？不是每个研究者，甚至不是多数研究者，可以完成从局部推断整体。但是能完成“微型社会学”研究的人较多。他们的成果，为理解中国社会之整体准备了基础。况且，为理解整体做准备，只是“微型社会学”的功能之一。如果认为微观研究的功能仅限于帮助理解庞大的中国，便是头脑僵化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中。一个村庄的研究，可以直接服务于该村庄，以及同类型的村庄的改善。还可以服务于若干小专题。其功能不一而足。
阅读《江村经济》的一个喜出望外的发现是，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暗合我指导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路数。十余年来，我指导的16篇硕士论文中，有11篇写的是同学自己家乡的事情，包括陈心想的硕士论文。我没有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学术上的高瞻远瞩：要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从原始部落转移到现代社区；社会人类学者可以作出最有价值的贡献或许依然就是这种微型社会学。我要学生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我认为这对他们写作社会学毕业论文来说是最可行的。我的考虑如下。其一，不可以写从文献到文献的论文，不可以写社会学理论史的论文，这些不是社会学主流研究者们的方向。其二，不可以写纯理论的论文，因为写不好。以费孝通之天分，《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这两部理论着作尚且是在他37岁和38岁时完成。其三，论文的贡献在于它有所发现，发现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道理；学生的毕业论文最好立在这两个支点上，不然风险太大；发现事实毕竟比发现道理容易一些；而道理一定要从你发现的事实中产生，不许空说。其四，到家乡搞调查门槛低，乡亲们乐意接受，且调查之前该地的情况你已经了解了一部分。其五，他们必须选择对初学者可行的方法，只可成功，不可失败。既是因为这是不可冒险的毕业论文，又是因为我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只相信从小的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从一个学生能够驾驭的经验调查，慢慢过渡到更抽象的理论思考。《江村经济》将我摸索出的路数，提升到一个高度，给我格外的欣喜和信心。
六、长寿的一生，短暂之灿烂
费孝通作为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20岁（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39岁（1949年）迎来新政权，39岁-56岁（1966年），56岁-69岁，费69岁（1979年）中国恢复社会学-其95岁时去世（2005年）。如果更简单的划分，就是两段：20岁至39岁的20年；39岁至95岁的56年。可以简化为两段的道理下文分解。
第一段共19年，几乎他的全部闪光的思想、作品都完成于这期间。西蒙及其他几位学者共认，一个复杂学问或技艺，从入门到达到一流，需要十年时间。以费1938年完成的《江村经济》为坐标，他仅用了八年时间。以后，他在教学、着书、时评三个领域耕耘，名声卓着。是学者兼公知。江山易手之际，已下决心不去海外和港台之时，他对一个美国学者说：“将作新政权的忠实的反对派”。
1949年后，判若两人。他不再是学者和公知。前一判断是从严格意义上，从生产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标准做出的。笔者以为，从1949至2005年费孝通的作品乏善可陈，无一部可以称作有价值的学术着作。其转变轨迹如下。作为公知，他批评政府的主要言论是“停止内战，推行民主，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以后，两重因素剥落了其公知角色。思想改造运动导致他晚年自白的“文化投降，我的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他甚至成了思想改造的样板。另一方面，取代公知角色的是，他欣然接受了政府给予的职务。他做过民族访问团副团长，专家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等等。
费的转变，原因不一而足。朱学勤曾问他：“抗议国民党，跟抗战以后教授们生活状况恶化有没有关系？”费明确回答：“有关系，我们穷得要命。我为什么写文章，家里面米不够了。”我愿意认为，经济状况既是写文章的直接动因，也是成为公知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收入与生活而言，1937年以前在中国当一个教授，要比1949年以后优越。但是费孝通没有享受过昔日教授的优厚待遇。他1938年归国，12月任云南大学副教授。从上任起过的就是清苦的生活。艰难困苦的十二年竟然孕育了《江村经济》后几乎他的全部学术成果。1949年以后，他是二级教授（根据上方的意思，社会学不设一级教授），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住房在打成右派后也没有变动。他的收入和生活，肯定是1949年以后要好得多。经济待遇是“礼待”的组成部分，当然不是全部。
“礼待”影响到费对待新政权的态度。1945年昆明“一二·一”事件后他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一同演讲批评政府的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费家的房屋被特务打了一个可以钻进来的洞。朱学勤问其对蒋介石的个人印象，费脱口而出：“他就是个流氓。”可见当年的记忆与认识刻骨铭心，令他无视对面坐的是他器重的中年历史学家。费亲身领教过两位领袖，费也说到“我想（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是底下人做的，没必要嘛”。当牵涉到个人惊心动魄的遭遇时，我们就看不到智者的公允的历史观了。回到非物质的待遇上。新政权绝对礼待费。蒋接见费一次。毛接见过他无数次。究竟多少次，我以为应该是费孝通的研究者们应该搞清楚的一件大事。费对朱学勤说：“这是57年之前的事，我和冯友兰在一起到他家去吃湖南饭。吃过两次饭，无话不谈。”有张照片，是毛接见童第周、胡愈之、华罗庚和费孝通。多人一同接见应该不在以上所说之列，且应次数更多。朱学勤与费孝通对话时费的女儿费宗恵插话：“我听妈妈说，是毛泽东请你去吃饭，他跟你说完以后，你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你忘掉了，你好好想想。”而这话之前费说那篇文章是李维汉打招呼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里一丁点不同政见者的味道也没有，只是恳请政府给知识分子宽松一点的环境。难怪周恩来在读后第一时间称赞此文。费回忆打成右派后毛在游泳池和他谈话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费还说：“我成右派后，李维汉请我吃西餐，在欧美同学会。”打成右派还能说是礼待吗？我以为是，是特异的礼待。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绝无这份待遇，费可以体会到。
背离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身份的一个原因，是1952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缔。他只能当一名失去了自己专业的教授。还有就是做学术行政工作。笔者一直惊异和不解民族学院当年何以拥有那批资历和水准极高的教授，原来是费请来的，他当然懂得各色教授的斤两。这样，社会学家的费孝通因社会学被取缔等原因，不存在了。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也要靠费的内因去配合，即他接受现状，没了专业设置他就不做了。不错，费在反右运动前曾与多位社会学家一同为恢复社会学呼吁，且他们被打成右派与此不无关联。但笔者要说的是，如果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为研究而研究的人，国家取缔了这个学科，他会凭自己的志趣，私下里，业余时，遵循自己半生习得的方法，继续思考和钻研。顾准是那个时候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张广达是那个时候学习了中亚的若干死语言。潘光旦1953年写作了影响深远的《开封的中国犹太人》，1959-1964年从二十五史中整理出有关少数民族的史料100万字（2005、2007年出版），1965年至文革前完成了达尔文巨着77万字的《人类的由来》的翻译（与其长婿胡寿文合作）。笔者怀疑费1949年以后有无一件这种分量的着作或译作。原因在于，在其经世济民的学术目标中，几乎容不下一丝别的趣味与动机。他早年批评林耀华的为研究而研究和毓苏的趣味论，耄耋之年还要和他的老同学利奇争论说：他的旨趣不在于认识文化的普遍规律，只在于寻找中国的富裕之路。在领袖打压学术，令其难酬经世济民之志时，他就真的不做学术了。与吴文藻、谢冰心合译海斯等的《世界史》这样小儿科的东西，或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这样的大众读物，与其说是做学术，毋宁说是高雅地打发时光。所以他晚年曾说：哀莫大于心死，他早就放弃社会学了。
费对朱学勤说：“我没有想到（会成右派），我那时红得发紫。”改革开放后，费的境遇可谓“今年花胜去年红”。1983-1988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1998先后两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作为七十年代末叶费孝通着作的虔诚读者，笔者很长时期持有一种看法：他被金丝玉带捆绑了。改革开放初，他67岁。重启荒废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固然很难，但如果保持一个布衣儒人的身份，重操专栏作家的旧业，以其智慧、学识和国际声望，将成为无出其右的费边社类型的温和批评者。
直到我深入阅读他的轨迹，才明白，改革开放后他的选择顺理成章。他不可能再作四十年代的那个学者和公知了。如果自1949-1976年一直冬眠、蛰伏，早春来临，可以重温昔日的春夏之梦。中国很多作家都是如此“归隐——复出”类型的人。学者张中行大约也是如此。“礼待——合作”是共和国政府与费孝通自1949至2005历时56年的基本关系。文革只是一个偶然的插曲。因此十年前的关系，可以穿越文革，在十年后迅速对接。
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满打满算20年的学术生涯，去掉拿到博士学位前的8年就只有12年，其中产生的思想、文字，50多年后还被阅读和称道。
他是个悲剧人物。享九五之寿，文曲星之命自戊寅（1938）到己丑（1949）仅一个地支数。潘光旦长费孝通十一年，多出十一年的学术生命，故学术生涯较长的那个天才注定高于学术生涯较短的那个天才。学生时代就折服了梁启超的潘光旦，如其生命的最后18年能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则中国社会学可望有自己的世界级大师。如果费孝通的学术生命不中辍，追赶潘光旦是可以期待的。当然以其性格，胜出的不太可能是学问，而思想其实尤为宝贵。因主客观的原因，1977年以后留给费孝通的不是学者与公知的生涯。
他晚年对中国社会学是悲观的。我在《读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1994）一文中说：
我的好友薛涌一次与我夜宿外地旅馆，晚间长谈，说及他在八十年代中叶对费孝通的采访。他对我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他说：“费孝通思考了一会儿，给了我答复，你能猜出来吗？”我真的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费孝通说出来的是“50年”！……我以为他知人且自知，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他有过吴文藻、潘光旦这样的师友，他平和不偏激。因而我以为“50年”绝非他个人的自负，而是透露出他对时下的教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深彻的悲哀。一座楼房可以在一年间盖成，一棵树木可以在十年中长成。而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崇尚学术与真理的风气的消散，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来挽回呢？我想，不会有人能确定地回答出来的。
笔者经阅读费孝通步入社会学，观其一生轨迹以借鉴，念其“五十年内无大学者兴”而自省。以世俗眼光看，本文或有大不敬处。但我们是学人，这里是学界。研讨一个学者的着作是学人间的最高礼节，而批评是研讨的当然的组成部分。是先生的十年忌日，令后生拿出毕生所学，慷慨论辩，坦诚评说。谀辞和虚饰才是大不敬。
（此文是作者为陈心想《走出乡土》一书所做序言，本报有删节。《走出乡土》即将由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