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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清时期浙东学术的历史地位

明清时期的浙东地区，凭藉深厚而久远的文化积累，加以良好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才人辈出，着述如林，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浙东学术的崛起
浙东学术在明代的崛起，发轫于余姚王阳明。自明初朱子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的颁行以及八股取士以朱子学为准绳，虽使朝廷“一道德而同风俗”的意图得以实现，但学术生机也因之而受到压抑。学术演进，本若大江东去，百舸争流，万紫千红始能成就满园春色。同一的好尚，人为的制约，“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其结果只能酿成知识界为学的繁琐、僵化。英宗一朝,薛瑄以笃守朱子学而成一时大儒，据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着作，直须躬行耳” 《明史·薛瑄传》 。学术界中人的无所作为，于此可见一斑。至此，打破此一沉寂格局，渐成时代之要求。
薛瑄之后，陈献章、湛若水师弟继起，以“静中养出端倪”、“随处体认天理”，向朱子学的“格物致知”发起挑战。王阳明挺身其间，以学求自得而与陈、湛二家相呼应。在艰苦的历练中，他由合心与理为一、合知与行为一入手，最终形成“吾心之良知即天理”的“致良知”学说。迄于晚年，王阳明遂以“致良知”学说，掩陈、湛师弟而上，与朱子学相颉颃，号召四方，领袖群贤。
阳明心学的崛起，冲破明初以来繁琐、僵化的学术制约，给学术界一时带来了驰骋思维的清新之风。沿着学求自得的路径往前走，王阳明甚至敢于道出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大胆高论。他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正是秉持此一实事求是的为学思想，在平定宁王之乱和广西民变中，显示了阳明学的经世特质。
王阳明虽未及六十而辞世，但是他的“致良知”学说及其所着《传习录》，不胫而走，深入朝野。而他所开创的阳明学派，则远远逾越浙东地域，成为明中叶以后风行南北的学术主流。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言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在社会动荡中与时消息
明朝末叶，经济崩溃，政治黑暗，理学名教已不能拘络阳明后学中的激进者。在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中，阳明后学中人的离经叛道渐成众矢之的。于是修正王学之风应运而起，一时阳明学传人，或出于王而非王，或径由王而返朱。此风由无锡东林学派首倡，浙东蕺山学派同调共鸣，转移风气，领异立新，承前启后而别张一军。
明清之际，在阳明学的故乡，以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为代表的蕺山学派，由阳明学派衍生而出。面对阳明后学中人的汪洋恣肆，刘宗周以诚意、慎独为宗旨，着《人谱》、《论语学案》、《皇明道统录》诸书，忧国忧民，志节耿然。明亡，宗周不仕二姓，绝食而逝，显示了其为人、为学的崇高人格力量。宗周弟子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光大师门为学精神，究心经史，着述经世，成为博赡通贯的一代宗师。所着《明夷待访录》，博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既全面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又规划出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方案，在有清一代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秉持“国可灭，史不可灭”（《南雷文案·次公董公墓志铭》）的史家职志，黄宗羲毕生关注《明史》编纂。为存一代典章人物，他遍阅明人文集，区分类聚，荟萃成编，辑为卷帙浩繁的《明文海》。全书所涉，几及二千家，洵称一代文章渊薮。所着《明儒学案》，综贯有明一代理学源流，以阳明学为大宗，上起吴与弼，下迄刘宗周，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专着。该书既发扬纪传体史籍的优良传统，又融会佛家灯录体宗史之所长为我有，进一步完善学案体史书的编纂，并使之最终定型，从而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宗羲不仅是开一代风气的学术泰斗，而且也是成就卓着的教育家。他一生讲学四方，弟子遍布两浙，尤以甬上万斯大、万斯同兄弟最称高第。万斯大专精《三礼》，所着《经学五书》，不惟影响一方经学好尚，而且乾隆初在扬州重刻，更唱乾嘉《三礼》学发皇之先声。万斯同一生以明代历史的撰写为己任，自康熙十八年迄四十一年，他“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为官修《明史》的成书，鞠躬尽瘁，耗尽心力。对此，黄宗羲还在他生前就留下过这样的喟叹 “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文案·补历代史表序》）已故着名史学家黄云眉先生曾就万斯同与清修《明史》有言 “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史学杂稿订存·明史编纂考略》）确然不刊，应属定评。
《文史通义》的救正风气之功
清代中叶，以经学考据为一时学术主流。浙东诸儒，若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后先而起，论学南北，皆足称一时儒林翘楚。其间，尤以章学诚着《文史通义》，倡言“六经皆史”，总结浙东学术，建树救正风气之功，影响最为深远。章学诚为学之始，深受其浙东乡先辈邵廷采影响，主张“读书当得大意”，走的是“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的为学路径。由于为学路径的不合时尚，致使他始终不能融入主流学术之中。然而置身风靡朝野的经学考据之中，章学诚并没有向一时风气屈服。相反，随着文史素养的与时俱进，他对考据学风的积弊展开了不妥协的批评，决意以《文史通义》的结撰去辟除榛莽，开创新路。该书自乾隆三十七年始撰，迄于着者嘉庆六年逝世，三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死而后已。而救正风气，开辟新路，则始终不渝，首尾一贯。正如章学诚晚年致书友人汪辉祖所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
章学诚一经选定史学为救正风气之道，便义无反顾，矢志以往。迄于嘉庆五年撰成《浙东学术》篇，彰明“史学所以经世”的为学宗旨，他完成了以“六经皆史”为核心的史学思想的建设。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因此，章学诚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倾向，主张把立足点转移到现实社会中来。他说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着述也。……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通过以上对明清两朝不同历史时段浙东学术的剖析，似可大致窥见其历史特质。这就是 实事求是、学以经世的为学精神，转移风气、领异立新的学术品格，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据此，亦可进而得出一个基本的归纳，即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术，已经远远逾出地域学术的范围，从而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文化价值的学术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