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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心态史：探索心态观念的历史变迁

20世纪以来，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心态史学将人的精神活动纳入研究范畴，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角。但在受访学者看来，不可忽视的是，在肯定心态史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心态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误区。
拓展历史研究视野
心态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局限，从对经济、政治等的研究扩展到历史上人的精神生活，拓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毫无疑问，心态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彭卫告诉记者，心态史研究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融合的产物，心态史聚焦历史上各类人物、群体的欲望、价值观念、精神活动，关注这些因素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增强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
“到20世纪60年代末，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把心态史研究带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立红告诉记者，一些新材料被纳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一批专门论述心态变迁的着作应运而生。由于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较长时段内心态观念的变迁，而计量史学因善于描述变化，并能相对精准地制作出时间变化的序列，从而成为心态史学家手中的“利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邹兆辰认为，从中国史学来说，心态史进入史学领域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心态史研究把影响历史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结合起来，使当代人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的脉络，获得一种鲜活的历史感。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苏全有表示，经济史也可涉及经济心态，政治史亦可研究政治心态等，不一而足。过去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史料，从心态史视角出发则会将之纳入研究视野，心态史研究增加了史学研究的张力、丰富了内容、延展了范围，这也是心态史研究最主要的价值所在。
不能割裂心态与社会
在受访学者看来，在肯定心态史学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心态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误区。
“我们今天做心理分析，是通过问卷等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研究手段来了解人们的心理，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很大的变数，更何况是研究古人的心态。”在彭卫看来，心态史学研究存在先天性困难，心态史研究中对古人的心理分析实际上是回溯法，即以果寻因法。在历史进程中，人的心理因素与非心理因素往往复杂交织在一起，心理分析方法实际上有一定的风险，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
在周立红看来，心态史研究获得发展后也暗藏着使历史研究走向碎片化和片面化的危险。“中国学者一开始就反对割裂心态与社会的联系。”周立红介绍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吕一民在1992年发表的文章《法国心态史学述评》中就对阿里埃斯片面拔高心态地位的做法给予了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的复兴恰恰也证明，心态史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结构的分析。
在苏全有看来，心态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其一是理论根据匮乏与研究方法单一。很多研究成果只是史料的堆积与平铺直叙，缺乏比较与综合，跨学科理论的运用问题上更是捉襟见肘。其二是研究状况不平衡。以近代中国心态史为例，存在着研究区域、内容、时段不平衡现象，甚至存在“研究空档”。
综合运用跨学科理论
心态史研究应该如何拓展与深化？“研究历史上人们的心态要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必须严谨。”在彭卫看来，心态史研究，首先，必须遵循严谨和揭示历史真相的一般要求；其次，要借鉴心理学研究的理念、方法去探索研究以往传统史学中不太重视的心态问题，从一个方面探索一定时代的基本精神面貌。
苏全有对此表示认同。他说，要注意跨学科理论综合运用问题，研究心态史可借鉴运用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等理论。此外，他还认为，研究史料需要进一步发掘与剖析，新兴的心态史领域的现成史料微乎其微，并非此领域缺乏史料，只是缺乏细致入微的搜集与整理。史料中除了卷帙浩繁的正史外，志书、笔记、家谱、档案，甚至小说、戏曲、文物等无不透露着心态史的信息，亟待加强搜集整理。
周立红认为，要解决当前心态史研究面临的问题，第一，心态史研究不能顾此失彼、因小失大，不能脱离对心态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整体状况的分析；第二，心态史研究学者要苦练基本功，培养宏观的视野和辩证的分析能力，学会使用计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