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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拉纳·米特：在全球反法西斯格局中重新评价中国抗战

中国抗战最重要贡献在于坚持不懈独立抵抗日本侵略者
文汇报：您把二战中的中国称为“被遗忘的盟友”，可见在西方的二战研究中，中国战场的作用是被低估的。请您谈谈西方学界目前如何看待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中国为何长期以来是“被遗忘的盟友”？西方过去的二战历史研究何以会忽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米特：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在西方的二战语境中，中国抗日战场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是被忽视的。这种湮没不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拜冷战所赐。中国与苏联曾经同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1949年以后，英国和西方的研究对于回顾二战期间的中国历史并未表现出多大的热忱。此外，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学者往来中国学习研究和搜集中国抗战史料的困难比较大，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当然，近几年来，学术研究的环境和便利程度都有所改善，但客观认识中国抗战的作用毕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就目前情况而言，至少在西方，对于二战中的中国战场的研究和认识是比较局限的。
文汇报：您本人如何评价中国战场在二战中的地位？
米特：中国在二战期间的亚洲战场所起到的作用尤其重要。回到70多年前，如果中国在1938年被全面侵占，那么整个亚洲可能就不得不屈服于日本的铁蹄了。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大量日本军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日本占领整个亚洲的企图因此无法实现。当然，中国的抗战也是整个二战的一部分，所以美国的协助对中国最终获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否则中国也不可能在1945年获得最后的胜利。
文汇报：把中国的抗战历史放到整个二战的背景中来审视，中国抗战如何影响了整个二战的战局？
米特：我认为中国战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没有任何外界援助，也没有任何战争同盟可供借力的情况下，中国军民能在漫长艰苦的岁月中坚持不懈地独立抵抗日本侵略者。
文汇报：根据您掌握的档案，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牺牲有多大？
米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伤亡的精确数据现在不得而知，因为可见史料并不完整，而且具体的统计也存在困难。但是，从以往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可知，负责任地估计，至少140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丧生、8000万中国人流离失所，这些大致数据应当是所言非虚。
文汇报：您为何认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二战起点，而不是普遍认为的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这一论断的依据何在？
米特：由于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尚未被西方充分认识，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将二战起始点标识为1939年。但是，如果我们充分将中国的抗战纳入整个二战的视野中来考虑，我想，随着中国抗战历史逐渐走出被遮蔽的研究现状，越来越多的人应该会认同我的看法，以“卢沟桥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
文汇报：您认为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虽然不为西方熟知，却应当成为二战的核心叙事。这些战役的重要性是什么？
米特：台儿庄之所以重要，在于这场战役极大鼓舞了中国的士气，让中国军民充分意识到，在战略战术正确的前提下，中国军队是可以与日本军队抗衡并击败对方的。此外，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当时也为中国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长沙会战的作用类似。
武汉在抗战前期虽然被侵占，但当时国民政府保卫武汉的决定和投入大量兵力的保卫战斗也为中国引得了国际名声和支援，也促进国际社会开始考虑对中国加以援助。
抗日战争重构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状况
文汇报：我们查阅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成果，您多次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对中国历史而言是个重要起点。请问这个“起点”开启了什么？
米特：中国对日抗战所取得的胜利，极大改变了中国：中国的社会问题开始得到关注；在这段同仇敌忾的经历中，中国人（尽管不是每个中国人）的“国家统一”意识极大增强；抗战经历奠定了日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总之，抗日战争重构了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状况。
文汇报：您还有一个观点是：“1840年并不是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起点”。您认为现代中国的起点是什么时候？如何理解八年抗战锤炼出了一个现代中国？
米特：所谓的现代中国的起点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年份，鸦片战争对中国而言的确有标志意义，但是中国的现代性其实并不仅仅由鸦片战争来指示，而是有不少其他标志，包括鸦片战争之前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府行为合理化的努力等。
而抗日战争确实刺激了中国在更多领域的现代化，包括科技的发展，也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文汇报：您认为尽管中国是“被遗忘的盟国”，但是二战对中国后来历史的持续改变非常深刻，比对其他国家都深刻。这点如何理解？
米特：我认为，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在政治方面的急遽变化是反抗外侮和抗战期间社会变革的迫切要求的产物。
文汇报：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二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中日之间战争的结果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谈谈中国抗战的结果所带来的的影响，以及对今天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影响。
米特：1945年对于亚洲而言其实留下了尾巴——由于各方达成的协议，战争其实从未真正结束。而且，1949年以后中美之间外交关系的破裂也使中日之间的某些问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在战争结束70年后，我认为，现在是时候重建一个创造性的、多元的亚洲新秩序，以最终处理好战争的遗产。
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促使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
文汇报：您认为，对普通中国人而言，经过二战的洗礼，“国家”的概念比之前有了很大的加强。这是为什么？有哪些具体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
米特：抗日战争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战争期间，民族感情并非无时不刻、无论何地都能被激发。但是，在很多领域，比如教育界，由于对日作战的氛围，由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民族主义尤为激荡。此外，中国在医疗健康、难民救济和政府机构等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促使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
文汇报：您的研究十分重视中国档案，您利用过哪些机构的有关抗战的档案？在中国近现代研究方面，哪些档案十分重要但是并未被重视？
米特：中国的很多档案收藏机构，包括重庆、上海和南京的一些档案收藏机构，各自收藏了丰富的二战历史档案。重庆档案馆的史料很有趣，因为重庆曾经是战时首都，所以有很多详细的史料可供不断研究。
除了中国保存的抗战史料外，国外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史料，比如：位于美国纽约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都保存着大量有价值的中国抗战史料。
文汇报：您还对哪些有关现代中国的话题感兴趣？是否有新的研究计划？
米特：我的研究兴趣一直围绕着探索“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中国”这个大方向，从我个人迄今为止的研究收获而言，我认为还是任重道远，寻找答案的道路似乎还很长。
接下去我也会继续关于二战中的中国的研究。另外，我现在比较着力于研究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如何一步一步适应国际秩序并参与国际秩序重整。这个问题和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密切相关，我试图从我的专业出发，在这一问题上展开历史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