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海外汉学研究的长短之处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傅斯年-海外汉学研究的长短之处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海外汉学研究的长短之处

海外汉学研究的长短之处
王汎森 转引自新京报
王汎森，1958年生，台湾云林人。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师从着名历史学家余英时，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年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3-2009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10年至今任“中研院”副院长。
台湾三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近几年来，台湾学界中生代学者的着作相继在大陆出版。2012年，王汎森的着作《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引进，颇受大陆学界关注并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如果把胡适、傅斯年、郭廷以等算作第一代，余英时、许倬云算作第二代，那么王汎森等学者可算作台湾第三代学者。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在2010年升任“中研院”副院长的王汎森，可算是台湾人文学科的领导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
在8月底腾讯文化组织的台湾文化考察行中，百忙之中的王汎森与记者一行畅谈，从他的学术研究及台湾史学动向，到台湾三代学者与政治的关系，西方汉学，以及台湾人文学科与科技的关系等。王汎森近年来颇为引人关注的一件大事，是提议并主持了对台湾人文学科影响很大的“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有趣的是，王汎森本人却很少用电脑，作为一个想保持传统人文学者风范的学者，他称自己尽量不特别去接触工具的原因是——“因为还要有人没有喝醉酒，带大家回家。”
三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胡适、傅斯年：一脚踏进去，一脚在外面
胡适、傅斯年这一代虽然没有参加过晚清最后的科举，但他们是旧的“仕”到知识分子过渡期产生的人。他们不是以道自认，他们还要以天下自认。他们对于现实的参与很多，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们也没有做过政府的官。胡适先生从他的日记和书信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其实到后期，一直很想用各种位置把他拉出来。但是傅斯年他们一直都在阻挡，认为应该坚决地推掉。
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北洋政府时代，“五四”时代是北洋政府党争的时候，那个环境和后来又不一样。这样的时代环境，不踏入你不可能去捍卫什么。你必须要一脚踏进去，一脚在外面。他们是从“仕”到知识分子过渡的这一代人，他们和后面完全专业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不太一样。
另一方面讲，他们参与现实的政治非常多，不管是评论、建言等等，非常明显。在那个时代，他们对于自由民主有很高的信念，他们也是通过和政治相当大的互动，才可以去维护自由民主。所以他们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既有关系，又要保持距离。
余英时、许倬云：只有遥远的兴趣
至于我的老师余英时、许倬云先生，已经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了。他们频繁参与论政，尤其是许先生写了很多文章，余先生也写了不少，可是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在猜，胡适、傅斯年先生那个时代如果情况不同，他们说不定也不会进入政府，从他们的信里面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代：学术跟社会有抽离
我们这一代的情况跟他们又不一样，“自由民主”已经相当成熟了，好像已经是一个不正自名的东西。而且，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受西方的影响，已经慢慢形成了专门的学者。但是，我个人认为，适度对社会问题关心还是很有必要的事情。最近这些年，我觉得台湾因为受学术评价标准影响太大，人跟社会抽离开来。抽离开来，对学术发展有好处，很纯，很严谨，可是也应该对社会有所关心。
海外汉学研究的长短之处
长处：以众学来治一学
对于西方研究汉学，我们不要存在任何的偏见。他们的长处是在建构、理论、框架、比较的视野，以及说出某一个东西比较广的意义。西方在训练一个领域的时候，通常都有别的领域的辅助，比如说，你写中国题目可能要学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等，在历史之外，可能你还要有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背景。所以，它是以众学来治一学，就不会坐井观天，这和整个学术界的培养很有关系。另外，它常常不在这个文化的限制里面，有时候跳出来，确实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的东西。
短处：史料不可能深入
当然，它有很大的缺点，对史料以及很多文化层级，不可能做到很深入。我觉得研究汉学，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要取之于各种学问的长处，要有比较和宽大的视野。内心中有这样一个前提写出来的，跟只是就这个而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有不同。
现状：太迁就西方主流学界
当然，我也认为西方的汉学家和早期不太一样。早期的汉学大家，基本上比较站在欣赏的角度，我们来共享这个知识，感谢你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古老文明的智慧。年轻一辈，更试着要接近欧美学术主流，把他研究的中国问题去附和那一部分。附和的好处，是可以做得很漂亮，坏处是这不是它原来的样子。
“数位典藏”与人文关系
13年前，我们推“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时，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它的极大作用，是学术资源的极大公共化。这个计划光数位典藏部分，就有将近400万件，包括资料、图片以及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有一位研究上古史的学者，透过这个平台发现，原来有一件青铜器物的盖子在瑞典，器身在“中研院”。如果没有数位的方式，你要到仓库里面一个一个填单调出来，那是很困难的。
前几年莫拉克台风把一个原住民的村落毁掉了。这个村落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有相当毁坏。重建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要重建一个更像原来原住民味道的村落，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考察——耳坠、发式、手镯、衣服、屋子等。如果用旧的方法，就是要去台湾三个收藏原住民资料最多的地方去填单子，一个是历史博物馆，一个是中研院的民族学研究所，一个是台大的人类学系。现在不用了，输入“原住民”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信息。
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以前教你织传统的布，出一本书可能要180张图片，告诉你那个针要怎么弄，你还看不太懂，而现在，连录影带都典藏，你打出来就可以看到了。这些不但不用钱，而且学术知识公共化。
有很多学电脑的人认为，我有这个东西，一个礼拜可以帮你写一篇论文。而历史学家对这个看法不同，毕竟工具就是工具，不能取代人。所以为什么我尽量不去特别接触？因为还要有人没有喝醉酒，记得带大家回家。
■ 链接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
数位典藏，指的是以数位方式处理(拍摄、全文输入、扫描等)，以数位档案储存元数据。2001年，在“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王汎森的提议下，“国科会”于2001年启动了“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并于2002年开展“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并且在2008年合并为“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此计划是跨越机构与学科领域间的藩篱，通过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研究机构甚至是民间收藏家的携手合作，运用新颖的资讯技术，将典藏进行数位化，并且在通用规格下，汇入“数位典藏与学习联合目录”，成为人们便于使用的数位资产，近似于大陆近年来开展的“数字图书馆”。